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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oyage Out”

——伍尔夫《远航》标题

听啊，是我的良人的声音；

看哪，他翻山越岭而来。

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

他站在我们墙壁后，

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视。

我良人对我说：

我的佳偶，我的美人，

起来，与我同去！

——《雅歌》第二首

这明澈之洞观，

足以抵得上整个寰宇乃至神灵存在的理由。

——谢阁兰《画》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与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称为“最后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回答什么书改变了她的人生时，她说首先是游记作家理查德·哈里伯顿的书，是他让她看到，作家的生活是如何“有特权”，又是如何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心、精力和表达力，以及无比的热情”，是他让她意识到“她自己也能看到这些奇观，听到与奇观有关的各种故事”（《铸》：6-7）。“谁说我们必须像别人那样生活？”，这是她对回忆录《永远的苏珊·回忆桑塔格》（Sempre Susan：a Memoir of Susan Sontag，2011）的作者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1951-）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当步入死亡国度，当死近在眼前，她终于对儿子承认：“这一次，这辈子头一次，我不再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无论如何，永为苏珊，是以艺术的名义；她的艺术之旅，的确充满了与众不同的魅力。在这条路上，迷雾重重源于她的复杂；拨开迷雾，“问题”呈现，曲径通幽处，是探索的“内在之眼”（inner eye），更是“艺术的澄明”：“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到哪里去”？(a)

1 苏珊·桑塔格研究中的问题

回望苏珊·桑塔格的一生，集文学评论家、小说家、专栏作家、电影脚本制作人、导演、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涉猎视野涉及虚构类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摄影、电影、芭蕾舞、室内剧等艺术样式，哲学、文化、政治、宗教等众多领域，自她1962年以先锋姿态在当时美国知识界重要论坛、瞄准“小众精英”受众的《党派批评》（Partisan Review，1934-2003）的“耀眼登台”，至她打算“最后一部”随笔集(b)完成后、回头再写小说未竟愿望的“遗憾谢幕”，斯人“文学偶像”地位尊荣、横跨欧美两界饮誉无数，横扫除诺贝尔文学奖以外众多国际文学奖项甚至呈囊括之势，头顶诸如“美国最智慧的女人”此类光环如过江之鲫；同时也是最饱受争议的作家之一，自她“艺术亮相”以来，“争论”与“争议”由始至终都没有远离，晚年她陷入《在美国》（In America，2009）“剽窃风波”，身后系列“丑闻”更是遭到陆续“揭幕”(c)。

“时势造英雄”，苏珊·桑塔格的成功缘于“际会风云”的“把握”；“英雄造时势”，成功了的苏珊·桑塔格“弄潮”于后称“阵痛”的“风云时代”。她自幼热望“长大后要为《党派评论》撰文”的文学杂志，60年代主编是被詹姆斯·法雷尔戏称为“形式与内容”的威廉·菲利普斯和菲利普·拉夫：均为俄罗斯犹太移民的后裔，两员激进现代文学战将，均占据了“左倾”亲“美共”的政治立场。仅从该戏称着眼，《党派评论》之于苏珊·桑塔格的意义自是不言而喻；而欧美评论界对她的关注，最早也是始于她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评论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奴隶》（1962）。文字首次付梓便能激起回声：一方面归功于，她表明自己作为文学辩护者立场的鲜明，博览群书知识的渊博，以及综合各种材料分析能力的敏锐；另一方面，她的确擅长确立令人信服的权威口吻的策略。这一短暂时期的散论，“发现”之余不忘“指摘”；待到苏珊·桑塔格以“关于‘坎普’的札记”一夜成名，各方评论纷至沓来，几乎都是“追踪”式的，少见具有批评“距离”的反思性评论，且这一时期的散论聚焦她“文学锋芒”或“批评眼光”某一侧面，以布鲁克斯·彼得，纳尔逊·卡里为代表。首部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等到1982年塞莱斯·桑达拉推出的《苏珊·桑塔格和现代主义的实践》（Susan Sontag and her Practices of Modernism，1982），该著作首次较为全面地将苏珊·桑塔格的小说、电影、戏剧和摄影批评作为艺术实践整体纳入批评视野，但将其人其作简单归为“现代主义”的“阵营”，是该著作最大的“问题”。

极有可能碍于苏珊·桑塔格的复杂，仅就2004年12月28日谢世，《纽约时报》刊登的讣告便可窥见一斑，力透纸背而又十分熨帖的研究专著似乎尚在酝酿之中，在对其艺术魔力揭秘的宏著面世之前，对其人的传记作品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廓清了苏珊·桑塔格的风貌，当然这些传记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人物肖像绘制，多为评传，即是以评论带出作家生平。在《苏珊·桑塔格：哀悼(d)的现代主义者》（Susan Sontag：The Elegiac Modernist，1990）中，塞尔斯·索恩亚（Sayers sonya）从个性、写作风格等角度近距离审视苏珊·桑塔格，在重点考察了《恩主》与《死亡之匣》两部虚构小说的基础上，得出“桑塔格是一位‘自我英雄主义’的当代作家，行动多于思考，相当‘戏剧化’”的结论。(e)索恩亚主要观点为，苏珊·桑塔格的写作，自传色彩湮没其中，智识性的自省走向了公众，(f)作者旨在考察苏珊·桑塔格思想的“自我意识诗学”和其身处其中的客观背景情况之间的关系：阐明一种慎思的设想与推理的智性工程如何形塑了她的作品，批判性地分析这一工程的进展何以贡献于当时主要的文化论争，并将其作置于更广阔的批评历史视野，透视文化观念的更迭以及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活的变化。《哀悼的现代主义者》还指出“知识分子的流放”对于苏珊·桑塔格写作的意义，并以此作为窍门解读了在其作品中的几个“关键主题”：智性存在的“自足”、高度现代主义的精神忧郁症、自我经验超越的激情呼吁、道德想象力的标准以及“自我创造”幻想的起源。索恩亚将“朝圣”视为理解苏珊·桑塔格作品的门径，并由此得出正是童年丧父的经历、总是“异在”的感觉以及基础性的幻想暗示，驱使苏珊·桑塔格形成属于她的智性人格(g)，其文化继承的族裔性与犹太移民的背景密切相关(h)，其思想则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混合。与视苏珊·桑塔格为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调停中介的观点不同，索恩亚将苏珊·桑塔格视为高级文化价值的“孤独守门人”(i)。索恩亚的评传最大的问题是传者没有清晰地指出桑塔格对现代主义的哀悼心情与她写作精神忧郁症投射到现代性反思两者之间的区别；一种对高雅的现代主义的哀悼与忧郁更多体现的是桑塔格的品味与倾向，而写作中的主体精神压抑造成的抑郁与延宕更多表明写作发生机制的“不科学”引起了作家独特的“土星气质”。相较于英国泰晤士河谷大学（Thames gally University）社会学系副教授把桑塔格置于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文化生成关系考量，索恩亚的“自我意识诗学”的智性工程分析的做法来得恰当得多。索恩亚的核心观点与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ibe University）艺术系讲师塞尔维亚·哈里森博士（Sylvia Harrison）指出桑塔格的立志“要以一种心智与世界之间的有意相连”(j)不是“互文”关系，而是延续关系：自我意识诗学—心智艺术—认知机制研究—脑神经科学这样的升级心理学是历代心灵文学大家与意识流小说家梦寐以求的方向。

在《苏珊·桑塔格：思想作为激情》(k)（Susan Sontag：Mind as Passion，1995）中，利亚姆·肯尼迪（Loam Kennedy）占据了“去神秘化”的立场，格外注重追溯思想的源头，认为心灵的内在生活与艺术的创造之于苏珊·桑塔格而言，一直是一种严肃的“意志英雄主义”(l)，由是，古老的现代主义梦想——艺术可以反对历史的决定力量——得以被这种心灵的美学更新为一种新的立场：一场针对无名力量的征战完胜于“激进意志”催生的“风格”。肯尼迪认为，苏珊·桑塔格创作的焦点落在欧洲晚期现代主义的美学，并和许多美学家一样，在其文学事业发展后期，转向了一种“极端主义”(m)；而悲悼中的欧洲文化，及此输送出的现代性感受，成为苏珊·桑塔格虚构类小说的“题材”，正如对这种气质的外化塑造是其随笔批评文章写作的潜在“意图”。(n)《思想作为激情》亮点体现在对苏珊·桑塔格心灵谱系形成的追踪、“成为现代主义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提出，以及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注意到将“心灵的激情”与“身体的痛苦”结合起来，肯尼迪的洞见体现于，从桑塔格对列维—施特劳斯、本雅明、阿尔托、罗兰·巴特等人的论述中，发现桑塔格在这些人物身上不断聚集着自我意识，实则是对自我的一种变向叩问与反思(o)。肯尼迪评传的最大问题是对桑塔格心灵谱系的追踪发现了一种诺斯替主义的灵性，却没能结合作家的生平与创作，仔细分析与阐释神学维度中的传主的心灵谱系及其文学构造；传主主动担负知识分子的文学道德，不仅仅是作为道德家的考量，更主要的是一种灵性原则对智识的内在要求。索恩亚和肯尼迪的传记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评传均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多为国内外学者引用；均是以一种苏珊·桑塔格仰慕者、或近似仰慕者的口吻写作。目前，还没有看到对二人传记的研究；笔者是将这两部传记作为神学研究的例证提供使用的；有必要展开对传记文学的研究，或解开桑塔格研究中的“谜”或将桑塔格研究当作一个个案研究，谱写艺术学学科的逻辑与规律。肯尼迪如今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美国研究的教授，他跨国的流通与伍尔夫小说创作《都柏林人》突然出现了“巧合”的点题。

笔者认为王宁教授的一席判断，在把握国际桑塔格研究的理论脉络方面有重要的定位作用：王宁教授指出，在当今的美国文学批评界，所有的风行的理论都是从欧洲大陆进口的，法语或德语的批评理论一经在北美登录，就会对美国的文学批评产生巨大的影响，再通过英语这一译介走向世界，这是理论成为普适价值观的一个程序。而美国的文学批评有两条平行的发展线索：出自本土的带有鲜明人文关怀的文学和文化批评与欧陆理论有着渊源关系的学院派理论批评，再者就是美国作家与中国作家的不解之缘。我们知道，桑塔格是逃离哈佛大学学院派批评的叛逆的一代，因此美国的学府评论对她没有那么重视。她的理论创建一头系着教父学热忱一头系着小亚细亚—古希腊神话痴迷，她的创作体现的是宗教神话在小说构造、故事与叙事上的赋魂，这在欧陆学界与创作界既属于古典神话叙事传统又不依附于欧洲神话哲学体系。她的写作不能被归入美国文学批评的两条平行发展线索，但是一如笔者在结语中指明的，“诺斯”是人类生存的普遍“经验”，诺斯替神话故事的哲理可以为认知为普适的价值观，如果能迅速走进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工程，与桑塔格大量援引世界文学中的事件予以作证的做法是不谋而合的。我们的神话批评还应具有本土神话的研究立场与期待本土神话进入世界文学流通的文学信心。非常地期望王宁教授关注一下本人的研究成果，为笔者的桑塔格神话批评走向世界牵线搭桥。

丹尼尔·施赖伯（Daniel Schreiber）的《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Geist und Glamour，2018）先是在2014年由大卫·多伦迈尔（David Dollenmay-er）从德语书译为英文版，改为《苏珊·桑塔格传记》（Susan Sontag：A Biography），后在2018年由郭逸豪直接从德语译出，书名确定为《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Susan Sontag：Geist und Glamour）。《精神与魅力》采取了类似《铸造偶像》的编年史写法，后者从只写到1999年之前的桑塔格发展到《苏珊·桑塔格全传》的译出与出版，全传补充了“痊愈与排斥”（1999-2003）、“终结”（2004），前者也记录到2004年，却是以桑塔格最后一部批评文集“他人的痛苦”作为全书的终结。比较《精神与魅力》与《铸就偶像》两部编年史写成的传记，前者集中精力记载桑塔格整个智识活动，解释她与先锋艺术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阐明她与风格古老的小说和严肃的散文欧洲版图的情缘；后者主要追踪她将自己塑造为一代知识偶像的动力与策略，以及不当之处，勾画出与传主处于亲密文化氛围的文人的精神风貌。我们可以将两部编年史传记并置研究，从作家内心精神图景与身体交往谱系的“交错”与“协和”的角度，深度揭示在作家主体创作的世界图景中精神与肉体的纠葛与断裂不仅是先锋文化的常态，而且往往成为新的感受力生成的原因。施赖伯在“巴黎，一段罗曼史”（1958-1959）与“纽约的关系网”（1959-1963）两章传记记载中，延续了一部“丑闻”传奇对“艳乱文学”的兴味，进一步揭示了身体交往与智识版图形成的关系：从邓恩的宗教艳情诗里那种艳情的雅致发展到了艳乱演示与表演的那种哲学的妖冶。施赖伯对桑塔格罗曼史的追踪与呈现，不能完全被视为传主的精神，还应该被作为欲望都市写作的文学档案。2007年出版的还有德语书《苏珊·桑塔格：知识分子的激情》(p)，“心灵谱系”是用法语理解和研究苏珊·桑塔格知识分子的激情的关键词，“理性工程”则是用德语界定和发展苏珊·桑塔格精神图景的关键词。英文研究的传统自然成了比较研究《激情》与《魅力》的妨碍，语言与文化永远都是展开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应当提出国际桑塔格研究的问题，提出国际桑塔格学科的逻辑，从不同的国别研究中寻获答案，完善个案研究的比较研究。

《铸造偶像》的译传者姚君伟向中华读书报介绍了国际迄今最权威、最深入的一部苏珊·桑塔格传记当属《苏珊·桑塔格大传》。正如姚君伟所言，“以一张风华绝代的人像作封面，厚达八百三十二页的桑塔格授权传记2019年9月17日在美国上市”(q)。桑塔格大传又名《桑塔格：她的人生和作品》（Sontag：Her Life and Work），由哈珀柯林斯旗下埃科社出版。刚满四十四岁的美国青年作家本杰明·莫泽（Benjamin Moser）毕“七年之功”，在书中详细记录了病弱的犹太内向少女苏·罗森布拉特如何以世所罕见的自我实现能力，成长为享誉世界的大知识分子和一代文化偶像苏珊·桑塔格的非凡历程。大传“不仅写出她公开示人的一面：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电影及舞台导演、激进思想家和政治行动分子，也为她私下的生活造像：受挫的童年、短暂的婚姻、无数的情人、单身母亲。”a莫泽引导我们要对“同一个人生的两幅画像有着同样的复杂，同样充满纠结，同样冲突不断”a进行深入持续的探索。大传是桑塔格的独子大卫·里夫亲自选定的，传者可以接触到桑塔格留下的文档和资料，了解到很多尚未公开的情况，因此这部传记比一部桑塔格传记都要全。传者的选择反映出儿子对写作的女性同盟关系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莫泽是一个年轻有为、事业蓬勃发展的男性作家，拥有《哈珀杂志》的特约编辑、《纽约书评》以及《悦游》杂志的撰稿人的工作与写作经历，能迅速地获奖，他曾以为巴西作家克拉丽斯·利斯佩克托作传《为何此世》获得全国书评人协会奖的提名。“去理解”是他为桑塔格作传的信念；这也是我们研究桑塔格的原则。对这部“光是注释部分就多达六十二页”a的大传的研究，必须注意到去理解桑塔格存在问题的人生与存在问题的写作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基础是传主的人生信仰与写作信仰的内涵。

还有一类传记，并不以追求“严肃”为写作目的，且均怀有某种打破偶像地位的内在撰写动力。在编写了《阅读苏珊·桑塔格——作品评介》（Reading Susan Sontag：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 Work，2001）、《女性符号：从梦露到桑塔格》（Female Icons：Marilyn Monroe to Susan Sontag，2005），为苏珊·桑塔格初读者提供理解门径之后，卡尔·罗利森（Carl Rollyson）与夫人莉萨·帕多克（Lisa Paddock）联袂写作的《铸造偶像：苏珊·桑塔格传》（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2000），据他们声称，是旨在提供一种揭露作家有意识打造公众形象、并设计成为偶像之路的撰写视角是重要的，且有意识地记录下对作家职业生涯雄心实现起到过推波助澜作用的其人其事。卡尔·罗利森夫妇发掘与记载作家的笔力最勤，这部传记却不是授权传记。作为一部传主尚在人世的传记，《铸造偶像》动笔之初，罗利森夫妇曾意图获得苏珊·桑塔格本人的授权，而将传记写成一部“经过传主本人认可的权威作品”，随着遭遇作家的冷对与拒绝，事实上将作品写成了更像是为传记创作力量、传记要求的权威尊严做出的“辩护”。罗利森夫妇选取在“作家生涯的评论”上尽到文责，比其他传记作家“抓题”敏锐，从作家作品视角展开生平与作品的介绍与分析的传记文学的写法，不如一个英国女作家——艾德林·弗吉尼亚·伍尔夫（Adeline Virgina Woolf）分析文学市场与艺术家，但是他们看苏珊·桑塔格的眼光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文学市场的眼光是迥异的。题眼“铸造偶像”的说法来自圣经《以赛亚书》中“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r)，仅从这一事实便可窥见作者写作的立场与态度：犹太人信奉的《托拉》中“摩西十诫”第二条即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以此作为针对犹太裔作家作传的题目，讥诮嘲讽用意无异于司马昭之心；“刻意将偶像拉下马来”的“恶意揭幕”的客观结果，却是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苏珊·桑塔格所处的小圈子、理解她周遭的文学、文化风向标提供了翔实素材，且是目前唯一一部以编年方式写成的记录下作家文学道路的传记著作，尽管苏珊·桑塔格的儿子大卫·里夫曾告诉《铸造偶像》一版的中文译者姚君伟教授说，“该传记有些地方不太可靠，且只写到1999年，不是全传”(s)。大卫·里夫更告知姚君伟，他打算正式授权他母亲的传记，并提供照片资料，让未来的这本桑传更真实、也更完整。加长版的《铸造偶像》变成了“全传”；“经过授权”的传记变成了“大传”。一个已经问世，一个据译者介绍争取明年年底之前完成并出版，届时更可将两部传记并置比较，在得以目睹日益丰满的苏珊·桑塔格肖像的同时，更可以探究苏珊·桑塔格艺术世界中的“意识”问题。卡尔·罗利森和莉萨·帕多克于2016年推出的还有《理解苏珊·桑塔格》（Understanding Susan Sontag）(t)。仰慕与诋毁，经典与流行，都不及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在书里，罗利森伉俪又一次回答了应该以什么样的文学态度看待苏珊·桑塔格是一个文化偶像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是建构偶像地位的敬慕还是解构偶像地位的批判，要么是缺乏思想要么是过于极端，都不如对作家的人道主义的理解和对作家写作的全面透彻的理解。移情的了解与同情的理解是与赛珍珠相遇的情缘的钥匙，这把钥匙用在开桑塔格创作空间仍不过时。不仅不过时，想对于赛珍珠，因为桑塔格的文化的复杂性，遭遇的坎坷性，这把钥匙更为宝贵与重要：同情的态度应该赋予桑塔格的为人生，理解的水平应该配得上甚至超越桑塔格的为写作。

