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武汉; 2. 广东工业大学体育学院,广州; 3. 深圳中学,深圳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我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国策。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乡村经济、文化、生态和治理体系的全面升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推动农村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发展乡村体育文化”,将体育作为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抓手。在这一政策指引下,各地基层探索形成了以“村BA”为代表的一系列群众性体育赛事,这些赛事不仅丰富了乡村居民的文化生活,也为乡村社会注入了新的治理活力与发展动能。
近年来,以贵州台盘村、广东东莞等地为代表的“村BA”赛事迅速出圈,成为网络热词、文化现象和乡村治理的典型样本。据统计,2023年以来,“村BA”相关话题在短视频平台的总播放量突破30亿次,赛事带动的旅游收入、农产品销售、文创开发等衍生产业效益显著提升,已成为“体育+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缩影。之所以选择东莞作为研究案例,核心原因之一是其在“村BA”赛事发展中具有三大独特性与代表性。其一,东莞作为“全国篮球城市”,拥有深厚的篮球文化底蕴——据统计,全市现有村级篮球场超过2800个,平均每村至少拥有2个标准化球场;2023年,村级篮球赛事举办总量达到1276场,参与球员超过1.8万人次,村民观赛的总人次突破了500万,无论是赛事基础设施密度还是群众参与度,均居全国地级市前列。其二,东莞“村BA”形成了独特的“镇村联动+村企协同”机制,2023年全市村级赛事共获得企业赞助资金超1.2亿元,平均每村集体经济增收超30万元;其中寮步镇、大朗镇等核心镇街通过“赛事+文旅”模式,单次赛事即可带动周边消费超500万元,其产业联动效应显著区别于贵州台盘村等单一村落驱动模式。其三,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之一,其“村BA”赛事还发挥着“城乡要素流动纽带”的功能,2023年赛事吸引大湾区其他城市参赛队伍132支,跨区域观赛游客占比达38%;由赛事衍生的“篮球+非遗”“篮球+农产品电商”等模式,为大湾区乡村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已有学者围绕“村BA”的传播机制、情感认同、赛事组织与政策推动等问题进行了较多探讨。如王力、丁广鹏从群众体育赛事视角出发,分析“村BA”在情感动员、文化传播、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价值[1];吴玺龙、王龙梳理了“村BA”的发展路径,并指出其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启示意义[2];袁梦洁、陈秋斌从文化赋能角度阐释“村BA”赛事对乡村认同感塑造的积极作用[3]。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在“村BA”的价值认知与实践探索方面,学界已取得初步进展,但仍存在三方面缺陷,可进一步优化。一是地域研究视野较窄,相关成果中约75%聚焦贵州台盘村个案,对东莞等沿海地区关注较少,而这些地区无论在赛事组织还是产业协同上,都与西部村落存在显著差异,相关经验有待挖掘;二是研究框架系统性欠缺,多数文献聚焦文化传播或社会治理方面等单一维度,未充分结合乡村振兴“五个振兴”框架,缺乏对赛事价值的整体阐释;三是实践路径针对性不强,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宏观方向,对不同区域“村BA”的差异化特征关注不足,未能充分提炼某些特色机制,如东莞“村企协同资金管理”“跨区域赛事联动”等,难以形成适配不同区域的可操作方案。
基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文献分析法与案例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选取东莞“村BA”篮球赛事作为典型案例,深入探讨其在产业带动、文化认同、社会治理及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作用机制。通过构建跨产业、跨领域的研究框架,揭示乡村篮球赛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现实意义与内在逻辑,为完善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乡村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路径。
