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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原本不是写给我们的书信”[1]，“即便不存在审查问题，这样的事业于文学之危，于道德之险，均不言自明。”[2]但是，如若我们不是“迎上前去”[2]，不仅无缘于“欧洲诗史上的一段珍闻”[1]，而且失去了“直接步入诗人们那封存着的内心世界”[1]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记载着从一九二六年四月至年底往来于瑞士、法国和苏联之间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尓纳克、流亡国外的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三方通信的信笺集《三诗人书简》，“是一部诗人肝胆相照、倾诉情怀的书，是一部议论诗学、评论诗作的书。它有文学价值、史料价值，还有探讨文人道德观念的价值。”[1]书简更有着让读者看到“不用一般的眼光去审视他们之间的爱”[1]会“看到”的“这种不寻常的爱”［1］的特性：超越了“共享高层次的生活”[1]现实的诗化之爱与超越了“你我之间有了一阵穿堂风”[1]嫉妒的宽容之爱，是“梦幻中的爱”[1]，“字里行间无处不闪烁着爱的光辉”[1]，是“爱上之爱”［1］。笔者在业余时间翻阅了《三诗人书简》的研究史，得知书简应运纪念帕斯捷尓纳克诞辰130周年及逝世60周年之际而再印，提示我们冬天白桦林的诗意本来在意人际关系，背后没有文学联盟支撑，也须得有对话与交际。书信的往来形式能不能确定人际关系？高建华在2020年10月15日公开发表的《俄罗斯文艺》期刊上告诉我们，“书信对话没有明确诗人间的人际关系，但已明确形成了不同于诗与散文的随笔或评论，其内容更加丰富复杂，同时也成为他们未来诗意成就的基础。”[3]笔者不能完全苟同于高的认知，各种形式的书信与反应，在彼此不确定的意识时空信息穿梭，信心变革，跨越了纸媒展现出来的是高于写作的文学态度，比书信对话更讲究文学的形式，内容更加直抵主体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潜在的交往与反思事实上的确成为一种文学关系。这种文学关系的存在与发展，无论是否被通信人感知到诗意还是画意，均不言自明出于对文学的信念。

大洋彼岸的美国作家、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发现书简“早来的荣誉”[1]，为此“命运之声”[1]的传播撰写了名文“一九二六年……帕斯捷尓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她极力推介作为“神圣的艺术谵妄的一幅画像”[3]的《书信：一九二六年夏天》（中译本书名《三诗人书简》）。在她眼中，这些书信是“三方情书”[3]，是“对诗歌和对精神生活所怀的激情的无与伦比的戏剧化”［3］。在三方书信来鸿的那个一九二六年的夏天，他们描绘了“一个有着奔放的感情和精纯志向的王国”[3]。桑塔格认为，如果我们把它“斥为浪漫”[3]，“那将是我们莫大的损失”[3]，因为“德语文学和俄语文学一直都特别追求精神高度。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尓纳克都懂俄语，里尔克则学过并达到通晓俄语，三人都充满了弥漫于这两种语言中的文学神性的梦想”[3]。桑塔格强调，“为抒情诗的力量所作的辩护，从来没有像在这些书信中所揭示的这样绚烂、这样销魂。”［3］以至于，一旦我们成为了“里拉琴的奴仆”[3]，“诗歌就不能被抛弃或放弃”[3]。就像茨维塔耶娃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给帕斯捷尓纳克的一封信中曾如此指点他的“写诗，亲爱的朋友，就像恋爱；没有分离，直到它抛弃你。或直到死亡出面干预。”[3]而“贯注在这些通信里的狂热情绪”的意义所在，是在于会令人更自在些的三位诗人宣称的“澎湃的爱恋之情”[3]，还是在于“未完成三重唱”［3］的三位诗人到底期望哪一种互相占有的“爱的狂热和排他”[3]？桑塔格把“良心之光照亮的艺术”[3]照耀向我们，也把艺术的问题抛给我们，邀请我们共同见证茨维塔耶娃“生命中标志性的三步舞”对伟大诗人的呼唤和回应。《三诗人书简》成为她信念“文学就是自由”[4]即刻“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4]，现在，这护照属于我们了。

走进三诗人的书简王国，我们发现，茨维塔耶娃是一片激情之海，她将她先后疯狂陷入爱情且在“白炽通信”［3］里“向对方猛扑过去、作出不可能的、光辉的要求”[3]的帕斯捷尓纳克和里尔克高高地举过头顶，“三人之间的关系之美由她的信一点一点地铺开”[5]，成为一团无比绚烂的烟火：“当一个诗人刚刚呼唤过另一个诗人时，天气和天空会出现什么变化。”[5]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穿戴透出一种古老家族的气息，孤傲的神情中含着悲剧的美感。从她的眼中涌泄而出的诗情，有一种热烈和忧郁交织在一起的情绪，有一种精神高度和非凡的美丽。她把她近乎女儿对父亲的爱的“大胆而又任性”[1]投向里尔克，是一位教翻译家冯至老先生至死不忘“推敲修改”［1］其诗歌翻译的“生性谨慎而又克制”[1]的那一辈欧洲高文化青年人敬仰的诗歌大师。难怪，里尔克将爱情视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欲越过爱情抵达某种“生存的饱满”[1]的态度，会引起茨维塔耶娃的不满。也难怪，帕斯捷尓纳克心甘情愿免于自己成为两位诗人之间的“障碍”[1]，并不认为茨维塔耶娃越过自己与里尔克的交流是“过于残酷”[1]，而只是怕她爱他爱得不够。究竟在茨维塔耶娃身上存在何种特殊的诗情魅力，能够“周旋于”这段“书信三角罗曼史”［1］，激起三方愈发走近，从各自“星辰一样熠熠闪光的单独存在”[1]，转化为“爆发出感情的强烈的电光”[1]的通信“共同体”？激情四射的天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同时”爱恋着两个杰出的男人，她写给里尔克的信是“火辣辣的诗”[6]，写给斯帕捷尓纳克的信“则像散文”[6]。这场诗与散文的“轰轰烈烈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6］，从三诗人内心倾泻而出的激情的诗辞的潮水，最终是如何止息的？伟大的俄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散文集《小于一》中名文“诗人与散文”可视为对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只能跟着她的声音，永远落在后面，因为声音超过事件”[7]。不应该忽略，更伟大的是帕斯捷尓纳克，因为他“欲以沉默悄悄地退出爱情”[1]。