卡尔·罗利森的妻子写作痕迹明显的是一本她致力为写成向伍尔夫的《普通读者》致敬的《阅读桑塔格》的小书。书是2001年出版的，与其说是“介绍”作家的小说与批评，不如说是阅读笔记。自评与外评结合的写法，表现出莉萨·帕多克中和呈现出伍尔夫“介意”读者批评的书信写作的另一种写法。莉萨的笔触非常轻巧，写作宗旨是为“普通读者和学生”提供一份女作家的阅读笔记，以期引起更多的爱好者的兴趣。兴许是莉萨对伍尔夫的崇拜之情已经无以复加，没有去“超越”伍尔夫写作小说阅读笔记的雅好，《阅读桑塔格》没有给予读者阅读桑塔格电影批评与小说改编电影的笔记。当然不是电影领域没有“激起”作者的兴趣，也许是莉萨没有在小说改编电影与文学时尚之间明白苏珊·桑塔格是多么刻意想要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保持文学联系。

理解苏珊·桑塔格每部重要著作的写作机缘与动笔情况，要看2014年出炉的一本编年的评传，即杰罗姆·博伊德·曼塞尔（Jerome Boyd Maunsell）撰写的《苏珊·桑塔格传》（Susan Sontag，2014）。该传2018年由张昌宏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与德国作家丹尼尔·施赖伯写的传记的英译本甚至有两个关注点似乎重合的小标题：“生命与死后生命”(u)和“他人的痛苦”，张宏昌的译传“疾患的王国”时间段是1975-1988，而郭逸豪译传“生命与死后生命”时间段是1998-2001；张宏昌的译传“他人的痛苦”时间段是2000-2004，而郭逸豪译传“他人的痛苦”时间段是2001-2004。同题的部分张译传译出的是4年间作家对自我及他人痛苦的文字完成与关于死亡自身和带给至亲的痛苦；郭译传译出的是《关于他人的痛苦》动笔的前前后后。张译传与郭译传均能给笔者的国家社科项目《苏珊·桑塔格疾病叙事研究》研究提供素材，前者的最重要信息是桑塔格有关疾病的长篇大论最接近许多年前她和前夫共同写作的《弗洛伊德：道德家的思想》而《疾病的隐喻》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与《论摄影》一样指向了历史源头更为广阔的主题；后者的最重要信息是她的工作与出版成为她死后生命文本在场的方式而她临死前还计划要完成第三本关于她疾病的自传的构思与思路也应当成为组成她疾病叙事文学与方式的重要“生命叙事文本”。笔者预测，桑塔格的传记出版将会出现世界主义的倾向，将会在她曾经给予过提携与友爱的外国陆续出现她的生平传记，将会在与她和她身处的文化“感知”陌生的国度出现她的作品译介。曼塞尔的桑塔格传是在英国境内出版的第一本桑塔格传记文学，英语在桑塔格文学影像的海外传播事业方面会成为末位的语言。有关这方面的预测请见笔者的论文“比如用阿拉伯语：苏珊·桑塔格文学影像的海外渡舟”。

这本评传类似于《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却不以将文学偶像拉下马来作为立传的初衷，对传主仍有敬意，写作的口吻也比较亲和、友好，甚至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对文学偶像的伤逝之情。就写法上而言，《苏珊·桑塔格传》是以作品带出生平；《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则是以生平带出作品。《苏珊·桑塔格传》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写法上高度糅合了作家的私人生活与作品创作的关联。很多论述的资料都是目前看到较新鲜、权威的。如果说，《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关注的是追踪作家成为一代文学与文化焦点人物之路的过程；《苏珊·桑塔格传》一书的焦点则落在追踪作家走完人生之路以及艺术之路的经过。将这两本评传同时研读起来，可以最大程度上还原作家生活与创作的语境，进一步走进她的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探索她艺术的魅力与存在的问题。这部传记最大的价值在于详细地提供了桑塔格创作重要作品的背景与动笔的经过，如若将对这些细节的研究置入文本研究的引言，是有助于概括出桑塔格经典写作的阐释空间的。其存在的问题是传记只记录了作家动笔的信息，却缺少对完成创作的反思，一个直接的文学效应是传记变成了作家写作的还原，虽然在揭示作家主体写作的发生机制多有裨益，缺少对文学作品创作的批判性思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揭示创作因由而不注重批评效果的传记距离伍尔夫曾经提出的“理想的批评”尚有距离。

另外有一本名叫《苏珊·桑塔格的丑闻》的传记，乍闻书名以为是类似“狗仔队”式的野传，其实是一本批评文章集结的研究论著。“嚼舌头”之人均为科班来历，打头的是专门研究大众文化、上流文化和城市文化动态关系的曼菲斯大学“马库斯·奥尔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巴巴拉·卿（Barbara Ching）。论者声称是以戏谑的腔调，坚持以严肃的态度做有趣的学问，该论文集的标题不宜被称为“闲话”。不同于“回顾”“勾勒”或“描述”，《丑闻》收录的十二篇文章无一不是以“追问”的立场，审视“苏珊·桑塔格何以在活跃于公共视线的四十年，为自己营造令人敬畏的光芒，同时留下一些任人非议的余地”的问题(v)。《丑闻》的突出之处在于，视角的独特，以及批评距离的拉长；其中不乏一些甚为严厉的批评，比如指出苏珊·桑塔格早年的“盲目自大”“不辨时局”等。严肃作家在这样颠覆性的解读之下，变得虚伪并“用心险恶”；在摘下表演面具的同时，却几乎未有充分深入探究“用心”背后的“缘由”。《丑闻》的编者解释说，“丑闻”是指作家“徒劳但不懈地致力于摧毁和重建，其间既有失言之处也有失策之举，但她仍不切实际地一心求变”a，当然，如斯“丑闻”也可解读为作家敢于突破、从不拘泥的气魄和毅力。如果说苏珊·桑塔格存在“丑闻”，她丑闻背后的“问题”可能比“丑闻”本身，更为“有趣的严肃”。《丑闻》其实是一本跨学科跨专业的学术论文集。芭芭拉·卿是该书的主编之一，她对容易引起负面联想的书名做了这样的解释：“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词，是因为它充满如此丰富的联想。”(w)芭芭拉·卿还将桑塔格与法语中的一个说法“丑闻的成功”（succus de scandals）联系在一起。书评人凯莉安·金则指出：“桑塔格的所谓’丑闻’即在于：她拒绝被钉死在一个角色上，于是从批评家摇身一变为导演、演员、剧作家、小说家，最后又成了公共名人，犹如暴露在闪光灯下的缪斯女神。”(x)也就是说，身份的多变常常使桑塔格谤毁加身，非议不断。桑塔格一生兴趣极广，疾病、摄影、战争、恐怖主义、法西斯、性、虐待、人权、坎普艺术等，皆是她的批评话题，其思想的庞杂可以用她本人常用的一个词来形容，即“艳乱”（promiscuity）。“精神艳乱”的主题可以到施赖伯的传记中搜索。如果想一窥保持在镁光灯之下公共形象以外“另一面的苏珊·桑塔格”，阅读和研究这本曝光的丑闻论集该是不二的选择。与这本论文集笔触与聚焦有几分相似的是与文字资料同等重要的影像资料《关于苏珊·桑塔格》（Regarding Susan Sontag）。这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部纪录片，拍摄的叙述手法介于散文电影叙述与论文电影叙述之间，自由穿插了一些珍贵的个人信息。2014年12月8日美国独立电影制作人南希·凯茨（Nancy hates）把这部执导的为纪念苏珊·桑塔格的纪录片搬上了“在美国极具影响力的HBO电视台”。文学纪录片以忠实为宗旨，作家—电影叙述的手法与传主对话没有得到采用。关于苏珊·桑塔格，她的女权主义与国际女性学，她的图像艺术与国际绘画学，这些议题应该被提到研究与创作日程。(y)

呼应苏珊·桑塔格同性恋“丑闻”，她的最后一个同性爱侣、有“摄影师中的左拉”之称的美国名流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1949-）2009年出版了她1990至2005年作品选集《一个摄影师的生活：1990-2005》（A Photographer’s Life：1990-2005）。该摄影集照片摘选依据的是私人性原则，包括那些年苏珊·桑塔格的私密照及安妮·莱博维茨的家人照。封面上安妮·莱博维茨是苏珊·桑塔格摄影之眼中的安妮·莱博维茨；安妮·莱博维茨在编辑照片之时，会用苏珊·桑塔格之眼观看。“我们是一对儿”，《一个摄影师的生活》作为一部摄影作品集，不仅展现了现实生活中温情脉脉的苏珊·桑塔格，而且还使得我们得以窥见生病的苏珊·桑塔格、甚至是濒死的苏珊·桑塔格。对于安妮·莱博维茨将这些私密度极高的照片出版的行为，儿子大卫·里夫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抗议。然后，这部摄影集，打破了苏珊·桑塔格在公共面前一贯保持的“风格化美丽”的形象，并且揭下了她一直给读者展现的“思想的生活”的一面，给予我们看到苏珊·桑塔格身体的受难以及肉体的生活的机会，从而发现她肉体生活存在的问题，并思索这些问题与她的艺术及评论之间的关系。

苏珊·桑塔格与安妮·莱博维茨还合著有图文集《女性》（Women，2000）。苏珊·桑塔格撰文；安妮·莱博维茨摄影。她们都将眼光投到对女性问题的关注。苏珊·桑塔格说道，《女性》的主题乃是关于女性意识的嬗变，意图邀请观者做出移情反应。她在文中透露出的女性主义信念不可谓不激进：“男性，不同于女性，不是一部形成中的作品”(z)。安妮·莱博维茨以流动性的摄影之眼捕捉“女性之美”及“女性意识”；她的搭档苏珊·桑塔格对女性的意识的言说也是流动的。她随即看到“美”也是建构性的、可转换的、可矫饰的。通过这部图文集，我们可以思索苏珊·桑塔格从来没有直接表明自己对女权运动的兴趣背后对女权运动的介入说明了什么问题。(aa)

在苏珊·桑塔格的传记中，还有一部，应该算是一部关于两位女作家的平行研究著作，《纽约客》的主编、作家塞利格曼（Craig Seligman）在《桑塔格与凯尔——相异性的吸引》（Sontag & keel：OppositesAttractMe，2004）(ab)中对苏珊·桑塔格和波琳·凯尔（Pauline keel）这两位具有相似背景的女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始于“相似性的吸引”，终于“相异性”的发现：首先，她们都是犹太人，且均有波兰血统，均为单身母亲，都是“尼采的好学生”，都是批评家兼作家的多栖身份；其次，自60年代起，都曾迷恋戈达德（Godard）的先锋电影，属于同一“类型”的批评家，甚至都曾为同一杂志撰写文章；然而吸引塞利格曼的却是二人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此差异凸显的各自的性格特征。塞利格曼表明立场说她敬重桑塔格，但更喜爱凯尔；牵涉作家个人的偏好主观之外，塞利格曼似乎触摸到了苏珊·桑塔格“问题”的边缘地带，就如后者曾说，她尊敬福克纳，却不喜爱他一样，这份“情感隔膜”倘若出于对评价对象性格问题的文学心理学研究，自然会更有学术性与说服力。应该进入我们关注视野的是两位女传主个性与写作人格的相似，但是对电影和文学的态度却相异，这其中的理由我们可以从写作人格与创作人格的不同入手分析，展现女作家的人格魅力与思想魅力的一致与歧出，其原因须得进入法文世界的心理学王国寻觅究竟。女性作家的平行研究与线索研究都是为女作家写传的比较传记文学的手法。这一部由苏珊·桑塔格的“资深写手”卡尔·罗利森关注到并完成的《女性偶像：从玛莉莲·梦露到苏珊·桑塔格》（Female Icons：Marilyn Monroe to Susan Sontag）从文学市场、偶像经营、出版事业、摄影技巧与女性形象的界面分析了娱乐明星与知识明星的形象同与异，为什么放弃兴趣“近影”的女性打造自己的形象会是这么的艰难。文学时尚与文学市场的项目一直是笔者认知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必经之地，在艺术符号学书稿与外国文艺理论学科（西方歌剧艺术理论东西方舞蹈艺术理论西方绘画艺术理论西方改编艺术理论西方文学时尚市场理论）建立与发展章程文件2022年出版时，对这个话题还会有引述与分析。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研究方法，比较异同的研究是比较笼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策略。伊丽莎白·布拉斯（Elizabeth brusa）在学术著作《美丽的理论：当代批评中的话语景观》（Beautiful Theories：The Spectacle of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中比较桑塔格与同时代的美国作家加斯（William Howard Gass，1924-）中晚于笔者指出加斯注意区分理论与故事；桑塔格则相反。笔者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撰写完成了“用画笔讲好人类的故事：国际绘画叙事学科建立的学理依据和跨国合作”，在绘画文学的领域区分和辨析了理论、叙事与故事，提出了建立绘画叙事学科。国际合作意愿的学者可以查询论文在2020年8月第2卷第4期《社会科学进展》。

柯英翻译的(ac)《苏珊·桑塔格：大西洋两岸最智慧的人》（以“侧影地图”形容桑塔格的知识结构没有遵循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原话）原约出自姚君伟之手，2020年普利策奖授予的大卫·里夫授权的桑塔格传事务缠身，《最智慧的人》传说是由译者第一次以“智慧”这根“红线”成功串起桑塔格意图建起“知识”巴别通天塔的“心愿”。很遗憾地说，柯英真的不懂桑塔格。超越智慧与知识的意志是灵知神话与魔力构造。桑塔格绝对不是“最智慧”这么简单，充满了她的“迷人”的“内心”在于寻觅到一种古老神话的变体如何与现代性叙述相结合的“奥秘”。“精神音乐”无论是强度还是广度都不足以概括桑塔格的艺术，而应该用灵性感知的沟通再现桑塔格的设计。这部传记的研究性很一般，因为生平传记的写作方式已经过时。我们应该明白，“评”远多于“传”并不意味着研究性诉诸其中。至于说这部文学传记从翻译来看没有陷落到“玩弄几个很可能连他们本人都不大明白的概念和术语，或者只有他们的小圈子里才明白的学术黑话的地步”(ad)；“秘传知识”的泄露不是这部传记的特点，但是普适的价值观的探索也没有实际展开，或者从话题与问题的角度以文学事实为准绳以文学传记为检索开展评述。顺便一表，此书与《弗吉尼亚·伍尔夫：永恒的英伦百合》等书被列席“女性天才：生活、思想与言词”丛书，它的总序作者的伍尔夫专题研究的规划与思路完全不正确，关于这一点笔者在第三本学术著作得不顾友情，尊严真理。杨莉馨期望从中国的妇女平权运动的视角从事女性书写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接触的资源、研究的方法与完成的设计问题多到以百几十数，因此也降低了推荐此丛书的学术分量。女性才女作家的写作，不一定是出于使命担当，大多数时候出于对艺术现象的灵感所至，她们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意识到与超越了性别，在坚守与动摇中召唤人文，以视文学为精神灯塔的信念实际承担起了文学的道德劝谕作用与伦理寓意传达。如果是刻意地以使命为使命，以担当为担当，其文学性与艺术性往往会流于匠气，失于本真，俗于祈灵。

这些传记出于“山外人”之手，因保持着一定的写作距离，带出批评感的同时却显得亲切感不够，且没有一部作品完整提供苏珊·桑塔格的晚年景况。所幸还有来自“山内人”的回忆录(ae)：独子大卫·里夫(af)（David riff，1952-）在母亲去世三年后撰写的《在死亡之海搏击：儿子的回忆》（Swimming in the Sea of Death：A Son’s Memoir，2008），尽管并非是有关她晚年的全部回忆，却也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们对苏珊·桑塔格最后日子的了解。虽说是以“儿子”的口吻回忆母亲，但《死海搏击》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亲人回忆录，而是以儿子的视角向读者描述了作为作家的苏珊·桑塔格第三次罹患癌症后接受治疗直至去世的痛苦经历，回忆了她作为一个普通人以及作家，对死亡的态度、面对死亡时候的反应，还有儿子在陪伴她走向死亡以及身后对母亲死亡事件的反思、怀念，甚至还有自我拷问。《死海搏击》的独特意义在于，不同于苏珊·桑塔格将“疾病”与“死亡”视为象征性隐喻的思维，而是将“死亡”作为“人终有一死”的现实事件，比较忠实地记录下了她身为作家背后，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反应与情感，客观上扯下了苏珊·桑塔格集中体现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1978）中面对癌疾的“反病理”面具，浮现出的是一个更为真实、也更教人感喟的苏珊·桑塔格。《死海搏击》第一次提出“艺术是她的慰藉也是谎言”的反思作为母亲信仰的艺术对其的意义所在，鉴于写作者为回忆对象独子的特殊视角，《死海搏击》中关于母子关系的描述却是很少；而另一本回忆录——大卫前女友西格利德·努涅斯（Sigrid Nunez，1951-）2011年推出的《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Sempre Susan：A Memoir of Susan Sontag）(ag)却从一个有些“奇怪”的角度补缀了，桑塔格作为母亲简直有如劳伦斯笔下“儿子与情人”的真人版再现的面貌。在《回忆》中，努涅斯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不久，尚为文学女青年一枚，机缘巧合成为桑塔格工作助手，主要负责往来信函的处理，更是很快深刻地进入桑家的生活，在后者的安排促成下，她与桑家独子大卫恋爱、同居，地点正是在桑塔格的滨河路三四〇。如此这般，《回忆》独特视角显而易见，或说奇怪也不过火：她是她的老板、导师、朋友，是舍友，同时是反对者，还是准婆婆。正是因为关系个中交错的私密视角，《回忆》对于无论仰慕者还是诋毁者而言，不仅值得一读，更平添了“有趣”：到底是满足了读者对于公共人物的“窥私欲”。在“揭私”与“披露”之余，《回忆》回望曾经精神导师与文学榜样，畅谈苏珊·桑塔格对其文学事业追求的影响，价值在于令我们不仅得以窥见“另一面的桑塔格”，更可了解苏珊·桑塔格是如何创作的真实情状。可是，《回忆》并非“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也不是那种摆明车马打击报复式的回忆录（比如乔伊斯·梅纳德写塞林格那种），我们知道，书写回忆录，大致都需要确定一个立场，或一种基调，比如《死海》明显是以沉痛哀悼、缅怀的笔调写作；《回忆》的口吻却是模棱两可、欲诉又止，颇像是搀着读者进记忆迷宫。“报复掺杂着崇拜”，努涅斯不遗余力地揭露桑塔格身上骇人听闻的品性，同时却又以哀婉的口声，溢于言表的怀旧之情敬佩与怀念她。对感情滥觞的悲悼，注定《回忆》“笔调有些特别，虽然不无敬意，但含酸带怨，却也相当明显”(ah)。从这一视角的回忆并非没有意义，至少丰满了苏珊·桑塔格的血肉形象，但是，终究太多的感性，遮蔽了理性的反思；太多的身陷其中，难以隔岸观火，洞察秋毫。对苏珊·桑塔格闻达于世的“思想之激情”的揭示，在这部回忆中，恰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并不及力透纸背。