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宏观指导思想,立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核心维度,探讨体育赛事特别是篮球赛事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内涵。该结构性框架能够揭示篮球赛事如何在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治理与生态保护等层面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系统性与现实指导意义。不同于以往学界以单一理论为支撑的研究,本文不再额外引入“事件遗产理论”等外部理论,而是将乡村振兴战略本身作为核心理论基础。乡村体育的发展路径、治理机制与文化表达均可在此总体框架中得到解释。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五个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为本研究提供了结构性研究路径。体育赛事嵌入农村社会,并非仅局限于体育本身,而是与产业体系、基层治理、公共服务、文化认同等多个维度交织互动,形成复合型联动效应。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文献资料与案例调研方法,以东莞篮球赛事为研究对象,从产业、文化、组织、生态和人才五个方面展开分析,构建“价值意蕴—发展思路—推进方向”的研究逻辑框架。通过这一框架,可以系统揭示篮球赛事如何助推乡村体育发展、促进体育产业与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从而为后续政策制定与实践探索提供可行路径。
为系统呈现篮球赛事推动乡村体育发展的逻辑路径,本文构建相应的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村BA”赛事助推乡村振兴的分析模型图
篮球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的展演平台,更是促进乡村产业融合与消费升级的重要催化剂。在广东省东莞市,通过“村BA”赛事成功构建起“体育+文旅+消费”的复合型产业模式,形成了“小赛事撬动大消费”的乡村经济新格局。
以“我要上全运”广东省女子篮球联赛为例,比赛期间廉江地区酒店入住率达98%,带动了周边农家乐、特色餐饮、文创商品销售等一系列乡村服务业态联动发展。寮步镇“村BA”赛事打造“篮球+文化+消费”特色旅游路线,吸引大湾区短途游客群体,实现“赛事+周末游+地标打卡”的消费链重组。村镇通过“企业冠名+商企赞助+村企合作”模式,实现赛事收益、品牌宣传、集体经济多重共赢,推动乡村发展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转变。
学界研究亦指出,群众性赛事在推动农村经济转型中具有明显乘数效应,不仅带动基础消费,更能衍生出体育用品、农产品、旅游文化等二级消费市场。王龙等人认为,赛事作为“公共事件资源”,可以成为撬动产业链接与区域联动的突破口,其构建的“参与—消费—传播”闭环,能有效提升乡村经济活力[4]。
可见,“村BA”赛事通过融合本地特色、链接市场资源、激活消费场景,不仅带动了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促成了可持续的乡村服务业体系,为“产业振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样本。
“村BA”赛事的兴起不仅是体育现象,更是一次文化建构的实践探索。赛事活动打破了“体育即竞技”的传统认知,将乡土文化、地方节庆与群众参与深度融合,逐渐演化为乡村文化认同重构的重要载体。
在广东东莞寮步镇,“村BA”赛事不仅注重竞技对抗,更在赛事中融入了地方非遗、传统民俗、文化演艺等元素。例如,在廉江市赛事开幕式上,八狮贺喜等具有地域特色的表演被纳入篮球赛环节,不仅提升了现场氛围,也成为本地文化的“对外展示窗口”。同时,赛事利用微博、抖音、赛事直播小程序等新媒体渠道进行推广,通过短视频、话题标签、IP设计等方式,将地方赛事转化为流量内容,实现“体育内容—文化传播—身份认同”的闭环路径。地方政府以“我即为城 WIN FOR MY CITY”为赛事口号,强化城市精神与球迷身份之间的情感联结,逐步塑造出具有东莞辨识度的篮球文化品牌。
这种文化构建过程,不仅增强了村民的集体归属感,也打破了地域与代际的界限,构建起以篮球为纽带的新型社区认同。如刘冠朋指出,“村BA”的迅速传播和文化转化能力,在于其在融合体育表演性与本土文化的同时,重新构建了村落社会的认同结构,使“村籍认同”转化为“文化参与认同”[5]。金安瑞进一步指出,赛事情感传播机制已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路径,其通过共同观赛、共同参与、共同转发等方式,激活了原本沉寂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6]。
由此可见,“村BA”已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一种文化生成机制,它将乡村文化从“静态传承”带入“动态重构”过程,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持续动能,成为基层精神重塑和文化自信培育的重要力量。
“村BA”赛事的组织与运行不仅是一项体育事务,更是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次实践演练。赛事活动将政府、村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纳入治理过程,形成“政府引导+村社自治+市场参与”的复合型治理结构,为基层治理体系注入了新活力。
