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学,成都
亚伯拉罕·林肯的宪法思想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林肯宪法思想进行探析,这些探析着眼于其积极成果。
林肯认为,人的本性包括“自私”和“爱好正义”两个方面,这些内容“废除不了”。
关于自私,林肯认为它就是“为自身利益着想”。在他看来,人自私的本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在政治方面,林肯于 1837年 1月 27日在对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发表演说时指出:“俗话说,‘猎物一到手,追逐没劲头’,我认为这句话一点不错。这块播种荣耀的土地已经收割过,收成已经被瓜分。但新的收割者又会出现,他们也会物色一块土地。如果说我们之间不会再出现有野心和有天赋的人,就等于把世界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否定掉。当他们果然出现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像别人从前所做的那样力图满足他们的统治欲。”在经济方面,林肯于 1862年 8月 14日对一个黑人代表团就开拓移民地讲话时说:“除了那些智商有缺陷的人之外,每个和你们做生意的人都要得点好处。这种情况到处都是一样的。”在心理方面,林肯于 1865年说:“人人都喜欢赞扬。凡此种种。林肯认为,任何人都有自私的一面,都为自身利益着想,否则“这辈子就完全想错了”。关于爱好正义,林肯认为它与善良、宽大、同情、团结、忠贞、爱国、献身等内容相互贯通和融合。在南北战争爆发以前,林肯于 1860年 2月 27日在纽约库珀学会发表演说时,针对那些试图向全国推广奴隶制的南方奴隶主指出:“我国有一种反对奴隶制的思想和感情,……我们的政治组织是以这种思想感情为基础的,你们即使把这个组织破坏掉,也摧毁不了那种思想感情。”南北战争爆发后,面对南方分裂势力的挑战和威胁,林肯于 1861 年 7月 4日在致国会特别会议的首次咨文中说:“在政府受考验的这个时刻,……没有一个普通的士兵或普通的水兵舍弃了他的军旗。”“最大的光荣和最重要的事实……是普通士兵和普通水兵万众一心,毫不动摇。……这是普通人的爱国本能。”林肯认为,与人的自私相同或类似,人的爱好正义也是一种天性,这种天性“是改变不了的”。鉴于自私与爱好正义在内容和性质上的不同,林肯强调“这两种本性是永远对抗的”。
自私与爱好正义虽然根本对立,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够统一起来。1863年 8月 26日,林肯在给 J. C. 康克林的信中说:“……在你们为联邦进行的斗争中,黑人停止帮助敌人到什么程度,敌人对你们的抵抗也就削弱到什么程度。……黑人作为士兵能做多少事情,白人士兵在保卫联邦方面也就可以少做多少事情。……可是,黑人就和大家一样,做事是有动机的。如果我们什么事情也不为他们做,他们又为什么要替我们做事情呢?如果他们为我们豁出生命,就一定要有个最强烈的动机来推动他们,这个动机正是给他们自由的诺言。”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和军队解放南方奴隶,既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体现,又是维护切身利益的需要;南方奴隶帮助政府和军队,既是高度爱国主义的表现,又是实现自己权利的途径。所有这些说明,自私与爱好正义有时又相互联系和交织,甚至融为一体。之所以这样,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两个方面都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利益为转移的,而这些利益这时是一致和共生的。
自私可以转化为爱好正义,爱好正义也可以转化为自私。但是,后一种转化要普遍和容易得多。1855年 8月 15日,林肯说:“在自由这一原则问题上,我们已经今非昔比了。当我们还是英王乔治的政治奴隶希望获得自由时,我们把‘一切人生来平等’这句箴言叫作不言而喻的真理,可是现在我们长胖了,自己不再担心做奴隶了,我们已经变得贪得无厌,一心想做主人,竟把那句箴言叫作‘不言而喻的谎言’。”这是爱好正义转化为自私的典型事例。在自私与爱好正义二者相互转化和更替中,有时一个充当手段,另一个成为目的。1837 年 1月 27日,林肯在对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发表演说时指出,在独立战争中,“人类天性固有的在和平、兴旺和自觉强大的形势下尤为普通的嫉妒、羡慕和贪婪心理暂时被大大抑制,不起作用了,而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以及强烈的复仇动机……集中用来对付英国。这样,在形势的威力下,我们最卑鄙的天性要么处于蛰伏状态,要么成为促进最崇高事业的积极因素,这种事业就是建立和维护公民自由和信仰自由”。最卑鄙的天性成为促进最崇高事业的积极因素,就是借助自私达到正义目的之事例。在同一篇演说中,林肯还指出,对于那些有统治欲望和政治野心的人而言,“名利是他的至高无上的目标。……他除了通过做坏事来获得名利外,也愿意通过做好事来获得名利(也许通过做好事还更愿意些)”。通过做好事获得名利,就是借助正义达到自私目的之事例。
