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武汉
2021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1]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称非遗)的传承与发展要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形成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可见,在党委领导下社会大众参与被视为非遗传承与发展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为民族传统体育等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工作群策群力、贡献力量。但因参与的社会大众涉及诸多身份,再加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众多,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工作出现了相关领域的法律的滞后性、产业化发展的功利性、“重申遗,轻保护”的本末倒置等困境[2-4]。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来识别并界定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各级各类利益相关者,分析其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的表征及形成机理,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提供经验。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是管理学范畴里的概念,按照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的说法,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受这种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5]。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含了股东、经理、员工、竞争者等,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关键在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即股东)的地位在不断被弱化,企业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在不断的凸显,公司的生存与发展也就由多种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因此要重视公司的任一利益相关者,以避免出现利益冲突,维护公司凝聚力,以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6]。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将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界定为能够对其传承与发展工作起到推动或阻碍亦或是能够影响到管理层行为与决策的组织或个人。
米切尔评分法是一种常用的利益相关者识别分类工具。正如米切尔本人而言,利益相关者的识别特征及如何将相应的关注给予到识别分类后的利益相关者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两大核心问题[7]。米切尔将合法性、权力性以及紧急性作为划分利益相关者的依据。合法性定义为某一群体是否被赋有法律和道义上的或者特定的对于企业的索取权;权力性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紧急性即某一群体的要求能否立即引起企业管理层的关注[8]。确定型利益相关者是指拥有三种特性,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是指拥有以上三个特性的其中两个,而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则指只拥有其上三个特性的一个。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语境下将三种特性概括为权力性指是否已经授权或者理当授权这个群体使用或开发民族传统体育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使用是否有合法权以及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发是否具有合法性。权力性体现了某一群体对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工作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包括了判断某一群体的利益活动是否违法、能够限制或使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蓬勃发展的能力,决定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现状与走向。所谓紧急性是指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某一群体的所提出意见或建议的重要性,即被决策层面关注或被采纳的紧急程度。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利益相关者识别方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工作的有关表述与规定确定恩施地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共有8个,分别是地方政府及相关保护职能部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人、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究机构、地方教育机构、地方企业、地方新闻媒体、当地居民及其他社会大众(如图1)。
图1 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利益相关者关系图
基于米切尔评分法对上述8大利益相关者进行初步分类,针对利益相关者的三种识别特性制作相应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识别评分表,并邀请了5位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专家及3位非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打分,分数区间设置在0—9,分数越高则证明这个群体的特性最强,反之亦然。按得分分为0—3、4—6、7—9三个档次,专家打分结果均值如下表1。
表1 米切尔评分法专家打分均值统计表
利益相关者 | 平均值 | ||
合法性 | 权力性 | 紧急性 | |
地方政府 | 8.75 | 9 | 9 |
传承人 | 9 | 8.25 | 8.25 |
学术研究机构 | 7.13 | 6.5 | 8.25 |
地方教育机构 | 7 | 2.5 | 3.63 |
地方企业 | 7.63 | 3.88 | 2.13 |
地方新闻媒体 | 6 | 4.5 | 4.75 |
当地居民 | 8.13 | 2.75 | 3.5 |
其他社会大众 | 7.13 | 2.38 | 3 |
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差异不能仅仅依靠均值的大小来进行推断,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统计检验,通过R 4.2.2的层次聚类分析进一步确定利益相关者的类型。本研究首先计算了八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异度矩阵(表2是八大利益相关者在合法性、权力性、紧急性得分的相异度矩阵),该矩阵表示各利益相关者的得分是否相近(表中数据越小证明这两个群体越相近),采用该方法的目的在于将几个得分较为相近的利益相关者划为一簇,在划分的簇群中分析其三个特性的高低,如政府与传承人的欧式距离为1.090,则将政府与传承人归为一类。具体分类通过图2层次聚类分析树状图得以体现,即政府与传承人归为一类,教育机构、当地居民与其他社会大众归为一类,研究机构、地方企业、地方媒体各划为一类。根据米切尔评分法和分类结果进一步确认利益相关者的类型得出表3。
