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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纠纷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及多元纠纷化解的重视，而社区警务作为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注定成为一系列改革的重要切入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建设多元化解纷机制的目标，努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要求，指出要在基层构建更多元、更灵活的纠纷解决机制，促进多种矛盾解决机制的协同生效，将矛盾化解重心下沉基层，推动矛盾的源头化解。2015年2月，《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案出台，此次改革以问题为导向，主要聚焦三个方面，一是完善现代警务运行机制，提高治安防控能力；二是推进公安行政管理改革，提高行政服务水平；三是建设法治公安，提升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不难看出，社区警务作为警民合作的重要纽带，将会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要贯彻和落实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庭前。

社区警务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结合与运行，离不开国家政策和法治建设的双重保障。W市D区结合《人民调解法》《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等法规政策，对社区警务工作进行了规范化、法治化管理。社区警务嵌入多元化解纷机制的推行，不仅提升了警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还加强了与街道、居委会、司法所等部门的协作，确保了矛盾化解工作依法依规进行。W市D区的社区警务工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逐步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机制基于“人民调解为基础、社区警务为依托、司法衔接为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确保了纠纷化解的即时性和有效性。综上所述，W市D区在推动社区警务规范化过程中，借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一机制不仅符合国家政策导向，满足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也为其他城市的社区警务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我国社区警务嵌入多元化解纷机制的现状和问题

社区警务在我国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诸多挑战。这些问题影响了社区警务嵌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发挥，使得社区警务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在一定程度上还阻碍了其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以下是对这些挑战和困境的分析。

（一）社区警务如何全面实现法治化

社区民警在调解社区矛盾与纠纷时，往往过于关注人情和情面纠葛，忽视了法治作为治理的载体、方式和必备要件。在纠纷处理实务中，社区警务更多追求息事宁人、情理为先的结果，没有依照法律法规在现代化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纠纷，这种做法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考量。在社区中，社区警务人员通常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面对的是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居民，过于严格的执法可能会加剧矛盾，但过于依赖人情的调解模式，也会削弱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二）社区警务配套机制部分领域缺位

人才激励机制和经费支持不足、后勤保障短缺的现象较为普遍，在W市D区的考察中发现，物质奖励缺乏是基层社区警务发展面临困境的主要因素之一。物质奖励的缺位，会极大降低基层社区警务人员的积极性，包括设身处地为矛盾双方化解纠纷的积极性、高效便民地建设安全少讼环境的积极性等，而这些都离不开对社区警务的专项财政支持和经费保障。

社区警务在基层实务中面对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但在编和编外警务人员短缺，社会力量作为义务劳动参与社区警务的积极性不强，以W市D区为例，2024年9月1日到2024年9月13日，该社区总警情为30例，其中刑事警情1例、治安警情3例、求助警情21例、举报警情5例；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9月13日，总警情达到了557例，其中刑事案情达38例、治安警情达94例、求助警情达396例、举报警情29例。由此可见，基层社区警务每天面对纷繁复杂的警情和纠纷，而主要警务团队核心力量只有1名民警和3名辅警，社区警务调解主体与纠纷数量不对等、不协调，即警力不足，因此在纠纷处理中无法实现事无巨细的治理效果。

（三）社区警务调解职能的过度扩展与多元化解纷机制的冲突

在倡导多元化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居民能使用的多元化解纷制度是有限的，因此更需要社区警务力量介入。但正是这种界限不明晰的渠道，忽视了各解决纠纷的制度的差异性，让矛盾纠纷的处理方式都集中于前置的社区警务，并且对涉及其他领域、利益牵扯较广、部门牵涉过多的案件，若由社区警务强制性介入处理，其治理效果反而会与现代法治框架相抵触。例如，一些居民会在社区警务环节处理劳动纠纷，而对于家事纠纷、婚姻纠纷、物业合同纠纷等需要专业化知识的领域，社区警务人员难免存在知识盲区，却被迫介入其中，因此调解失误的出现也会有可能，导致纠纷处理效果下滑，不利于警察正面形象的塑造和良好舆论的形成。

由于社会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加之社区警务中警方推行“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等服务理念，所形成的深刻印象，社区民警面对这些不属于警察职能范围的矛盾纠纷时，既不能又不敢简单以“不归公安机关管辖”为由推辞，相反硬着头皮调解的现象时常发生。从表面上看，社区民警化解了民众的矛盾纠纷、维护了社区的治安秩序，但实际上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当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施。我国现有的法律机制明确，当前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除公安调解外，还包括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机构等多种解决途径。社会民众将解决矛盾纠纷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公安机关，既是对社区警务的误解，又是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忽视，对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施来说，社区警务如何更好嵌入多元化解纷机制的路径建构的意义重大。