综上所述,林肯认为:在人的本性中,自私与爱好正义都是永远存在的,二者在此消彼长中相互区别、联系和转化。自私这个方面以及爱好正义易于转化为自私这种状况,决定了法律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爱好正义这个方面以及自私可以转化为爱好正义这种状况,决定了法律管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样,人的本性就成为法律的根源所在。1837年 1月 27日,林肯说:“激情曾经帮过我们的忙,但是再也不能帮了,今后它反而会是我们的大敌。理智—冷静、深谋远虑、不动感情的理智—必须提供今后支持和保卫我们的全部材料。让那些材料化成普通的智慧、高尚的道德,特别是化为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吧”。所以,完全可以说,人的本性乃是林肯宪法思想的理论基点。
既然人的本性包括自私、爱好正义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又都基于一定的利益而存在,并且后者转化为前者,比前者转化为后者要容易得多,那么,就必须赋予人以应有的和充分的权利。
1854年,林肯说:“白人自己管理自己是自治,但是,如果他管自己又管别人,这就超出了自治,就是专制。”1864年,林肯进一步指出:“对自由这个词,世界上从未有过精确的定义,而美国人民目前正迫切需要一个定义。我们都说要争取自由,但是在使用同一个词的时候,并非都指的同一回事。对有些人来说,自由这个词可能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自己和他的劳动成果;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同一个词可能意味着某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人以及他人的劳动成果。这里是两件不但不同,而且完全不相容的事,都叫同一个名字——自由。结果,这两件事当中的每一件,都由有关方面用上两个不同的和不相容的名字——自由和专制。”这些论述指明,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需要以不妨碍他人利益为前提和条件;只有这样的权利,才是正当、合理的权利,否则就是专制,或者多少具有专制的特点和色彩。
人的权利不得妨碍他人利益,合理的权利与专制完全不同。从权利的这个科学内涵出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推论:人应该生来平等。林肯说,“我的古老的信念教导我‘一切人生来平等’”。按照“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各种各样的人都需要具有合理的权利。林肯认为,“一切地方的一切人都应获得自由”。在林肯生活的时代,美国最大的人权问题是由奴隶制造成的。林肯说,“那些可怜的黑人也有一种天赋的权利”。此外,林肯还对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给予了特别关注。早在 1836年,林肯在谈到白人的选举权问题时就曾明确指出,“妇女绝不排除在外”。1865年,林肯又强调,“关心那些担负起战争重担的人,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即使对于一些违法人员,林肯也十分重视他们的生存权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林肯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作了探讨,这是同人的权利密不可分的重要问题。林肯指出:“劳动先于资本,并独立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成果,假使不先有劳动,就不可能有资本。劳动是资本的前辈,应该受到更多得多的尊重。”这就是说,劳动创造了资本,劳动者必须获得当然的权利。那么,资本拥有者的情况又如何呢?林肯说:“少数人拥有资本,这些人自己不劳动,却用他们的资本雇用或收买另外少数人来为他们劳动。”“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把他们自己的劳动同资本混合起来—就是说,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同时也购买或雇用别人为他们劳动。”前一种人是社会的寄生虫,是十足的剥削者,他们在资本拥有者中是少数人;后一种人既是剥削者,又是劳动者,他们在资本拥有者中是多数人。前一种人当然不应该获得劳动者的权利,但是对后一种人就不能全盘否定了。那些既是剥削者又是劳动者的人,需要获得与其劳动成分相对应的合理权利,其中包括政治权利。林肯强调:“要叫这些人小心,不要把他们已经享有的政治权利交出去,这种权利如果交了出去,肯定会被用来对他们这样的人 关闭进步之门,并把种种新的限制和负担加在他们头上直到全部自由都失去为止。”林肯从劳资关系角度对权利主体所作出的这些论述,对于人类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
从真正的权利与专制根本对立这个内涵、人生来平等这个原则出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推论:权利的实现,需要人民通过适当的途径废除专制和打破不平等。大约在 1854年 7 月 1日,林肯指出:“社会平等战胜不平等,无论是英国贵族式的不平等,还是国内奴隶式的不平等。”“进步——改善条件——是平等社会的规律。”
