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中华龙狮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中华民族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历史的沉积物。确切地说,龙狮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正如《周易·彖传》所言:“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龙狮自古以来便是中国象征的图腾,无论是古代神话中女娲的“蛇身”还是《西游记》中的龙王,又或者是旧宫府邸前的石狮,都无时无刻不在彰显着龙狮与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风土人情、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密切关系[1]。
随着全球化背景的出现和发展,龙狮文化的海外传播,既符合时代文化大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对龙狮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龙狮文化的海外传播属于文化传播,但凡是文化传播必然就会有一个转译的过程。这里龙狮文化的转译就是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描述的龙狮文化转译为目的语,使其了解龙狮文化的价值、内涵、风土人情、文学艺术和价值观念。根据韦努蒂的界定,归化法是译者为了制造出透明、通顺的译文而将异域文本中的“陌生性”降低到最低程度的翻译策略,而异化法是指译者为了故意对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进行冲击而保留原作中一些“陌生性”的翻译策略[2]。
归化和异化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来一对翻译术语[2]。笔者认为,归化翻译是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译语文化中;异化翻译则为一种干预策略,即对外语国家的文化霸权和不平等的文化交流进行文化干预。龙狮文化的海外传播,必然要求龙狮文化所蕴含的人文观念贴合目的语的文化表达,以便于海外受众群体理解和接受,这就是龙狮文化海外传播与海外传统文化的“归化”过程,这种过程是在一定的控制下积极主动的行为,之所以说它是可控的,就在于它是以当地“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文化交融。同时,龙狮文化海外传播,必须且一定地保持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特色、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念,区别于海外传统文化,保持中华民族龙狮文化的固有内涵和外显形式,就是龙狮文化海外传播应该与海外传统文化的“异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干预下进行的文化保护行为,这里所说的干预是指从国家层面进行的源文化认同和保护。
“度”被认为是哲学的逻辑起点,是事物判断其质和量的界限,“归化”和“异化”的度,的确是每一个翻译工作者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3]。一味地追求“归化”,就意味着对源文化精神、文化内涵、价值追求的模糊化,既是对源文化的不尊重,不符合全球化文化大繁荣的趋势,也不利于自己文化丰富性的发展;一味地追求“异化”,即想完全的按照源文化的思想内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必然导致译文晦暗难懂,从而徒增文化相互交融间的诸多“障碍”,不利于文化间的对外传播。所以“归化”和“异化”的运用应极力追求“度”的适量, 根据不同的译本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先对文化译本进行初步的评断,再对二者进行合理的选择,可以二者选其一,也可二者交互运用、相互渗透、相得益彰,即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就认为:“归化和异化的问题,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来看,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体现了翻译的伦理道德和文化身份认同等文化核心问题”[4]。翻译界一直认为翻译是译者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所以就笔者看来,既然翻译被看做成一个过程的话,那需要考虑的外在因素就含括众多了,因为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即含括了特有的民族文化情怀,又包括了作者本人个性的文化态度,所以说,如果单纯地抛开历史文化背景单独谈论归化和异化的问题,那必然会脱离了归化和异化这个“动态”的过程。而由于文化和语言的不同,所以中华龙狮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需要考虑到文本所含括的民族情怀,但是一旦译者有了独立的家国情怀,势必会造成译本的文化身份认同各有不同。所以说翻译活动的归化和异化的核心问题必然就是文化的身份认同问题。