表2 八大利益相关者相异度矩阵(欧式距离)
观察值 | 平均欧氏距离 | |||||||
政府 | 传承人 | 研究机构 | 教育机构 | 地方企业 | 地方媒体 | 当地居民 | 社会大众 | |
政府 | — | |||||||
传承人 | 1.090 | — | ||||||
研究机构 | 3.072 | 2.561 | — | |||||
教育机构 | 8.611 | 7.642 | 6.112 | — | ||||
地方企业 | 8.641 | 7.644 | 6.676 | 2.133 | — | |||
地方媒体 | 6.773 | 5.942 | 4.187 | 2.501 | 3.147 | — | ||
当地居民 | 8.348 | 7.319 | 6.134 | 1.165 | 1.845 | 3.027 | — | |
社会大众 | 9.080 | 8.094 | 6.674 | 0.654 | 1.805 | 2.972 | 1.178 | — |
图2 层次聚类分析树状图
表3 各类利益相关者分类及各类得分均值
利益相关者类型 | 利益相关者 | 合法性 | 权力性 | 紧急性 |
确定型利益相关者 | 政府部门传承人 | 高(8.875) | 高(8.625) | 高(8.625) |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 | 研究机构 | 低(7.130) | 高(6.500) | 高(8.250) |
新闻媒体 | 低(6.00) | 中(4.500) | 中(4.750) | |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 | 地方企业 | 高(7.630) | 低(3.880) | 低(2.130) |
教育机构当地居民其他 | 中(7.420) | 低(2.543) | 低(3.377) |
通过上述过程进一步确认得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类型如图3。
图3 民族传统体育利益相关者类型图
但从米切尔本人的角度来看,利益相关者并不具备其固定的特性[9]。我国学者对此给出的解释为米切尔评分法的目的在于给出一个利益相关者动态的利益相关者分类模型,即在利益活动中的某个体或某群体在获得或失去某属性后就会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10],也就是说米切尔评分法所给出的利益相关者类别是固定的,但在现实中利益相关者是处于动态变化的。事实亦如此,现实中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工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就调研结果来看,参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工作的群体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因此若采取僵化固定的模式也难以将其运用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实践活动中,而且不同学者对于利益相关者初步界定后也都从研究内容角度对其进行了分类。本研究综合量化结果以及前人对利益相关者分类的经验,并结合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的落脚点,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划分结果应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工作而服务。经过对文献的梳理、调研结果的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特性,以及各利益相关者的职责与利益诉求,研究将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分为责任型利益相关者、履职型利益相关者、商业型利益相关者以及边缘型利益相关者,8个利益相关者在本研究中的最终分类如表4所示。
表4 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利益相关者的分类结果
类型 | 分类结果 |
责任型利益相关者 | 地方政府及保护职能部门、传承人 |
履职型利益相关者 | 教育机构、学术研究机构、新闻媒体 |
商业型利益相关者 | 地方企业 |
边缘型利益相关者 | 当地居民、其他社会大众 |
1)责任型利益相关者:责任承担与利益追求的并行
责任型利益相关者意味着要贯穿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整个工作当中,他们处于整个工作的核心位置,与整个工作保持密切联系,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中有决策性的主导地位,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工作中责任型利益相关者包含了地方政府及保护职能部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承人。
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第七条明确指出“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11],再者国家政府作为各类社会公共事务的第一责任人是非遗传承与发展工作的发起者与维系者,具有一手执两禾的作用。政府及相关保护职能部门的利益诉求从宏观的层面上包含了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是否有成效、区域内民族传统体育的造血功能、行政区域内民族传统体育品牌建设、民族传统体育能否带动区域内经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能否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才队伍建设的成果以及区域性非遗生态环境是否有所改善等。从政府及相关保护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角度看,利益诉求包含了传承与发展的成果能否为个人带来福利待遇以及工作机会的晋升、能否为个人带来政绩效益等。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人同样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非物质”,但是也离不开“物”,传承人若消失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荡然无存,因此,传承人是传承与发展的重点保护对象,也是传承与发展工作的重要责任人。利益诉求包含恩施摆手舞的传承与发展是否会有成效、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地位是否会有所提高、传承与发展恩施摆手舞是否可以改善自身物质生活水平、自身是否具备参与摆手舞产业发展的权利等。
2)履职型利益相关者:职责履行与价值实现的统一
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12]。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仅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因此事业单位等对于政府下放的职能起到了承接的作用,《遗产法》明确规定学术研究机构根据其业务范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明确规定地方学校的义务为应当按照教育部门规定,开展相关的非遗文化教育;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因此学术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地方新闻媒体属于履职型利益相关者。
履职型利益相关者承接政府下放的职能,因此顺利完成相应的任务是其共同的利益诉求,其利益诉求还包括相关研究能否为自身提升福利待遇、能否获得国家的专项资金支持等。
3)商业型利益相关者:经济追逐与有的放矢的结合