从历史上来看,废除专制和打破不平等在很多时候离不开革命这种途径。林肯认为:“按照反对战争及压迫的原则和信仰,……只能实际上用战争反对压迫。”当年美国反对和结束英国的压迫,就是通过革命战争来实现的。林肯说:“尽管这场革命带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这一切辉煌战果,它也有毛病。它带来饥荒,血流成河,战火遍野,好久好久以后,孤儿的啼叫和寡妇的恸哭还会冲破随之而来的忧伤的寂静。这些便是代价,为革命带来的幸福所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在革命中,总是要获得一些东西,同时失去一些东西,但是一般来说得到的东西要多于失去的东西,或者说得到的东西比失去的东西更根本、更重要。所以,林肯强调,“革命的相对的伟大意义要由它减轻大量人类的痛苦而只造成少量痛苦来估计”。
革命手段使用的范围和程度,需要依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确定,而不能滥用。1861年 12月 3 日,林肯说:“大多数人不属于这两个等级—既不为别人劳动,也没有别人为他们劳动。在大多数南部各州,各色人种中大多数人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奴隶主,而在北部各州,大多数人既不是雇主,也不是雇工。人们和他们一家老小—妻子、儿女—在他们的农场上、家里、店铺里为他们自己劳动,把全部所得归为己有,既不乞助于资本,也不要雇工或奴隶帮忙。”这就是说,不能认为社会的全部劳动都存在于剥削之中。至于那些存在着对别人的剥削之人,也要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劳动的一面,不能将其完全归结为剥削者。就是资本本身,也需要全面认识。林肯说:“资本有它的权利,这种权利理当和任何其他权利一样受到保护。……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着、而且恐怕将永远存在着一种互利的关系。”这种互利关系是否“永远存在”,这里姑且不论,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资本虽然有剥削的一面,但是也有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面,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资本还不会退出或者说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所有这些,都是革命者必须周密考虑和切实照顾到的客观事实;如果不重视这些事实,而是在“革命”的名义下一味地蛮干,其结果只能违背初衷、适得其反。所以,在许多情况下需要采取改良而非革命的方法,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的权利。
从权利的科学内涵、主体力量和实现途径出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推论:权利的范围应该是十分广泛的。1837年 1月 27 日,林肯说:“治理我们的政治制度,在实质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更有助于达到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这两个目标。”1858年 7月 17日,林肯认为黑人与白人“在‘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方面是平等的”,这涉及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 1859年 4月 6日,林肯说:“杰斐逊党建立的基础是号称无限忠于人身权利,财产权只放在第二位,而且是低得多的地位。”人身权利与财产权都是人的重要权利,但是前者比后者要重要得多,这是杰斐逊的原则。林肯强调,“杰斐逊的原则是自由社会的定义和原理”。1861年 12月 3日,林肯在致国会的年度国情咨文中指出,南部叛乱者的公开文告“大胆鼓吹剥夺现有的普选权,否定人民参与选拔除立法机关外全体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利,以精心制作的论据来证明人民大规模管理政府是一切政府祸害的根源”。这里提到人民选举公职人员、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诸如此类的论述,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许多方面和环节。
综上所述,林肯从内涵、主体、途径、类型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人的权利,使之成为林肯宪法思想的核心内容。
个人与国家是相反相成的。在重视和凸显人的权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和否定国家利益。
