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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已从理念转化为国际合作的实践平台[1]。在此过程中，人文交流成为倡议推进的重要支柱，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将“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之路，在体育、文化、卫生等领域实施创新合作。这一表述体现出体育在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中的特殊作用，其桥梁与纽带价值日益凸显[2]。在此背景下，体育人才的角色也相应深化——他们不仅是国际体育交流与合作的具体承载者，更肩负着向世界讲述中国体育故事、塑造体育强国形象的重要使命[3]。

当前，体育人才的功能与价值已突破传统专业技术层面的局限，逐步成为联结中外体育文化、参与国际体育治理实践、传递中国体育强国建设风貌的关键支撑力量。但我国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仍存在培养理念滞后于国际发展需求、培养结构相对固化、教学内容更新与行业发展脱节、实践育人平台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难以充分契合沿线国家对高层次国际化体育专业人才的现实诉求。

因此，构建契合“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需求的体育人才胜任力框架，并以此为基础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已然成为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紧迫性的重要研究议题。本文将综合运用文献梳理、德尔菲专家咨询及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系统搭建涵盖职业素养、行为能力与战略综合三大维度及十一项核心要素的体育人才胜任力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以高校为核心载体、以产业为实践依托、以社会政策为保障支撑的“三位一体”协同培养路径。该研究既能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体育人才的评价、选拔与培育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也能为推动我国体育教育改革、助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引，进而为我国在全球体育治理与国际体育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提供有力支撑。

2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2.1 体育人才胜任力模型的构建研究

“胜任力”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David·McClelland）于1973年正式提出，指能区分某一工作中卓越成就者与普通者的深层次个人特征，包括动机、特质、知识、技能等[4]。后续学者从更整合的视角出发，将胜任力归纳为职业、行为和战略综合三个维度：职业维度指处理具体日常任务的技能；行为维度指处理非具体性、任意性任务的技能；战略综合维度指结合组织情境的管理技能。本文旨在通过对体育学科核心素养、高校培养方案、企业招聘需求及专家访谈等资料的梳理，初步构建体育人才胜任力模型框架，并经由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与修正。

2.2 “一带一路”战略下培养高素质体育人才的必要性研究

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发展水平，特别是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与倡议推进的人才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实践表明，沿线国家对中国高素质体育人才存在迫切需求。例如，首都体育学院连续举办的“‘一带一路’大使体育论坛”活动中，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匈牙利、奥地利等六国驻华大使，已经与首都体育学院签署合作培养卓越体育人才协议[5]。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奥委会也曾先后邀请首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专业优秀教师执教其国家队。还有调查显示，越南高校体育教育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具有体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占比为20.3%，该国只有3所大学培养体育专业博士生，体育专业博士人才数量难以满足国内需求[6]。因此，面向“一带一路”战略的高素质体育人才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2.3 “一带一路”背景下体育人才培养的研究聚焦与局限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化，体育在国际交往与合作中的纽带作用日益突出，培养符合倡议需求的体育人才，已成为促进民心相通、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学界对这一议题的关注也日益增多。

既有研究已从宏观模式转型[7]、创新人才培养[8]、文化素养培育[9]及体育旅游等新兴领域[10]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理论构建与战略响应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通过大样本调查或权威专家共识等实证方法系统构建胜任力模型，导致提出的培养策略缺乏能力框架支撑；二是对“一带一路”战略亟需全球化视野、文化自信、区域知识等战略综合素养的整合明显不足，未能将国家战略深度融入人才能力框架核心。因此，本文通过规范的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构建契合战略需求、结构清晰的体育人才胜任力模型，以填补当前理论构建与战略响应方面的研究空白。

3 现实审视：“一带一路”体育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困境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为体育国际合作注入了强劲动力，但我国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仍面临多重挑战，与战略需求存在结构性错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3.1 培养体系相对固化，与国际前沿需求脱节

现有课程内容更新较为缓慢，未能有效融入“一带一路”所需的区域知识与国际体育规则等新内容，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11]，直接造成学生在“一带一路区域知识”和“国际体育规则与外语应用能力”等职业维度的能力薄弱。

3.2 课程结构失衡，学生综合素养欠缺

长期存在的“重专业、轻通识”倾向，使学生的全面发展受阻[12]，从而阻碍其跨文化沟通、批判性创新思维等行为胜任力的养成，具体表现为“跨文化沟通与交流能力”和“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等行为维度素养不足。

3.3 实践教学平台匮乏，学生创新能力薄弱

实践环节与理论教学之间衔接不够紧密，校企合作机制尚不健全，学生缺乏在国际化真实情境中锻炼组织协调与创新实践能力的机会[13]，直接影响“组织协调与执行能力”和“团队协作与领导能力”等关键行为维度能力的有效培育。