三诗人的这段不能以一般世俗爱情眼光审视的情史，影响了不止一茬的中国诗人，想当然地把他们的关系类比于汉娜·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萨特与波伏娃，策兰与巴赫曼，普拉斯与休斯。我们认为，三诗人的书信往来因为并非“争风吃醋的情场角逐”[1]，也并非“消闲解闷的两性游戏”[1]，在爱的慷慨和宽容的境界上超越了这些著名的情史。诚如刘文飞所言，三诗人“一九二六年通信中所表达出来的爱，是真正的诗人之爱”［1］。三诗人用非诗的诗意书信，传达着他们的诗化感情。他们的爱，是真正的爱情，更是一种超越生命的诗的忠诚。“三诗人的通信持续了近一年，穿过了春花秋月，夏风冬雪。读完这段通信，我们似乎听到了一部四季的交响乐。三颗蛰伏的心在春风中苏醒，茨维塔耶娃的激情是夏，秋的落叶飘进帕斯捷尓纳克的心田，为里尔克送葬的，有冬日的白雪和雪白的书信……”[1]今天，我们能读到“这些原本不是写给我们的书信”[1]，我们要感谢帕斯捷尓纳克的忍让和大度，没有他作为“爱的虹桥”，就没有三诗人书简的“绚烂之极”。

1 帕斯捷尓纳克作为“爱桥”：我只怕你爱他爱得不够

三诗人之间的通信缘起于一封贺信，鲍里斯·帕斯捷尓纳克的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尓纳克是引导和推进此番通信的“摆渡者”。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〇年，十分向往俄罗斯文化的奥地利青年里尔克曾两次访问俄国，经人介绍认识了为托尔斯泰作品插图的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尓纳克，并通过画家的安排见到了托尔斯泰本人。二十五年后，画家从报上得知欧洲文化界正在隆重庆祝里尔克诞辰五十周年，便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给这位旧友发去一封贺信，并在信中介绍自己的大儿子鲍里斯·帕斯捷尓纳克，说他这位已成为俄国知名诗人的儿子是里尔克“最热烈的崇拜者”：“您应当知道我的孩子们是何其酷爱您的每一首每一行诗啊！尤其是我的长子鲍里斯——他是个青年诗人，现在在俄国已颇有名气，颇受重视——他是您的最热烈的崇拜者，最认真最虔诚的敬仰者，他是您的学生，大概也是您的作品的最早的宣传者之一，那时俄国还不知道您”。[1]很快，里尔克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复信列昂尼德·帕斯捷尓纳克致谢，并盛赞了鲍里斯·帕斯捷尓纳克的诗才。父亲把里尔克的称赞转告给儿子，于是作为有着世交文缘的晚辈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尓纳克给里尔克写了第一封信，揭开了这段通信的序幕。

鲍里斯·帕斯捷尓纳克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里尔克的崇拜之情，他说自己怀着已体验了二十年之久的爱意、敬慕和感激[1]给里尔克写信，因为他把他性格的基本特征和精神生活的全部积累都归功于里尔克［1］。因此，他在信中热情洋溢地“书写谢意”[1]，他说：“此前，我一直因您的诗歌那广阔、无穷、深邃的恩赐而无限地感激您。如今，我又因您以特殊形式表达的对我的命运突然、精心、善意的介入而感谢您”。[1]他在父亲的来信里读到关于连接自己与里尔克的“那几行文字时”[1]，鲍里斯·帕斯捷尓纳克走到窗边，看到外面下着雪，他哭了。他声称而今我仿佛再生了[1]。那一年的鲍里斯·帕斯捷尓纳克三十六岁，正艰难地向诗的高峰攀登。他早在大学读书时就爱上了里尔克的诗，并试图从德文译成俄文。当他进一步寻找自我时，阅读了里尔克赠给他父亲的几本诗集，得到启发，“确定了自己应走的路——放弃音乐，转向诗歌”［1］。他谨慎地在信中叙述自己并非意味着妄想获得里尔克的关心，他说他“从不打算这样做”[1]；与此同时，他却似有几分唐突地把他一位早前已经通信许久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推荐给了里尔克：

在得到有关您的消息的那一天，我通过这里的那种间接途径得到了一部长诗，长诗写得诚挚而真实，如今在苏联我们谁也无法那样写。这是那一天里的第二次震撼。这便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个天才的大诗人，一个就其素质而言与代博尔德—瓦尔莫相近的天才。她现侨居巴黎。我希望，哦，看在上帝份上，请原谅我的大胆和公然的搅扰，我希望，我斗胆希望她也能分享到我由于您而获得的那种欢乐。[1]

鲍里斯·帕斯捷尓纳克十分绅士地向自己的父辈诗人里尔克引荐自己的女友茨维塔耶娃：“我在设想，一本由您题签的书，比如说，一本我仅仅耳闻的《杜伊诺哀歌》，对她来说将意味着什么”。[1]他自信，他的请求是有意义的，会被应允。可是，他又很含混地说，“为了谁？为什么？我无法道出。”[1]在他眼中，那位现居巴黎路韦街十九区八号名叫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的女诗人不仅仅是茨维塔耶娃，她是一个穿越时空存在的诗人，“这位诗人在永恒地编纂诗的内容，并在不同的时代变换不同的姓名。”［1］为茨维塔耶娃引荐，就是为诗正名：“我为茨维塔耶娃所作的这一请求若蒙允许，请允许我将其视为您的答复。这对我也将是一个征兆，说明我还可以继续给您写信”[1]。鲍里斯·帕斯捷尓纳克特别强调母亲同样曾是路宾施坦的学生、同样出身书香门第的自己和茨维塔耶娃对前辈诗人里尔克的爱，犹如“诗可能而且应当被爱，犹如活的文化颂扬其顶峰、欣喜其顶峰并依赖其顶峰而存活。”[1]鲍里斯·帕斯捷尓纳克热烈地对里尔克诉说自己和预估到的茨维塔耶娃将会致里尔克的爱意：“我爱您，我可以自豪的是，无论是我的爱，还是我已提到的我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朋友玛丽娜的爱，都于您无损”。[1]至此，鲍里斯·帕斯捷尓纳克为显然即将来临的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的诗意交流完成了牵线搭桥。