儿子还有儿子的前女友，都是为她单人专门写作回忆录。有回忆录是将她列为回忆对象之一的：科班出身的学者耶鲁大学爱丽斯·开普兰（Alice kaplan）教授撰写的、桑塔格母校芝加哥大学出版的《用法语做梦：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苏珊·桑塔格和安吉拉·戴维斯的巴黎岁月》（Dreaming in French：The Paris Years of Jacqueline Bouvier Kennedy，Susan Sontag and Angela Davis，2012）。《用法语做梦》不是属于苏珊·桑塔格的“独家的记忆”，而是记录了三位非凡的美国女性——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Jacqueline Bouvier Kennedy）、苏珊·桑塔格和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在法国经历的故事及其对她们人生的重要影响。这三位背景迥异、梦想各异的女性，日后将各自成为美国文化、知识、政治生活中的“偶像人物”（icon）。在这部回忆录里，我们可以追踪苏珊·桑塔格早年思想形成轨迹、文风气质、学习方式、阅读爱好以及生活情况。(ai)作者爱丽斯·开普兰将苏珊·桑塔格同其他两位杰出女性放在一起，不时比较一下不同背景的女作家们在思想、写作以及生活经历方面的异同。通过阅读《用法语做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留法时期桑塔格的青春勃勃、意气风发，也会发现她的苦闷、彷徨及其对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思索与行动。柯英将这部三人物回忆录的书名译为了“寻梦法兰西”，笔者认为实在不妥：该书强调的是三位主人公在法语的意识中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与文学梦想，她们的书魂未断法兰西并不能作为她们的梦乡的最佳诠释，而是一种精致的法语语言与一种只有用法语才能体会的女性意识如何促成了她们的写作之梦，法国的城市地图与其说比语言对写作更起作用，不如说是成了一种游学的生活化习得方式。也就是说，对桑塔格等三位女士而言，在文梦与艺魂的境界，绝对是法语比法国更起到了作用。笔者认同这样一个观念：“苏珊·桑塔格对法国赋予她的一切担任了传送者、改编者、阐释者、收藏者和热爱者的角色”(aj)。必须澄清的事实是苏珊·桑塔格是自告奋勇担任了法国文化大使；她对法国文化真挚的热爱没能进入法国歌剧行业(ak)是她艺术创作的遗憾；她的电影叙述的意识与改编的思考如果“用法语”，一定会是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漂亮的女导演。

如果说，传记，无论出自“山外人”还是“山内人”之手，“代人立言”的写作性质决定了多少带有“一厢情愿”的嫌疑；那么，传主本人“夫子自道”的娓娓道来，就非常值得严肃的研究者一读。曾经是苏珊·桑塔格的学生、后来与她一同供稿《哥伦比亚观察者》（Columbia Observer）、《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纽约客》（New Yorker），《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的第一位驻欧编辑、同时也是《滚石》的特约编辑与供稿人的乔纳森·科特（Jonathan colt），作为苏珊·桑塔格的“近身人”，于1978年在巴黎和纽约两地对她进行了采访。乔纳森·科特与苏珊·桑塔格这次长达12小时的深入的对话，1/3的内容曾发表在1979年的《滚石》上。他们的谈话内容从桑塔格罹患癌疾开始，深入地分享了对疾病与影像的见解。作家直诉心声：她的个性表现在不愿囿予成见，不愿意被缚于一己原有观点。笔者认为这是桑塔格误解了创新，这不是立场稳不稳的问题，而是学术的自信的问题。“最难受不过”因为对自我的放弃。思考与自我的原点并不冲突。周艺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接近桑塔格艺术的问题，刻意地求真求变的确是桑塔格艺术的问题之一。我的老师(al)告诉我“‘原始创新’最核心价值观是原点持守”。40多年后，我们在耶鲁大学出版的《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Susan Sontag：The Complet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2013）里得以聆听到作家对作品与风格、写作与阅读、爱与性、自画像很多推心置腹的交谈，同时第一次聆听到作家本人“倾诉”她的“问题”所在。旁观者清，她是以自诩的口吻陈述她的问题的：“我就是个异端。当然，我还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异端，虽然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中庸之道。”(am)身为异端、思想为异端意味着什么？乔纳森·科特出版完整访谈录时，为扉页所选择的名人名言引人深思：“他搅动了思想的一潭死水，但代价使他成了思想上的探索者，徘徊在无人涉足的思想上的空白地带，沿着这条路步步前行，寻求在所看到的地平线上某处的另一个栖息地。这样的犹太人既不是勤恳工作的人，也不是知足的人。只能说他们是不安分的外国人。”(an)《我幻想着》，就像一把迟来的钥匙，指引出一条“看见”“异端”“边缘人”“外国人”苏珊·桑塔格身上存在的“问题”及她带来的“问题”的门径。

另外一本谈话录，由艾奥瓦州立大学教授利兰·波格编、姚君伟译出的《苏珊·桑塔格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2015）包括中文版序、原书导言、10篇访谈、1篇关于桑塔格《火山情人：一个传奇》出版的报道，以及波格此番专门为中文版“编制”的桑塔格年表最新版，可以说内容十分丰富。与《我幻想着》一样，谈论苏珊·桑塔格，波格应该算是比较熨帖的。“采访者分属多国，采访的年代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主要到90年代前为止，原书只有3篇涉及90年代），他们的关注点不同，但又都比较熟悉桑塔格的著作，所以，提出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ao)姚君伟介绍，“桑塔格就这些问题涉及的诸如阐释、坎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电影、疾病、摄影、色情文艺、妇女运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教育与经典、美学与道德，旅游、传记文学写作、知识分子及其责任、美国文学和文化，欧洲文化等话题，一一做了解答，对她以前的一些观点做了修正、说明或澄清。”(ap)我们对《谈话录》的研究不能仅从“现代感受力”和“严肃性”等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入手，而应当从问题意识的角度进入，如深入挖掘桑塔格对文学和艺术的迷恋与热情与她对女权主义的认识和反思之间的关系，以及她对话题所表现出来的关注的强烈与程度与她在日记中对自我意识的揭露之间的关系。桑塔格的谈话录与日记之间究竟是一种互文关系还是歧出关系？如果是互文关系，她的最与众不同之处体现在哪些地方？如果是歧出关系，她的对话性的文学与她的独白式的文学是孤立起来看还是结合起来看更能反映出桑塔格的自我意识的深度与自我意识在文学里的角色化与故事化？有必要将《访谈录》与《谈话录》并置在一起提出一个研究问题：桑塔格思想与写作的“严肃性”究竟体现在她是一个异端还是她对风格化的现代小说写作的立场？而波格在《谈话录》这本访谈录中充分体现出来的驾驭谈话方向的能力，其面对谈话问题所采取的更弦易张、闪回处理、危机公关，则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其“辞令背后的思想”及其应对问题的策略。

对于廓清像这样一个思想和创作上都十分复杂的作家的全貌，其日记、札记及笔记的阅读和研究必然是不可或缺的。桑塔格本人也是酷爱阅读作家的日记，而且是越隐私越好。她说，“二十一岁的纪德写日记的形象令人难以拒绝：‘我始终隐约地感到我将自己的热情传给了他人，但是，他们缺少神圣的火花’”（《铸》：18）；苏珊写故事、记日记，边放音乐边指挥的形象同样令人难以拒绝。苏珊·桑塔格一生都保持着写作日记的习惯。她将几百本日记以及笔记放在屋内近身的橱子里，非极亲密者无缘读之。在死神逼近的临终之床上，她对儿子说：“你知道它们在哪的”。于是，儿子在母亲身后历经四年多的整理或者说是犹豫，经过思想斗争，“冒了很大的文学风险与道德负担”，终于亲自操刀，亲自选编，并且切割了母亲一生的日记与笔记为三本书。首卷《重生：日记与札记，1947-1963》（Reborn：Journal and Notebooks，1947-1963）于2008年12月问世，台湾麦田出版社在2010年推出了中文译本，姚君伟教授译出的也已以飨读者；第二卷《正如意识羁于肉身(aq)：日记与札记，1963-1981》（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Journal and Notebooks，1963-1981）已于2012年4月10日出版，姚君伟教授已完成中译工作，他把日记的标题翻译为“心为身役”，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了这部日记；原本最后一卷的出版也在计划中，据大卫·里夫说，标题暂时保密。姚君伟曾表示，将在2016年推动这最后一部日记的中译文版本的问世。岁月匆匆，这最后一卷日记与我们失约了。这部“血祭”的死亡日记不应成为传主文学事业的谢幕，而应当成为生命叙事的文学范本进入纪念祠与先贤祠。我们都知道，由作家子女担任编辑出版的作家日记，其内容肯定不会是原汁原味。里夫就删去了很多会刺痛他，或是他不愿意让读者看到的内容。即便如此，就如桑塔格爱读作家日记，如纪德日记，而且往往是越私密越好。保留了作家大部分内心世界的日记及笔记依然具有宝贵的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文学的阅读价值。特别是，有心的研究者或可以从中找到作品解读与作家记载之间的蛛丝马迹，或心领神会作家在创作中突然说出口的只言片语的来源，或看到作家制定自己写作计划的节奏与生活的安排，或嫣然一笑于门外汉不懂地围绕在作家身边的文学的奇闻趣事，或遗憾眼泪付于错过了原本应该更好施展自己艺术才华与保护自己身心健康的生命旅程的完结。

第一部日记《重生》“八卦味十足”，首次披露了作家的同性恋情结与双性恋感情生活，勾画出一副青涩紧张而不失活力的作家早期的精神肖像。2006年9月10日的《纽约时报杂志》刊登出《重生》片段，当时，书评人乔纳森随即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不那么带“浓盐水味”、却也是明褒实贬：“‘重生’最主要的还是性的重生。书评人都说期待后两卷的面世，当然我也是，不过希望此后的日记里性少一点，思想多一些”。(ar)失望往往是期望的副产品；谁叫桑塔格头顶着“思想”的“标签”。“日记的第一卷，是桑塔格追求知性的自由、婚姻的自由、性的自由的记录”a，然而，苏珊·桑塔格首卷日记中最“抢眼”的却是她深入内心最隐秘部分的、关于自己性倾向及其性爱经历的记录，也即缘于此，《重生》自面世，便处于评论家的置喙与读者的兴奋之中。艾莉丝·格雷戈里（Alice Gregory）曾一语道破，“文学作品，但凡揭露公共知识分子的私人生活面目，自当归入‘情色文学’之列”；何况是一位生前从未出柜的名作家，直白坦率地书写自己的“情色生活”。其实，性的重生背后还有思想：在英美各大媒体对《重生》铺天盖地、长篇累牍的评论中，有一点是得到公认的，即时值14至30岁的苏珊·桑塔格，正处于厚积薄发的潜伏期，这一时期的日记，部分记录了她独创性思维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她经历的与“H”之间的同性性爱，从而催生出写作的欲望，以及令其体会到“罪恶感”的性焦虑，这无疑是关于苏珊·桑塔格“思想之激情”的一次“泄密”。婚姻不过是为了“弥补缺口”，轻描淡写说出“结婚”，接着是有关道德和承诺的长篇大论，倒像是中世纪某个同性恋清教徒所做的虔敬祷告；而之前同性恋性爱意识的觉醒，却是作为“重生”的转折点与方式，从性爱到书写的独特转换，不同于米兰·昆德拉，他是在女人身上寻找写作灵感，桑塔格是在同性的性爱中寻找“我”，然后唤醒写作的“她”。司汤达曾说，被称作“爱情”的东西本质上是一个错误，其实是孤独自我的又一次舞蹈，那么，在性爱中自我发现、自我建构，大抵也是出于主体经验的“孤独”，若以此为驱动写作的阀门，往往这样的作家是敏感于“自性问题”的“内向型作家”。劳伦斯说，性不唯是欲望，更是交往方式；在桑塔格这里，性本身即是思想，或说思想的“灵性”，性与写作既有平行关系、也有明显断裂：投身热烈关系的需求与自我升腾的渴求之间的对话；激情催生“壮美英雄诗”般的自我迷失，沉浸导致“孤独是迷人”的自我隔绝。

对于《重生》在2008年底的出版，批评界当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苏珊·桑塔格在生前并没有授权愿意出版自己的日记，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充斥着内心焦灼的私人日记可能让人觉得，她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待到2012年4月《正如意识羁于肉身》的出版，评论者普遍认为，在第二卷中“个人八卦”少了，更多是作家对其全盛时期所经历的知识界生活的记述，智识性的思考多了，第二卷也可被视为苏珊·桑塔格个人政治和道德反思的读本。第二部日记侧重记载了作家的思想史和写作计划，人来人往的作家人名、汗牛充栋的图书清单、异常丰富的旅行安排、私下里情感崩溃的心路历程、活力四射的公共性面孔。所有这些充实的资料，都需要耐心的研究者放在手边，随时翻阅，发掘今天已经成为美国经典作家、世界知名作家的苏珊·桑塔格“思想图书馆”里的宝藏，并且联系她写作的所有文本，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以及发现她留下的不足与问题。桑塔格本人曾称日记具有“原生态”的特性，可以让读者“邂逅作家自我面具背后的另一重自我”。她本人的日记则让读者“窥视”到一个著名作家分裂的自我与人格——一个直言不讳、卓尔不群、充满自信的公共知识分子桑塔格与一个为情所困、伤感脆弱而难言幸福的普通女性桑塔格。借用桑塔格日记中的一个词语——“隐秘的欲望”，期待里夫为我们带来的最后一部日记早日面世。大卫·里夫说，他毫无掩饰地编辑母亲的第二卷日记，没有删节和修改，唯一做的就是取书名和纠正日记里的事实性错误，然后让读者自己从这些日记中寻找苏珊·桑塔格那些散文的蛛丝马迹。“正如意识羁于肉身”来自桑塔格1965年5月22日日记中一句话，那年她32岁。那天的日记一开始，她便写道，“小说中关于思想——一位艺术家在思考他的作品”，随后在空白处她加上了一句话：“一个精神性课题，但这系于客体创造（正如意识羁于身体）”。以此句作为读解苏珊·桑塔格一生的艺术追求，颇有悲壮的意味：一个建构自我、创造自我的精神性课题，但这系于艺术作品的创造。一方面，作品是作家的灵魂，作家必须通过写作，去为灵魂赋予形式；另一方面，作品也是作家灵魂的禁锢，作家必须通过打破旧有脚镣，重新出发，去充实灵魂的内容。后半句在苏珊·桑塔格的身上似乎成了“图腾与禁忌”。书评人克里斯廷·斯莫尔伍德（Christine Smallwood）说，她的私人写作几乎不提供能解释她作品的隐私；相反，我们需要她的作品去理解她的日记。他的意思并非是说，日记的记录当真不能提供她艺术秘密的蛛丝马迹，例如仅仅日记标题即已部分泄露了秘密(as)；他说的是，苏珊·桑塔格有意识地“保守”，刻意将生活与艺术之间拉大距离，也许是为了确保创作的权威。“一种作家记日记是希望日记将来会公开出版；另外一种不这样做的唯恐有一天日记的内容会公之于众。换句话说，一位具有野心的作家所保留的日记，里面的内容不可能清白得如同白纸一样”，吕克·桑特（Luc zante）这句话无疑是一种合理的揣摩。然而，事实上，苏珊·桑塔格在日记中写下了什么，还有挥笔写下什么，都可以成为她艺术世界里思想灵光的佐证。

作家桑塔格写了《日记与札记》。在她身后，有作家写了《桑塔格札记》（Notes on Sontag，2009）。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这本由本身也是作家的菲利普·罗佩特（Phillip Lopate）写的、以“作家打量作家”基调写成的散论小册子《桑塔格札记》，非常值得立志成长为文艺评论家和作家的研究者作为重点书目认真阅读。身为作家，不同于一般的评论家，菲利普·罗佩特没有拘泥于学术撰写的条框，而是以散文随笔的写作形式，顺着自己记忆的思路，回忆到哪写到哪：时而从与桑塔格的相遇与交往入手；时而从自身的阅读爱好与经历入手；时而从对桑塔格作品的自己的见解入手；时而从对所谓“桑塔格的规则”的反应入手；时而阐述桑塔格的生活轶事；更多时候是以提出问题起笔，然后再条分缕析，告诉读者自己的感悟，同时邀请读者自己做一番思考。菲利普·罗佩特在书里问了许多问题。“她的艺术激进吗？”“不要个人化？”(at)只是其中的典型问题。《札记》为读者和桑塔格爱好者的阅读书单补缀了有关她的一切——包括其人其事、其思其作、其情其理的点点滴滴；更重要的是，作为专业的评论者和研究人员，我们读到了从其他作家的角度对她的写作颇具问题意识的个人化的认识。

还有“记录”不应为苏珊·桑塔格研究者忽略，它是利兰·波格（Leland plague）和凯西·帕森斯（Kathy Parsons）整理编纂的除了《苏珊·桑塔格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的“注释文学”《苏珊·桑塔格生平注释1948-1992》（Susan Sontag：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1948-1992）。前者存在一个语言的问题，因为收录的访谈原稿以德文、意大利语、法语、波兰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写成，转译的工作方便了英语世界的读者，但是对于研究而言尤为传统。《生平注释》是英语传统的多模态信息采集。《生平注释》主要在史料汇编方面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资料收集上，波格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广泛查阅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且费时两年之久。在历经18年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之后这部桑塔格文学检索工具书终于在2000年问世，600多页的资料按照时间顺序，提供了关于桑塔格的著作和评论的文本、影像、录音的多模态信息，且按字母顺序分门别类地以“清单”的样式罗列，一目了然，方面检阅。工具书提供的资料覆盖时间按照书名是截止到1992年，访谈与影像资料也少量收录了1993年的部分。这本工具书是目前为止最接近“卡片式”展示作家研究资料的文档文学的范例。桑塔格死后儿子大卫·里夫很快将母亲的笔记与日记等资料全部捐给了桑塔格的母校图书馆，档案文学的话题必定会逐渐“水落石出”。

还有一本有关苏珊·桑塔格的十分有趣的书，书名叫《那个愿意娶苏珊·桑塔格的男人及其他波希米亚时代的亲密文学肖像》（The Man Who Would Marry Susan Sontag and Other Intimate Literary Portraits of the Bohemian Era，2005）。柯英将这本意图恢复作家、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切斯特（Alfred Chester）的回忆录标题译为“准备娶苏珊·桑塔格的男人及波希米亚时代文人近影”，笔者认为这一译法没有能准确传达出作者的写作意图：作者强调的不是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一直在为娶得苏珊·桑塔格做出准备，而是侧重探讨缘何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从愿意娶苏珊·桑塔格为妻走向了与她分手甚至分道扬镳；作者在探究二人婚恋未果的同时还倾注笔力探究了当时的文化症候与一种“亲密文化”左右了二人的亲密与分手；作者的写作声音无疑在传达这种亲密文学的群肖像与苏珊·桑塔格在《在土星的标志下》的精神群画像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回忆录的作者意图为我们传达的不是“文人近影”的意兴阑珊，而是用摄影眼睛看到的亲密文人的肖像文学。诗人作者爱德华·菲尔德（Edward Field）描述了格林尼治村里苏珊·桑塔格的文学偶像阿尔弗雷德·切斯特（Alfred Chester）精心策划娶苏珊·桑塔格的前前后后，为读者和桑塔格爱好者展现了一幅苏珊·桑塔格早年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图景，勾起了对那个难以忘怀、激动人心的时代——那个情欲的、揶揄的、浪漫的、忧郁的同时英雄主义时代的怀旧和好奇之情。书里面首次发掘出苏珊·桑塔格与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彼此仰慕却又相互竞争的关系，以及围绕在二人与剧作家玛丽亚·艾琳·福恩斯（Maria Irene forbes）以及日记里的H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哈丽雅特之间的复杂的四角感情纠葛。丰富多彩的情感生活对作家思想及其写作的影响，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研究方面。“亲密文化”（Innigkeit Culture）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社会科学进展》2020年10月第2卷第5期发表上的“爱情／色情生命写作：国际苏珊·桑塔格研究最新理论及其创作搬演”论文中笔者已经完成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与该研究类似的还有《社会科学进展》2020年12月第2卷第6期上待发的笔者的“他为什么没有娶苏珊·桑塔格？婚恋分析视野中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俄罗斯域外英语散文写作《小于一》”。