三、社区警务嵌入多元化解纷机制的正面性

对社区警务嵌入多元化解纷机制的正面性分析，不仅是理论价值层面，更是实践价值层面的探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党和政府多年来都非常重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机制的探究。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都强调，要完善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由此可见，新时代的基层治安管理十分重要。处理得当不仅能够增强政府公信力，也能够让民众更加信任政府，减少和预防纠纷的发生。对此，很多公安机关都借鉴“枫桥经验”，在实践中探索社区警务的规范化发展，推进多元化解纷机制的探索，让社区警务努力走进民众心中，为民众服务。

（一）实现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维护基层社区和谐稳定

徐士虎（2024）认为，社区警务室与社区法律顾问形成的“警法联调”调解机制，有利于城市社区的治理。通过引入社区组织、专业机构（如心理咨询、法律援助机构）和居民代表（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的居民等），共同参与纠纷解决，能够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形成。

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参与感和主人翁意识得到提升，社区警务的亲民形象进一步巩固，有助于拉近警民关系，增强居民对基层治理的认同感。此外，社区警务嵌入多元化解纷机制促进了资源的整合与优化，使社区治理更加高效、协调，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共处。社区警务不再仅仅承担治安维护的传统职责，而是通过嵌入多元化解纷机制成为多方协作的纽带和核心。社区警务主动联合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法律援助中心、心理咨询机构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纠纷调解工作。这种多主体协作模式不仅扩大了解决问题的资源池，还能够借助专业力量，提升调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在家庭矛盾中，心理咨询师可以帮助化解当事人情绪；在经济纠纷中，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为居民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

多元治理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增强居民的自治意识和参与感。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社区居民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主动参与到调解与协商中。这种参与不仅有助于提高调解的公信力和透明度，还能促使居民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通过多方协作机制，居民与警务人员的关系得以改善，社区内部的信任关系进一步巩固，为构建和谐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多元治理还能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使得社区治理更加高效、系统。例如，通过共享法律援助、心理咨询和社会组织资源，可以避免资源重复投入，提高资源使用效能。这种协同治理模式展现了社会治理从“单一主体”向“多元共治”转型的优势，推动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形成。

总之，社区警务作为多元化解纷机制的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化解基层社区中出现的问题，让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庭前。

（二）减少社会治理成本，优化基层治理模式

传统司法手段在解决纠纷时，通常涉及复杂的程序和高昂的经济成本，这对于基层居民和司法系统而言都是一项沉重的负担。社区警务嵌入多元化解纷机制后，大量日常纠纷可以在社区层面通过调解、协商等方式得到快速解决，不仅节省了时间和金钱成本，还降低了矛盾双方的心理压力。例如，邻里间的土地纠纷通过社区调解员的协调，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解决，而无需耗费大量时间等待司法裁定。这种低成本的纠纷处理模式还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人文关怀。相较于强制执法，非诉讼解决方式更注重对当事人情感的关怀与理解，减少了矛盾的对立性。警务人员通过耐心调解、积极沟通，不仅能化解矛盾，还能在居民中树立“温情执法”的形象，改善警民关系，提升社区警务的社会认可度。

同时，这一机制还推动了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传统的刚性执法模式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往往显得单一且效率低下，而多元化解纷机制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为基层治理增加了柔性与弹性。例如，警务人员在处理问题时，可以联合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等专家组建联合调解小组，多角度为当事人提供建议和方案。这种多样化的治理手段不仅提升了问题解决的质量，还为基层治理探索了更加灵活、务实的路径。

通过在基层治理中推广这一机制，不仅减少了司法系统的负担，还优化了社区矛盾处理的方式和过程，为现代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成本低、效率高、柔性强的全新范例。以W市D区为例，该区社区警务室推动构建庭所联动机制，将该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派驻法官联动派出所，建立“法院+警务室+居、业委会+物业公司”一体化沟通调解机制，进一步健全部门间协同联动机制，创新并充分运用庭所联动解纷工作站等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利用专业调解团队提供便捷的调解服务，同时设置常驻律师和法官解决法律服务问题，以高效便民的方式有效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庭前。

