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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徒步、露营、轻量化登山、溯溪和越野跑等户外运动逐渐进入大众休闲生活，山地旅游也由传统观光消费转向体验型、社交型和运动型消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研究指出，生态旅游需要在保护、游憩和社区发展之间寻找平衡[1]。国家公园治理研究也强调，社区不是保护地外部的被动群体，而是资源保护、公共服务和地方秩序的重要主体[2]。

问题在于，山地空间与城市消费空间并不相同。山地旅游具有边界开放、气象变化快、通信盲区多、救援半径长和生态承载脆弱等特征。社区参与研究已经提示，社区福祉不只是收益分配，还包括社区在保护、发展与治理中的真实处境[3]。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研究也指出，户外运动进入自然保护地既可能激活资源价值，也可能带来生态扰动和安全事故[4]。因此，当大量初体验者、低频初学者甚至自认为有经验的参与者进入山地空间时，风险不会因为线路被网络平台包装为“轻徒步”而自动消失。

现有研究已关注国家森林公园户外运动发展的服务保障问题[5]，也从事故数据和组态路径角度讨论了山地户外运动风险的复杂成因［6，7］。但仍有一个关键环节没有被充分解释：游客为什么会低估风险？这种低估如何转化为现场决策失灵？决策失灵又如何越过个体边界，变成社区救援压力、居民生活干扰、生态破坏和基层治理成本？如果不能解释这一机制，“社区福祉”就容易被窄化为游客消费带来的经济收益。

本文的前期研究曾发现，城市青年户外运动初学者在事前阶段容易受“网红路线”“城市后花园”等标签影响，形成熟悉性偏差和乐观偏差；在活动过程中又会对导航、经验同伴和非正式领队产生控制错觉，并受从众压力影响而抑制折返表达。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不只关注初学者“为什么想得太简单”，还讨论低频参与者“为什么半懂不懂更危险”、多次参与者“为什么会因经验而轻敌”，以及这些个体风险如何外溢为山地社区的安全、生态、生活和治理负担。

基于此，本文提出三个研究问题：第一，不同经验阶段的户外运动参与者在山地旅游中存在哪些风险感知偏差？第二，这些偏差如何通过现场决策失灵转化为风险行为？第三，游客风险行为如何外溢为社区福祉损耗，并应如何通过风险前置治理进行阻断？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山地旅游社区福祉不只是“游客来了社区能否赚钱”的问题，更是“游客来了社区是否会被迫替其风险行为买单”的问题。

2 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2.1 山地旅游社区福祉：从经济收益到风险成本

社区福祉是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尺度。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强调，产品供给增长必须与安全服务、组织规范和公共治理同步推进[8]。共同富裕视域下推动乡村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的研究也提示，资源开放不能只考虑流量导入，还要处理收益分配、生态保护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关系[9]。因此，本文将社区福祉理解为一个多维结构，而不是单一经济指标。

对山地社区而言，游客消费当然重要，但安全是否稳定、生态是否受损、生活是否被扰动、治理是否可承受，同样决定社区是否持续支持山地旅游发展。换言之，游客带来消费并不自动等于社区福祉提升。如果游客风险行为导致村干部、护林员、经营者和普通居民反复参与搜救、清理、调解和劝阻，社区就可能出现“收益局部化、成本公共化”的矛盾。

2.2 户外运动风险感知偏差：从初体验盲区到经验型麻痹

户外运动风险感知偏差，是指参与者对风险发生概率、后果严重性及自我控制能力作出系统性误判。国外国家公园开展户外运动的准入机制研究表明，风险提示、分区准入、许可制度和使用规范，是降低户外运动外部成本的重要方式[10]。基于资源条件与环境约束的国外经验也说明，户外运动开发不能脱离环境容量、服务能力和救援条件[11]。美国国家森林系统户外运动管理体系研究进一步提示，分区管理、公共教育和志愿协作对降低户外活动冲击具有现实意义［12］。