桑塔格一生的批评与创作有一个当年最大的亮点也是自己最不勤的论点。那就是关于“坎普”。“坎普”既是价值观又是美学，桑塔格一直没有继续挖掘。但是她的小说实践有不断的“进步”。布鲁斯·E·德鲁谢尔与布莱恩·M·彼得斯为桑塔格的遗憾做出了补缀的工作：“坎普”从同性恋亚文化发展为一种美学，二人在积极促进“坎普”的纵深发展的新角度。二人是在桑塔格关于“坎普”的名文发表50周年之际出版《桑塔格与“坎普”美学：促进新视角》（Sontag and the Camp Aesthetic：Advancing New Perspectives，2017）(au)的，他们指出“坎普”不仅仅是一种美学的“能指”，而且是一种语言、模式、一种超越原始语言学与符号扮演学的范式。二人还指出，“坎普”是一种外化于异性恋正常化的霸权模式的关于理解与欲望的多元的模式。笔者同意“坎普”是关于欲望的模式，也同意“坎普”最终必须从哲学上升为一种美学。但是，就作家一生的价值观而言，她更接近于一种“狂欢化”的对话与民主化的倾向，首先是一种隐秘宗教情结的神话“住棚狂欢”，笔者把作家的这一独特观念译为“营地”，如果从“促进新视角”的角度促进对作家的理解，有必要从神话故事、契约叙事与美学流通／媒介的角度深化对“Camp”的体验与认知。笔者在第二本著作的关于“坎普”的探索故意地没有跟随外国专家做进一步促进，而是打算在神经语言学／非语言学的脑科学模式的展现过程中聚焦探索这样一种外化的表演性的行为方式的内在的语言思维生成机制。这一本著作来自斯德哥尔摩传统，是对“坎普”这一情结今生今世终极的纾解，亦是从古老的俄罗斯宗教到古老的斯德哥尔摩哲学的一次“精神历险”。在笔者的舞论看来，这样一种营地的文化观必须要化为一种灵体的美学。

国外研究桑塔格的散论比较庞杂，我们聚焦从政治、批评理论等方面展开的解读。艺术的问题在第三本学术著作的完成过程中会得到“聚焦”。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苏珊·桑塔格对政治生活的介入态度，基普尼斯（Laura Kipnis）在“美学与外交政策”（“Aesthetics and Foreign Policy”）一文中，沿着笛卡尔—康德的思想路径，以“哈瓦那之旅”叩问桑塔格对古巴革命的向往与困惑，他认为，桑塔格1969年发表的“关于热爱古巴革命的正确方式的思考”，正是她1982年的“波兰及其他问题：共产主义与左翼”的前兆，贯穿始终的是激进主义的美学思想，同时，基普尼斯还发现，桑塔格的美学标准和她的“街头隐语式反讽”的脆弱性，因为这一切都是建构在她的左翼信念基础上的。其实，“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作为作家的苏珊·桑塔格是以美学的激情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的，她的犹太血统、“局外人”的尴尬身份，轻而易举便推动其对共产主义运动同情的“左倾”，而布拉格之春以后，和绝大多数激进作家从左倾的共产主义堡垒失望撤离一样，苏珊·桑塔格携裹这股政治上的愤怒与失望，转而向形而下的美学激情的想象，正如许多作家转而向理论或类理论的思想体系建构一样，她的美学“标准”（如果说真的有标准的话），与其说是建立在政治信念基础之上，毋宁说是基于政治信念的幻灭。政治信念从乌托邦执着到梦想的幻灭是公知女作家面临的残酷问题，也是每一个女作家或男作家或早或晚遭遇的残酷境地。若要究其原因，人性与联盟都是不能忽略的问题。政治的辞令方面的研究可以关注一下凯瑞·尼尔森（CaryNelson，1982-）(av)的探索，笔者说过公共危机应对与外交辞令策略的研究应该被运用到“话语分析”的作家研究。尼尔森关注的是桑塔格的公共言语行为；斯塔西·奥尔斯特（Stacey opster，1995-）(aw)留意的是浪漫化小说创作的语言与行为的“延续性”。统共纳入神经语言学的不同文学反应，建立比较研究的标准与知识，我们可以走得比外国学者更远。

苏珊·怀斯曼（Susan Wiseman）在“桑塔格与西瑟斯中的女性及智性”（“‘Femininity’ and the Intellectual in Sontag and Cixous”，1990）一文中，以法国海伦·西瑟斯（Helene Cixous）的女权主义理论，勾勒桑塔格试图从“知识范畴”中消除性别的努力，他感到二者都有偏颇。怀斯曼认为，苏珊·桑塔格将现代主义作家描述为自由资产阶级社会殉难的“他者”，同时认为界定“他者”的语言业已遭到污染，通过写作进行的道德超越被无限延宕。在怀斯曼眼中，桑塔格愉快地从事着“分离领域的工作”——学术的、理性的男人世界，女人必须超越自己的性别才能在智识世界界定自我的身份，桑塔格的“市政大厅的讲话”恰好表明她女人的智性激情羁于“公共面孔”。需要注意的是，英语读者心目中往往保留苏珊·桑塔格那不屑参与有关女性争取自由的争论的“清高形象”，她本人也是对有关女性主义立场的问题一直回避，而她1972年用法语写作、发表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us）上的长文“反思女性自由”几近被忽视，其实，桑塔格曾说过，“她是天生的女权主义者”，“关于女人的思索从未离开过她”，刻意回避，恰恰成了需要留意的“问题”。(ax)默克罗比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对桑塔格一直置身于女性主义批评之外的做法表示不满，(ay)她是从女性主义和文化批评的角度审视苏珊·桑塔格的写作的，未有谈及苏珊·桑塔格本人对这一“问题”设置的有意识选择以及背后的意图。

把桑塔格引进课堂的书有盖尔出版的《桑塔格“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研究性导论》（A Study Guide for Susan Sontag’s “Way We Live Now”，2017）(az)。小册子是盖尔为向学生讲授短篇故事的选册，教导学生从情节总结、人物分析、作家生平、研究问题、历史语境、进一步阅读建议等方面入手开展短篇小说的研究计划，笔者认为小册子简易方便，不失为一本除画册之外宣传作家短篇小说的手段。但是若要顾及带给学生如何研究与写作短篇故事，小册子不是最佳选，笔者有意推出结合桑塔格艺术符号学研究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学科大纲的“专业读者”版本，在容易阅读与理论素养之间做出专业的便捷入门之作。

在对苏珊·桑塔格美学思想的散论中，以对于“Camp”的关注最多，也许是因为这篇名文，业已成为“钉在当代文化大门上的门钉”；而苏珊·桑塔格日后却是对这篇令她一夜之间声名鹊起的文章，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恼怒与回避。例如，马西·弗兰克（marcid Frank）在“作为表演艺术家的苏珊·桑塔格之写作与同性恋文化”（“The Critic as Performance Artist：Susan Sontag’s Writing and Gay Cultures”，1993）一文中指出，“Camp”(ba)作为苏珊·桑塔格美学思想的核心，从感受力扩展到意识形态，最终发展为“痴迷的法西斯主义”。其实，“Camp”不仅作为一种“感受力”与“风格”贯穿于苏珊·桑塔格艺术构造，更是作为一种艺术构造的“策略”与“态度”，就连她后来对“Camp”的不屑与回避，本身都成了非常“Camp”的一次事件，在事件背后的思想，或曰动机，也成了需要被“追问”的“问题”。

鉴于苏珊·桑塔格在文化领域的巨大影响，不少批评者从文化的角度对其美学思想和艺术创作进行研究。我们也可以在中国建立苏珊·桑塔格文化研究基地，呼应纽约与巴黎的研究中心，一道展开国际合作。每一个中心的方向应当是独特的，我们的基地希望以美术与音乐作为引进作家并开展国际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背景与优势，从而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探索具有旅行文化特征的作家的经典写作机制。我们参考了一些外国的苏珊·桑塔格文化研究的短评，比如，杰克·贝哈（Jack Behar）在《哈得森评论》（Hudson Review）中着力探讨了苏珊·桑塔格对欧洲先锋文艺理论的充分吸收与转化运用。(bb)书籍中涉及的部分也是我们收集研究资料的“重点所在”。英国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1994）一书第二章“文化领域里的关键人物”中聚焦苏珊·桑塔格的“现代主义风格”，意图从女性主义研究和文化分析角度“给苏珊·桑塔格定位”，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想理解桑塔格，应该将她的作品放在现代主义的结尾处来考虑”，认为“现代主义对于桑塔格而言，变成了一件紧身衣”。(bc)对于苏珊·桑塔格究竟“代表”了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从始至终都是批评围绕的一个“问题”，例如罗伯特·马佐科（Robert Mazzocco）这样的书评人在《纽约书评》中声称，透过苏珊·桑塔格的文学批评可以看到她对现代主义的思考。a桑塔格偶像地位得到确立的城市文化率先建立了专业研究中心。2003年米克海尔·巴瑞斯尼可夫（Mikhail Baryshnikov）在纽约成立了“桑塔格研究中心”。有了研究中心，学术的联系变得集中与便捷。知名作家的声望形成过程中，基金会的成立与经营也是国际规则之一。大卫·里夫在纽约富兰克林大道76号成立了苏珊·桑塔格基金会，自己担任董事会主席，苏珊·桑塔格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安妮·江普（Anne Jump）负责具体的财务和联络事务。他的母亲身后一系列著作、日记、回忆录的出版，关于作家的阅读热潮多次被掀起。我们倡议成立桑塔格亚洲研究基金会，理念与管理上仿照赛珍珠亚洲基金会的例子虽然不过时，赋予新意总还是名流作家界的乐事。2022年我们将成立泰国曼谷吞武里伯格理中文学院伍尔夫—桑塔格亚洲研究基金会，将这两位来自英国与美国创作风格、人生旨趣迥异的作家放在一起进行亚洲语境的研究，其目的笔者将另外撰文说明。笔者将担任亚洲基金会的执行董事与研究员，开展一系列非常有趣的研究，展示时髦的研究成果。

对苏珊·桑塔格的研究者的国际的国际化不能代表苏珊·桑塔格研究的国际化。我们聚焦到欧洲学者动手作家的图像与伦理研究比较早，反映出欧洲大陆文明对非文字叙述的生态问题在哲学上的敏锐，其思考的辩证来源于古希腊哲学。欧洲境内比较突出的成果有，法国学者莱兹·米歇尔（lest Michael）对《论摄影》（On Photography，1977）进行了阐述与剖析。皮纳德—勒格瑞（Pi-nard-Legry）、布兰登·米歇尔（brandeau michael）、大卫·凯瑟琳（David Catherine）等则是对桑塔格进行过专题采访。1979年，英国学者布伦南·保罗（Brenan Paul）从欧美文学双向交流互动中分析桑塔格理论的渊源。80年代，波兰学者贝尔·米契可（Beyer michio）和科洛瓦可夫·格雷戈尔（Kolovakos Gregory）对桑塔格的文艺理论进行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南希·凯兹（Nansy jets）创作地向桑塔格致敬之作的纪录片《旁观桑塔格》（Regarding Su-san Sontag，2012），为知名作家拍摄纪录片以示敬意的自来水—作家视角是古老欧洲的传统，我们将文字的与影像的文本结合起来，探索学科与市场协调发展的国际化道路。影片的题名借鉴了桑塔格去世前出版的摄影批评著作《旁观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2003），观众可以从电影中领略到一个充满激情、争议不断的思想家的风采。作为一部实验性很强的纪录片，导演剪切了很多桑塔格的真实影像与图片作为底本，其中包括桑塔格早年为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试镜的青涩影像，著名导演伍迪·艾伦的电影《泽利格》中对她采访的镜头，以及时尚的《小姐杂志》为她拍摄的靓丽照片。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旁观桑塔格》还从“旁观者”的角度加入了很多对她的同事、朋友、情人以及诋毁者的访谈片段。这部为桑塔格写真的艺术片值得桑学家们细心品味和特别留意。与此同时，仰慕者与诋毁者的队伍均还在扩大，一方面，“文学偶像”的形象，在一轮轮“揭私”与“披露”之下，正在逐步走向“祛魅”，另一方面，伴随着“另一面的桑塔格”日益饱满地呈现于我们眼前，有关苏珊·桑塔格“思想之激情”的秘密，在一次次“窥私”中不断被重新“加魅”——缘于苏珊·桑塔格有意设置理解障碍的“问题”；也缘于我们洞见苏珊·桑塔格艺术“魔力”的“问题意识”仍须加强。问题意识指导的苏珊·桑塔格译介与研究的道路的国际化与国际化意识开展与执行苏珊·桑塔格学科的专业工作在笔者的第四本著作中将会专章提出。届时国际苏珊·桑塔格学科与学会将会在中国成立。

研究苏珊·桑塔格，研读外国的博士论文会有帮助。笔者近期也在了解，截至2020年10月4日共有120篇博士论文以苏珊·桑塔格为研究对象，或以苏珊·桑塔格的论著为批评范式，其中有5篇博士论文经过修改以著作形式出版了。国内有研究者统计了博士学位论文撰写者的国籍，笔者作了仔细的对照，是符合实际的情况的：“2000年之前，研究者中仅有3人不是美国籍，国籍分别为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而在2000年之后，有6名加拿大人，1名英国人和1名波多黎各人，语种也增加了意大利语和德语。”(bd)笔者期待的是用法语撰写的学术著作和用阿拉伯语撰写的书籍，在罗马和古巴比伦出版的著作。关于首位在国外取得苏珊·桑塔格研究博士学位的研究报告《超现实主义的样式：英美超现实主义表现精选》（Styles of Surrealism：Selected English and American Manifestations of Surrealism，1972），聚焦到苏珊·桑塔格是60年代超现实主义者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论及苏珊·桑塔格是作家——电影导演（“Susan Sontag：Writer-Filmmaker”），这是苏珊·桑塔格努力实现的方向，也是她天赋失败的地方。丽塔·阿·罗戒斯从苏珊·桑塔格社会活动的角度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的研究，预告了苏珊·桑塔格“公知”身份与女性联盟写作话题的兴起。坦率说，笔者并不在意对国外桑塔格博士论文的查阅，原因有三：一、笔者的专业教会笔者中国的外国文艺学者的外国性不一定非要依赖外国立场与外国资料，应该有外文“原始创新”的专业魅力从事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二、外国文学研究中比认知重要的是直觉，发现了什么思维可以到海外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作家传记文学中寻觅佐证；三、国际苏珊·桑塔格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学理与逻辑基础是“理论原始创新”(be)的西方歌剧理论西方绘画理论等系列学科，应该邀请外国学者向我们的学科学习与借鉴。当然，笔者会跟踪分析外国苏珊·桑塔格研究博士论文的相关情况，这是一个研究比较的十分有趣的事业。比如，有两部外国桑塔格博士论文被笔者认为是失当：桑德拉·塞耶斯（Sandra sayre）指出的桑塔格的实践是信仰的自我删除，他的同事指出地对理论与视野的态度犹如卸载装置；两部应该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他们是《苏珊·桑塔格：作家—电影导演》（Susan Sontag：Writer-Filmmaker）与《勾画心灵历险：苏珊·桑塔格的小说创作》（Mapping Spiritual Dangers：The Novels of Susan Sontag）。法国自来水笔作家—电影摄制家与心理学的是极其有趣的理论历险，勾起了笔者的第三本著作的学术兴趣。

对桑塔格的研究还应该注意到研究她的文章的专题在杂志上的见刊情况。目前，《妇女期刊》（Women’s Studies）杂志刊发了一组桑塔格研究的专题文章，关注的焦点还是在文化研究与行为研究，并没有把作家创作放入妇女小说家的英语传统。更不要说是对作家的女权主义写作与妇女共进会的小组写作的研究了。这都是我们中国女性学者可以接过来干得更好的工作。笔者将担任中国青联副主席的职位，为世界笔会在中国的组织与发展做出自己独特贡献。

中文世界对苏珊·桑塔格的认识，最早始于译界对她为瓦尔特·本雅明三十年代早期发表的唯一一本具有审慎的自传性质的著作《单向街》（One-Way Street）英文本所作序言的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1985年8月出版的《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Gates of Eden，1977）译著(bf)中，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认为“桑塔格和豪是我国现有的目光最敏锐的论文家”，这个评价后来常为论者提及，那么是莫里斯第一次将桑塔格带入中国学界视野的吗？我们发现译介与评论是桑塔格进入中文世界的一个硬币的两面。至于接受与研究是否与译介与评论的因缘一致，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外国文学动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来对苏珊·桑塔格在中国的译介做出一个系统而专业的概括与评价？因为在国内外国文学学界至今在翻译是不是一种研究的问题上认识不清，更因为“翻译”与“译介”绝对是两回事：正如姚君伟所言，翻译是一种渡海；译介是一种灌输。当然，这种灌输虽然事实上是强加于人，但是日久生情的事情也属正常。译介就好像是谈恋爱介绍对象，中意不中意得看读者的意愿。但是恋爱谈不成，对对象的了解与理解是可以成立的。这就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不是“买卖不成情义在”；是中介人成功了，读者在放弃自我的理性中与介绍的作家谈起了“感情”。笔者常常对译介这样的事情提出如下观点：是希望向谁介绍一个作家？是哪一个翻译家或哪些译文工作者在努力刮起什么样的风浪，声音进入谁的耳朵？谁在介绍什么样的一个作家？介绍的目的是什么？译介者自己有什么心声？关于这一译介的定位问题可以进一步阅读梅绍武的“翻译思想”(bg)。翻译、译介与改编作为文学流通与国际合作的话题可以从女作家桑塔格说服著名法国女性学者波伏娃获得版权，改编小说《女宾》（She Came to Stay）谈起，这一视点同时还是桑塔格女权思想在女性国际交流与合作事业上如何进步的视窗。结合桑塔格的文学色情观，应该会联想到《女奴》这部法国小说。《女宾》与《女奴》的小说改编曝光在镁光灯下应该是严肃的电影眼睛的女性性意识探索的小说艺术“重生”。小说的内容的真实上演应该也是作家桑塔格创作小说的思念原点。

对作家译介的历史研究必须时刻将译介人心目中的理想读者的问题放在心上。中国最早译介桑塔格的译团（与主教使团的实际工作有一些相似）来自台湾：黄瀚狄是认识葛林的，在葛林最早在《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中介绍了“反对阐释”过了十年黄瀚狄才在台湾唐山出版公司出版了《论摄影》，选译与欧洲品味有联系。最早立志研究美国左翼女作家的王予霞跑到台湾出版了几部小说，反响平平，主要是质量一般。台湾大田出版社追踪了作家的《疾病的隐喻》，表露出了对作家成就的理解。陈耀成译介《旁观他人的痛苦》，此书获得2004年联合报最佳图书奖与2004年台湾十佳图书之一。台湾译介的风向标说明几个问题：一、在台，并不认可作家的小说创作，认为桑塔格的小说拿伍尔夫要差很多；二、判断与其追踪桑塔格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摄影、绘画、舞蹈、音乐的论述，不如注意她的文学道德与公知良心；三、译介苏珊·桑塔格呼吁图像生态与文化清明的主张，比作家的小说声音，应该被吹奏起传到内地。