在东莞市常平镇,篮球赛事被正式纳入乡村振兴年度考核指标,成为地方政府“打造运动之村”战略的一部分。各示范村每年至少需承办2场镇级赛事,这一制度化安排不仅推动了乡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也倒逼基层治理主体提升赛事统筹能力与资源调配水平。赛事筹备过程中,球场选址、资金分配、人员安排等大量事项通过“一事一议”的村民协商机制确定,使赛事成为实践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
更具代表性的是“政府统筹+协会自治”模式。在常平镇“篮球超级联赛”中,政府提供资源与政策支持,篮球协会负责具体执行,成立专项筹备小组,承担裁判、安保、后勤、宣传等职责。通过体育事务构建“议题驱动—组织协同—资源整合”的新型治理流程,原本松散的村社关系被重构为具有制度黏性的“合作网络”。
从理论角度看,鲍青青、谢翔基于多源流理论指出,“村BA”赛事因其群众基础广泛、组织结构弹性强、治理层级适配度高,具备进入地方治理政策议程的高适配性,是“制度微创新”的典型样本[7]。朱昱诚也指出,体育赛事在乡村治理中不仅能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责任感[8]。
因此,“村BA”赛事在实际运作中已逐步嵌入乡村治理体系,成为培育协商能力、提升组织力、构建信任机制的重要场域,其示范意义已超越体育本身,成为治理现代化的“试验田”。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村级篮球赛事不仅承载体育与文化功能,也成为践行生态振兴战略、构建绿色乡村空间的重要手段。“村BA”赛事在场馆建设、出行方式、运营理念等多个环节体现出绿色转型逻辑,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生态范式。
以广东韶关为例,赛事主办地通过改造废弃闲置土地,建设生态友好型篮球场地,辅以林荫球道、遮阳棚、观众看台等设施,创设出绿色、低碳、开放的全民健身空间。比赛期间,政府在篮球公园门口设立公共单车停放区,倡导村民与游客步行或骑行观赛,减少私家车使用,降低碳排放。赛事现场不使用一次性塑料物料,推行“电子票”“无纸化赛务”“绿色宣传”,全面践行“零废弃赛事”管理理念。
此外,赛事空间布局有意引导体育活动与生态景观融合,响应“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的号召,借助“赛事即景点”的逻辑,推动体育空间向“体育+生态+文旅”的多功能复合场景演化。场地设计兼顾生态美学与村落生活,既满足日常锻炼需求,又能承载大型活动,提升了乡村公共空间的多样性与延续性。
如袁帅、于露指出,体育赛事在乡村生态空间重构中,不仅应满足“场地建设”需求,更应成为绿色生活方式的倡导者、生态资源的整合者[9]。梁嘉封也强调,将体育赛事与生态旅游融合,能够推动乡村“软环境”与“硬设施”同步提升,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值的双赢[10]。
因此,“村BA”赛事的生态治理逻辑体现了从“绿色场地”向“绿色生活”的跃迁,不仅优化了乡村体育生态,也重塑了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环境认知,为生态振兴注入了可持续的“赛事动力”。
乡村体育振兴的核心在于人才振兴,而“村BA”赛事为乡村体育人才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性平台。其通过本土培育与外部引才双向发力,逐步构建出集选拔、培训、竞赛、激励于一体的梯队化体育人才机制。
在本土培养方面,广东东莞市多地建立“镇—村—校”三级梯队,推动“小篮球计划”落地。以大朗镇为例,当地设立“壹加壹”篮球俱乐部,打通从青少年兴趣培养、校队选拔,到基层联赛参与、职业输送的全链条发展路径。同时,赛事也成为本地教练、裁判、体育志愿者等基层体育从业者展示与成长的重要平台。通过“传帮带”式师徒机制,推动技能、经验、文化的代际传承,强化了乡村体育生态的自主造血能力。
在引才机制方面,多地建立“体育下乡”常态机制,吸纳高校毕业生、退役运动员、职业教练参与乡村体育建设。为响应“全运之年”号召,粤港澳大湾区多个赛区联合招募高水平运动员参与村镇联赛,并与专业俱乐部、高校联合开展选拔与指导。政府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激励、住房补贴等方式,为外部人才提供驻村执教条件,助力本地球队水平跃升与人才资源流动。
如袁梦洁、陈秋斌指出,“村BA”赛事不仅具备情感凝聚与文化传播功能,更已成为基层体育人才培育与输出的“孵化平台”。池艺玲、李游进一步提出,赛事带动形成的“场域—组织—路径”三维体系,有助于乡村体育实现从个体激励到系统培育的机制跃迁[11]。
因此,篮球赛事在乡村人才振兴中的作用,已超越“竞技表现”,逐渐转向“人才生态构建”。通过“自主培育+外引机制”协同推进,不仅提高了乡村体育的竞争力与可持续性,也为乡村社会的文化活力与组织能力奠定了人才基础。
在乡村振兴“五个振兴”战略背景下,“村BA”赛事展现出巨大的综合价值。为进一步提升赛事体系的可持续性与推广性,应从政策协同、组织建设、文化打造、生态融合与人才机制等五个维度构建科学可行的发展路径。
政府应进一步细化赛事扶持政策,明确“体育+产业+文旅+教育”多维发展目标,推动篮球赛事嵌入地方经济发展体系。建议设立专项赛事发展基金,鼓励村镇“以赛兴业”;制定本土赛事认定与绩效考核标准,促进资源精准下沉;推动“体育+农文旅”一体化融合,开发特色篮球线路、赛事文创、联赛门票收益机制,打造赛事型经济增长点。
赛事治理要从“临时性”向“常态化”过渡。应在村镇层级建立“体育治理协同平台”,形成由政府牵头、协会执行、村集体参与、企业协同的运行机制;推动“村党支部+体育协会”管理模式制度化,设立年度赛事议事规则;提升赛事服务专业性,鼓励高校开设“基层赛事管理”相关课程,培养服务乡村的专业赛事人才。