在大众参与背景下，风险感知偏差呈现经验分层特征。初体验者往往缺少判断框架，不知道何为撤退点、暴露路段、无信号风险；低频初学者因为有过一两次顺利经历，容易把有限经验外推到更复杂的季节、天气和路线；多次参与者则可能因为熟悉路线、信任装备、追求轻量化、执着登顶或拒绝走回头路而形成经验型风险麻痹。青少年户外运动教育研究强调，户外教育不能只追求体验刺激，还应建立规则意识和风险判断能力[13]。登山精神研究也表明，户外运动的价值不只在于挑战和抵达，也在于团队责任与对自然的敬畏[14]。攀岩伦理研究所揭示的自由、冒险与规范之间的张力，对理解山地户外活动同样具有启示［15］。

2.3 风险外溢：连接个体行为与社区福祉的核心概念

本文将“风险外溢”作为核心范畴。它指的是户外运动参与者的风险感知偏差和行为失误不再停留于个人损失，而是通过迷路求助、夜间搜救、破坏植被、乱停车、野外用火、经营纠纷和负面舆情等方式，把风险成本转移到社区、管理机构、救援力量和目的地公共系统。这个概念能够把微观层面的风险心理与中观层面的社区治理连接起来。

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社区参与案例研究显示，社区在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中承担着复杂角色[16]。新西兰国家公园社区共管经验也说明，社区若能获得明确授权和利益机制，更容易从被动接受者转为共治主体[17]。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机制研究同样提示，社区支持度与治理参与、利益协调和生活秩序密切相关[18]。由此看，山地旅游风险前置治理不应被理解为单向限制游客，而应是“服务—约束—赋权”的复合过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与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多主体访谈与问卷辅助相结合的研究设计。访谈对象共43人，包括想去未去者、首次体验者与低频初学者、多次参与者、户外俱乐部负责人/资深领队、社区居民与经营主体、景区与自然保护地管理人员、救援人员与安全员、高校专家。访谈对象主要通过高校课程、户外社群、商业俱乐部、景区管理站、山地社区经营主体和滚雪球推荐获得。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以P、B、C、L、E、F、G、H等编号代替真实
姓名。

问卷资料来自“面向社区福祉的山地旅游风险感知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19份。问卷对象覆盖想去未去者、首次体验者、低频初学者、多次参与者和10次以上深度参与者。问卷主要用于辅助呈现不同经验群体在轻松化想象、风险感知偏差、经验型风险麻痹、安全准备与决策、社区福祉感知和前置治理需求上的差异，不作为严格因果检验工具。

表 1 访谈样本结构

Table 1 Composition of the interview sample

3.2 资料分析与扎根理论取向

考虑到本文已有前期研究基础，本文不宣称完全无预设地实施经典扎根理论，而是采用“扎根理论取向”的质性分析。具体程序包括：第一，开放编码。研究者反复阅读访谈文本，剔除研究者解释性备忘，只保留受访者原始表达，并围绕风险想象、准备过程、现场判断、求助经历和社区影响提取初始概念。第二，主轴编码。将相近概念按照条件、行动/互动和后果关系聚合为副范畴，如“低门槛化宣传”“城市安全惯性”“外包式依赖”“老手光环”“社区被动兜底”等。第三，选择性编码。围绕“风险外溢”这一核心范畴，整合出“山地风险低门槛化想象—不同经验层级的风险感知偏差—现场决策失灵—风险外溢与社区福祉损耗—前置治理回应”的解释模型。

为降低研究者预设框架对材料解释的影响，本文在编码中保留了与预期不完全一致的材料。例如，部分亲子参与者并非低估风险，而是高度焦虑；部分资深参与者并非盲目冒险，而是能够清楚表达“该退则退”的成熟判断。这些材料使本文没有简单得出“经验越多越危险”或“新手一定最危险”的结论，而是进一步提出不同经验阶段具有不同风险偏差类型。研究后期继续访谈管理人员、救援人员和高校专家时，未再出现新的核心范畴，主要是对“风险外溢”“经验型风险麻痹”“社区赋权”和“安全退却教育”等既有范畴进行补充和验证，说明本文模型基本达到理论饱和。