内地对桑塔格图像生态主张的译介比台湾晚了一步，是伴随美国作家访谈兴起的关注。1995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学者查尔斯·鲁亚斯（Charles rias）撰写的《美国作家访谈录》，其中有一节关于桑塔格的专题采访。1997年，湖南美术出版社与“台湾”唐山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桑塔格的理论著作《论摄影》。有证据反映，访谈录激起了思考：1998年，《天涯》杂志第5期发表留美学者贝岭、杨小滨的《重新思考新的世界制度——苏珊·桑塔格》。当内地桑塔格译介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台湾”方面适时开始了作家的全面介绍。“台湾”一方出版社出版了黄烂然翻译的《苏珊·桑塔格文选》。时隔3年台湾中国时报出版公司重印了王予霞翻译的桑塔格处女作《思人》。台湾文坛认为桑塔格的小说没有当年伍尔夫的小说值得译介，她的文学道德的演讲文本与对图像生态、疾病文化的反思在文化批判上的实际工作译介过来，可以辅助我们了解世界主义的写作价值观在美欧交通的一个积极个性化的例子。内地的反应跟在美国访谈后面，过度的繁荣发展，迟早会遭遇台湾文坛的小说艺术的价值观冷淡。美国高等学府内桑塔格的译介意图采取了及时联系的手段：纽约州立大学东亚系的张雪媃译的《中国之旅》联系了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的编辑部，得到了及时发表。访谈秦教授与译介散文的工作都在高等学府内联系展开，台湾海峡两边的美中学术交流就这么通过桑塔格译介逐步展开。南京大学有着表演系不输中央戏剧学院的传统，可以关注一下2001年台湾唐山（正港）推出的唐翠华译介的剧本《床上的爱丽斯》。根据台湾方面的消息，这一先锋室内剧被“黑匣子”剧院采用了美国价值观、台湾本土审美化改编而成不少剧种的室内戏与红尘歌舞剧。这一方面的讯息应该得到南大有关杂志的及时报道。还有一点应该得到注意的是：桑塔格还有两个剧本：《一个帕西法尔》（A Parsifal，1991）和《海上夫人》（Lady form the Sea，1999）在台湾只有前者已被译出，据说译文小组已经有意进驻我叔父的国际学校。对最后一个剧本的翻译、研究、改编（舞台剧的绘画布景由笔者父女联袂）与表演将由笔者一人担纲完成。(bh)届时笔者会联系台湾国立大学艺术系发表这方面的成果与创作。

中文语言对苏珊·桑塔格的接受与发展与我们自身的处境变化紧密相连。“9·11事件”，她“在野”反对的声音无论如何绕开不了；2003年SARS的肆虐，再一次让忽略这位《疾病的隐喻》的作者变成不可能。2019年彪悍至今的新冠，同时阅读她的《疾病的隐喻》倒是很应景。医患的伦理、社会的良心这些都可以想起《关于他人的痛苦》。赵一凡译介“六十年代文化情绪”收录在“天才的民主化”小节里之后，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艾红华和毛建雄的《论摄影》是内地文坛最早付梓的苏珊·桑塔格译著，笔者还是倾向台湾的译本。令桑塔格脱颖而出的“关于‘坎普’的札记”是程巍译出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反对阐释》文集之一的名文。程巍身处社科院外文喉舌，得到了学术体制内看待桑塔格的位置感：桑塔格“新感受力”与“反对阐释”的提出并非意味着对“原始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倡导，这只是大众文化和先锋文化在高级文化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采取的一个不理智的叛逆的姿态。笔者认为程巍的认知无疑是政治正确的。这一方面的见解的呼应可以推荐严志军译介和研究特里林的相关工作。(bi)

姚君伟是国内赛珍珠研究的顶尖学者，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桑塔格特邀译者，他告诉笔者，2003年上译文的“苏珊·桑塔格论文集”出版计划促进了桑塔格文学在内地的全面落地。我们来一道做一个梳理：黄梅等人译的《沉默的美学——苏珊·桑塔格论文选》没有入选，2003年出版的是社科院程巍译的《反对阐释》和《疾病的隐喻》，其他译本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2005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申慧辉译的《中国旅行计划》没有入选，2003年我们都认识的李建波夫妇译的《死亡之匣》还是在译林出版。我们想把黄梅的译本推荐给泰国大学，李建波的译本推荐给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修改工作将由笔者亲自完成，拟定在2021年完成修改，2022年陆续出版。桑塔格的两个电影脚本《卡尔兄弟》（Brother Carl，1971）和《食人生番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1967），一个笔者穿插阿拉伯语“翻译”为歌剧作品，一个姚君伟与儿子经创作译为中文的舞剧电影剧本。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应当开展起来：对“译者序”和“译者的话”的研究。《译林》2006年第5期发表的李建波夫妇撰写的《死亡之匣》的译者序，《外国文学》2003年第5期发表的合作译者廖七一的《在美国》“译者的话”与《四川外语学报》2003年第4期发表的李小均的《在美国》的译后论，《读书》上发表的黄灿然的《论摄影》的译后记，这些译者话语文本都可以进一步研究译者对桑塔格的翻译观的继承与违规。我们可以邀请他们重写译作感想，成为一个系列文章，作为翻译是渡海行为的诠释。

桑塔格的作品在国内得到译介的情况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同的译者一译再译，不同的出版社一版再版。这是不是社科院高兴说的“势利眼”还是陈众议提的“外国文学的资源浪费”？笔者认为高陈二人的建议有理，但也要注意的确桑塔格在中国热度未退。笔者曾表示过，在中国桑塔格译介事业从事得最突出的是姚君伟。理由主要有三点：一、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的是一位中国赛珍珠研究专家，属于学者型译者，有向翻译家发展的潜能；二、姚君伟与出版社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决定了他选点的准确：桑塔格的处女小说《恩主》与桑塔格本人最“看重”的一部批评文集《在土星的标志下》被他笃定地列入必翻的书目，而且他动手的速度极快；三、姚君伟明白译介文学必须观其全人，他顽强地完成了作家小说、文评集、日记、访谈录、传记文学、回忆录的全面译介工作，而且他的翻译质量一天比一天提高，可以说在内地达到了几乎最高的水平。笔者对姚君伟的译介事业有三点建议：一、为什么要翻译桑塔格？怎样翻译桑塔格？翻译桑塔格的哪些面向？这样的论文必须及早见刊；二、与桑塔格儿子的联系必须巩固与加强，最好能多译出一些专题谈话的散文；三、担任桑塔格翻译奖的工作还应该包括关于桑塔格的创作奖，因为创作是翻译的提升，翻译是创作的营养。

桑塔格基金会2007年3月14日正式设立的桑塔格翻译奖，工作不应该过早扩展到其他作家的翻译，应该明白将她的作品翻译为绘画作品、歌剧作品、舞剧作品、小说改编电影的工作也是翻译事业。我们知道，桑塔格毕生致力于文学事业，珍视文学翻译。在《世界作为印度》的演讲中，她说“翻译是世界文学的流通系统”。2014中国年专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是凭借着桑塔格巨大的国际影响做了一件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bj)的大好事，可是我们以桑塔格为中心的翻译事业的春天还远远没有来临。”

国内文评界从1987年葛林等编译的《二十世纪文学评论》收录“反对阐释”一文关注到这一重要作家。对她的评论文字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非常热情，但是熨帖的评论却很少见。个别作家文化学者如张柠，在《中国书评》（China Review）、《文汇报》上发表的数篇苏珊·桑塔格随笔性散论，读来倒感觉透明舒服、也有一些体会式的理解在其中，琢磨还是评论者身为作家自身的创作经验使然。散论以“作家创作”起兴写作，并不涉及对作家思想的透彻评析，就评论“质感”而言，与学术化研究之后“化境”的随笔批评距离尚远。笔者天然注意到在这一方面应该表现作家—女性散文评论者的文艺素质，连续在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报纸《文艺报》上公开发表了关于苏珊·桑塔格的散论7篇，分别为2011年8月16日“爱艺术：走出信仰的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桑塔格”、2012年1月13日“苏珊·桑塔格与罗兰·巴特：‘土星’标志下的符号碰撞”、2012年5月11日“苏珊·桑塔格与安托南·阿尔托：戏剧的‘疯狂’与意识的‘残酷’”、2013年1月14日“苏珊·桑塔格与艾利亚斯·卡内蒂：生命短暂，艺术久长”、2014年9月5日“苏珊·桑塔格：站在文化的废墟上感受、书写”、2018年9月5日“苏珊·桑塔格的舞蹈艺术观”、2020年1月8日“苏珊·桑塔格漫谈小说改编电影”等。散论见诸报纸，立即就受到了来自包括中央媒体在内的几十家媒体的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网、贵州作家网、求是理论网、中国作家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中国网络文学联盟、文讯网、中国妇女报、中国江苏网、新华网安徽频道、杭报在线、中国日报网国际频道、未央文学、川北在线、四川作家网等媒体上都可以检索到笔者给“普通读者”带来的苏珊·桑塔格的“开放型艺术”。笔者曾经说过，修不是我的西番花，是一种为国为家的责任，个人的个性倾注其中并不矛盾。更多的灵性文字应该等到文责尽到后，个人凌驾于家国的文艺不仅狂妄，而且失了胸襟。文学道德的承担与求索真相的纯真，在家国文学的谱系中是首要的原则，没有原则就不成艺术批评的方圆。当然我们可以艺术化地承担文学的道德问题，将个人的文学梦想与家国情怀结合在一起，体现出一个作为男性作家的英雄主义，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知书达礼。履行了文学道德的责任，狂妄的性格才可以称得上是迷人的魅力；承担了知书达礼的延续，个性的性感才可以得到本真的释放。这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应该记取的准则：道德在艺术之先，艺术涵养道德之责。《文艺报》将成为笔者展现真正个性化的桑塔格文评的园地，这不是艺术的成长，也不是艺术的彩虹，这是艺术的规律。至于爱情的规律与艺术的规律必须矛盾与冲突，这是自古以来有德性的人都知道的伪命题。愿意为艺术放弃爱情的有桑塔格，愿意为爱情放弃艺术的有笔者。两个追求不一样的女性竟然能够相处近20年，这是文艺报对笔者最好的鼓励。研究桑塔格有一个很重要的界面，那就是对国外桑塔格研究的“新动向”“现状与展望”“接受与研究展望”的“批判性思维”与前瞻性预测。这是形成桑塔格国际研究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对桑塔格研究的前景做出大胆的预测，忠诚于我们的理论直觉与艺术实践天赋。大胆预测非但不是研究与交流的不和谐，前瞻性思维与批判性反思是作家文化最好的中和。黄文达在走进桑塔格电影时用海德格尔的哲学指出电影批评的几个关键词，没有注意到国外作家—电影人的创造性，哲学不是桑塔格散文化电影脚本创作与拍摄的源泉。桑塔格小说改编电影的实践与作家叙述眼光的电影艺术符号学—认知发生学可以成为外国文艺动态研究基础上的桑塔格电影艺术研究的方向。

学术科班出身的研究者（以出版过专题研究苏珊·桑塔格著作的计数、排名按照著作出版时间），有王予霞、陈文钢、孙燕、袁晓玲、刘丹凌、王秋海、张莉、顾明生、朱红梅、柯英、郝桂莲、笔者十二位。王予霞2003年出版的《苏珊·桑塔格纵论》，作为国内首发的苏珊·桑塔格研究专著，问题却比较严重：分析纹理混乱，很多地方仅翻译而言，就有很大出入；读来感觉多半仓促而就，一方面尚未吃透便已动笔，另一方面将国外学者的观点翻译过来直接拼盘，缺乏自己的观点；研究的路径不合理，比如将苏珊·桑塔格的创作与思想纳入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转型的刻板理论框架中，不仅为苏珊·桑塔格本人反对，也与她具体的艺术实践与思想发展本身不符，这一做法目前已遭到国内外多数学者明确反对；在文学评论的具体操作上，阅读《纵论》往往如坠云雾，倒不如阅读苏珊·桑塔格本人的作品来得容易与透明。王予霞在2009年出版了《苏珊·桑塔格与当代美国左翼文学研究》，总体说来，可以看出在史料的整理汇编方面，下了颇大功夫，鉴于作者历史学的学习经历，长于信息搜集与呈现，是著作显而易见的优点；遗憾的是，上一部中的“问题”在其中没有得到解决，不少新问题却还是比较明显：最大的问题要算，视苏珊·桑塔格为当代美国左翼文学代表的做法，本身就很有风险，且事实证明是不当的，因为苏珊·桑塔格本人从来也没有说过，她代表了“左翼文学”的阵营，拘泥于作家本人的辞令不是必须，但也是需要建立在对其作品的合理阐释基础之上。其实，作家早期同情、亲近左翼，后来失望、撤离，更在市政府大厅的演讲中抨击左翼，并为亲苏的错误“自我认罪”，如果从她与美国当代许多文学家一样，和“左翼”渐行渐远及其原因探究这样的角度切入，选题应该会合理许多。国外学者中，《苏珊·桑塔格：思想作为激情》的作者认为“苏珊·桑塔格的写作归功于纽约‘自由知识分子’的模式”(bk)，这一看法显然较之更
合理(bl)：首先，这仅是就写作而言的；其次，独立自主的自由知识分子，才是苏珊·桑塔格的实际身份。既然是自由派，自然不能算作任何政治力量的“代表”。写作方法上而言，在未有对苏珊·桑塔格可以归入“当代美国左翼文学”这一说法做出充要性交代的基础上，直奔作者的主要看法——玛丽·麦卡锡是新旧左翼的传承人物，苏珊·桑塔格的政治活动与写作实践，代表了当代左翼运动，贴标签的做法从论证角度未免显得因根基不牢而难以成立。玛丽·麦卡锡并非是简单的“传承人物”；在这一章中作者铺排介绍之余也没有给出可以信服的理由。退一步说，如果苏珊·桑塔格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可划入“新左翼”的行列，作者本人也本应展现她所界定的第三代“纽约文人集群”与“新左翼文学”的关系，特别是苏珊·桑塔格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的重心应该置于苏珊·桑塔格的艺术观念与文学创作与所谓“新左翼文学”的互动关系（继承发展抑或批判超越），实在是该响应著作标题中“文学”二字的指向，而不是对于苏珊·桑塔格其人与某些文人交往所做的史料记录。再指一处主要问题：《苏珊·桑塔格与当代美国左翼文学研究》自始至终贯穿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的是历史事件的影响论与文本再现理论的结合，虽然任何“观”都可以拿来用作分析的工具，可是这样的立场在陈旧之余，还与作家本人的历史观相左：苏珊·桑塔格早期表现出对历史无甚好感，部分因为在她眼中，“历史”意味着“内容”，是在对“形式”的诉求之下，需要被“反对”的东西，部分因为她在后来渐入传统批评以后，《在土星的标志下》中泄露出她早年对历史的矮化，是与她拒绝死亡的意识有关的，因为“思忖历史意味着面对人必有一死的事实”；待到她转向对“历史”进行探索的长篇虚构小说《火山情人：一个传奇》，其中她对历史的观念全然不是无神论的立场，而是带有弥赛亚拯救的美学激情与诺斯替主义宗教暴力的革命观，实质上是将“历史事件”作为“入画背景”进行的一次“历史再创造”。

陈文钢2008年出版的《新感觉诗学——苏珊·桑塔格批评思想研究》基于他的博士论文《苏珊·桑塔格批评思想研究》，批评涉及苏珊·桑塔格的文学评论与小说创作，相对比较均衡，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添加了最后一章媒介批评：读图时代的观看方式与观看伦理，探讨苏珊·桑塔格的摄影批评，在结构上更完整了一些。陈文钢注意到苏珊·桑塔格后期的“历史主义转向”，认为这是她对前期忽视内容的倾心修正。其实，在苏珊·桑塔格早期的文学实验中，她并未忽略内容，极端强调形式，乃为引人注意的“发声”需要；她后期的确是转向了对历史的关注，但并非是转向历史主义的创作，也不是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她的历史观，一方面其实介入现实，另一方面浸淫弥撒亚末世救赎热情，是站在恺撒与托拉之间；就其小说文本的具体创作而言，《火山情人》中的确充斥着历史的片段，但这些“历史”，已非关注真实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现实与史实共振涤荡后的关于历史的美学想象，并携裹了对宗教思想与暴力革命关系的历时性思索，因而成为一种“历史内容”充盈后的新形式，同时也是神性反思砥砺后的新构造。一方面，历史并非是事件本身，而是作者想象、叙述的背景，小说中的现实与历史、历史与虚构、文学与历史没有界限，彼此之间不断流通往来，在她的笔下，历史不再是一贯的整体，也不再是不受干扰的“真实”，而是充满断裂、矛盾、虚幻的末世景观；另一方面，苏珊·桑塔格在对历史进行“启蒙主义的重整”中，有向传统文学靠拢的趋势，尤显其艺术的丰满老练：既照顾到美学想象的审美特征，还要在纵深处遵循创作本身的规律，并且要能在审美艺术与思想内涵之间保持平衡，体现新的时代精神。这也体现了苏珊·桑塔格站在批评与创作两端的矛盾态度：批评中本能地在批评理论上拒斥历史文化诗学，以注重形式的“新感觉”以及矮化时间的偶发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创作中她却又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纪之交的文化诗学论争之中，开始了考察“历史”的小说与戏剧创作。研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体现于标题中：首先，苏珊·桑塔格的创作与批评中，究竟有没有一种可以称得上“诗学”的东西，这本身是个问题；其次，仅以“新感觉”并不能涵盖她的摄影批评，在那些文章中她一反早期对大众文化的好感，抨击了影响文化的资本主义庸俗化与物化，立场与波德里亚有几分相似。陈文钢选择苏珊·桑塔格的批评思想作为选题，主要针对桑塔格早期“反对阐释”的批评立场与处女作《恩主》的创作，没有涉及她批评思想的变化。第一章“批评姿态：反对阐释与艺术色情学”的提法似有不妥：苏珊·桑塔格确实是以某种叛逆与激进的姿态走进文坛的，但她的批评姿态却一直在保持“激进”基调的同时，不断发生变化与调整，比如后期的趋向“保守”；“反对阐释”与“艺术色情学”固然是她早期思想最鲜明的“标签”，但也远非仅此二者而已，且“艺术色情学”的提法在“反对阐释”一文末尾被苏珊·桑塔格提出以后，在她的其他作品中再未有出现，对此她也没有更多的探讨，以此作为她的基本批评姿态，并不是很全面的看法。第四章标题中《恩主》作为“理论辐射”的说法，也存在一定问题：苏珊·桑塔格首先是创作小说，意犹未尽的批评能量（或说“焦虑”）从小说中弥散开，渗透进了她所谓的“理论”；我们作为批评者，可以逆向地将她在《反对阐释》中所体现的批评思想，作为解读《恩主》的钥匙，因为桑塔格早期创作与批评之间是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的。笔者在没有接触陈的思想之前构思好的2009年完成的十万余字硕士论文《艺术符号互动的“狂欢化营地”——〈恩主〉与〈反对阐释〉的互文性符号学阐释》中有详细评析（在此基础上修改的书稿已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笔者欣喜地看到陈文刚在笔者博士论文中指出问题后的三年内进入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015年修改完成了《“反理论主义”视角下的“新感觉诗学”——苏珊·桑塔格批评理论研究》。笔者认同，某种程度上桑塔格是反理论的，至少是反理论体系的，或者说是反结构主义的新结构主义者。修改完成的论文考虑到反思西方文论中的理论主义倾向与弊病，这是作家桑塔格完成文艺理论著作与文学实践的核心感受，找对了“调门”写作论文就成功了一半。可是吊诡的是陈文钢运用了极其多的古希腊哲学大家的理论来阐释桑塔格的反理论，而且笔调显得非常的偏激与主观。笔者曾经期待他接下来分为的五个章节地对理论主义的渊源研究与对反对理论主义的语境与心境研究能体现巴特一般的批评光辉。小论一下这本反理论研究的离不开理论的拐杖：在我们东亚诗词帝国“道统”与“文统”争比合少，道统内部自身就有文统，否则就是伪道统；艺术与哲学在西方语境是对抗的，这样“牵强的比附”可不好再说了，人家西方可是哲学与艺术互相滋养；原本陈文钢想提出一种规范美学是一种只能凭借理智才能认识的“在”，看来对英语哲学都有着误解，理智与激情无冲突，只有激情的女性是生物性性行为；面对艺术作品时对“思”的侧重逻辑上并不要求自然地把艺术形式及其感受力悬置，思念与感性本身就是一体的；不仅在“异教性”的古埃及，在古代巴比伦王国与小亚细亚，艺术的身体的经验性在表演性的基础上都是需要辩护的“问题”。陈文钢的著作笔者标注出问题过百，再撰文专论。《“反理论主义”》这部书充斥太多没有思的论，依靠理论反理论的研究进行得太不漂亮。建议陈文钢结合非小说类的表演形式的实践，阐发桑塔格的戏剧新感觉。可以考虑阅读《名作家和他们的衣橱》这本书从时尚新感觉的角度分析桑塔格在知识分子与时尚明星之间的价值取向。