3.4 跨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不足

学生外语应用能力，特别是对沿线国家文化习俗的理解能力、中国体育文化对外传播能力[14]，均有待加强，这一短板制约了“文化自信与传播能力”和“情感特质与抗压能力”等战略综合维度素养的养成。

3.5 支撑保障体系尚未完善

兼具国际视野与丰富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短缺，教学评价体系也未能对战略综合素养进行有效评估与引导[15]，导致“全球化视野”和“职业精神与敬业度”等战略综合维度能力在培养与评价环节缺乏有效支撑。

4 国际比较与差异分析：体育人才培养的跨国经验与启示

4.1 体育强国：聚焦“体育+”复合型培养与全球能力实践

在体育强国的人才建设版图中，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发展路径具有鲜明的示范意义——其核心逻辑是以“体育+”为抓手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体育学科与管理、传媒、法律等领域深度交叉融合，最终指向具备全球视野与行业领导力的专业人才培育。在课程设计层面，这些国家摒弃了单一化知识传授模式，课程体系兼具前沿性与实用性，既囊括国际体育管理、全球体育营销等紧贴行业发展趋势的核心课程，又将多语种能力训练、跨文化项目设计等内容贯穿教学全过程。实践环节搭建依托成熟的体育产业生态与广泛的国际高校合作网络，形成了从本土赛事运营实操到国际体育组织顶岗实习的全链条实践平台，让学生在真实的行业场景中积累经验。其师资队伍中，具有国际从业背景或丰富产业经验的教师占比较高，常态化的校企双向交流机制更保障了教学内容始终与行业前沿同频共振。政府则通过设立海外交流专项基金、由行业协会牵头制定专业能力认证标准，突破人才培养、行业需求与社会认可之间的壁垒，形成了三者良性互动的闭环［16，17］。

4.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突出区域特色与实践导向

俄罗斯、泰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体育人才培养领域探索出契合自身发展禀赋的务实路径，区域特色与实践导向是其显著标识。俄罗斯凭借深厚的传统竞技体育积淀，将培养方向聚焦于能够参与国际体育治理、操盘高端国际赛事的专业人才；泰国则充分依托本国发达的旅游产业与丰富的本土传统体育资源，着力打造精通体育旅游产品推广与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专项人才。这些国家紧扣本国优势体育项目与区域体育合作的现实需求开展教学，并通过与行业实体共建实践基地，让学生在岗位实操中锤炼应用能力，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

4.3 经验整合与启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培养体系

综合来看，我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体育人才培养，既要借鉴体育强国在跨学科整合、全球化实践及“产学研用”协同方面的成熟经验，也应参考沿线国家立足特色、服务区域发展的务实思路。我国在战略顶层设计层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在课程国际融合度、海外实践平台建设、师资国际化实战经验及行业认证体系完善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未来应明确“体育人文交流使者+国际体育事务专家”的复合型定位，强化政、校、企、国际组织间的协同机制，构建覆盖沿线区域的实习实践网络，推动设立专项基金与行业职业能力标准，探索出一条融通国际经验、紧扣国家战略的体育人才培养新路径[18]。体育人才培养国际比较核心维度摘要如表1所示。

表 1 体育人才培养国际比较核心维度摘要

5 模型构建：基于德尔菲法的体育人才胜任力框架

本文以麦克利兰胜任力理论为依据，借鉴职业、行为、战略的综合三维度划分方式，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对体育人才提出的特殊要求，开展人才胜任力模型的构建工作。

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框架、高校体育人才培养方案、国际赛事公司与体育文化传播机构等相关企业招聘需求，以及国家“卓越体育人才”培养计划等文本资料，在充分整合现有研究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拟定涵盖多项胜任力要素的模型框架。

随后，采用德尔菲法对该框架进行修正与优化。研究组建了由38名专家构成的咨询小组，专家遴选严格遵循多重标准，以保障咨询结果的权威性与代表性。其一，专业资历层面，要求专家在体育教育、体育产业管理、国际体育交流等相关领域从业满10年，且具备高级职称或担任中层及以上管理职务，确保专家拥有深厚的专业积淀与精准的行业判断力；其二，实践经验层面，要求专家具备丰富的国际项目或“一带一路”体育合作项目背景，需直接参与过国际体育赛事组织、体育外交活动，或深度涉足沿线国家体育合作项目，保证其意见能够直击跨文化体育交流的核心问题；其三，人员构成层面，注重覆盖体育人才“培养—任用—评价”全链条，最终入选专家包括高校体育教师与管理者15人、体育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人员8人、体育产业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及管理者10人、具备丰富国际交流经验的优秀体育毕业生5人，通过汇聚多元主体视角，保障研究结论的全面性与平衡性。