表 2 扎根理论取向的编码过程示例

Table 2 Example of the grounded theory-informed coding process

4 研究结果

4.1 山地风险的低门槛化想象：从“风景可达”到“风险被遮蔽”

访谈显示，许多想去未去者和首次体验者并非完全不关心安全，而是在进入山地空间之前已被平台图像、商业话术和社群氛围塑造了低风险想象。“周末逃离城市”“吸氧轻徒步”“亲子友好”“0基础可冲”“保姆级新手团”等表达，把山地路线包装成可以轻松消费的生活方式产品。P1认为“轻徒步就是散步的升级版”，P2则把“网红路线”理解为“大家都去、路都踩平了才红”。在这类叙事中，人多、离城市近、平台推荐和图片好看被误认为安全指标，真正需要评估的天气、地形、坡度、暴露路段、撤退点、信号覆盖和救援半径反而被遮蔽。

P1：“既然那么多人都能去打卡，甚至有人带宠物、带小孩去，我觉得只要不自己瞎跑去没路的地方，应该挺安全的。‘轻徒步’我感觉跟逛大一点的公园差不多。”

低门槛化想象的危险在于，它并非完全没有逻辑。受访者会承认雪山、无人区、原始森林危险，却把城市周边、热门路线、商业团线路排除在高风险想象之外。P5的表述代表了“安全服务外包”心理：只要商业机构收钱组织，或者地方政府、文旅号进行了宣传，路况、安保和应急似乎就理应被提前安排好。数字经济背景下户外产业转型研究提示，平台化传播正在深刻改变户外运动产品的触达方式[19]；户外用品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也表明，数字内容与消费场景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20]。这意味着，平台并不只是信息渠道，也会参与塑造游客的风险想象。

P5：“如果是商业机构组织的‘轻奢’路线，或者是当地开发好的网红路线，应该是有安全保障的。既然他们敢收钱办活动，或者地方政府敢宣传，路况、安保和医疗应急应该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4.2 不同经验层级的风险感知偏差：初体验盲区、半经验自信与经验型麻痹

初体验者的风险问题不是单纯“胆大”，而是“不知道应该怕什么”。B1不知道“撤退点”的含义，只带一瓶水、穿平底板鞋进入野山穿越；B3报名“0难度、保姆级”商业团后，为了拍照穿瑜伽裤和休闲鞋，直到石阶青苔打滑、傍晚气温骤降才意识到装备不匹配；B7轻信“全程木栈道、0基础可冲”的短视频宣传，结果遇到年久失修的栈道和泥路。这类案例说明，初体验者缺少把抽象风险翻译为具体准确的判断框架。

B1：“领队说小白友好，我就默认很简单了。撤退点我压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以为进去了就必须走到终点才能出来。”

低频初学者的危险在于“半经验自信”。他们有过一两次顺利经历，便容易把有限经验外推到更复杂的天气、季节和路线。B2过去走过两次城市周边山路，面对“进阶野山穿越”和下午阵雨预报时仍判断“以前走过差不多的，问题不大”；B4将他人旱季上传的溯溪轨迹用于雨季环境，遇到溪水暴涨后仍试图绕路切回轨迹，最终偏离路线。这类偏差不同于完全无知，而是有限经验带来的错误确定感。

B4：“发轨迹的人可能是旱季去的，我们是雨季去的，地貌全变了。我一味地相信导航上的线条，觉得只要切过去就能回到主路。”

多次参与者并非天然更安全。C2指出，有经验的人最容易“不愿意走回头路”，甚至会以“老手光环”压制队伍中更谨慎的声音。C6的近险经历表明，登顶目标、沉没成本和面子心理会让经验者把撤退理解为失败，从而陷入经验型风险麻痹。专家H2也将初学者偏差与经验型麻痹作出区分：前者是缺乏框架，后者是框架僵化。由此可见，山地旅游风险治理不能只教育新手，也要约束“会一点”和“很熟”的人。