孙燕2007年出版的《反对阐释——一种后现代的文化表征》是她在上海师范大学文艺学毕业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的，笔者2008年选定硕士论文研究计划题目时曾仔细翻阅过孙燕的作品。笔者喜爱孙燕倾向于把桑塔格与法国罗伯·格里耶和鲍德里亚这样公认的后现代文化批判大家相比较的理论勇气，也认同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的立场代表的是平等对话、多元共存、民主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在她与世界上的文学家交往时她的文化立场代表的是主体间性的积极入世。但是，实事求是的看待桑塔格的文化观念，笔者不同意将她置于后现代的文化画框，这不是表征不表征的问题，这是作家思想与文论思想不适切的问题。笔者认同孙燕的哲学倾向，但是不认同她深入分析的哲学过程。建议孙燕不要放弃早期的研究发愿，从作家的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一些中肯的深入的文化研究。

王秋海2011年出版的《反对阐释——桑塔格美学思想研究》是2004年博士论文《反对阐释——桑塔格形式主义诗学研究》基础上的修改，其中最显眼的修改莫过于在标题中拿去了原学位论文中的“形式主义诗学”一词，可是却没有对充满原文的“形式主义诗学”分析加以动刀，也许因为原文自始便是从这一角度解读苏珊·桑塔格其人其作的，实在难以彻底更弦易张的缘故吧，虽然作者自己也认识到了“形式主义诗学”这一批评立场的牵强。在笔者看来，一、形式主义诗学的说法易于产生偏狭的歧义，苏珊·桑塔格的美学诉求的确与形式密不可分，但绝不是简单的形式主义的诗学，作为一位成熟的文学批评者，她对形式的关注，以其“关于’坎普’的札记”中以“on”打头的行文方式来说，其实是一种“关于形式的艺术批评”（非体系）。二、苏珊·桑塔格对“形式”的拔高，是有其特殊语境的，她是在厌倦了新批评动辄阐释文本“内容”的僵化与傲慢后，格外强调“形式”对于震撼当时已然走向麻木的艺术感受力的作用；三、苏珊·桑塔格对“形式”与“内容”的认识，本身经历了变化与发展，从早期比较激进的偏重一方，逐渐走向了在强调“形式”的前提下尊重“内容”的成熟看法，这本身也体现了苏珊·桑塔格作为批评家，对文学批评基本问题的不懈探索与持续反思，并不能简单以“形式主义”概论，她对摄影、疾病、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批判写作，也没有办法套用“形式诗学”的理解模式；四、在修改中，作者以苏珊·桑塔格的美学思想作为一个整体体系，替代“形式主义诗学”的说法，然而不仅苏珊·桑塔格的“思想”，如她的文友瓦尔特·本雅明，呈现“非整体化”的倾向，只是本雅明的，多了弥赛亚式的“碎片化”与末世论的“废墟感”；而且就“思想”内部而言，也并不存在所谓“体系”或者“诗学”这样的东西，如她的另一位文友罗兰·巴特，她怀揣好感的从来都是某种体系以外的意识建构，如果巴特还可以称得上“类体系”的话，桑塔格某种程度上更接近本雅明拱廊式的“反体系”。五、作者提到的苏珊·桑塔格的美学思想，通读著作发现其实是指作为思想的美学，这一立场与肯尼迪的“思想作为激情”基本重复，作者更将桑塔格的美学观念孤立起来，忽略了她同时占据美学、道德、思想等多个立场的张力。与标题的选择不同，王秋海这本著作写作较好的部分，倒没有出现在对苏珊·桑塔格思想的批评中，而是在于对其小说创作的分析，尽管有不少观点还有偏颇之处，但总体说来，作者将苏珊·桑塔格早期的两部小说定位为“精神意识探索小说”，而将后来的《火山情人》定位为“现实主义的回归”（或说“重视现实的回归”更为妥帖）的做法，是比较恰当的；然而，创作《火山情人》的苏珊·桑塔格，已经远离了她早期“反对阐释”的立场，而是转向了对历史进行阐释的做法，那么，标题中的“反对阐释”作为全书的题眼，又显得不算恰当。最大的问题，还是要归于自论文撰写始，作者“形式主义”的偏颇理解，客观上贯穿了著作始终。王秋海近期发表了两篇研究桑塔格翻译观的文章，一篇题为“深层理解是翻译的灵魂——《论风格》翻译中的一些问题”，一篇题为“从解构主义看典籍英译的意义——兼论桑塔格的三种翻译方法”。前者商榷了《论风格》采取的翻译立场与措辞；后者思考的是桑塔格的翻译观，但是解构主义不是桑塔格的翻译思想与信念。“宗教、神话、典籍与翻译——《女儿国》与‘翻译作为印度’的神话拯救”这样的论题应该是研究桑塔格翻译观的自主选题。

袁晓玲与刘丹凌两位，与王秋海一样，同样选择了苏珊·桑塔格思想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著作。袁晓玲的研究，是建立在苏珊·桑塔格小说、文论与影像创作基础之上的美学立场的批评，优点在于选题比较全面；而刘丹凌选择动态地考察苏珊·桑塔格的思想，批评的关注重新感受力美学到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研究注意到了桑塔格思想的变化。她们二人不约而同提出“桑塔格思想’总问题’”“桑塔格思想的问题与真相”的说法：袁晓玲提出“无原则批判”，从语言之维、思想之维、存在之维努力对桑塔格的思想加以揭示，方向朝向哲学的高度，最后一章作者提出了问题“桑塔格的形式论、风格论和新感受力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是否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桑塔格的这些思想是否能成为一个整体？”。就提出问题的做法而言，显然向推动反思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然而，作者在解答这些问题时，过多局限于“形式论”“风格论”与“新感受力”三者之间的联系，而没有跳出三者关系的圈子，抽离地批判分析，比如，作者看到了这三者的重合，却没有讨论重合的原因，有些地方明显是陷入了桑塔格的问题而不自觉。更为遗憾的是，作者意图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得到桑塔格思想真相，姑且不论桑塔格思想是否曾在所谓的“真相”、仅仅这些问题是否足够叩问终极的真相，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对于桑塔格而言，艺术与道德本身就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想在艺术作品中表现道德是无用的，但是桑塔格在论著中也关注了道德，只不过这种道德是艺术的道德性，亦即她的新感受力”(bm)，是错误的。首先，无论是桑塔格本人的言论，还是她的著作中，从来没有决然割裂艺术与道德的意思，相反桑塔格是反感将艺术与道德对立起来的看法的；其次，其子大卫·里夫在整理母亲身后文章、结集出版《同时：随笔与演讲》的前言中，再次强调了苏珊·桑塔格在美学与道德之间终其一生所做的弥合鸿沟的工作，以及在对二者的表面徘徊之下，更多的是基于对二者的统一基础上的“启蒙重整”，笔者认为，这应该是理解苏珊·桑塔格其人其作的一个基本认识；再次，她的“新感受力”并非关于“艺术的道德性”，其实质是令艺术取得某种类似宗教地位的心灵感受力，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美学诉求，对于桑塔格而言，艺术的道德性，就如艺术独立自主的地位而言，是自明的批评起点，在她眼中，艺术具有某种美学的、道德的、宗教的、历史的作用，在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中，这些立场，她全需要，而美学与道德的选择并不冲突，才是需要辩护的问题。刘丹凌的研究，建立在借助阿尔都塞“把握思想‘总问题’的原则”基础之上试图理解桑塔格思想的“总问题”。研究的根基在于某一原则的借助，不是揭示桑塔格的思想本身体现了什么原则（如果有的话），路径本身发生了偏差。其实，阿尔都塞批判那种把思想肢解为不同的部分，再进行拼凑、比较的方法，说这种方法“已经破坏了思想的真实整体性，它就没有资格再对这个思想说三道四”(bn)，他提出这样的观点，是有其特定语境的，他针对的是肢解马克思思想断章取义的做法；任何原则，如果硬生生脱离了催生它的语境，就已经不再适切，甚至还可能走向原先提出意图的对立面——本身成了某种断章取义的肢解与思维模式的禁锢。刘丹凌认为，要把握思想的“总问题”，必须抛弃自我意识的幻想，拒绝关于自我的假想性推导，彻底回到现实中，完全依靠思想本身及其与外部的关联来接近它。(bo)首先，就如袁晓玲提出的，苏珊·桑塔格的思想，是否存在总问题，这本身就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其次，一则，对任何思想的批判，完全远离自我意识只能是幻想，人文研究无论如何不是科学实验报告，研究者的主体性是避免不了的因素，另则，就特定个案研究的苏珊·桑塔格而言，她属于自我意识特别强烈的作家，抛弃她的自我意识，某种程度上等于与她失之交臂；再次，“彻底回到现实中”的说法，不仅不可行，本身也存在问题：到底何为现实？难道客观现实才是现实，作家的内心真实就不是现实？更何况像苏珊·桑塔格这样更为注重探索自身精神意识的作家。最后，“完全依靠思想本身及其与外部的关联来接近”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一则，与思想关联的从来不只有外部还有内部；二则，苏珊·桑塔格是公认的“头脑的思想激情”。作者将新感受力美学作为思想的“总问题”的做法，有过于简单化的嫌疑，袁晓玲是将“形式论”“风格论”与“感受力”之间关系作为思想的总问题，问题的提出较之全面。而刘丹凌在对所谓“总问题”的探讨后，提出“新感受力美学真的能把我们带出桑塔格所说的这个价值虚无的时代吗？”(bp)，这一问题反倒比“总问题”更值得探讨。刘丹凌认识到，“对此桑塔格也没有予以肯定的回答”a；她得出结论，桑塔格“不得不赋予新感受力太沉重的使命，加诸它太多的任务，使得它变得不堪重负”a，却没有看到苏珊·桑塔格后期的艺术转型——从一个更高层次上真正地求真寻美；而不是全然乞灵于自身的感受力。

张莉2016年出版的《“沉默的美学”视阈下的桑塔格小说创作研究》认为“沉默”是桑塔格小说创作的美学之维，这样的立论之基是有问题的：一、“沉寂美学”不是桑塔格的美学思想的全部，甚至不是核心的概念；二、桑塔格的“沉寂美学”与宗教感受力相关，与自我的书写是间接联系；三、桑塔格的乌托邦小说创作与她的沉寂观念之间的互文现象几乎很少；四、桑塔格理论与小说创作互文的是“反对阐释”“坎普”“新感受力”与《恩主》《在美国》《火山情人》的创作，沉寂美学与《死亡之匣》的主题与叙述有关联，但是不是贯穿文本创作的最核心的美学观念；五、为什么要用作家的文论思想去套作家的小说创作？真正的作家的写作是丰富的，她／他的文论思想与叙述术之间常常并不一致，我们的研究如果仅仅从作家的文评入手分析作家的小说，就成了作家的自说自话，这样的解读不仅无趣，而且也不符合作家创作的实际。这样的研究不符合作家—文评家的桑塔格的身份，没有准确把握到小说创作的核心美学与叙述效果。建议张莉最好听从桑塔格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作家型文化评论家，重新思考这一选题，将这一选题改为“桑塔格小说创作的核心美学观念的探索”，或者将桑塔格置于英美文学的美学传统进行研究。张莉注意到笔者的神学艺术批判的方法，赞美视角的选择具有开拓性，提醒笔者论证的道路还须加强清晰化，这一句话笔者“欲”说明一个秘密：散点与透视是西洋美术的眼光，古希腊的理性之光（逻辑）与古罗马的美术灵性（散文化表述）结合在一起，才是如同绘制大型历史场景画一般呈现作家内心图景的最佳方式。诗歌不足以表达，唯有美术才是探索的最高境界。对张莉对桑塔格研究的展望提到的要加强桑塔格与其他作家的关联比较，作家的对话或曰主体间性的研究与作家的比较研究大不相同，笔者曾经把台湾女作家三毛与美国女作家桑塔格的旅行文学进行比较研究(bq)，在情韵与格致上与思想的激情的对话大不相同。笔者倾向情致的研究可以多一些，智性的研究可以少一些，盖因情韵决定了女作家在“滚滚红尘”中能行多远的才华与文笔。笔者在这里不得不严肃声明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艺2012年的博士论文追溯了桑塔格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渊源与动力”不是笔者的心声。笔者从来没有说过桑塔格关于形式问题的文化批判是形式主义美学，不承认这一观点哪里有这一美学思想的渊源与动力呢？！这句误解倒是激发了笔者想用一句话概述自己的博士论文：笔者想追问一下桑塔格在智性传统与灵性传统之间究竟的选择，笔者的探索是对伍尔夫热爱古希腊哲学—心理学的经典致敬与试图超越。要知道，禅宗美学与古希腊神智学都是笔者的心头好，渊源笔者都是炉火纯青的理解，片面的言论不会出于笔者的文稿。之所以笔者必须要指出“沉默的美学”不妥，正是因为少了这两个维度的知识；而且“沉默”在小说中通过个体的认识表达出来也不妥，桑塔格的心理社区的笔触也哪里呢？聚焦自我欲念的探索非常有价值，但是作家的处境与情怀也是造成“沉默”的原因。建议：“沉默的美学”改为静默美学（赞美诗有云），实质是否定的美学，在解放生活的浪漫神话路线上必须做出存在主义哲学定义和解析式的研究。这是揭示桑塔格自我书写最有价值的地方。张莉有一句话说得好：“桑塔格的人生履历简直是现代‘美国梦’的一个经典版本！”(br)我们认为，桑塔格的人生履历可以称得上“美国梦”的一个文学传奇。我们应该从“美国梦”的清教中的民主成分、美国民族精神的实用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多元背后的共识、兼顾形式与主题的“美国梦”的秘密四个方面理解与认知“美国梦”的核心价值观与理想主义倾向(bs)。韦斯特解构美国梦，桑塔格则是建构美国梦。后者宗教信仰上的一种异端倾向，赋予了她的美国梦别样的追求，但是梦想的核心价值观与老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并无很大的差异。我们崇仰她的美国梦的文学原因恰恰在于她对文明的另一种建构与创造的方式，为美国梦的内涵与形式带来了一种“文化超越”(bt)。

顾明生2018年出版的《苏珊·桑塔格短篇小说空间形式研究》运用西方小说时空体理论分析苏珊·桑塔格的每一篇短篇小说的“空间形式”属于西方叙述学的运用，选题比较新颖，有两个问题最好修改一下：苏珊·桑塔格不是一个形式主义小说家，最好用“构造”替代“空间形式”，最好结合作家对空间理论的认知揭示作家创作的心理空间图景与写作发生机制。叙述学是小说术属于外部研究，结合文学心理学的分析与阐释，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结合起来，专题研究苏珊·桑塔格短篇小说的研究会更有研究的学术性。顾明生组织与翻译了芭芭拉·秦教授的采访“桑塔格研究‘新浪潮’中的特点与走向”，为《丑闻》研究者提供了追踪作家在大众文化中的表现的更多的资料，建议访谈在文化批判的维度结合“认知”的文学心理学的“界面”，不要将对作家的采访流于交换文化意见。

朱红梅2018年出版的《苏珊·桑塔格：徘徊在唯美与道德之间》最大的亮点是以专著的形式研究了桑塔格的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从先锋激进回归传统现实发生的变化，侧重介绍了桑塔格的文艺批评在形式与内容、唯美与道德等关系方面所做的思考的变化，追踪了桑塔格的小说创作从实验派向历史现实派转变的思想痕迹。对桑塔格思想与创作发生变化的深层认知机制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索。朱红梅注意到桑塔格美学信仰表象下坚守的道德文学隐喻，并指出两者之间是互文关系，这一认识应该系统地从桑塔格的文学道德承担的工程开展研究。《火山情人》与《在美国》以“现代穿越历史”的眼光评析不正确，因为小说叙述声音不是现代性的，而是历史神话的赋魂术。朱红梅是国内比较早的提出研究桑塔格的“性别”与“标准”的，直面她的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桑塔格的写作更接近女权主义写作，她的小说写作也不完全是女性主义的声音，这一点必须强调。桑塔格的女性意识比小说家伍尔夫负责得多，不仅仅是同性恋的问题。也因为她的复杂性增添了文化研究的魅力。《火山情人》与《在美国》中的女性形象与其以“生如夏花”来形容，毋宁说是“海上夫人”，因为在桑塔格的小说里的女人没有季节性，有的是海上夫人的戏剧性。至于桑塔格的文化定位不仅仅应该放入美国近现代文化史中考虑，更应该放入一种古老欧洲神话传说的宗教史中思念。研究桑塔格文艺的变化要与她的不变结合起来，这既是逻辑上的辩证法，也是作家的写作图景的实际性。我们探究桑塔格变的原因，越接近认知心理学的深层分析越好；我们理解桑塔格不变的原因，越远离作家主体哲学的为己主义越好。笔者认为朱红梅的研究的问题主要是“从整体研究的角度”这样的说法模糊不清，定义桑塔格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根本不是她的整体性，而是“完整知识体系”与总的研究问题。只要擅于提出研究问题才能理解桑塔格的文艺观的变迁。我们认为桑塔格不是徘徊在唯美与道德之间，而是不同的时间侧重点不同，她的文艺立场不是美学与道德的交织，而是美学与道德的思辨。更不应该说她在美学与道德之间流连，因为她常常是开拓新的思维立场，独特地坚持文字的批判力量与文学的反思。她的流连体现在主题与叙述，国际著名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通过申丹老师的引介曾引用笔者2014年申请国家社科的科研发现，在未名译库《当代叙事理论指南》指出在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之间思维穿行是海妖塞壬迷惑悬崖的“手艺”。朱同学在著作中提倡书的研究方法遵循“反对阐释”的理念，笔者在这里提出婉转的批评，我们可以思念一下批判性思想与情感性缅怀的中和与清雅。如同作家自己宣称的对文字的热忱：“文字可以给出标准和传承知识”，我们的研究的宗旨竟然与她是一致的。复活作家与传承情怀是我们批评家的道德与责任。严厉一点的批评声音是：编年史的评传与介绍的研究的价值是小于问题意识的研究的。