专家小组进行了两轮咨询，在此过程中邀请专家结合“一带一路”背景下体育人才胜任特征的重要性，采用李克特6级量表（1=完全不重要，6=非常重要）进行评分。两轮咨询的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92.1%和100%，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Kendall’s W）在第二轮后显著提高（p<0.01），表明专家意见趋于一致。最终构建的体育人才胜任力模型如表2所示。

表 2 体育人才胜任力模型及重要度评价（N=38）

据专家评分结果统计，所有指标平均重要度均高于5.4分，表明各要素获得专家组高度认同。具体来看，“跨文化沟通与交流能力”以5.95分位居首位，深刻反映出“一带一路”体育交流中“民心相通”的核心要义；“国际体育规则与外语应用能力”以5.91分紧随其后，凸显了国际化体育人才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与合作的基本门槛；“全球化视野”以5.87分位列第三，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对体育人才把握国际体育格局与发展趋势的战略要求。这三项国际化素养要素在评价中位居前列，明确指明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体育人才培养的优先方向。

6 培养路径构建：基于胜任力模型的“三位一体”协同体系

为将胜任力模型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培养实践，解决当前培养体系与战略需求间的结构性错位，必须构建多方联动、层次清晰、动态反馈的培养系统。本文提出以高校为主体、以产业为支撑、以社会政策为保障的“三位一体”协同培养体系，具体实施路径如下。

6.1 高校层面：重构人才培养体系，强化胜任力导向

为扭转课程内容与战略需求脱节的局面，契合专家对“‘一带一路’区域知识”（得分5.45）与“全球化视野”（得分5.87）的高度期待，课程改革必须进行结构性重塑。具体而言，可依据本模型的维度划分，设计模块化课程群：在“职业维度”下，增设“国际体育规则与实务”等课程；在“战略综合维度”下，开设“‘一带一路’国家体育文化概览”“体育公共外交”等模块，将战略素养的培养从泛化的通识教育，深化为与专业核心知识紧密融合的能力训练［19］。

教学模式需向互动化、实战化转型。传统单一的课堂讲授模式，已难以适配复合型体育人才胜任力的培养需求。高校应积极推广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PBL）、情景模拟教学等多元方法，强化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核心能力[20]。例如，可联动国际体育组织、涉外体育企业等多方资源，联合开发仿真教学项目，模拟国际赛事策划、跨文化谈判等真实工作场景[21]，针对性培育学生行为维度的关键胜任力，包括“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团队协作与领导能力”及“跨文化沟通与交流能力”。

实践平台建设要聚焦国际化与多元化拓展方向。高校需主动拓宽对外合作渠道，与“走出去”的中资体育企业、国际体育组织驻华机构、体育特色海外孔子学院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知名体育院校建立长效合作关系，共建海外实习与实践基地。通过制度化组织学生参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海外体育机构顶岗实习、体育文化遗产联合考察等项目[22]，让学生在真实的跨文化场景与工作环境中，锤炼“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与“情感特质抗压能力”，同时在实践历练中深化文化自信，提升“体育文化传播能力”。

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是落实各项改革举措的关键支撑。高校应秉持“引育并举”策略：一方面，加大力度引进具备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经历、海外学术背景或跨文化项目实操经验的高层次人才，优化师资队伍结构[23]；另一方面，设立专项研修基金，完善教师海外交流机制，有计划地选派骨干教师赴合作院校访学、参与国际体育组织短期工作，或深入“一带一路”体育合作项目一线开展调研，以此拓宽教师的国际视野，提升其跨文化教学能力。此外，需建立健全“行业导师”制度，聘请体育产业资深专家、资深体育外交官、国际体育传媒从业者等业界人士参与课堂教学、毕业设计指导与职业规划辅导，打造一支兼具学术深度与行业实践广度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为培养具备职业精神与敬业度、文化自信与传播能力的体育人才筑牢师资根基。

6.2 产业与机构层面：强化在职培训与实践融合

体育产业既是检验体育人才价值的实践标尺，也是支撑人才持续成长的核心平台。为充分发挥产业在人才培养中的赋能作用，可从以下三方面推进工作。

第一，构建系统化在职培训机制[24]。体育产业及相关机构需紧扣“一带一路”合作的现实需求，建立常态化在职培训体系，重点开展跨文化适应、国际体育法规、商务谈判、项目管理及风险防控等专题培训。鼓励企业与高校、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共建“产业学院”或联合培养基地，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开发实战导向的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与模拟实验室，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养。这类培训能够直接强化员工的核心胜任力，涵盖跨文化沟通与交流能力、国际体育规则与外语应用能力，以及组织协调与执行能力。