这些年来,不同翻译学家对归化和异化两个概念的争论也一直各有不同。虽然归化翻译能直接清楚地表达原文作者的意思,但纯谈归化必然会混淆源文化的精神、内涵、价值追求和文化特色等,这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融合的可能性,也不利于自己文化丰富性的发展,还不符合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也是一种对源文化的藐视。而异化翻译就是直接鲜明地表达译本所带有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特色,这虽然有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源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但是这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因为不同文化发生于不同的土壤之中,外来文化的传入是需要一个接受过程的,和当地文化直接鲜明的碰撞,可能会激发社会的矛盾,引发政治学者的干预。根据归化和异化问题的“陌生性”翻译选择,会直接内化到译者读者自身上,当两种不同文化发生碰撞时,直接感受的是译者读者自身,不同的感受必然会有不同的文化认同[5]。由此看来,如果把这种异质文化的碰撞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那这个过程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便是翻译学者对归化和异化的“度”掌控。
龙狮文化海外翻译的目的是想把特色的民族文化介绍给目的语读者,译文想要更好地呈现龙狮技术动作和文化内涵,要求译者对龙狮文化和译语文化的认知有非常高的水平。但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每个人对文化的认知程度、方式等都有较大的不同,所以最终变成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龙狮的穿尾越龙身就有多种翻译:(Traversing the Dragon’s body/Wear the tail and cross the Dragon/The tail makes the dragon grow stronger);快舞龙磨转(Turn the dragon/Dance the Dragon Ball/Quick dragon dance)。尤其是龙狮技术动作中的“穿、舞、转”等动词的翻译,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翻译结果,这便导致外语读者非常困惑。这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放弃了龙狮文化传播的责任和功能,失去了中华文化的内涵韵味以及龙狮文化的独特个性,更实现不了文化传播的目的[6]。表达的多样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利于文化传播,但过多就会显得混乱不堪,这其实并不适用于龙狮文化的早期传播,文化传播在早期阶段处于弱势地位,被人们接受的程度有限,或者说被认可度较低,需要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表达的混乱造成读者的混淆。特别是译文的表达混乱,因为译文意味着外国文化,是还没有经受本地文化熏陶的外来文化,能不能被本土更多的人们接受都处于未知,何谈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的方式虽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龙狮文化的传播,但长期的表达混乱,最终会混淆中西方对龙狮文化的认知。
在龙狮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有特色动作或健身的外显行为技法,还有独具中国传统的地方龙狮,如南狮在民间又称为醒狮、瑞狮、雄狮;北狮在民间习惯称为圣狮、狮子舞、狮灯。这些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内容,也正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如果纯粹按照我们民间的称呼,采用汉译的方式,会使语读者弄混淆,反而不利于中华龙狮文化的传播。其次,独有的龙狮器械名称和蕴含丰富文化的动作技巧,也会造成西方文化理解的困难。如:南师的采青、飞桩、转体等各种技巧动作,借用一定的编排和音乐,从而表达出狮子所处的环境,再通过不同动作的展现,具现狮子在动静中的自身神态,显现出狮的精气神韵。所以过度异化转译,虽然能很大程度地保留中华龙狮文化的特色,但使得语读者难以理解和理清特色的舞狮文化,进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龙狮的国际传播。
比较文学译介学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翻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纯文学问题,翻译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和话语体系,异质文化和话语之间的表层互译背后充满着深层话语“张力”,以此来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异质文化与话语的对话[7]。翻译既然是不同文化和话语之间的对话,那必然在不同情况下“张力”的选择必不相同。龙狮文化的海外传播,从早期求生存的状态早已变为求发展的状态了,面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作品文本,特别是现代中国国际社会地位的变化,龙狮文本的翻译标准不应一仍旧贯。早期的龙狮译本更多的为宣传性的作品,这种作品的译文采用的翻译策略中归化大于异化,特别是技术性作品的翻译选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目的语读者掌握有关信息,从而谋求龙狮文化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生存。“归化翻译虽然可以很清楚地表达出原文作者的意思,可是在归化的同时却抹杀了原文的民族特点、文化内涵,只是一种在意义上的对等”[8]。而随着龙狮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开来,龙狮文学作品与宣传作品的归化和异化张力选择仍然是一仍旧贯,这种文学作品是为了更多地宣传龙狮文化的内涵和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过多采用归化翻译直接造成了龙狮文化的东方文明特征的流失。文化作品和宣传作品在本质意义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一种是为了科普宣传相关的事实性、实时性信息,一种则更多体现原著的思想情感和文化背景,二者采用一致的标准化的归化和异化策略,必然会形成龙狮文化传播的障碍,阻碍龙狮文化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或者说会失去东方龙狮文化的底蕴。