柯英2019年出版的《景观社会的思想者：苏珊·桑塔格视觉艺术文论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WW002）的结题成果，并得到了江苏省“青蓝工程”（2017）、江苏省“十二五”重点专业（英语）的师资培养科研资助。但是实事求是评估，这一本著作是问题最糟糕的。柯英这位学者与笔者是认识的，私交不能算差，她能够在中央级别的学报上发表与苏珊·桑塔格研究有关的见解，笔者也是十分支持的，因为苏珊·桑塔格这个美国作家的确应该被国人注意到她对艺术创作的追求与她的道德职责承担被她以艺术的方式很好地实现了。可是本着促进桑学的原则笔者还是要指出几个原则问题：把桑塔格介绍给中国电影研究、舞蹈研究、戏剧研究学界，仅仅停留在介绍时不够的，增添两笔研究的成果也是欠缺的，应该以国内电影研究、舞蹈研究、戏剧研究的历史研究作为背景，提出推介桑塔格的电影思想、舞蹈评论、戏剧评论的意义与价值；在把外国资源介绍给中国学界之时，一个很要紧的原则是要注意和执行对外国作家的原始理论创新，必须有中国学者鲜明的观念与立场，而不仅仅是担当一个介绍者与一个传声筒；在实际写作投稿时，应该要有学科意识，也就是说必须在国际电影学或本土电影学的学科涵养基础上对外国作家—电影文化评论者予以到位的点评。就柯英的这一著作而言，首先是选题存在极大的误解：“景观社会”是南京大学以张一兵等法翻为主要译介入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的理论，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之后是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工具书。在张一兵的法语世界中，自然也是桑塔格的批评世界中，“景观”不仅仅是一个提法或一个构想，它是一系列的严肃的文化批判，有它的历史、逻辑、原理、路径、方法与表现，“景观”绝不是文化景观、自然景观、考古景观、艺术景观这样的范畴，而是一系列的文化批判的思维、模型、角度、范式、甚至是视镜。在选题的时候不是说对景观社会做出摄影性的、电影性的、舞蹈性的观看，这不是研究的逻辑因为不存在静止的景观社会的说法，就如同不说符号社会而说符号化社会。在确定这一研究方向时，应该是把“景观”作为思维现象、分析问题的方法或角度，这一点是研究的原则性问题，否则这一研究就会失去价值。比如，在29页中，作者居然采用了spectacle作为研究“首尾呼应”的关键词，真的不是这样的，这个词是一个静态的指物的名词，不是一种思维方法，更不能作为行文的认知。“展现景观”与“作品中的视觉艺术”这样的分析逻辑真的反映不会研究，应该是用景观化的批判工具理解与分析作品中的视觉艺术，比方历史 自然女人是《火山情人》在“收藏”的艺术事件中的“主题”，可以从自然灵歌与女性眼中的自然景观之间的哲学联系的角度重写这一章节。再比方，自我景观化的论证不清晰，是自我在自然景观的身份化还是自我在自然景观的投射化，哲学的基础在撰写艺术评论的文章应该是一个必要。像明星的景观化是消费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论述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不以界别，仅以价值观评价。“看不见风景的房间”若要以景观化批评来进行研究，女主人公女人句子表现出来的身体与意识的反交往的女性“心理景观”才是研究的焦点。如果说电影《希望之乡》的“景观表征”可分为“战争景观”“地理景观”“社会景观”就是研究的话，那我们就将女性主义分为自然女性主义、艺术女性主义、社会女性主义这样的分类就完成了女性主义的研究。必须要记取的是，景观与女性主义一样都是思维方式，是批评范式，而不是分类手法。我认可柯英欲与中国文化语境联姻桑塔格文化的尝试，比较的研究的确填补了中国桑塔格研究的一些空白，有几点建议：从《霸王别姬》看坎普的文章功底很差，这也难怪因为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想象与实践与理论双栖的历史很难一较高下，建议从坎普看《霸王别姬》重写一遍；青春版《牡丹亭》的创作与表演吸取与借鉴了哪些“新感受力”的艺术批判，尤其是从舞台表演的角度有没有衔接上中国传统戏曲、五四青春红色坎普、外国宗教的红磨坊世俗化的表演传统，有没有能指出桑塔格的“坎普”文化批判有没有能复活在异域舞台易装与变身表演的精神。我们建议中国文评系统的国家社科项目遴选的专家队伍素质要提高，一个学者的一生也许只能承担一项专业研究，这应该是无上的光荣与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为国家把握选题就是对人才的负责。柯英同年译出(bu)的尼科·爱泼斯坦《解析苏珊·桑塔格〈论摄影〉》从学术渊源、学术思想、学术影响三个方面解析《论摄影》的设计比较科学，“主导命题”(bv)的提出有利于促进学界进一步解析该著作的思想的形成与特点。“思想主脉”b与“思想支脉”b的提法不合适，谱系学与反谱系学是走进该著作阐释空间的钥匙。“未来展望”b的前瞻性不够，而且没有结合文化作为产品的生产。

郝桂莲2013年出版的《反思的文学：苏珊·桑塔格小说艺术研究》是三年前博士论文基础上的修改，郝桂莲将苏珊·桑塔格的随笔批评与小说创作作为一个统一的写作系统，努力展示其艺术景观，涉及四部长篇小说的考察，此种构思及写法结构上平衡了不少。《反思的文学》聚焦的是苏珊·桑塔格的小说创作观及其艺术特色，从“桑塔格的文学现实观、小说作者观、叙事主体观、小说情节观、小说人物观及小说形式观”六方面予以了考察，观照视角丰富，结论令人信服。在确定阅读镜像时，《反思的文学》主要是采用了传统的“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的划分标准，对苏珊·桑塔格的四篇长篇小说展开了文本细读与个性化的分析。遗憾的是，缺乏一个统领性的主要问题意识，谋篇布局显得松散有余，提纲挈领不够。尤其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只体现在对某个具体文学现象的探讨之时，就整部学术专著而言，缺乏整体的问题意识。当然，《反思的文学：苏珊·桑塔格小说艺术研究》已经是目前国内可以查阅到的写得最好的苏珊·桑塔格专题研究学术专著了。2020年中联华文再版了郝桂莲的书稿，作者修订了原稿中一些细节，对原来书中的一些基本错误进行了修改，将书名修改为《苏珊·桑塔格小说艺术论》，进一步提高了书稿的质量遗憾的是一个统率全书的研究为题尚未被提出。我们认可，郝桂莲的著作不仅是一本质量很高的研究著作，还是一本可以拿来作为小说研究教学的教材，因为我们看到她将对桑塔格四部长篇小说的研究放入小说研究史中，分析她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得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桑塔格小说创作观。她的研究不仅总结出桑塔格的小说创作观，而且找准了桑塔格的小说在英语小说研究史中的位置，为桑塔格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堂以桑塔格为例如何进行小说创作的文论课堂。2020年中联华文也向笔者特约这部书的出版，期待在这一平台上与郝桂莲继续“对话”。

与陈文刚、王秋海、刘丹凌同为文艺学学术背景的王建成有一本待出版的博士论文从文艺学的学科角度研究桑塔格，是跨学科的研究理应具有更好的学术视野，但是笔者发现他研究桑塔格的方法不当：“提出反对阐释是桑塔格文艺思想的灵魂，新感受力是一种追求快感的形式主义，坎普是追求女性主义的形式主义，艺术色情学则是追求沉寂的形式主义”(bw)。研究不应该是将作家的四个核心思想重新阐释一遍，应该是指出桑塔格文艺思想的核心观念与核心价值观，而且坎普不是追求女性主义的形式主义，坎普是双性同体的表演观，艺术色情学不是追求沉寂的形式主义，艺术色情学是主体的身—心观念遇到文学的爱欲说。王建成指出，“桑塔格在某种程度上把美学与道德教化对立起来，把理性与感性对立起来，过分夸大了意识的作用”a，他忽略了桑塔格儿子曾经说过“母亲是美学家中的道德家，道德家的美学家”，这一句话是真的，只是桑塔格终其一生平衡美学家与道德家的实践不够完美；桑塔格非但不是理性与感性的对立者，她虽然不是英国闺阁小说传统中的理智与情感的杰出代表，但她可以名副其实称得上是欧洲理性之光照耀美国感性经历的杰出女性；桑塔格过分夸大的是意志的作用不是意识的作用，很多时候她走的错误的身心分离的路线恰好说明她不是一个意识流小说家。王建成占据了学科的优势，得出的观点却是偏颇的，在著作出版之前还有时间，可以加强文本细读等传统方式修改完成这部著作。笔者同意帮助他修改完成，邮箱是Indianshenyi@126.com。同样为文艺学学术背景的周静在博士论文《新感受力四重奏——桑塔格审美批评研究》中将新感受力至于桑塔格思想的核心，认为新感受力在桑塔格思想体系中以反对阐释为起点，以静默的美学为创作上的原则，以摄影技术为最完美的理论对应物，这一总结方式在内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当然在理解新感受力是桑塔格跨界文学创作与图像艺术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正确的。建议从思想与跨界两个维度理解新感受力对作家的意义与实践。不应该简单分析新感受力是桑塔格作为艺术家和评论家的追求的得与失的主要原因，桑塔格艺术的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文明上的，她的语言发生机制与宗教信仰都是她艺术出现不幸福的智识清单叙事的主要原因。

苏珊·桑塔格研究日益成为硕、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热选”。到笔者写作该著作为止，除了笔者本人的硕士学位论文《艺术符号互动的“狂欢化营地”——〈恩主〉与〈反对阐释〉的互信符号学阐释》（2009）和博士学位论文《苏珊·桑塔格艺术构造“魔力”探索——“神”“智”之间艺术追求的“散点”透视》（2012），在期刊网上可以检索到的学位论文有博士论文十六篇，硕士论文八十二篇。主要有，梅丽在《作为解放手段的文学》（2008）中通过揭示《恩主》中梦境对主人公的思想起到的卸负与净化作用，探讨桑塔格的艺术自治等重要文艺观念（立论准确，梦境如何成了主体的解放手段，及其与艺术自治之间的逻辑关联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陈文钢在《苏珊·桑塔格批评思想研究》（2006）中结合对《恩主》故事情节、人称、叙事者消解的分析，对桑塔格提出的反对艺术阐释学和要以艺术色情学取而代之的文艺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将“小说术”的研究与色情文学的关系进一步做出精彩论述）；王秋海在《反对阐释——桑塔格的形式主义诗学研究》（2004）中，在回顾了桑塔格的主要作品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她的美学思想（“形式主义诗学”不能成为桑塔格的美学思想）；吴昊在《桑塔格作品中反对阐释理论的实践》（2008）中从梦幻与存在主义的角度切入分析，得出《恩主》是桑塔格“反对阐释”文艺理论之创作实践的结论（《恩主》与“反对阐释”是互文的关系）；肖敏仪的《论苏珊·桑塔格的新感受力》（2007）和王悦的《论苏珊·桑塔格的“新感受力”》（2007）均以反映桑塔格文艺理论特点的一个重要概念——新感受力为研究对象，前者侧重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而后者侧重理论渊源的探究（认可结合历史的研究分析新的文艺理论）；徐越在《追寻理想的自我——对〈在美国〉中苏珊·桑塔格的自我观研究》（2007）中从自我观、理想自我与美国个人主义自我观的角度切入分析桑塔格的最后一部小说《在美国》，通过对自我现在小说的角色与作品设计中系统体现的研究，揭示桑塔格对美国个人主义自我观所做的批判性的思考（自我价值观应该与身份化与艺术化结合起来探究）；洪晓在《论苏珊·桑塔格的非殖民化倾向》（2007）中立足桑塔格的隐喻观（肺结核和瘟疫的隐喻），以《疾病的隐喻》中的主要观点作为阐释立场，对《中国旅行计划》进行了后殖民主义式的解读（《中国旅行计划》中还有非殖民化的思想痕迹）；康健在《现代主义文学文本：〈恩主〉》（2007）中以《恩主》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桑塔格早期小说的艺术特点和现代主义作家的身份（桑塔格不是现代主义作家）；李霞在《桑塔格形式美学》（2006）中通过分析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等四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对她早期的美学思想与主张进行了梳理（桑塔格不是形式美学）；刘丹凌在《苏珊·桑塔格新感受力美学》（2007）中以“新感受力美学”作为桑塔格思想的“总问题”来全面展现和把握桑塔格（“新感受力美学”不是桑塔格思想的“总问题”）；蔡慧在《苏珊·桑塔格创作中的现代性研究——从〈火山恋人〉谈起》（2008）中考察了桑塔格的创作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桑塔格通过创作如何应对现代性压力不仅该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进入分析，还应该从神学角度进行研究）；王建成在《桑塔格文艺思想研究》（2010）中对桑塔格“新感受力”“坎普”“反对阐释”等重要文艺思想进行了解读（坎普不是追求女性主义的形式主义，是双性同体的表演文化；艺术色情学不是追求沉寂的形式主义，是非艳情的生理学、心理学与文学爱欲的结合）；陈英在英文论文《毁灭、建构与超越：苏珊·桑塔格虚构作品中死亡疾病主题研究》（2011）中从桑塔格三个阶段的作品中提炼出死亡和疾病的主题，认为对于疾病、死亡的描述反映了作家在各个时期思想的不同方向和侧重点（主题学的历时性研究还应该结合叙述学研究）；柯英在《存在主义视阈中的苏珊·桑塔格创作研究》（2013）中以存在主义为主线来解读桑塔格的虚构作品（存在主义不是桑塔格虚构作品的主线）；孙莉欣在《苏珊·桑塔格影像艺术理论研究》（2014）中以道德感受力为出发点对桑塔格的影像艺术理论观点进行解读，重点探讨她眼中的影像艺术与现实世界、人的审美感觉之间的关系（结合影响生态主义研究更好）；周艺在英文论文《论苏珊·桑塔格虚构作品中身体和主体性的呈现》（2014）中从身体的视角，结合福柯的话语理论，探讨桑塔格虚构作品中的身体、主体意识和权力关系（加强表演理论更佳）；张芮在《图像视域中的感觉美学》（2015）中试图结合吉尔·德勒兹、约翰·伯格几位作家及其文本，通过摄影、绘画和比较宽泛意义上的图像三个方面讨论图像视域中的感觉美学，在把经验本身变成一种观看方式的过程中，反思现代艺术中感觉美学对人类生活的改变与影响（论文选题和视点都很好，德勒兹与伯格的理论要批判来看，最好是原始理论创新；绘画的方向值得进一步挖掘，笔者会提出“绘画小说研究：从《火山情人：一个传奇》的场景设置谈起”的论文研究）；任胜杰在《压迫的身份：论苏珊·桑塔格对艾滋病的隐喻》（2016）中从道德、种族和政治这三方面对桑塔格关于艾滋病的隐喻研究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还应该注意到桑塔格对隐喻的态度是反对与文化批判的）；王家千在《苏珊·桑塔格摄影批评研究》（2017）中把桑塔格的摄影批评归纳为三个理论基点：观看方式、美学向度、伦理维度（这一提法是正确的，应该在这三个维度上进一步研究桑塔格摄影思想与摄影思维）；谢艳在《论苏珊·桑塔格文学文本中的同性恋观》（2018）中探讨了桑塔格在文学文本中的同性恋观具有的意义：表明同性恋现象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种新型恋爱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表明爱情具有超越性别界线的可能性；体现了边缘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及话语权力的挑战；反驳了常规的认为性是为了生殖、繁衍后代，性行为的目的是生殖的传统看法；（结合她的传记文学与日记文学研究更能说明社会文化之外的个人文化的同性恋的心理的、生理的独特感知对写作的作用）张以欣在《从凝视理论看桑塔格》（2019）中从凝视的角度来挖掘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三个主题：火山、收藏和美人，发现小说集中体现了对现代性主体问题的思考（女性凝视、男性凝视与互相凝视）。

尽管从期刊网上检索到的这些学位论文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语言有中文有英文，但是它们存在一个明显的共性，那就是研究都缺乏问题意识以及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背景缺乏“完整的知识体系”。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是指对某一个具体的文艺现象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是指带着明确的研究问题开展文学评论的实践活动。完整的知识体系不是仅仅指远赴国外搜寻到一些研究对象的一手资料加以研读，还包括跟随研究对象本身的知识体系、知识爱好、写作习惯、审视生活故事，不断学习、补充完整自己的知识体系，移情了解研究对象的创作、批评心理，理解她的情感世界、生活抉择，等等。也就是说，研究对象不再是“已死”的文本中的存在，而是经过研究者阅读“再现”的灵魂存在。我们要带着欣赏之上的批判、同情之上的挑剔、理解之上的问题，一次次走进她的人生与创作旅途。只有树立了这些意识的研究，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回过头来看很多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立意，都没有达到这样“为人生、为艺术”的高度。很多选题，从题目来看，就存在问题，说明学问的态度以及方法欠缺火候。就拿《桑塔格形式美学研究》《论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在美国〉与〈火山情人〉》《图像视域中的感觉美学》《从凝视理论看桑塔格》这四个选题来说，“形式美学”没有“关于形式的美学追求”适切苏珊·桑塔格其人其作，说明对研究对象创作的文本“尊重、尊重、再尊重”的“心经”没有“学到家”。“新历史主义视角”则难以将两部小说置于此等说法之下，因为，《在美国》是关于“身份”在历史及主体中的“建构”，并不完全可以以简单的“新历史主义”涵盖；而《火山情人：一个传奇》则是将对历史的思索回到作家意识探索的“再创造”，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新历史主义”的小说。“感觉”并不能作为所有艺术形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要结合“认知”的维度才能“形成”感觉的逻辑，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现代绘画与“摄影式观看”在身体意识上的雷同，还是“女人被作为观看对象”与女人主动发挥关注的视野的差异，经验都不足以解释一种观看方式的视点问题，认知与思维必须进入到聚焦的图像的美术进程。从凝视理论看桑塔格，并不能说《火山情人》是一个视觉观念的论坛，因为作者声音与小说意识与所谓景观的收集与描绘并不是一个冲突的矛盾，有关女主人公的主体性问题的考察不仅要通过女性主义学术话语探讨凝视理论，更应置于男主人公凝视的视点与思路的有关凝视的绘画理论的原点创新予以阐发，因为《火山情人》在男性凝视的视角中可视为是一部“绘画小说”。