C2：“户外队伍里有一种很可怕的‘老手光环效应’。如果一个经验丰富的人说没问题，很多没有判断力的新手也会无脑跟从。经验有时候会变成压制理性的权威。”

4.3 现场决策失灵：风险被感知，却没有转化为行动

多数受访者并不是完全看不到风险，而是在关键节点难以把风险感知转化为风险行动。B2在暴雨、低温、起雾和领队手机关机后才意识到危险，但此前已经把判断外包给群主和“老大哥”；B5在企业团建中出现心慌、低血糖感和脚底疼痛，却因领导在场和同事节奏而压抑表达；B6在山脊线大风中“腿都在发抖”，仍因群主保证和网友社交压力继续前进。

B5：“我特别想原地坐下不走了，但部门领导就在前面，几个年轻同事还在旁边有说有笑。我要是说不行了，显得身体素质极差。”

现场决策失灵主要表现为三种机制。第一，外包式依赖。参与者把路线判断、天气判断、撤退判断交给领队、群主、老手或手机导航，个人只负责“跟上”。第二，表达抑制。参与者担心扫兴、丢脸、拖累队伍、影响职场形象或被认为矫情，即使感到危险也不愿率先提出折返。第三，沉没成本与目标锁定。已经到山脚、已经走一半、已经接近终点、已经付费报名等因素，会让参与者压低风险判断，继续推进。

B6：“我其实觉得风太大了，应该下撤。但群主一直说翻过去就好了，队伍里几个男生又很兴奋。我不想做扫兴的人，也怕自己被落在荒山里，就只能跟着。”

4.4 风险外溢与社区福祉损耗：社区不是单纯受益者

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户外风险并不会停留在游客个体身上。游客准备不足、迷路求助、夜间被困、踩踏农作物、野外用火、乱停车、垃圾遗留和投诉纠纷，会不断外溢到社区层面。E1指出，游客确实给村里带来农家乐、卖水和路边摊收入，但乱停车、防火巡查和垃圾处理让村干部周末几乎无法休息。F1也提到，游客为了追求“小众秘境”翻越边界进入野山，一旦走失，景区安保、周边村干部和熟悉地形的村民都要被动参与搜山。

E1：“好处肯定是有的，农家乐生意好了。但麻烦比好处大得多。周末乱停车把村里运化肥、农机的路堵死了；防火和垃圾也头疼，村干部周末根本不敢休息，全在山上巡逻。”

F3：“游客在山里迷路求救，警察接警后第一反应就是联系最近的村干部和管理站。游客的风险行为，把我们原本用于森林防火的精力和村民干农活的时间，全部强行征用去搞搜救。”

社区福祉因此应被理解为多维结构。安全福祉对应居民和基层组织是否被频繁卷入搜救；生态福祉对应植被、水源、林地和防火安全是否被破坏；生活福祉对应交通、噪声、卫生和日常秩序是否被干扰；治理福祉对应村干部、护林员、经营者和救援力量是否长期被无偿消耗。如果游客风险行为持续外溢，社区可能出现“少数人赚游客的钱，多数人承担游客麻烦”的矛盾，进而削弱居民对山地旅游发展的支持。

G1：“很多报警不是因为山本身多危险，而是人把简单路线走成了复杂路线。没头灯、没雨衣、没轨迹、没撤退方案，最后就只能靠村民和救援队兜底。”

表 3 风险外溢下的社区福祉损耗与治理回应

Table 3 Community well-being losses and governance responses to risk spillover

5 讨论：以风险外溢为核心的前置治理模型

以往户外安全研究容易停留在个体层面：游客是否懂装备、是否查天气、是否会识图、是否听领队。本文并不否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但进一步指出，山地旅游中的风险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一旦个体准备不足、现场决策失灵或经验者错误带队，后果往往需要景区、村委、护林员、派出所、救援队和在地居民共同兜底。风险外溢由此成为连接“个体风险感知偏差”与“社区福祉损耗”的关键概念。