鲍里斯·帕斯捷尓纳克对里尔克这位先辈的爱，在信中表白得如此明确。里尔克写给他的回信亦是这般爽朗：“您使我看清并感觉到了那在我自身中神奇般增多的一切。您能在您的心灵中为我拨出如此之多的地盘——这是您慷慨心灵的荣光。”[1]里尔克写给帕斯捷尓纳克的回信，他一直珍藏在胸前，“说明他的爱何等真挚和亲切”［1］。帕斯捷尓纳克终生都把自己的诗歌成就归功于里尔克，甚至到临终前一年还念念不忘里尔克的影响：“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我的习作还是我的全部创作，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转译和改变他的曲调而已，对于他的世界我无所补益，而且我总是在他的水域中游泳。”[1]里尔克去世后，帕斯捷尓纳克把自己的第一部散文体自传献给了里尔克，并专门写了一封信作为该书的跋。可见，当他把茨维塔耶娃推荐给里尔克时，他是何等的郑重，又是出于何等的挚爱，才愿意与茨维塔耶娃分享诗人的爱。在此之前，帕斯捷尓纳克与茨维塔耶娃的关系，根据后者女儿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埃夫隆的回忆，“是诗交，是友谊，也是爱情”[1]。

那一年的茨维塔耶娃三十四岁，与帕斯捷尓纳克俩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几乎同时登上了俄国诗坛。她和帕斯捷尓纳克一样，也对德国文化、德语文学怀有特殊感情。她把里尔克视为德国语言和德语文学的象征、诗的象征。她经常诵读里尔克的诗篇，甚至她的女儿在年幼时就熟悉里尔克的名字了。缘于此，帕斯捷尓纳克不遗余力地为茨维塔耶娃结识里尔克创造机会，也是由于理解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崇拜。如果不是帕斯捷尓纳克对茨维塔耶娃一直有着“纯洁的爱”[1]，尤其是在女诗人流亡国外后，二人频繁通信，建立起浓炽蜜意的感情，他该是会吝啬于把自己最挚爱的里尔克与她分享。在写完致里尔克的信几天以后，帕斯捷尓纳克给茨维塔耶娃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并未提及里尔克，也没有告知他为她所做的连接，只表白了自己对女诗人纯洁的爱，他称之为初恋的初恋：“你知道我多么爱你”[1]。他甚至大胆地称呼女诗人为自己“唯一合法的天空”“非常、非常合法的妻子”［1］。帕斯捷尓纳克近乎疯狂地向女诗人坦露自己的爱意：“玛丽娜，在我呼唤你的时候，我的头发由于痛苦和寒意全都竖了起来。我内心的一切都是以你命名的”。[1]他深情回忆与女诗人的诗交，“我们最早彼此唱着这样的赞美歌。”[1]出于对女诗人的爱，他曾经希望与她共享“高层次的生活”，现在他拉着所爱的她共同膜拜他们共同的偶像。

没想到，帕斯捷尓纳克也将作为男人的里尔克横亘在了自己与茨维塔耶娃之间。生性率真的茨维塔耶娃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帕斯捷尓纳克隐瞒她对里尔克迅速产生的爱。更没想到，里尔克接到了茨维塔耶娃热情洋溢的信，竟然也迅速接受了女诗人的感情表白。在首次答复茨维塔耶娃的书信时，里尔克还很得体地对他在帕斯捷尓纳克来信中所理解的作为“中介”的茨维塔耶娃诉说他为与帕斯捷尓纳克“又彼此找见而欢欣不已”[1]。可是，当茨维塔耶娃突如其来呼唤里尔克，生性孤独的里尔克竟然也热情回应茨维塔耶娃写给他的火热文字，并与她书信来往如梭。此时，无意间为二人铺设了爱桥的帕斯捷尓纳克很快觉察到了这份感情，他感到震惊，虽有妒意，却表现得十分克制。他继续给茨维塔耶娃写信，自称“你我之间有了一阵穿堂风”“如今清楚了一切”“如今我爱一切（爱你，爱他，也爱自己的爱情）”[1]，他对茨维塔耶娃的背叛表现了宽容和理解：“在那些已经被生活所歪曲（扭曲）了的、已经具有两重含义的词句中，我完全能理解你”［1］。他十分君子地挽留自己的心爱：“我也知道，等时辰一到，我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但在此之前，请你别转过身去，无论你见到的是什么。”帕斯捷尓纳克欲以沉默悄悄地退出爱情：“我准备承受这一切。我们的一切仍将是我们的。我将这称之为幸福。”[1]对爱的克制和忍让，迫使帕斯捷尓纳克更深地埋头于写作，并继续与茨维塔耶娃的通信：“你一丝一毫也不曾伤害过我。”“我很难在一开始，在有了那种预感时，就把所有的这一切都告诉你，整个春天都充满着这一预感，走向你的旅程，写给你的信，对随之而来的，应当从未来飞向我们的一切的预感。”[1]克制却有着淡淡绝望的帕斯捷尓纳克不再给里尔克写信，虽然他仍旧继续对他的崇拜之情，并在几年后把自传《安全保护证》献给了里尔克。在作了爱桥并退出爱情之后，帕斯捷尓纳克十分理性地旁观和思考女友与偶像之间的爱：“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在你关于他的话中我似乎看到了界线。关于孤独和创作的命题，我像你一样也熟悉的东西，并不少些。但是，就像在面对一切关键问题时那样，在我承认它并与它相关联的时候，我对它的认识较为粗心、随意了一些，一定是在某个局部中，而不是在你无可争议的措辞中，我的认识才会更轻松、活跃。你对它们的表达近乎谎言。我只怕你爱他爱得不够”[1]。“我只怕你爱他爱得不够”是作为“爱桥”的帕斯捷尓纳克给予茨维塔耶娃的爱的最高境界。

