疫情期间,传统的“告知—同意”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受到冲击,以合作行动模式作为疫情防治的行为模式使得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允许特定主体径自收集涉疫个人信息。应当通过场景化的运用,来作为个人信息收集是否“过度”的前提。所收集到各涉疫个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