第二，建立健全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内部培训与职业发展体系。针对派驻海外或从事涉外业务的员工，设计系统化培训模块，内容涵盖沿线国家商业文化与社会风险、国际体育赞助与合约管理、跨文化团队建设与领导力等。推行“岗位轮换”与“项目历练”制度，有意识地将有潜力的青年人才置于海外市场关键岗位，使其在实战中快速提升战略综合素养。同时，搭建清晰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与晋升通道，将海外工作经历与绩效考评、薪酬调整、职级晋升直接挂钩，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例如，阿里体育推行的“青训+轮岗”制度，选派优秀青年人才派驻印尼、沙特等“一带一路”项目落地国，在实战中锤炼其跨文化管理与项目执行能力，实现人才培养与业务拓展的双向赋能；国际层面，国际足联（FIFA）的“FIFA Forward计划”，通过资助青年管理人才赴总部或洲际联合会实习，也为构建跨国实习锻炼机制提供了重要借鉴。

第三，搭建多元化创新实践平台。企业可牵头组织“一带一路”体育创新创业赛事，设立企业开放课题基金，吸引高校师生团队联合参与，助力企业破解市场拓展、技术落地、文化融合等实际难题。这一举措既能为企业发展提供创新思路，也能让学生在实战中锤炼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实现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同时，支持员工参与国际体育赛事、体育文化博览会等活动，帮助其拓宽国际视野、积累行业人脉资源；推动与沿线国家建立常态化体育人才交流机制，通过互访考察、联合培训、短期派驻等方式，促进经验共享与能力提升，切实增强人才的全球化视野与跨文化沟通交流等综合素养。

6.3 社会与政策层面：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在制度与资源保障方面，政府需强化顶层设计，研究出台专项政策，为体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资源与制度支持［25，26］。我国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设立的“‘一带一路’体育人才奖学金”，每年资助百余名学生及管理者赴沿线国家交流学习，正是政策引导与资源配套协同推进的典型实践，有效助力人才全球化视野与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的提升。新加坡体育理事会的“国际体育合作基金”也充分说明，专项资助计划能有力推动社会机构积极参与国际体育合作。

在职业标准与能力衔接方面，应推动建立体育行业职业认证体系，实现学历教育、职业培训与能力评价的有机衔接。可联合相关行业协会，研究制定“国际体育管理师”“跨文化体育传播专员”等职业能力标准与认证体系，提升人才的社会认可度与职业发展空间。在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全人”培养[27]，而非片面追求竞技成绩的短期“超群”，这为“‘一带一路’区域知识”和“文化自信与传播能力”等特定胜任力的提升提供了多样化路径。

此外，社会培训体系也应发挥补充作用。鼓励发展高质量的社会培训机构，作为高校与企业培养体系的有益补充，面向在职人员、退役运动员等群体提供灵活、前沿的短期课程与专项能力认证，形成多元化、开放式的体育人才培养生态，为“‘一带一路’区域知识”和“文化自信与传播能力”等特定胜任力的提升提供更多元路径。

最后，为整合各方资源、形成育人合力，应借鉴“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理念，构建以高校为主体、产业为支撑、社会为补充的“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推动高校、企业与社会机构在课程共建、师资共享、实践共育、认证互通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形成人才培养闭环。通过“1+N”能力培养理念（如“1”指专业核心能力，“N”指跨文化、创新、领导力等拓展能力），实现体育人才从“单一技能型”向“复合胜任型”转变，系统培养胜任力模型中各维度的能力要素［28］。

7 结论

本文构建的“三维度”体育人才胜任力模型，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体育人才培养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的新框架、新路径。这一模型突破了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固有局限，将战略综合素养置于与专业技能同等重要的核心地位，使文化自信传播、全球化视野等软实力要素，正式成为人才评价体系的核心考量指标——其本质是体育人才培养理念从“技能本位”向“素养本位”的深刻转型，为行业人才培养指明了新方向。

深入剖析当前体育人才培养现状不难发现，核心症结在于现有教育体系与“一带一路”战略对人才的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这种错位不仅体现在课程内容设置、教学方法选择等具体执行层面，更根植于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与评价标准构建。针对这一深层次问题，本文提出的“高校—产业—社会政策”三位一体协同机制，通过推动三方有机衔接与深度联动，为化解这一结构性矛盾提供了系统化解决方案。从北京体育大学的课程体系改革实践，到阿里体育的跨国项目人才历练，诸多现实案例已充分印证，这种协同模式能够有效消弭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之间的鸿沟。

从理论构建角度看，本文将“一带一路”建设的宏观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可行的体育人才胜任力指标，为相关人才的评价与培养提供了科学支撑。在实践应用上，研究成果为各类培养主体明确了行动方向：高校可依托这一指标模型优化现有课程设置，企业能据此完善内部培训与人才发展机制，政府部门也可借助其制定更贴合实际的扶持政策。随着“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深化与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今后对体育人才的素质需求将持续更新。因此，后续研究需重点关注指标模型的实际应用成效检验、指标体系的动态优化调整，以及数字化、智能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创新，为“一带一路”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的不断完善提供助力。这既直接关乎体育人才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也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体育领域的落地成效与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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