2 茨维塔耶娃作为“主角”：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

毫无疑问，茨维塔耶娃是这段“三角恋史”[1]的主角，她接受了帕斯捷尓纳克的爱，然后又爱上了里尔克，她同时为两个男人所爱，也同时爱着两个男人。此外，茨维塔耶娃一直很爱他的丈夫。《三诗人书简》的中译者刘文飞对茨维塔耶娃的这种爱作出了非常有见地的评价：

这种爱，绝不是轻浮女人的作为，这是茨维塔耶娃那份过于丰盈的爱在以不同的方式展现。茨维塔耶娃曾说：她不爱大海，因为大海是激情，是爱情；她爱高山，因为高山是恬静，是友谊。对激情的恐惧，反过来看，正是她对自己躁动的内心世界的压抑。其实，就其性格实质而言，茨维塔耶娃本人就是一片激情的海洋。她需要多样的爱，也需要多样地去爱。贵族出身的她，面对丈夫是个“贤妻良母”，在他乡含辛茹苦地抚育着儿女。她爱帕斯捷尓纳克，但那爱情带有某种抚慰性质，有些像姐姐在爱一个“半大孩童”。她爱里尔克，爱得大胆而又任性，有时近乎女儿对父亲的爱。这是一种爱的分裂，同时又是一种爱的组合。［1］

刘文飞眼中女诗人爱的作派“绝不是轻浮女人的作为”，他一眼就发现了茨维塔耶娃与不同的男诗人谈情说爱，是由于那份过于丰盈的爱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可是，刘文飞对茨维塔耶娃本人的说辞过于轻信了，他认为陷入爱情的女人，“口不应心”是常态。当茨维塔耶娃说她“不爱大海，因为大海是激情，是爱情”[1]之时，她并非真心对汪洋大海没有感觉或者是激情之心已经冷却；恰恰相反，茨维塔耶娃激情的海风吹向里尔克，一阵风过后，遭遇里尔克的“克制”和“冷静”，因为失望，她把自己退回到“高山仰止”的状态，并以她“爱高山，因为高山是恬静，是友谊”[1]的谎言来掩饰。这时，曾经的爱人帕斯捷尓纳克已经退回到知己的位置，反而成为她袒露心曲的倾诉对象。她告诉帕斯捷尓纳克，因为里尔克将爱情视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欲越过爱抵达某种“生存的饱满”“他对爱表现出的超脱”[1]，令她很不满。因此，在她眼中，“大海是冰冷的，汹涌的，隐秘的，不爱的，充盈自我的，就像里尔克！”[1]曾经以沉默退出并“连想都无心去想他，更不用说给他写信了”［1］的帕斯捷尓纳克，反而是托住了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下降的爱意，不仅对她的发泄温柔宽解，而且鼓励她继续与里尔克、与自己的爱情眉交。帕斯捷尓纳克对茨维塔耶娃说：“要知道，我对他的爱并不亚于你。”“我们应该按你的规则《感激》来彼此相爱。”[1]究竟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三诗人之间爱情的进与退，冷与热？

首先，我们承认，的确茨维塔耶娃本人是一片激情的海洋，也的确作为贵族出身的她，在他乡含辛茹苦抚育着儿女，需要爱情。可是，唤起这段爱情的开端的人，不是她，而是帕斯捷尓纳克。是帕斯捷尓纳克发现茨维塔耶娃照片上反映出的美，有一种摄人心魂的气质，足以激发一位诗人的诗情和爱意。于是，帕斯捷尓纳克对茨维塔耶娃大胆表白：

你的美，照片上反映出的美——你在特殊场合下的美——亦即女性硕大精神的外观，在我坠入这些祥和之光和动听音响的波涛之前，已打动了你周围的人。这是你所造就的世界状态。这很难解释，但它使梦境变得幸福和无限。这是生活中首次强烈体验到的和谐，它如此强烈，迄今为止只在痛苦时才有过。我置身于一个充盈着对你之爱的世界，感觉不到自己的笨拙和迷茫。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质朴。我如此爱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着爱，想了很久很久，久得不可思议。你绝对地美。换言之，我需要你，好领我步出旧途，获得某一相称的命名。[1]

携女儿流亡国外，先柏林，后布拉格，最后随曾是白卫军军官的丈夫埃夫隆侨居巴黎的茨维塔耶娃，因为对祖国的眷恋，对俄罗斯文化的眷恋无法排遣，也因为有家难回或有家不愿回的凄苦郁郁寡欢，她在孤独中写诗，抒写“没有祖国”[1]的忧郁，与“喀尔巴阡的罗斯”[1]的侨民界的格格不入，诸如此类的处境使得她接受了流亡国外之前“仅匆匆谋面三四次”“交往平平”［1］的帕斯捷尓纳克的爱意。帕斯捷尓纳克对茨维塔耶娃的爱的呼唤，深情地称她为“生活的姐妹”[1]“唯一的天空”[1]“初恋的初恋”[1]，希望与她共享“高层次的生活”[1]，殷勤地给她写信，告诉她“我内心的一切都是以你命名的”［1］，预备了茨维塔耶娃有勇气向自己的偶像里尔克表白的心灵。茨维塔耶娃告诉帕斯捷尓纳克，她不想将他的事件变成自己的机会，她之所以越过他给里尔克写信，与帕斯捷尓纳克当时给她写信的理由是一样的：出于爱情。我们没有读到茨维塔耶娃对帕斯捷尓纳克爱的呼唤的回应，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当帕斯捷尓纳克写信给里尔克把流亡法国的茨维塔耶娃介绍给他，并请求里尔克把他的诗集《杜依诺哀歌》或别的诗集寄给茨维塔耶娃，这期间帕斯捷尓纳克写信热切地要求来见茨维塔耶娃，不过是被她拒绝的。也就是说，此时的茨维塔耶娃并未回应帕斯捷尓纳克爱的呼唤。五月三日，里尔克给女诗人寄出了第一封信，信中说他知道帕斯捷尓纳克（里尔克与帕斯捷尓纳克父亲是故交）是个杰出的诗人，可惜没机会跟茨维塔耶娃见面，“我们能否在某一天实现这一心愿呢？”收到信后的茨维塔耶娃，欣喜若狂，马上就回了信，五月十日收到里尔克回信，连回两封，二十五、二十六日，茨维塔耶娃给帕斯捷尓纳克连续回了四封信，整个五月，她都陶醉在这种富有浪漫情调的书信往来之中。也就是说，是里尔克说“他知道帕斯捷尓纳克是个杰出的诗人”，茨维塔耶娃才愿意走近他，接受他的爱。与茨维塔耶娃没有回应帕斯捷尓纳克爱的呼唤相反，我们读到了她对里尔克爱的呼唤。她在给里尔克写的第一封信里，从爱的接受者即刻转变为爱的发送者。她亲昵地呼唤里尔克为“莱纳”[1]，虽然旋即委婉说“我有权这样称呼您吗？”[1]，她强调里尔克就是诗的化身：“应当明白，您的姓名本身就是一首诗。这里谈的不是作为人的里尔克（人是我们注定要成为的），而是作为精神的里尔克，他大于诗人，对于我来说他其实就叫里尔克——来自后天的里尔克。诗人，就是超越（本应当超越）生命的人。我为何没去见您？因为我爱您——胜过世上的一切。”[1]