近来,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国家文化软实力,计划从之前的大批量弘扬传统文化,转变为高质量和更大批量地把中华传统特色文化介绍达到国外,龙狮作为极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9]。在龙狮文化海外传播的过程中,翻译作为对话的第一步,文化身份认同必然处于最优先的位置,归化思想这个时候就作为最优解,能较好地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实现中华龙狮的文化身份。中华龙狮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一步便是让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华龙狮文化,为此,贴合目的语的龙狮表达方式成为必要方式,即表达方式的“本土化”,以此来突破西方文化的分化封锁和文化霸权,向海外介绍优秀的中华龙狮文化,达到文化共存。
随着中国的发展,外国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虽然日益加深,但由于中文的博大精深,始终限制住绝大部分的外国友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特别是龙狮这种极具技术难度的优秀文化。为了进一步传播龙狮运动,在对龙狮专业术语的翻译,因采用“本土化”的细想,传播中华龙狮技术的具体方法。其做法就是技术传达的“本土化”,即技术动作的传达需要更贴切海外的训练思维和方法。把龙狮技术术语通过海外训练习惯和训练方式更明确地解释给读者,特别是一些难度大的旋转、跳跃技术动作,我们可以采取旁文和注释的方式,更加清晰地将龙狮技术要求展现给读者,提高读者参与参与龙狮训练的兴趣。如竞技舞狮中“器材间飞跃2米接高举转体180、接转体360”,像这种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要想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就需要我们图文并茂,再加以旁文介绍和注释。在训练的过程中,则可以结合国外先进的训练方法和器械,来帮助运动员掌握这些动作。这两者的结合能较好地减少读者对龙狮动作的误解,同时还能增加他们对这些动作的训练兴趣,从未进一步推动龙狮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不同话语体系下,语言的表达形式各不相同,中文表达方式的丰富多样,极易造成不了解中文的海外读者的认知混淆。中国龙狮文化的海外传播想要在海外进一步传播,必然也需要在语言语境的表达上做出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指的是译本的改变,即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意”指的是不按照原文的写作和排版方式来翻译,甚至是内容选择上都会有所不同,而是通过熟悉掌握原著的知识内容和思想情感,将原著按照译者自身表达方式来重新排版书写译本。这种防疫方式虽然在核心内容上相差不大,但是文章所传达的思想情感也许会有所差别。特别是在语言语境的表达上面,差别会很明显,这种方式能有效地减少读者的认知阻碍。所以为了减弱读者的认知阻碍,在翻译的策略应该将“本土化”的语境结合原著的知识内容,用读者习惯的板书方式和阅读习惯来翻译,即用目的语常用的表达方式来书写文本。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向世界表明中国文化身份是中华文化面临萎缩和侵略的重中之重。龙狮文化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之一,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坚定的中国立场,树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
在龙狮的海外传播中,应注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也是注重文化的原创性,保持文化生态,确立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身份地位。“舞龙”,在英译中常译为:Dragon Dance,但中西方的“龙”在本质解释、起源、形象、文化内涵上千差万别,因此现代英汉互译将中国“龙”与“dragon”互译显然存在一些弊端,中国人强调的美好的形象译成“dragon”后,在西方人眼中竟是邪恶的代表,这是对中国龙狮文化的歪曲,同时不利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所以为了交流、推广和科学性和规范性,应该统一将“龙”音译为:loong,所以舞龙应该译为:loong dance。又如“龙珠”是指一种宝珠,传说得自龙颔下或龙口中,中国神话中龙珠是龙王布雨的法宝,而英译总是翻译为:Dragon Ball/beads。这种翻译是不准确的,首先龙珠有宝珠的意思,而无论是ball还是bead都没有这个意思,ball指的是球状物,只强调球形;bead的意思则是有空小珠或水滴状。这两者都不能十分贴切地显露“宝气”这一意思,特别是东西方的“龙”在本质解释、起源、形象、文化都截然相反的情况下,这种翻译除了在外形上符合外,完全不能准确形容“龙珠”所象征的文化内涵,这就会导致目标语学习者不能有效理解“持龙珠”等一系列动作文化内涵,所以应该将“龙珠”译为:loongzhu,再加以释义。