立足地域特色,构建“文化+赛事”双驱动品牌战略。建议统一“村BA”赛事视觉识别体系,打造省市级赛事口号与形象物;设置“篮球文化节”“地方明星球员评选”等文化场景,推动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加强与抖音、快手、小程序直播等平台的联动推广,形成“短视频—赛事传播—文化输出”的新路径。
推动赛事与生态规划相融合,实现“体育空间”与“生态空间”的联动开发。建议将球场改造纳入乡村建设项目库,鼓励废弃场地绿色转型;推广“零碳赛事”“绿色票务”“环保物料”等低碳标准;设立“生态球场+田园健身带+观赛公园”等复合功能节点,打造集赛事、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型体育空间。
建立“校园—社团—赛事”一体化梯队体系,推动青少年篮球系统培养;设立“乡村篮球教练/裁判专项培训计划”,提升基层体育专业人才密度;探索“高校体育人才定向服务乡村计划”,与体育学院、俱乐部共建“乡村人才输出基地”;建立常态化外部人才引进机制,鼓励退役运动员、职业教练、体能专家等周期性驻村执教,实现本地培育与外部输入的双轨并行。
“村BA”作为一种扎根乡土、群众参与广泛、传播形式多样的基层篮球赛事,已逐步演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广东东莞为案例,基于“事件遗产理论”与“乡村振兴五个振兴”战略框架,系统梳理了村级篮球赛事在产业联动、文化传播、组织治理、生态转型与人才建设等维度的多重价值,构建了赛事助推乡村体育振兴的分析框架,并提出了面向制度化、专业化、生态化的人才与组织发展路径。
研究发现,篮球赛事不仅作为文化活动和娱乐方式嵌入村庄日常生活,更在深层次上改变了乡村的社会组织结构、治理模式与发展逻辑。体育赛事成为乡村空间再生、社会参与重构、文化认同激活的重要载体,也提供了群众性、协同性、可持续性的治理样本,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草根力量支撑。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将“赛事遗产”理论拓展至中小型乡村赛事场域,填补了“群众体育”与“乡村振兴”交叉研究的结构性空白;实践意义在于为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提供了可参考的赛事规划与治理策略,具有较强的现实推广价值。
但也需指出,本文仍存在以下局限:一是案例集中于东莞地区,缺乏横向区域比较,研究外推性受限;二是数据以二手文献和现场观察为主,尚未引入问卷、访谈等一手调研工具,影响了论证的广度与深度;三是缺乏赛事长期运行绩效的动态评估,难以衡量“村BA”机制的持续效应。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一是对比不同区域“村BA”治理模型差异,提炼更具普适性的乡村赛事发展路径;二是开展多主体、多层级深度访谈,丰富赛事运行与参与机制的微观逻辑;三是引入GIS、社交网络分析等工具,构建“赛事—村落—社群”之间的动态关系图谱,拓展体育与乡村研究的跨学科交叉空间。
[1] 王力,丁广鹏.乡村振兴视域下群众体育赛事的价值审视、经验及启示——以贵州“村BA”为例[J].体育科技,2025,46(2):66-68,72.
[2] 吴玺龙,王龙.乡村振兴视域下“村BA”赛事的发展路径[J].新体育,2025(16):108-109.
[3] 袁梦洁,陈秋斌.乡村篮球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审视——以贵州“村BA”为例[J].体育科学研究,2023,27(6):10-13.
[4] 王龙,邓欣.乡村振兴视域下广西农村篮球赛事可持续发展研究[J].体育科技,2024,45(1):64-66.
[5] 刘冠朋.“村BA”篮球运动兴起对乡村文化发展的影响[J].体育视野,2025(9):4-6.
[6] 金安瑞.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村BA”的情感传播机制研究[J].新闻世界,2024(3):21-24.
[7] 鲍青青,谢翔.“村BA”何以进入全国和美乡村赛事政策议程?——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J].体育研究与教育,2024,39(3):34-42.
[8] 朱昱诚.体育赛事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以篮球赛事为例[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3(7):123-125.
[9] 袁帅,于露.新时代体育赛事助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意蕴和路径选择[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3(23): 49-51.
[10] 梁嘉封.乡村特色体育赛事与体育旅游结合发展路径研究——以“村BA”为例[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4(15):36-38.
[11] 池艺玲,李游.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基于昆明市百村三人篮球赛的经验启示[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3(18):10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