茨维塔耶娃投向里尔克的爱，起初是柏拉图的精神之爱，她只想举目向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莱纳，我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什么都不要。什么都要。好让你允许我在我生命的每一瞬间都举目向你——像仰望一座护卫着我的大山（如同一尊石质的天使卫士！）”[1]，坠入情网［1］的茨维塔耶娃很快渴望起“心身合一”[1]的实在之爱，她希望这段精神之爱一定要通过肉体结合来实现，已经抵达惊世骇俗的茨维塔耶娃写信给“莱纳”，表示她想去见他，“为了那个新的，只有和你在一起时才可能出现的自我，还有，我想和你睡觉——入睡，睡着。”[1]她说，“这个神奇的民间词汇多么深刻，多么准确，其表达没有任何的歧义。单纯地——睡觉。再没有别的什么了。”[1]此时到了七月底，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信越来越热烈，干脆写出了要和里尔克上床。她写道，“为什么我要说这些？或许害怕——你把我想成水性杨花、感情泛滥的女人。我爱你，想跟你上床，就这么简单，这是友情难以企及的简单……”[1]茨维塔耶娃的信越写越认真，越来越急切，这让里尔克坐立不安，他回信，试图冷却下来，不料茨维塔耶娃逼得更紧，甚至定好了两人幽会的时间地点。八月二十二日她写道：“如果你当真要亲眼看见我，那么你就应该有所行动。要确定日期、城市……对了，还有一点：我没有钱，可以说身无分文，你的钱够不够我俩见面时使用呢？莱纳，我一边写信，一边情不自禁笑起来，天下哪有这样的客人呢？”［1］隔了一段时间，里尔克回了封信，满是温情软语。里尔克的研究者认为，通常当里尔克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威胁时，就会写这样的信，这是一个他想中断通信的信号[6]。九月六日，他给茨维塔耶娃发出了最后一封信，而茨维塔耶娃则以“亲爱的莱纳！我就住在这里。你还爱我吗？”[1]他结束在“一个爱的疑问”[1]上。

在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的爱从热烈走向消亡之时，她与帕斯捷尓纳克的爱却从拒绝走向长久，她的女儿在看过母亲遗留下来的大量信稿和笔记后，要求下一世纪初再公开某些资料，其中很多内容帕斯捷尓纳克本人都不知道的，“她是多么爱你，而且爱得多么长久——她爱了你整整一生！她只爱过我的父亲和你，一直没有爱够。”[1]她从给里尔克信里承认自己的高傲和自私，一度想把帕斯捷尓纳克排除在这段恋情之外，到深情呼唤“鲍里斯，鲍里斯，我们若在一起会多么幸福啊，……我们似乎是协调一致的”［1］，这不仅是爱的分裂和组合，而且是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爱以书信的形式分给了不同的男人，更是一种爱流转在心、灵、身之间的爱的传递[1]。她在八月二十二日致里尔克的信中说：“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的人将失去我。我的爱情只活在语言中”[1]，竟然是一个谎言。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爱的退步，帕斯捷尓纳克对茨维塔耶娃爱的进步，“三个人都活着时，反正什么也没发生”[1]（214）的爱的虚空，当然也是爱的真实。茨维塔耶娃不仅是这段爱情的主角，更是三诗人彼此声音的传递者，他们为彼此声音的出现而欣喜，因为“这里就是一个完整的新国度”[1]。

3 里尔克作为慰籍：我接受了你，以全部的心灵

里尔克是三诗人中间年龄最大的一位，他们通信时，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此时，里尔克疾病缠身，离群索居，刚刚完成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杜伊诺哀歌》和组诗《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他已别无所求。想当年，世纪末的情绪、一战的凄惨、社会的动荡、新旧观念的撞击、文艺思想的格斗、婚姻爱情的挫折，俱往矣。他一再回避现实，但他的诗却捧出他心中掩饰不住的不安与焦虑，处处渗透着对爱与憎、生与死的思考。”“这段通信，来到里尔克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一九二六年春，里尔克似乎已‘写完了’他的诗。一生浪迹天涯的诗人，终于隐居在瑞士一个幽静的古堡中。严重的白血病，使他感到死亡的迫近。他在哀叹：‘我这个人像折断的树枝。‘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里尔克接到了茨维塔耶娃热情洋溢的信，并接受了女诗人的情感表白。可以说，茨维塔耶娃的信，是投向里尔克晚年生活的一束阳光，它无疑曾给里尔克带去一些激动，唤起过里尔克身上尚存的激情。”［1］纵观里尔克一生，他爱过许多女人，也曾为更多的女人所爱。但对于来自茨维塔耶娃的爱，他还是始料不及的。这位已近暮年的智慧长者，面临突如其来的爱，似乎有些失措，但他很快坦然起来，平静地、有节制地接受了茨维塔耶娃的爱。他在五月十日致女诗人的第二封信中写道：‘我接受了你，玛丽娜，以全部的心灵，以那因你、因你的出现而震撼的全部意识。’”[1]他告诉茨维塔耶娃，“我自己也像是海洋，与你一同阅读，你的心灵之流在涌向我。该对你说些什么呢？你轮流向我伸出你的两只手，然后重新把它们叠在一起，你把它们压在我的心上，玛丽娜，就像放在一道溪流上：此刻，当你还握着它们的时候，溪流那欢快的流水便向你涌去……请别躲开它！”[1]