由此可见,过度的归化翻译不仅制约龙狮的文化交流,而且不利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又例如:中华龙狮运动中,又因为舞狮称为“武狮”,与武术的结合,来展示狮子各种动作形态,而这些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翻译,如:“虚步”“采青”“钳腰”等,我们只好采用音译的方式了,像“采青caiqing”已成为龙狮翻译的专业术语。所以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十分恰当的词语来形容龙狮文本中的词语时,直接采取音译的方式,再加以释义,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并且这种方式已经开始被语言翻译所采用,只是这种方式被目的语认同还需要时间来堆积。所以在现在东方文化已经广为人知的情形下,保持东方龙狮文化特色,采用中国拼音式的音译,是龙狮文化海外传播进一步发展行之有效的方式,也是文化自信,充分认识自己的传统与历史,这是中华龙狮文化延续发展的根和种子[10]。
面对西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等行为,中国文化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11]。外来文化往往很难被当地平等对待,中华龙狮文化作为对外交流的优秀文化,只有主动展现出其异质特点,才能在西方文化霸权的处境中,绽放新的生命力。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不仅是物质文明的结晶,还有精神文明的含义。中华特有的龙狮服饰文化,不仅仅是龙狮运动的标识,更是民族风格和精神的体现。如“盘扣”“刺绣”等,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巧夺天工的手艺,同时还展现了人民寄托精神文化于服装所展现的美好愿望。同时流动的设计和不同变化的外观还为龙狮运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为龙狮运动者在大幅度演练时,不会引起衣服缝口的过分紧绷,显现出简洁、自然、动静结合的状态特征,给观赏者以美的享受[12]。中华龙狮海外传播,不仅有特色的动作技巧和各种龙狮形态,更有特色的文化符号的“礼”。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而言,属于礼文化[13]。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这种礼节在龙狮中多有体现,先不说龙狮运动本身所蕴含的“美好、祝愿、吉祥”等寓意,在不同的文化表演活动中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规定,从而表达相互尊重、相互礼让和团结友好的美好愿望。如起舞的礼仪,未起舞之前狮子平放地面,舞狮头者站于狮头右边,舞狮尾者站于狮尾左边;起舞时,先行礼,然后狮头者跳至狮头左侧,拿起狮头进入狮头内,狮尾者跳着狮尾右侧,拿起狮尾进入狮尾内;然后上前行三次礼,第一次向左边行礼,第二次向右边行礼,第三次向中间行礼,分别对应着祖先、师傅、大神。这种独有的礼仪行为,不仅彰显了龙狮文化的内涵精神,还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中华礼文化所内含的约束之礼、礼让之礼、尊重之礼、和合之礼等丰富的伦理思想[13],虽与西方彰显个人主义的“独立”“自主”“征服”等文化不相符,但只有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新时代中突显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确立身份地位。
一般来讲,任何文本至少都具有信息性、情感性和诱导性三种功能中的一种,而且往往以其中一种为主导功能,以另外两种为辅助功能[14]。面对不同主导功能的文本,在翻译时所采用的策越应该各不相同,如何有效的抉择翻译策略,则需要对文本有明确的认知,例如以信息学为主导的宣传文本,则应该更多采用归化翻译,以便于目的语读者有效掌握信息。而以情感性为主导的文学作品则恰恰相反,不仅需要翻译出原著中说了什么内容,还需要明确表达原作者怎么说的,突出其情感色彩,以便目的语读者欣赏原著中的异质文化因子,这个时候异化翻译才能较为准确地表达原著的思想表达。所以在翻译不同文本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文本所要传达的是什么内容,以此作为翻译策略选择的依据,同时译者自身对归化和异化的“度”的掌握也需要十分精准。此时,建立不同文本对应不同归化和异化的标准则尤为重要,但这个标准不是一仍旧贯的,需要我们因时因地地做出调整,也就是在动态中把握其对等性。例如:德国翻译理论家诺伊贝特就不同文本的翻译,划分了以下几种情况:(1)以原文为重点,如科研领域;(2)主要以原文为重点,如文学作品;(3)原文与译文应兼顾,如专业文献;(4)主要或完全以译文为重点,如对外宣传[14]。
龙狮文化的海外传播需要我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层次,同时又需要我们认清自身文化在国际文化环境中的身份地位和时代背景,既不能为了发展而过分迎合海外人们的文化喜好,也不能完全为展现文化特色而不顾目的语的接收程度。在龙狮文化文本海外翻译的过程中,不光需要我们认清现代龙狮文本翻译的不足,还需要建立起不同文本对应不同的归化和异化标准,在动态的过程中去掌握龙狮翻译所需采取的归化和异化策略的“度”。要在归化翻译的过程中去推动目的语读者对中华龙狮文化身份的认可,进一步传播我国的龙狮文化,同时还需要在特色语即服饰、器械和礼仪等方面保持龙狮文化的异域特质,确立中华文化的地位。
总的来说,“归化”在语言文字层面上能较多地发挥作用,把移植过来的思想在民族语言中表述出来,而“异化”则是在文化层面上将语言当作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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