在华盛顿时代,由于人民的互相合作和各州的互相让步,美利坚合众国逐步成为一个统一而巩固的联邦国家。1854年 10月 16日,林肯说,“互相让步的精神……三次保全了联邦”。这是对美国历史发展和经验的深刻总结。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于 1863年 11月 19日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说时指出,“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38]。1864年,林肯又说,“国家的福利确实需要”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所有今天为联邦操劳的人都是为国家 ……的最高利益服务,不单是为了现在,而且是为了将来千秋万代。”这就说明,人民的团结和付出,乃是国家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
国家的建立和维系,需要以人民履行义务为前提,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妨碍人民行使权利。林肯宣称“国民”就是“上帝”,认为“我们的制度的目的是在于提高人的地位”,提出“坚决依靠我们自由政体的力量”;相应地,他特别强调“对国民不应该回避”,坚决反对“任何倾向于使人降格的事情”,十分警惕“专制制度卷土重来”。1861年 3 月 4日,林肯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这个国家连同它的一切机构,都属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同年 7月 4日,林肯在致国会特别会议的首次咨文中说:“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我们所享有的自由制度已发展了我们全体人民的才能、改善了他们的条件,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1863 年 11 月 19 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说时强调:“我们……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这一切说明,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以实现人民的愿望和福祉为条件。
国家的建立和维系,需要以获得人民的团结和付出为前提;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以实现人民的愿望和福祉为条件。这样,就形成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国家的权力与责任,而这两个方面、四种要素又彼此渗透和互为条件。从这些方面、要素和关系出发,林肯强调和阐述了“人民主权”这个重要概念。林肯指出: “真正的人民主权是:国家应该管理与国家有关的事务;一个州或一个较小的政治团体应该管理唯独与这个州或这个政治团体有关的事务;个人应该管理唯独与他个人有关的事务。”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描绘出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之最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才能形成和造就秩序井然、循环良性的社会。林肯说:“让这个伟大联邦所有各部分都太太平平,彼此和睦相处,这是最合乎理想的。”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自由国家”。
林肯说:“……凡是可以……在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方面带来和保持公正持久的和平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去做。”这就是说,美国应该公正、持久、和平地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同美国国内关系相提并论,更不意味着前者压倒后者。1861年 3月 4日,林肯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针对南方分裂势力指出:“我们既不能把各个地区各自搬开,也不能在它们之间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夫妻可以离婚,然后分道扬镳,互不往来;但我们国家的各部分却不可能这样做。他们不得不始终面对面,他们之间的交往,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敌意的,都必须继续进行下去。那么,有没有可能使那种交往在分离后比分离前更加有利或者更加令人满意呢?和外人订条约能比朋友间订法律更容易吗?外人之间执行条约能比朋友之间遵守法律更忠实吗?假定你们现在诉诸战争,你们总不能永远打下去。等到双方都遭到重大损失而任何一方都得不到好处之后,你们停战了,那时,以什么条件相互交往这类完全相同的老问题还会重新摆在你们面前。”在林肯看来,人有远近,这部分美国人与那部分美国人的关系不同于美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国内关系再糟糕也是“朋友”关系,而国际关系则是“外人”关系。这就说明,林肯所主张的外交政策归根到底是为了适应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综上所述,林肯在对人民与国家之关系、国内与国际之关系的探讨中深刻地阐述了国家利益,使之成为林肯宪法思想的目标指向。
[1] 林肯.林肯选集[M].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