生性严谨的里尔克在接到茨维塔耶娃的信后，突然释放出异常强大的情感力量，如冬日里最清冽的山风，向茨维塔耶娃袭来：“我所有的话语（它们仿佛全部在你的信中出现了，像是走到了通向舞台的出口）骤然向你。”[1]里尔克强烈地呼唤女诗人与他诗情的同感和共鸣：“你能感觉得到吧，女诗人，你已经强烈地控制了我，你和你的海洋，那片出色地与你一起阅读的海洋，我如你一样地书写，如你一样地从句子里向下走了几级，下到了括号里，在那里，拱顶在压迫，曾经开放过的玫瑰的芬芳在延续。”[1]深情的呼唤之中，里尔克感到自己的躯体与茨维塔耶娃已经“融合”：“我往往不知道，谁更能写诗：你，我，还是我们两者？脚底体验到幸福，多少次，在地上行走的幸福，超越一切，首次认知世界的幸福，不是通过认识途径，而是一种前认识，一种同步的认识！”［1］与茨维塔耶娃通信的幸福，使得里尔克几乎忘却了“死亡逼近”的恐惧，可是他还是忍不住向茨维塔耶娃抱怨灵魂与躯体不相协调的痛苦感受：

医生们的结论？是一种叫做Grand Sympathique的神经上的疾病，那是一条很大、很漂亮的神经干，其上即便已无花朵，那么（也许）也会有我们的存在最辉煌的果实……这疾病更像是主观性质的，它很难通过分析和研究来确定（至少在目前），自然的状态被破坏了，在自然的状态中，身体感觉不到自身，我们的物质外壳是自然而然地与我们自身产生呼应的，那越来越使我束手无策的不和谐之音由来已久，在我的俄国之行（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〇年）使我的生活在与我的躯体绝对的和谐之中，我时常能把我的躯体称作我灵魂的孩子。哦，它曾是多么地轻盈、灵巧啊，它能帮助最高级地精神活动，它通常让人完全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保持着礼貌，只在需要留住无形之物时方才显性？它的不协调，是一个不幸，而且是一个非常突然的不幸，因此难以与其和解，医生不可能明白，为何这些毛病——虽说它们立即在身体的各处引起了反应，但还是可以忍受的——会如此严重，会如此痛苦地压迫着我……[1]

五月十七日里尔克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生活现状，谈到自己的身体不好（这时里尔克已患上白血病）等等，他说这些话不完全是抱怨，更是忏悔，是信任，是真正的散文诗，最后他写道，万一他突然停止写信，不再告诉她自己发生了什么不测，假如她想要“飞腾”[1]的话，那就无论如何也要继续给他写信。可是，茨维塔耶娃接到里尔克抱怨“身体不好”的信件，产生了误解，认为，这是里尔克想要从二人打得火热的爱情阵地上撤退的信号。敏感的女诗人感觉深受伤害，她有意拖延，不再回信。直到六月三日，她又给里尔克写信，信中流露出尊严和委屈：“就这样，莱纳，这一切都过去了”[1]。里尔克的回信只有一句话：“我求你静下心来”[6]。六月八日，里尔克以和解的口吻写信：

是这样，玛丽娜，我的无关紧要的一句话，竟被你竖立在自己面前，投下这一巨大的阴影，你不知为何躲在这一阴影中疏远了我。我先前不明原委，现在我明白了。在我的那句话的背后，绝不如你对鲍里斯所言的那样有什么……附加含义，哎呀，是随意，玛丽娜，是随意和亲率，不过是（你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一种对呼唤的缺乏预见。不过是一种对呼唤的毫无准备。从不久前起，显然是由于身体欠佳，我有了一种恐惧，怕某个人，我所亲爱的人，会期待我的成就或努力，而我却无法胜任，有负所望。我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地克服一切困难，但是，突然需要写信（甚至是内心的需要，甚至是幸福的需要），却让我害怕，它犹如一个陡峭的障碍：难以逾越。［1］

里尔克请求和解以外，并寄来了当天写下的情歌《献给玛丽娜的哀歌》：

哦，散入太虚了，玛丽娜，那刺破苍穹的流星！

无论我们向哪颗星投去，也无法令它损益分毫。

爱者们不应当，玛丽娜，不应当看到自己的结局。必须永远簇新只有坟墓才是陈旧。[1]

茨维塔耶娃视为珍宝，六月十四日，她在回信中承认自己的高傲和自私，原因是一度想把帕斯捷尔纳克排除在这段“恋情”之外。她的回信充满了风骚的言辞，有失身份地卖弄风情，却向里尔克解释是“率直任性”[1]。研究里尔克的专家安娜·塔维斯这样揭示里尔克和茨维塔耶娃之间的鸿沟：“里尔克是有成就的对话体书信作家。而茨维塔耶娃被自己的自恋感情所陶醉，违反了书信写作的最神圣的原则，对里尔克的声音充耳不闻……”[6]有人比喻说，里尔克的诗歌和书信，如同衬衣的面和里，而反倒是，衬衣的里子比面更鲜亮。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似乎对衬衣的里子漠不关心。笔者在读有关里尔克的一些书籍时，特别是读揭示他与他的女人们的关系的书籍时，发现里尔克时常会用一些表达亲密的词语，如“我亲爱的、拥抱你、你的莱纳、爱你……”[8]等等，这是他长期以来对身边女人惯用的表达。如果说，根据里尔克与茨维塔耶娃通信所用的亲密表达，就作出二人是“旷世恋情”［6］（288）的判断，未免过于“草率”[1]。里尔克和克拉拉呢？和萨洛美呢？和侯爵夫人呢？和梅尔尼呢？和南妮呢？……要知道，里尔克与她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通信，内容的深度、广度和亲密度都远远超过了茨维塔耶娃。然而，我们不能说里尔克和茨维塔耶娃并没有构成爱情，虽然二人之间呼唤与回应的双方的情感力度不是对等的。因为，之所以里尔克从理解和接受茨维塔耶娃的爱慕到热烈回应女诗人的呼唤，一是和他的贵族教养“不伤害女人”有关，二是和他的晚辈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爱桥”有关，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糟糕，但医生一直查不出什么病，死亡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和茨维塔耶娃的通信使他在绝望中得到一丝“慰籍”。茨维塔耶娃成了他生命旅程中最后一站的安魂天使，里尔克向她倾诉自己对生与死、爱与永恒的探究，尽管茨维塔耶娃并不完全理解里尔克，里尔克还是宽宏大度地对她的不理解表示了理解：“但每个人都要自我扩展，如一弯细月充盈为圆圆玉盘”[1]。里尔克只得从容面对自己的死亡：“只有一条划定的路，穿过永不睡眠的旷野，通向生存的饱满，最终走向各自的坟墓”[1]。诗人们的活动创造的奇迹在于他们使诗名永恒，一切带有生命脆弱的奇迹的印记之物，唯有通过记忆方式才能爱得长久。带着生命祈望的最后交流不仅是复杂的，也是悲情的。“努力去理解这一点很困难，那就是书信对话与两个强大的诗流是不可分割的，但同时又不能相互等同”[3]，不能相互提取。这一生命哲学究竟是否接近神学，还是什么教父学？有人说“宗教逃避”，也有人说这是“形而上的救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里尔克在瑞士的瓦尔蒙疗养院去世。消息传到茨维塔耶娃，已经是几天后了，她悲痛欲绝，后悔不已，向里尔克的亡灵写了这封信：