（三）高效化解基层纠纷，预防社会犯罪风险

社区警务嵌入多元化解纷机制能够显著提升纠纷处理的效率，尤其在复杂多样的基层矛盾中，通过早发现、早介入和早化解，最大限度地避免小问题演变为大矛盾。警务人员与社区工作人员密切合作，利用网格化管理、实时监控等手段精准定位矛盾发生点，第一时间启动调解流程，有效缩短问题处理周期。这种快速反应机制不仅提升了问题解决效率，还减少了矛盾升级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以W市D区为例，D区社区警务室常态化联合该区人民法院建立特色社区巡回法庭，并以个案进行宣传，建立反诈宣传队、文明养犬队、广场舞扰民治理队、出租屋流动人口上报队、安全隐患排查队和矛盾纠纷调处队，还在小区设置宣传栏解答相关疑惑，有利于掌握社区社情民意、组织安全防范、维护社会秩序等。

此外，多元化的调解手段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矛盾，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例如，对于经济纠纷，可以借助法律援助；对于家庭矛盾，则更适合心理疏导或情感干预。这种“因事制宜”的处理方式，能够更贴近实际需求，解决深层次矛盾，避免问题反复发生。同时，通过在矛盾处理过程中传播法治理念和调解技巧，还能够增强居民法律意识和防范能力，从源头上预防社会风险的发生。

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制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将原本可能激化的矛盾控制在初期阶段。社区警务的介入增加了纠纷处理的权威性，而多元化机制的协作则提升了调解的公信力和公正性，从而减少了纠纷双方的不满情绪和对抗心理。这种预防性治理策略能够有效化解潜在风险，为社区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力保障。

四、社区警务嵌入多元化解纷机制的独特优势和影响分析

公安机关本身在纠纷解决中就有着独特的优势，在我国本土特色话语体系中，警察被树立为光辉正面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基层大部分的纠纷都在公安机关这一环节消弭，因而社区警务作为公安机关的延伸和社区常驻代表，在纠纷处理和化解中也拥有无法比拟的作用。

（一）社区警务具有灵活性

社区警务能够快速应对纠纷升级的情况，防范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发生。社区警务是公安机关的一部分，隶属于执法部门，本来就是负责处理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即使纠纷进一步激化为治安案件乃至刑事案件，社区警务也具备迅速采取行动的职权与能力。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社区警务具有一定程度的调查取证权和自由裁量权，其工作人员也拥有丰富的相关经验，因此在解决纠纷时可以更灵活地查明事实情况，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为双方提出解决方案。此外，公安机关实行24小时接警模式，可以灵活应对随时突发的矛盾纠纷。

（二）社区警务具有双重性

社区警务是公安机关的一部分，公安机关作为负有行政属性和司法属性的特殊执法机关，既有负责治安管理的行政职能，又有负责审判维和的司法属性，因此，由社区警务进行调解，效率高、措施精准、成本低、速度快、权威程度高。尤其是在一般的经济纠纷中，虽然从法律角度看双方当事人是平等主体，但从市场角度分析，双方当事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地位差距，弱势一方通过当前法律规定的行政途径尝试解决问题时，往往难以得到及时反馈。此外，大量民事纠纷涉及的标的额远低于提起诉讼需承担的成本，如此一来，大多数普通群众被迫放弃主张个人权利。在这些标的金额不大、利益损失较小的民事纠纷中，弱势一方往往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或者通过私力救济解决问题，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而社区警务出警、现场调解的方式可以有效弥补这一不足。

（三）社区警务具有基层性

包括社区警务在内的公安机关在我国社会中具有天然的人民认同感，拥有雄厚的社会认同基础，人民群众对于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往往有较高的认可度。在普通民众心中，我国人民警察队伍是正义的化身，虽然不排除公安队伍中存在极少数“害群之马”，但警察队伍本身仍被人民群众抽象为一种代表绝对理性的精神信仰。公安机关也在长期的队伍建设、作风宣传中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极高的信赖程度和依赖感，人民群众对于公安机关作出的调解更容易产生认同感，也更有可能因为警察的身份而选择各退一步达成和解。我国群众在遭遇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通常第一反应就是找警察，因此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的处理比起其他组织来说更胜一筹。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的权威性越高，纠纷双方越容易达成和解，调解效果也就越好。人民警察调解不仅可以借助调解警员的个人威望，更能叠加公权力机关的整体权威性，以达到成功调解的目的。

