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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是2013年中宣部授权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实施的图书外译项目。旨在将1978年以来正式发表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促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走出去。2019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并入“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成为“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的一个分支。

1 解读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的申报程序

1.1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申报的基本要求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申报时间通常在当年的9月，截止时间一般在当年的12月31日，但是也有些许变化。具体详见表1。

表 1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申报截止日期对比表

Table 1 Comparative Table of Declaration Deadline of two Translation Projects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主要针对1978年以来正式发表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作品，题材限定为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要求外译作品需要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能够生动表达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情感世界和精神风貌，且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同时要求申报的作品必须未获得其他形式的对外翻译出版资助，并能提供与国外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和同。这些文学作品的译文也有明确要求，即申报作品须适合不同对象国家地区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阅读习惯，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

1.2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的申报程序

两大外译项目各年份的申报程序基本一致，主要有两部分内容：申报主体与申报材料，见图1。

就申报主体而言，版权代理机构、外文出版机构和译者都可以独立申报，也可以合作申报。

申报提交的材料包括六个方面：

①《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申报表》（签字并盖章），或《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申报表》（签字并盖章）；

②作品原作者授权书或版权授权协议（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

③翻译作品出版协议（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

④与译者签订的翻译合同（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

⑤翻译作品出版机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其他资质证明（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

⑥作品原作2册。

图 1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申报流程图

Figure 1 Flow Chart of Declaration of two Translation Projects

1.3 立项梳理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主要是对外推介中国当代作品。自2013年启动以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共立项130个（截止2019年），其中97个项目已出版结项，涉及英、法、西、阿等26个语种。“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在最初的3期立项项目中，共计59个，出版结项26个。从第一期的部分数据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以推介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作品为主，语种涉及俄语、西班牙语、瑞典语、阿拉伯语、西瓦西里语和英语（见表2）。

表 2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第一期立项数据表

Table 2 Project Results Table of the First Phas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anslation

2 学界研究述评

尽管两个作品外译工程实施近7年，但是学界对此关注不够多。我们在中国知网，选取“哲学与人文学科”，将检索条件设定为“全文”，分别输入关键词“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与“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检索时间设定为2013年至2020年，将来源设定为“核心期刊”与“CSSCI”进行检索。检索结果显示：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品对外翻译工程”相关的研究论文仅3篇。与“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相关的研究论文有19篇。删除重复文献，最后合计检索到21篇。其中王峙（2018）[13]，新华社（2015）[16]，于萌（2016）[18]与文学作品外译关联不大，不做过多阐述。剩余18篇密切度较高的文献中宏观研究14篇，包括反思、传播影响和路径研究。微观研究共计4篇，包括翻译策略和其他研究。见表3：

表 3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学界研究统计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two Translation Projects

就反思研究而言，不管是“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还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的相关研究，关注的都是作品外译的困境和挑战，学界对此也给与了各种建议。大致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就体现在认识、体制、内容与影响四方面的深化；面对“走出去”途中存在的国人漠视、西方歧视、制度缺陷等挑战，需要将交流内容从“中国性”调试至“世界性”，方式从“传统方式”调试至“融合创新”，重心从“走出去”调试至“请进来”。［3，4，7，10，12，14，21］

就传播影响而言，更多研究从宏观视角探讨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比如，何明星（2019）整理了“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资助的33部文学译作在海外图书馆的收藏数据以衡量这些图书在海外的传播情况，得出我国近64%的作品在海外有一定传播效果，证明“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取得的成绩斐然。[2]吴菡与吴志杰（2018）发现，中国文学作品在意大利传播效应高。[15]包澄章（2019）发现，包括“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在内的多个项目，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1]杨金荣（2018）分析了包括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在内的多个外译工程资助了一批南京大屠杀相关作品。[17]

就路径研究而言，张北坪与龚安静（2020）指出，外译路径必须坚守文化前进的立场，改进文化生成方式，协调文化与制度自信以及推进文化对外传播。[19]贾洪伟（2017）探究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路径，包括承载媒体多样化，呈现手段善变通与合作路径灵活。[5]孙宜学与摆贵勤（2019）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需要中国出版社主导输出，中外合作深度合作，在沿线国家建立“中国分社”的出版机制。[11]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的微观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林佩璇（2018）探索“生态化合作翻译模式”以及“整合性适应与选择”外译中的重要性。[8]罗红昌（2017）总结了文化特有词在对外翻译中需要有统一的译文标准，且优先选择源自汉语发音的音译词。[9]姜海英（2020）认为，落实“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并坚持“读者本位”，“以我为主”策略表达中国文化特有词汇。[6]另外，张天飞与齐彪（2019）提出将外译作品与课程建设相结合的构想。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已经在海外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项目的文版做语料，为当前课程建设服务。[20]