你走了，时间也似乎模糊了……

我知道，你能读到我的信，更省去了邮差。

我在写，你在读。

我亲爱的，你魂归西方。

此处已无死亡，亦无生命。[6]

一九二七年二月，茨维塔耶娃创作了长诗《新年问候》，离开诗交的璀璨的光芒，纪念“通往心灵故乡的一叶方舟”[1]上的同船渡的重要他人。“这首诗的诗学内涵已指涉无限”［6］，茨维塔耶娃完成了从爱具体的诗人里尔克并纪念他向对死亡与存在进行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思考的转变，她对里尔克的爱情有了超越生死的永恒的高度：

多少次，在教室的桌椅间：

什么样的山岭在那里？什么样的河流。

我是不是猜对了，莱纳——天国就是一道山，一阵风暴？而不是寡妇们渴望的那个，天国不止一个，在它上面。

还有另一个？带着梯级？……[6]

这应该是天国的里尔克接受到的来自茨维塔耶娃的最好的慰籍。茨维塔耶娃曾说过：“我最喜欢的一种超脱的交往方式是梦，写信也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交往方式。”[3]写作自己“如果有一天我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最后的归宿是在你的怀里”；与里尔克不幸离世后茨维塔耶娃在1927年2月9日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中详细生动地讲述了自己在梦地世界里与里尔克的相聚的文学事件，有没有发生时空的穿越？“一切都宛若真实的存在”[3]。唯有存在的存在。一切都是梦。“在一个摆满了灯和点着蜡烛的烛台的大厅里正在举行一个圣人的聚会。这里有很多人，……在稍远的一把椅子上坐着莱纳·马利亚·里尔克。女诗人走开，又再次走近，……她抓住了他的手……大厅里灯火辉煌，……虽有的人都虽然严肃却都富有活力。”[3]“女诗人在他那里作了客，他也在女诗人这里作了客苏珊·桑塔格说，“没有什么能够减弱这些写于一九二六年几个月间的通信的白炽性，他们是如此向彼此猛扑过去，作出不可能的、光辉的要求。今天，当‘所有人都溺死在伪善里’—帕斯捷尔纳克语——他们的执拗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激情和就像‘木筏、灯塔、沙滩。’——弗吉尼亚·伍尔夫语。”[3]女诗人通过写诗摆脱了失去所爱的伤痛，找到了心灵的平静。她确信里尔克从未曾消逝，像永不消逝的电波，也从未曾远离，就在自己伸手可及之处，并坚信他超脱于时间之外，成为另一种永恒的存在在她的爱人约瑟夫·布罗次基眼中，茨维塔耶娃认为，“话语的声响自身是倾向于悲剧性的”[9]，“三诗人以真相见、以爱相待奏出的动人心弦的乐章”[1]。用歌德的话来说，“在一座和谐的水晶宫中集中了一切‘美和幸福’，使人‘越来越温柔’‘用心灵的欢乐取代肉体的欢乐’，把人的力量改造为‘德行、慈善和同情心’。”［10］“这是意识改造现实的伟大创造力量，它渴望把幻想变为现实，确立乐观主义的社会生活道德”[10]。“真正的爱情穿越生命，穿越死亡。”[3]永恒的相遇就是永恒的存在。我们得知，在悼亡信中，她向里尔克送去祝福，愿他尽享彼岸的美景，甚至请求里尔克通过梦境给自己回信。追忆和缅怀送达给逝者，对跨越时空的存在的深思与思忖，是对永恒存在的命名的美妙印证。负心的亲人的逝世不会让女诗人的悲伤情绪肆意流淌，不会勾起女诗人对生与死的深化的理解。死亡是生命的迁徙或移居，向死而生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她把传来没有的小木片放进胸前的一口锅，而不是送葬的烧钱盆（十几国钱币不是冥币），是自己渡过大海交流的可能。在现实中难以逾越的汪洋心意，迈过死亡的阻隔可以在死亡的过程中在梦境中超过一切。死亡不会结束一切，内心世界的演绎和发展会通过梦境与赋魂的形式复活。“里尔克被茨维塔耶娃与帕斯捷尓纳克视为诗神及诗的化身，而里尔克的诗歌创作在帕斯捷尓纳克与茨维塔耶娃看来是神圣的传奇，是诗歌世界只能仰望而无法企及的星辰。”[3]诗神也好化身也罢，神圣的传奇与遥远的星辰，照亮的全是诗界的泰斗，通过诗意和诗情无法逾越的高峰，在真正的爱情的光亮下只能是永恒的黑暗。人类的心智活动向往光明，突破彼岸的界限，就丧失了永别的意味。年代和国度只是一个索引，死亡共同体的生存方式，不会被后世之人淡忘和泯灭。高建华这个学者告诉我们，“从宗教的角度讲，共同的奉献与祭牲代表着不同孤独个体的精神交流进而产生认同，那么从这个角度讲诗歌对于诗人来说也接近于一种宗教式的想通和认同”[3]。爱的教育。艺术的启蒙。但是诗人与哲学家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对写作的信仰，乃至是一种归宿和奉献。“眼神掠过就已经相知，走近就是生命的开始”[3]三诗人之间过去了的一份关于诗人之爱的交错、际会与境界的书信交流，这些原本不是写给我们的书信，是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遗产。都说“可能译者还比较好邀请”[12]，“译者也是我们约的”[12]，这一份离婚协议的“节约用纸”——“没有1456号表格者可以申请免用此号表格，改用本备忘录所用10—DC马尼拉文件纸。”——“纸张节省委员会，代理首席副顾问，A.克兰西。”[13]“加在家族的档案里面”[12]，不是什么普希金的编排文字，非得要一定加进去。跟谁谁谁的文学有没有关系，这也不能确定。不确定有不确定的妙处，“找到一封信就说这是全新的版本”[12]。什么异本副本，只不过是给大家凑个趣加个说明。作家生前书信很多，会选最终的版本，在国外搞一个研究的很重要的门类，主要是研究一个作家的创作过程。奥地利已经封存去世的大作家的电脑，他们说分析这个电脑的硬盘，一定能看出来他是怎么修改的。他们说以后会有技术手段看出这个创作修改的过程，思维的过程。[12]刘文飞的信息不是“另外一个话题”[12]，玩笑话说得风趣，研究干得严肃。应景不是“文景”的围绕文学遗产的座谈会从作品的层面上阅读，是对“所有遗存”[12]的学科发展。