（四）社区警务具有高效性

社区警务处理纠纷更加高效，成本更低，处理方式更直接。在当前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公安系统“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型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社区警务处理民事纠纷作为行政执法权的实施行为，不收取任何费用，这符合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宗旨。并且由于社区警务调解的应激性，经社区警务调解处理的纠纷往往可以化解在当下，无需等待繁琐的审批程序与各种法定期限，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远低于民事诉讼。社区警务调解民事纠纷有两种方式：其一，当事人在纠纷发生时通过110报警电话报警，警察根据调度员的调度出警后，在纠纷发生现场进行处理；其二，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到社区警务室或派出所报警，要求处理纠纷。这两种途径都可以将纠纷直接呈现给社区警务，警察可以现场了解情况并当场决定处理方式，比起传统诉讼更加直接。社区警务嵌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利于公安机关在纠纷解决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社区警务对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施有着重要意义。

五、社区警务嵌入多元化解纷机制的路径建构设想

（一）社区警务调解的法律框架优化

在立法上完善对警察包括社区警务力量的调解，特别是民事调解范围的合理界定，明晰社区警务调解的范围。立法的完善理应是关键一环，由于当前社区警务对居民进行调解（包括民事调解）的依据有限，法律规定不明晰，不能够在法规层面充分有效地支持社区警务发挥基层治理效能。尽管社区警务已在实际中承担了大量调解工作，尤其是处理居民之间的民事纠纷，但这种调解行为在法律层面缺乏清晰规定。社区警务在调解民事纠纷过程中存在法律依据不充分的问题，导致其在处理一些纠纷时缺乏明确的职权边界。因而，完善社区警务调解的立法，包括对社区警务程序和实体法律的法规完善，能够为社区警务职权的行使提供法治框架和法律保障，确保其在法律框架下行使职权，避免出现职责越界或调解不当的情况。这不仅有必要，还能够较好地补充多元化解纷机制，使社区警务在基层治理中更具法治效能。

（二）社区警务与多元解纷机制的协同联动

在外部积极建立社区警务与其他部门的沟通机制，体系化协调联动多元化解纷，让矛盾消弭在基层、解决在庭前。在治安调解实务中，社区警务实际上是纠纷化解的前置性机关，亟需与外部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协作机制。例如，在与法庭的衔接机制方面：在对张文昌社区警务室进行调研时，发现该社区警务室与法庭建立了一套庭所联动解纷机制，由东湖高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派驻法官联动茅店派出所，建立“法院+警务室+居、业委会+物业公司”一体化沟通调解机制，进一步健全部门间协同联动机制，充分创新并运用庭所联动解纷工作站等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因此，要求建立社区警务与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居委会等多主体的协作机制，让各部门共同参与纠纷化解，避免问题升级，充分发挥它们的群众基础、专业知识和调解经验优势，辅助社区警务解决复杂的纠纷问题。

（三）社区警务资源配置机制的优化

加强社区警务调解主体力量建设，吸收一定数量有影响力、爱党爱国爱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补充社区警务团队，如网格员、楼栋长等，配备一些具有法律知识或专业背景的人员，如律所专员、物业公司专员等，充分有效地发挥辅助警务力量的作用，扩展社区警务的调解力量。随着治安调解形势的需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在基层社区警务资源普遍紧张、社区警务人员常常面临工作量过大的情况下，他们不仅要负责治安巡逻和犯罪打击，还要处理大量的民事纠纷。这种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影响了社区警务的效率和效果，只有丰富社区警务的多元化人员补充，完善公民参与社区警务建设机制，扩大社区警务的调解力量，才能缓解警力紧张的局面，让社区警务在面对复杂纠纷时更加专业化、精准化，真正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枫桥经验”。

六、结语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化与多元化，社区警务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从单纯的治安管理转变为涵盖社会纠纷调解、公共服务等更广泛职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这一过程中，W市D区社区警务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深刻的反思。尽管在调解工作中，社区警务面临着法律依据不明确、资源不足、跨部门协作不畅等一系列现实困境，但其在践行“枫桥经验”、推动社会和谐与稳定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潜力。

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社区警务应更加注重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基层治理的核心作用，推动社会治理从“治”向“防”转型，积极实现对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社区警务嵌入多元化解纷机制，不仅需要完善法律法规的支持，还要通过健全激励机制、整合社会力量、加强跨部门协同等手段，确保其能够高效应对各种社会矛盾。

从社会综合治理理论的角度来看，社区警务的多元化解纷功能能够有效促进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未来，随着社区警务模式的不断优化，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必将进一步增强，成为促进社会和谐、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因此，面对当前的挑战，应当结合W市D区社区警务工作的经验，同时着眼于长远，紧密结合时代需求，以创新的思维和务实的措施，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