这一视角能够避免两种偏差：一是把社区只看成旅游收益接收者，忽略其安全和治理成本；二是把游客风险只看成个人安全教育问题，忽略平台营销、组织责任、路线管理和社区赋权等结构因素。山地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不应只是提高客流量和消费额，更应降低外溢风险，使社区能够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保持安全、生态、生活和治理的可承受性。

从治理角度看，不同经验阶段需要差异化治理。初体验者最需要的是“看懂风险”，治理重点应放在真实提示、路线分级、最低装备清单和应急信息可视化；低频初学者最需要的是“纠正半经验自信”，要加强季节性风险、天气风险和路线条件变化提示；多次参与者最需要的是“约束经验型麻痹”，需要安全退却教育、领队责任、野生召集人约束和近险复盘。

“初体验友好型”不应被误解为降低山地门槛，而是提高风险信息的可理解性、可获得性和可执行性。对初体验者而言，最有效的治理不是抽象提示“注意安全”，而是明确说明线路长度、爬升、预计耗时、暴露路段、无信号区、水源、厕所、最低装备要求、撤退点和应急联系人。对社区而言，风险治理不能只让村民在事故后无偿带路、接应和调解，而应通过认证向导、安全驿站、救援保险和补偿机制，使社区从风险兜底者转为风险共治者。

图 1 户外运动参与者风险感知偏差外溢与山地旅游前置治理机制

Figure 1 Mechanism linking outdoor sports participants’ risk perception biases to risk spillover and proactive governance in mountain tourism

图1说明：机制模型以“风险外溢”为核心，将山地风险低门槛化想象、不同经验阶段风险感知偏差、现场决策失灵、社区福祉损耗和前置治理回应连接为一个连续过程。重点不是在事故发生后增加救援投入，而是在出发前、入口处和现场决策节点阻断风险升级。

图 2 山地旅游风险前置治理闭环

Figure 2 Closed-loop model of proactive risk governance in mountain tourism

图2说明：前置治理应形成“平台真实提示—路线风险分级—出发前核验—社区在地服务—现场退却机制—事后复盘反馈”的闭环，而不是只在事故发生后依赖救援体系兜底。

6 结论与建议

第一，山地旅游中的风险感知偏差具有明显的经验阶段差异。初体验者主要受社交媒体轻松化叙事、商业低门槛营销和城市安全惯性影响，容易把“网红路线”“轻徒步”“城市周边”理解为低风险。低频初学者因少量顺利经历产生半经验自信。多次参与者并非天然更安全，其风险主要表现为经验型麻痹。

第二，风险感知偏差通过现场决策失灵进入事故链。参与者在看到风险线索后，常因害怕扫兴、职场压力、家庭角色、领队权威、老手光环、群体裹挟和面子心理而压抑折返表达。安全教育若只告诉参与者“要注意风险”，而不训练其提出折返、拒绝盲从和处理群体压力的能力，难以真正阻断事故链。

第三，游客风险行为会外溢为社区福祉问题。迷路、受伤、夜行、踩踏农作物、乱丢垃圾、野外用火、路线破坏和经营纠纷，会增加社区救援压力、生态清理成本、生活秩序干扰和基层治理负担。社区福祉不应只从收入增长理解，还应包括社区是否能够避免被动承担游客风险成本。

第四，山地旅游风险前置治理应坚持“初体验友好、经验者约束、社区可承受”的原则。建议建立山地路线风险分级制度，明确线路长度、海拔爬升、暴露风险、信号覆盖、撤退点和补给条件；建设“新手安全清单+出发前确认”机制；推动社区向导、安全驿站和在地服务制度化；强化平台真实提示与野生召集人责任约束；开展“安全退却教育”，使折返、下撤和放弃目标成为负责任的户外文化。

本文仍存在一定不足。访谈资料主要来自城市青年及周边山地旅游场景，未来可扩展到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社区和不同类型国家公园；问卷主要用于辅助描述，尚未形成严格量表，后续可进一步开展信效度检验和结构模型分析；本文提出的“风险外溢—前置治理”模型仍需在具体目的地通过行动研究、案例研究或政策试点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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