文飞笑谈我不清楚“从中间拿出来一本然后出了一个单行本在中国不知道什么原因的陌生”[12]，我真汗颜辜负了桑塔格译者程巍“借花献佛”的美誉。可能这个话题也太小众了，这是钟再强！强迫我接起来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来研究桑塔格，用现在时髦的媒介语言说就是桑塔格有N种读法！想到这个题目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偶然的“反对”，不弄出一个详细的讲稿你怎么声称自己是翻译家，更不用提文学史家了。你怎么能指望自己的翻译或日记居然能影响西方人的认知，除非你视他们为“一种新基督教的渐进显现”[12]。更有意思的是，你就是不去关注这些小说的哲学内涵，视为情节离奇的纯小说。在变化莫测的猎奇小说阅读中，发现纯粹的小说发明人的多个真实侧面。这种社会学的读法比军官学校的文职人员的进阶容易得多。这个学校不是学建筑的，是心理学会。里尔克多还是蘑菇多的话题伴随有一句谚语：“亚胡哪艾斯带”，这也是一句官话的黑语。他跟日本巴赫金这派已经渐行渐远了。那种非正常的临刑前的感受实际上没有人会知道，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带给我们，什么瞬间艺术与心理学的涟漪派，什么“表面的洁白”[12]。对于天才是不是残酷的这一问题，我们都知道天才都是慷慨的。俄国人的弥赛亚意识是俄国人对整个世界的呼应，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文脉东西流淌。三方书信我们都认定为“现代派对文学意义的解读，中间会有复调结构”[12]。孙氏的书信笔会如期召开。“旋律”“结构”“转化”复活都可以装扮圣诞节，“人物像鸽子一样一下飞出去就不再把握”[12]。“营造”这个说法林徽因的建筑宝典起过书名，俄国诗人都不怎么喜欢这个提法，“就是所谓悬念悬疑最后一下都包袱的这种”[12]。因为书商知道赌钱的有才，“赶快三个月写一本畅销小说”[12]，还得是与文学嫉妒有关的，英国人才会买账。你想“赌书消得泼茶香”，只能是三个月期限，而且创作中间这个层面完全被文飞等读者屏蔽了。俄国小说家对阴谋和煽情有某一种特殊的偏好，俄语诗人永远不会有一条界限诞生思想小说，这是法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留剧目。而检验我们心灵是否足够的深邃，是否足够的强劲，可以做一个自我检验。一个凶手与一个妓女在灯下看哪一本神圣的书，某种程度上都是被《三诗人书简》吸引。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还有这个江洋大盗。书简不是小说，不是一个谜，对探索的要求不高，没有给出一个完全确定的结论也不要紧，倾向性的回答即可代替。你就说一下茨威格大家都明白《三诗人书简》的前世今生。但是我得提醒你俄国作家从来不写幸福，《红与黑》反映出来的所谓的成功学真没有，“如果写那个人呢那么两个人终成眷属也没有”，感慨一句俄国作家哪怕是在所谓幸福中间也是不安宁，你扯谎谈这些话题没有用的。你这种不寻求的唐璜荒唐吗？肯定很荒唐。你就是到澳门开一个赌场，都没有意思。人家要找一种幸福观人生观，这个是最大的区别。你觉得自己是导师型，人家把你整绝望了，因为天上的大雁不往“南”飞，然后天意还要把你摘录成为一个家庭小说不是三诗人书简！改变形象的这一年不值得纪念，除了文学之外还有音乐还有绘画，还有建筑还有舞蹈，还有园林还有电影，都是没有问题的。在谈笑风生方面，与刘文飞打了一个平手，《三诗人书简》在中间的确起了很美妙的作用。我们现在正在也在找专家也在写新书的序说，如果列席的哪一位有兴致，在不在高校的，都可以搞笑写一个短评寄给我，我也会有其他的书送，提问者可以得到我特制的礼品书，最后让我们用热烈掌声，让我们对两位专家表示感谢，不是对帕斯捷尓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表示谢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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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苏珊·桑塔格．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M］．姚君伟，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 ［美］苏珊·桑塔格．“一九二六年……帕斯捷尓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同时：随笔与演说［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文学就是自由”．同时：随笔与演说［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5] 赵秋玲．读《三诗人书简》的日子［J］．黄河文学，2005，（2）：18-21．

[6] 李南．三诗人——被镀金的世纪恋情［J］．世界文学，2015，（6）：286-293．

[7]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诗人与散文”．小于一［M］．黄灿然，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8] ［德］海默·施维克．里尔克和女性：挚爱诗心［M］．商丹妮，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

[9] 孟革．布罗茨基眼中的茨维塔耶娃［J］．大众文艺，2014，（2）：50-51．

[10] ［保］瓦西列夫．情爱论［M］．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