从《遗产法》的角度来看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可将非遗的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这就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商业化提供了依据,地方企业属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商业型利益相关者。对于地方企业而言,投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能够提升企业知名度、提高宣传力度,更好地与地方市场相结合,对于本地客户资源和市场需求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有助于加深对用户群体的密切接触,从而体现地方企业的地域化优势,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但部分民族传统体育的市场化运作并不理想,地方企业的头等目标是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因此地方企业会有的放矢的作出最佳选择,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则被放弃。地方企业的利益诉求在于能否通过利用和开发摆手舞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能否凭借摆手舞实现企业的产品升级、能否通过开发利用恩施摆手舞来占取市场份额等。
4)边缘型利益相关者:顺势而为与可有可无的抉择
所谓边缘型利益相关者即指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中所处地位为边缘状态的群体。传承与发展工作与他们的利益关系相对最弱,这部分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但他们会随着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情况从而确定自己的利益相关者身份,因此这部分群体仍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后备力量。这部分群体包括民族传统体育起源地的当地居民以及其他社会大众。
当地居民拥有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特殊优势,如他们可为外来的科研人员以及游客提供住宿与饮食来增加额外收入,其利益诉求在于能否凭借地区优势为自身带来一定的收益、提升自身幸福指数、是否会为自身带来更好的发展机遇等。其他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则是通过习练民族传统体育为自身带来了什么。
1)传承人群体的传承职责与青黄不接的偏差
首先是人口的流失。恩施地区户籍人口与现实居住人口存在着巨大的缺口,人口外流严重。巨大的人口外流量和人口老龄化使得恩施摆手舞传承人日渐衰老而没有新的传承人出现。
其次是新一代的恩施摆手舞传承人未曾亲历过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历史,对其文化内涵及价值理解不够深入透彻,难以将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挖掘整理出来。
再者,恩施地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多为农民,以土地为生、文化素养不高,难以将项目进行创新性发展与转化。在调研恩施板凳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恩施板凳龙传承人在学校内担任保安一职。虽然学校重视对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但传承人的文化素养水平难以在学校担任教师一职。
2)产业化发展的理论设计与现实实践的矛盾
以恩施摆手舞发源地舍米湖村为例,舍米湖村拥有着原始土家族村落以及保存完整的金丝楠木林,地方政府以及非遗保护部门也对此进行了勘察,认为此地适合发展旅游产业,当地政府也给予支持的态度与相应的补贴来动员当地居民兴建民宿。从理论来看,当地确实适合“非遗+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但就调研结果来看,恩施地区多山地且经济并不发达,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此地区多崎岖山路,县城与村落距离较远,当地居民兴建民宿的意愿也不高,且大部分游客都是带着放松的心情去游玩,基础建设较差与游客旅游初心相悖。同时,地方企业“恩施女儿城”中几乎很少见到民族传统体育的踪影,多为实物类非遗如“西兰卡普”。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的发展模式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化发展的理论设计与现实实践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着力点尚未明确,产业化发展举步维艰。
3)传承面范围的不断扩大与粘性极低的对立
随着“非遗六进”、地方企业的介入、民众的积极参与,恩施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范围越来越广。根据调研结果来看,民族传统体育在小学的传承面虽然广泛,但小学生的身心发展不健全不成熟,未来是否依然坚持习练民族传统体育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大。而中学生、大学生的健身娱乐项目多为篮球、足球等竞技类体育项目,很少有人坚持习练民族传统体育。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讲,与其说民族传统体育社会大众传承,倒不如说仅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参与度,真正能将民族传统体育视为唯一健身项目的凤毛麟角。因此,虽然民族传统体育传承面范围不断扩大,但受众面却并没有形成长期坚持习练的局面,这表明民族传统体育推广后的粘性极低,造成了传承面看似全民参与、范围广泛但实际传承却狭窄的现象。
1)利益冲突形成的内因:地区经济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本身的局限
利益冲突形成的内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恩施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经济水平较差,传承人以及当地民众的经济物质来源仅依靠种地,而当地交通不发达、气候环境不稳定、地质土壤条件欠佳等因素进一步限制了粮食的收成,使得传承人及当地居民无暇顾及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二是民族传统体育本身的局限性。无论是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还是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都是以其突出的、吸引消费者的特点来进行的,但就调研结果来看,恩施地区摆手舞、板凳龙、板凳拳等民族传统体育可实现产业化发展着力点还未明确,导致地方企业等投资者倾向于选择那些可直接开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族传统体育处于难开发的境地,各利益相关者产生利益冲突从而放弃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工作。
2)利益冲突形成的外因:利益相关者目的为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形成的外因在于各方利益诉求未达到满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恩施地区非遗文化多元化。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单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就有15种,还有省级、州级、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均有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这就导致地方政府难以兼顾到民族传统体育。