综上所述，关于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的学界研究中，宏观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当代作品外译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创新式的外译路径；微观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作品外译时采用的翻译策略。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两大项目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解读两大项目的申报通知，统计立项数据分析立项现状，借助知网搜索相关文献分析学界研究现状。我们发现：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启动以来，资助了大量的名家名作，涉及语种丰富，立项成果可观。对促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走出去有积极意义。但是，申报通知书的某些表述不够严谨。比如申报主体界定需要更精确。申报主体包括版权代理机构，外文出版机构与译者。版权代理机构分为2类：版权国内代理机构与版权涉外代理机构。申报通知中并未言明是仅限前者还是仅限后者还是二者皆可。“外文出版机构”也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需要进一步界定清楚。外文出版机构是指国外独立机构，还是包括包含国内单位或个人在国外注册的外文出版社。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的学界研究以宏观研究居多，集中在反思、传播影响和路劲等领域的探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研究不成系统，可操作的建议不多。此外，微观研究中的翻译策略研究尤为薄弱，研究缺乏新意，不具有可操作性。为了更好地促进两个作品外译工程走出去，应该鼓励更多学者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

两大作品外译项目如今合二为一成为“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而近年来，中国文学屡获国际大奖认可，如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凭《三体》获雨果奖，2016年郝景芳凭《北京折叠》获雨果奖，2016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这些奖项无疑证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逐渐在国际文学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中国作品被国外读者阅读与评价也是必然趋势。为了能让海外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不容忽视，不仅需要加大对该项目的资金投入从而促进更多作品得到外译，也要加大研究投入总结项目开展的成就与不足。

基金项目

华东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研究项目（编号JGS01201001）；华东理工大学2019-2020年研究生教学用书项目《翻译与对外传播》以及2018年华东理工大学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中华学术外译团队建设项目”（ZP1823105）；2020年大学生创新训练类项目“21世纪中国图书外译的国家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包澄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9（1）：140-160

[2] 何明星．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评估研究——以《三体》为例［J］．出版广角，2019（14）：6-10

[3] 胡安江．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就与反思［J］．中国翻译，2018（6）：18-20

[4] 黄立．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海外出版的现状与思考［J］．中国出版，2016（21）：64-67

[5] 贾洪伟．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推进路径研究［J］．外语学刊，2017（4）：110-114

[6] 姜海英．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文图书外译刍议［J］．出版广角，2020（5）：89-91

[7] 李建军．关于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能力的思考［N］．暨南学报，2017，39（7）：119-126

[8] 林佩璇．整合性适应与选择：生态化合译模式探索［N］．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8（4）

[9] 罗红昌．文化特有词的国际传播及其译文规范探究［J］．新闻界，2017（6）：50-53

[10] 罗宗宇，言孟也．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及启示——《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2011—2018）［J］．南方文坛，2020（4）：104-110

[11] 孙宜学，摆贵勤．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出版机制创新［J］．编辑学刊，2019（6）：20-25

[12] 王倩．活态史诗翻译出版的新拓展与再思考——从《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出版谈起［J］．出版广角，2018（12）：79-81

[13] 王峙．《鸡毛飞上天》：“鸡毛飞天”的三重隐喻［J］．电影评介，2018（2）：101-103

[14] 魏光清，曾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成效与不足［N］．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3）

[15] 吴菡，吴志杰．中国文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意大利的翻译、传播与影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2）：292-300

[16]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J］．美术，2015（12）：6-9

[17] 杨金荣．出版语境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8（4）：52-55

[18] 于萌．提升影视剧跨文化传播力的有效路径［J］．传媒，2016（23）：50-51

[19] 张北坪，龚安静．文化干预的界定，变量与路径研究［J］．教学与研究，2020（4）：88-95

[20] 张天飞，齐彪．农业科技英语教育的文化融入与创新——以吉林农业大学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19(11)：48-51

[21] 朱振武．中国学者文学英译的困顿与出路［J］．广东社会科学，2019（1）：151-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