(2)文化多样性造成基层工作人员业务负担过重。非遗传承与发展涉及到的相关工作很多,工作人员从入门到精通所需要的时间较为漫长,这就很容易导致非遗保护与政策下达的时间差。
(3)每年批准给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是有限的,非遗类项目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经费的支持,地方政府难以将一碗水端平,这样下来给予民族传统体育的财政补助只占据很小的一部分,导致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不得不放弃传承人身份而选择外出打工。各利益相关者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行为进一步限制了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3)利益冲突形成的助推因素:研究不深入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不够深入未形成完整理论体系是利益冲突的助推因素。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洪流中,相关的研究组织或个人多为自发性或散乱的状态,各研究组织或个人各成一体,缺乏一定程度的交流,缺少相应的研究学会,对恩施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的挖掘与整理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这样的研究现状使得恩施地区民族传统体育仍依靠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方式,难以实现更高层次的传承与发展方式。
应不断挖掘民族传统体育相关基础性研究,需要重新规划其研究方向,充分挖掘其蕴含的健身价值、文化价值以实现完善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研究体系。具体表现在:
(1)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础性研究。包括充分调查其历史底蕴、挖掘其当代价值,以更加科学全面的角度去守正创新。合理适度的开发,推广至相关体育赛事中,从民族传统体育的输出方面也就是从供给侧进行相应改革,借助大数据等技术,以社会大众之需要作为其传承与发展的内生动力。
(2)恩施地区的非遗项目种类繁多,单靠政府的力量是完全不够的。因此,需要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究机构、地方高校研究人员对其深度调研,定期举行相关学术论坛、不断其丰富研究体系充分挖掘其潜在价值,探讨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突破口。同时各方研究机构协力共筑地区物质基础,以民族文化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而地区经济发展的利好又反哺民族文化的振兴,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进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权利与义务应当相互对等,权责利的划分也不应该是散开的,这就需要:
(1)地方政府始终牢记非遗传承与发展第一责任人的身份。组织相关传承人业务培训需要政府及保护职能相关部门充分熟知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熟悉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困境、传承人的个人情况等因素。这就要求政府相关人员具有极高的工作能力和素养。就调研结果而言,非遗传承与发展工作的门槛较高,政府作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相关人员需要根植于基层,取材于民众,在扎根基层的工作当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及素养,更好地保障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完成发展工作。
(2)进一步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责任划分。传承人应明确自己该尽的职责,以非遗传承与发展为己任,相对而言淡泊名利。学术研究机构更要规范自身行为,切勿以追逐名利为目标,而是要扎根于田野,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地方企业则应正确追逐经济利益,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应参与公益事业回馈非遗。当地居民的职责在于能够为旅游消费者等提供更好的服务,具有民族传统体育开发和管理的权利,得到经济收益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这一切都源自相应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因此,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杜绝个别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或玩忽职守的行为;要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的监督,不断完善传承人退出机制,适时取缔不合格的传承人,加强传承人体系的构建;要完善相应的市场监督管理体制,杜绝庸俗化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加强对地方企业合理开发利用非遗文化的监督力度。
要进行轻申请重传承的相对辩证统一,重在培养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人。
(1)“传承”是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继承人在非遗保护工作也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现代汉语词典》中将继承人解释为“泛指承接前人事业的人。泛指把前人的作风、文化、知识等接受过来”。因此整个非遗传承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找合格的继承人将之再传承下去。相较于传承人而言,继承人的身份并无特殊的限制,包括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的徒弟、爱好者、习练者甚至是中小学学生,但因继承人概念宽泛也使得这一群体的身份变得特殊,有的会成为新一代传承人成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而有的则会成为预期型或潜在型利益相关者。继承人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工作中扮演了重要地位,当继承人的数量过多或过少时,国家政府行政机关应根据其变化调整政策、出台各类法令条例。总之,民族传统体育继承人的培养及相关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非常重要。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不规范性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对其保护、研究、修缮,需要将各个环节以锁链的形式衔接,形成环环相扣的阶梯式传承与发展方式。承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任一环节的有序进行都离不开“人”,因此需要吸纳更多高素质人才参与进来,始终贯彻以政府为主导、部门负责、市场介入、社会参与的传承与发展方式。再者,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关注点虽不尽相同,但仍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加强彼此的协作不仅能更好地实现其自身利益诉求,还有助于推进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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