以苏珊·桑塔格为选题，近年来，日益斩杀各类社科基金。截止到2020年10月6日为止，已经有六项将国家社科基金收入囊中。它们分别是：《“反理论主义”视角下的“新感觉诗学”——苏珊·桑塔格批评理论研究》（1996），《苏珊·桑塔格与美国六十年代文化激进主义研究》（2012），《桑塔格视觉艺术文论研究》（2012），《苏珊·桑塔格作品的创伤书写及其文化影响研究》（2013），《苏珊·桑塔格疾病叙事研究》（2016），《中国文评话语体系下的苏珊·桑塔格》（2017）。目前还没有一个立项课题是立意于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苏珊·桑塔格的神学立场，探索其神学立场与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及其信仰与写作之间的关系的；在此基础上，跨越美国本土文化的接受局限，站在全球化的文化立场上，探索苏珊·桑塔格与世界性的思想潮流的接受、对话、互动、影响关系。《苏珊·桑塔格与诺斯替主义研究》的学术专著就是意在填补国内外桑学研究界的此项空白。不仅如此，本项研究还试图开拓一种全新的建基于“完整知识体系”之上的宗教文化的研究范式，作为丰富及创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理论方法的有益尝试。《“散点”透视》聚焦的是作家艺术构造方式的魔力，研究没有遍涉桑塔格研究的“面面观”，但是相信绘画的经验可以勾绘出作家教父学神学艺术的独特灵性。像桑塔格这样的女作家是非常适合肖像文学的，她的一生也的确是肖像文学的崇拜者，笔者提供的桑塔格肖像画与透视桑塔格的诺斯替教魔力“眼睛”与“耳朵”，是从肖像文学走向“灵知”作家文学的独特的“桥梁”。笔者将这样的研究也称为“香樟树系列文章”，缘由是没有灵知主义典籍的翻译，笔者对作家是一个灵知主义信仰者与她极力想要构造诺斯替教神话艺术空间的直觉就无法得到原始宗教文献的支撑，想要完成这样一个恢宏的研究图景只怕是只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记忆却没有今生今世的“记者”。一件震惊的文学事件是：本书的文学资源的提供者张新樟竟然被所在单位认定是“学术舞弊”可是笔者的该本著作离开他的“理论摆渡”只能是李葆嘉指引的塔——外国神经语言学的另外一个维度——外国神经非语言学。

2 是否存在苏珊·桑塔格研究的“问题的真相”？

袁晓玲与刘丹凌均执着于对苏珊·桑塔格研究中“问题的真相”地得到，真的存在所谓苏珊·桑塔格研究的“问题的真相”吗？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问题亟待我们反思，即我们缘何需要研究苏珊·桑塔格？

首先，作为个案研究的苏珊·桑塔格研究，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苏珊·桑塔格是美国的，更是国际的。至少有四方面可以说明这一断语的合理：一、作为“文学偶像”与“非正式文学女盟主”的苏珊·桑塔格的偶像铸就之路，一开始便有意识将其自身置于国际（非美的西方）语境：治学国际化、创作习欧陆；二、自携“双栖”抱负（1962年为《党派评论》撰文、几乎与此同时开始创作、次年发表处女小说《恩主》），一直自觉地面向国际文学文化界：批判跨大洋、文友遍欧陆；三、凭借对欧洲文学文化的熟稔，无论是微时以美学批评扬名的苏珊·桑塔格，还是日后闯多界立名的苏珊·桑塔格，始终积极介入国际政治的激进浪潮：旅途越欧美、关注超当下；四、对苏珊·桑塔格的接受史，几乎可视作一部欧美文学文化的断代史：初赚欧陆热评、即掀“美知”（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分裂、今为“美外”（美国以外，主要指欧洲的法德，包括今日语境下的中国）热捧（称其为“美国最智慧的女人”“美国公众的良心”）。国际批评视野下看苏珊·桑塔格，她是国际的苏珊·桑塔格，同时也是美国独有的苏珊·桑塔格。这一问题地看待至少可涉及四方面：一、苏珊·桑塔格的偶像铸就之路，非置身美国当时当地的语境不可想象；二、面向世界写作的苏珊·桑塔格，她的文学创作，还是针对当时的美国文坛（欧为美用）；而其批判的对象，或曰文化批判的理想，从来也没有离开过美国的当下；三、无论是“左—反左”“左”—“更左”，还是姿态中的“疏美”、911中的“叛美”，其意识的中心，或曰以文救世的理想，从来也都是针对美国的现实；四、苏珊·桑塔格从非美以外文学、文化“拿来”的姿态，批判美国庸俗资本主义文化，她的着眼点自始至终也都是为了“治疗”美国的“痼疾”。置身中国当下语境看苏珊·桑塔格，我们正在将其铸造为怎样的苏珊·桑塔格？是肢解、是驾驭、是追捧、是盲信，还是还原、尊重、冷静与自觉（批评的自觉、对话的自觉、反思她的自觉、反观我们自身的自觉）？2004年12月27日，苏珊·桑塔格永远地止步于自身铸造的追求道路，再也无法自我“重生”。其独特魅力、普适启示、艺术地位、身后看待等一系列问题，均付于我们批评道路对她的探索之中。如何看待苏珊·桑塔格热在西方？始于“相异的吸引”（欧之于美）、火于文化的论争（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盛于褒贬的争议（本身复杂加以问题复杂）、尤热于几次突转的事件（出柜否？又患癌、911、打“文官司”、身后风波），在以上历时性事实之外，除了作家本身的努力，以下因素是否能被忽略？“发现者”与保护者的唯一出版商对其事业的设计，文学经纪人的作用等等。在偶像的公共面具之后，究竟是哪些原因造就了桑塔格独特的个性（敏感/坚强/偏执/多变/激进/保守/激情/忧郁……）风貌？如何看待苏珊·桑塔格热在中国？机缘于文友本雅明走进中国、发端于国人对影像文化的兴味、推波于学界热议“现”“后”的关注、初热于当下语境的“相似的吸引”，得益于时下译介的推动，渐入公共视野与学术研究。在斯人谢世、日记现天等事件之后，热浪更是迭起。在今日的语境下看苏珊·桑塔格研究，尤显“当下”：对“左”的历史的看待，我们“后”了吗？应该怎样应对（后）现代性的压力？文学是“镜”中的虚无，是精神的鸦片，还是救世的“恩主”？我们缘何要研究苏珊·桑塔格？一言以概之，苏珊·桑塔格批判、当下、国际、超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人/史为镜，可知得失。

我们可以研究苏珊·桑塔格什么？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出日益失衡的现状，多见对其思想的研究，尤以早期的美学思想为主。对其艺术创作的批评，往往也表现出就事论事，以艺术谈论艺术，视野未免狭隘。如果能够结合苏珊·桑塔格文学事业与个人危机矛盾与平衡的偶像铸就之路、政治激进与美学创新并举、信仰危机与艺术追求碰撞的独特探索之路，对其艺术世界的独特魅力加以多向度的揭示，无疑会推进对苏珊·桑塔格艺术批判的深度；而对苏珊·桑塔格与她的文友之间的“对话”及“互动”的研究，可以拓宽苏珊·桑塔格研究的广度。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批评/批判苏珊·桑塔格？理想的批评，应该是全面的同情/移情的了解、自身立场的选择、批判意识的自觉、超越结论的探索与内在方法论的创新相结合。所有这些，都必须基于对一个前提的思索，即本节标题中的问题“是否存在苏珊·桑塔格研究的‘问题的真相’”？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发现，苏珊·桑塔格对“形式”的关注，非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偏重一方，非简单的形式论或形式美学，非内容的反映论至形式的自主论；而是一种成熟的关于形式的思索，即形式的能指构造可展示作家内心世界的图景，形式本身即蕴含社会批判的力量；此思维的发端几乎较稳定地贯穿斯人一生的艺术探索；更暗示一种基于形式重视的考察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类“理论体系”建构的可能——即美学中的社会学论争，以及她在反思中不断前行的艺术实践探索。顺着这个思路，即顺着对形式本身的批判力量的认识指引博士学位论文撰写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本专著撰写的批评探索，无疑是跟随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向前；如若逆研究对象变化表现的潮流而动，反向追溯变化源头的动力缘由、此缘由的内在生成机制、此机制的制衡与变化，缘何变化，前期研究发现的问题被推翻到新的探索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推翻前一个问题、不断更换研究问题起点的提出问题的过程。

“一般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对外国文学创作现象、批评及其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中，通过分析和梳理，总结出一些带有结论性的评价，客观地描述外国文学史的进程，从而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国外文学，为批评和理论界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比如某某作家的创作风格是什么，某部作品表现出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是什么，某段时期的文学主潮是什么?各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的特点是什么?文艺的本质是什么?等等。然而，有趣的是，每当我们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时，这一结论又常常会被后人或同时代人重新认识或批判，甚至有时还会被自己否定。难道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尔特不是在与同伴创建了结构主义大厦之后，又从根本上摧毁了这一大厦，构建起解构主义的理论吗?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解构主义又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境地。每当我们自以为是在客观地描述外国文学发展运行的轨迹时，我们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自己所处意识形态环境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尽管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这种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不断的否定和批判。” (bx)所以，所谓“真相”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理的存在应该是一根无限的问题链，是一个永远的运动过程。也就是说，真理不是以结论的方式，而是以问题的方式存在着的，每一次探索的成功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by)。时近苏珊·桑塔格逝世十六周年纪念，新的研究专著、传记、访谈录会陆续问世。新的研究资料既应该回答着旧的研究问题，同时还应该启迪着新的研究问题的诞生。其实，每次看到最新的英文专著里写到笔者之前曾经提出的问题，欣慰之情非沉心与醉心的苏珊·桑塔格园地的守望者不能体会。唯其如此，学术研究的真理探索才能不断渐入佳境，得着其中真味与趣味；学术研究的真理之花才能历久弥新，芬芳永久。

3 “问题意识”下的苏珊·桑塔格研究

纵观苏珊·桑塔格研究成果，国外研究以生平梳理(bz)、评传为主，集中聚焦现代性压力(ca)、“心灵系谱”与智性激情(cb)及“偶像如何铸就”(cc)。评传的撰著可帮助走进、了解复杂的研究对象，尤其具有史料的贡献；但深入现象源头探究发生机制的研究非常少见。国内研究始于译介，总体水平不高，探索深入且完整的很少，一些问题还未吃透、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不尽合理、对研究对象认知还不够全面以及批评方法的不适切与相对滞后，因而批评往往表现出“隔靴瘙痒”的隔膜感与无力感，且“批判”性研究很少。

目前研究触角开始伸至哲学领域，这一方向是合理的，符合由文学至哲学的探索规律；然而苏珊·桑塔格个案研究中很多基本问题远未得到妥善解决；问题的解决及新问题的提出，或曰真理的不断逼近，有赖于对研究对象整体的整体认知与研究方法适切性的不断反思与批评方法的前瞻超越；甚至，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苏珊·桑塔格个案研究中，是否真的存在所谓“问题的真相”，是否存在对“真相”确定性揭示的必要与可能？研究何以尽可能地适切、超越、批判？

对研究对象把握不够清晰、选择介入话题不够恰当，在分析问题时，缺少独立批判的立场与自觉的对话意识，对所谓“桑塔格问题真相”的真理探索观本身就是“问题”。语言表述方面则显得过于简单、不够入木，或者过于繁复、不够清爽，难见通达之批评，遑论“以艺评艺”、诗性批评的理想。以上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发现均指向鲁迅提倡的“观其全人”的必要、批判精神的重要及方法论创新的意义。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既然文学研究被公认为“人学”的研究，那么对于置身西方“神人”语境下的研究对象，研究者是否应该具有“三位一体”的“完整知识体系”，自觉选择主体的批评立场、从而批判性地从事文学研究的工作，这一外国文学批评的实践本身，又可以为我们的方法论研究带来怎样的启示，作为个案的研究又会对我们普适的生存经验具有什么样的启发？(cd)此中心问题涵盖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我们缘何需要建构“三位一体”的“完整知识体系”作为从事艺术批评工作的基石？二、外国文学研究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向度”？三、文学批评是展示结论还是揭示过程？四、在重视方法论的基础上，具体批评实践时，怎样深入地展现动态的探索过程？五、置身我们当下的现实语境，外国文学的个案研究，可以为我们反思、前瞻自身的生存经验，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对外国文学研究而言，知识比方法重要。“完整知识体系”是指：完整知识应该由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神学（神秘主义的知识）、哲学（唯理论的知识）和科学（经验主义的知识）。(ce)通常我们会重视哲学和科学的地位，而忽略神学知识的意义，主要是因为身处无神论语境的缘故。西方作家中亦不乏宣称不信神、甚至是批判神学的作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西方作家对基督教教会的批判往往并不能代表他们就是站在了无神论的思想立场，相反，对宗教的批判意味着对神性问题的更深层次思索，这种反思与《圣经》思想的魅力奇特地结合在西方文学中，洋溢着对“希腊现世精神”的思索以及对“耶路撒冷精神”的叩问，因而，在西方文学中，在“属于恺撒的一半”与“属于彼得的一半”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张力关系：“入世批判”与“彼岸向往”之间的张力与矛盾。而我们的研究，应该努力去探索、展现、揭示这种浸淫于宗教文化语境中的艺术世界的内在张力。也就是说，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在文学、文化、哲学的研究维度以外，还应具有神学的向度。多了一个向度，并不是意味着简单多了一个研究的角度，而是极大程度推动了我们与西方作家地对话的可能，因为，理解往往是对话的基础。多了神学的向度，我们将会发现，有关精神自传的问题，还可以被理解为作家内心深处经历着属灵的征战；与作家的创作观与世界观一致相比，不一致甚至分裂，往往更是常态，比如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并不必然地会建立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上，更可能是基于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唯美主义对审美的重视，除了我们知道的美学诉求原因之外，源头可以追溯至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更深层原因其实是对弥赛亚救世激情的失望；外国文学中的“黑传统”，文学表现之下暗涌的其实是宗教异端精神每隔一段时间不定期地“抬头”与“复兴”；我们将会发现，尼采是反宗教的审美者、坡是异端的守门人、荣格是心理化的异教者……其实，文学本身的内在批判性因子，也决定了往往会最早走到批判的前沿——对神性权威的反思与叩问；而宗教体验作为典型的神秘经验，往往会成为文学家人生与创作转折的拐点。

既然批判性是文学自身内部最重要的因子；文学批评的本质也应该是批判性的探索。既然是批判性的探索，展现过程有时候会比揭示结论更有意义。很多作家往往将写作视为自身精神或者智识上的一次冒险；文学批评有时候也是我们精神世界中的一次旅途或者探险。当然，是与作家亦步亦趋，还是超越批判，取决于对“旅途”的认识，以及我们自身的立场。对于谢世的作家，他们的旅途已经完结；他们的艺术却成了永远未完成的可阐释空间。而我们的探索旅途，除了研究的向度之外，透视的选点也很重要，道理和书画艺术“散点透视”的手法以及园林艺术“移步易景”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沿着他们的旅途，发现路上既有里程碑意义的路标，也有改变前行方向的拐点，我们的使命不仅要记录与描绘，更需要去探究发生的源头与动力，这需要我们既要全面了解曾经在路上的行者，还要与其拉开足够的距离，最好再具备些自己的“旅途”经验。

在对苏珊·桑塔格艺术之途的探索中，笔者首先对“其人、其思、作品、活动”进行了整体性的认识，包括了解她的文学创作（先锋实验自省创作—现代废墟挽歌创作—“现”“后”挤压批判创作—意图启蒙重整创作）、文化批判（欧陆哲思文化“拿来”—“精英”“大众”“交往”批评—影像文化理论实践批评—资本主义庸俗文化批判—“治疗文化痼疾”批判努力）、激进政治活动【美国左派公共知识分子同情苏俄传统—美国新、老公共知识分子“左倾”阵营的内部分化（政治主张及文化理想）—布拉格之春后对“左”的失望与“党派评论”阵地的进一步分裂（经历的政治信仰危机）—政治理想的“隐喻性”撤退与形而下地转移至“类理论体系”的批评建构及“历史文学”的创作—继续坚持激进的现实政治旅途—“变”中始终坚持的政治理想】、文学偶像的自我建构【知识早慧与危机丛生（宗教信仰危机、性爱取向危机、政治理想危机交杂纠葛）—几次危机纾解后促发的自我建构的自省—“自省”与“交往”（内心与现实、此在与彼在、现世与彼岸等）的冲突与融合—内部的多种矛盾显现（主要矛盾之一为偶像形象与女性身份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对建构工程的坚持与怀疑（以她对死后日记出柜的暧昧态度为例）】，自我与他者（她与前夫、儿子、文友的关系考察）、自我与接收（她在欧、美、中接受的比较观察）等。

笔者在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中发现，苏珊·桑塔格对梦境、幻觉的题材情有独钟，而国内研究者从梦的角度研究《恩主》的几乎都是仅从梦本身入手，而未对梦与现实的对话关系进行敞开式的艺术批评，也鲜少涉及小说创作的“梦境的符号化”与“生活的符号化”主题，遂以尤里·洛特曼的文艺符号学理论为批评方法，特别是以洛特曼的符号圈思想和批评方法为核心，从符号互动的角度，对梦与现实的关系展开了动态对话的艺术范式的批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梦境符号在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中的运动机制与桑塔格文艺观之间的互动互参关系加以了揭示。该书稿认为，梦境作为《恩主》艺术本文中最重要的符号，及其与符号化了的生活之间互动对话的符号圈运行的“类像”的“仿真”机制，与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所宣扬的艺术的美学自治观点及反对阐释的形式美学立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文的关系，体现了桑塔格创作的高度自省性及其与自我“内在对话”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动态性与未完成性。在撰写成文十万余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艺术符号互动的“狂欢化营地”——苏珊·桑塔格早期创作批评互文性的符号学阐释》的过程中，笔者始终将桑塔格的照片置于书案边：在精神的花园与之赛跑，疆界是好奇心与想象力所能至之范围。多少次深夜观看照片，那一双“苏美尔人”式的双瞳凝视，既智性凝聚、又神秘难耐。笔者在脑海寻思琢磨，符号的多元化阐释，势必是尊重她反对阐释单一性的批评起点；对其早期创作与批评互文的认识，可以起到对纵览她艺术旅途全貌的奠基作用；而对其批评中内容及形式关系的认识，及对其创作中符号能指性（文学性）与所指性（历史性）关系的认识，为洞见苏珊·桑塔格艺术魅力的秘密，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门径入口。对其符号化的哲性探踪，确可厘清她智慧王国之轮廓；更惦念对其神性取向的反思探究，是为探索其“思想激情”的秘密源头。苏珊的一双明眸，善睐又顾盼，激情饱含，似也隐秘拒绝。激情之人多企盼与他人分享思想的火花；而隐修之人却多抗拒别人走近灵魂的深处。文学批评者的苏珊·桑塔格无疑是反对阐释的，她反对只注重内容的社会学、心理学阐释的僵死、反对当时一统天下的新批评阐释的权威、反对无视艺术自主与美学诉求的阐释的单一；而问题到了文学创作者的苏珊·桑塔格身上，则多了几分复杂与不确定，作家对反对阐释的坚定态度带有几分欲诉还羞的犹疑。这无疑也是正常，恐怕没有一位作家（除了极个别的为“抽屉”写作的作家），会真的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拥有读者，区别只是在于期待读者群的不一致罢了。创作中的苏珊·桑塔格，既极力自觉实践其反对阐释的文艺诉求，又时不时露迹兜售一下其“元小说”的创作观，借由人物的所思所言，甚至是摆脱人物傀儡，自己跳出来，或明说、或暗示其对于文学、哲学、美学、政治、宗教等问题的思索；与此同时，似乎“反对阐释”的情绪既“在召唤她，也在禁止她”(cf)，创作内省的批评意识，使得她终究希冀作品保有几分神秘的不可阐释性。

她到底问什么要提出“反对阐释”？作为一个批评立场的提出，它的背后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发生机制？苏珊·桑塔格艺术中饱含的张力、她的“思想的激情”、她的文学旅途中的几次拐点，与她自身占据的立场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关系？在这些立场中，除了笔者前期研究中探讨过的美学的、道德的、文化的立场外，会不会还有神学的立场？尽管她本人坚持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且宗教感情淡薄。一方面，作家的言论本身是否可信足以成为问题，所以我们更多时候是以作家的作品阐释其生活，而非相反；另一方面，世界观与创作观的分裂，在西方作家身上并非是什么新鲜话题，更多时候这种分裂反而“聚合”成某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苏珊·桑塔格作为公认的“美国最后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在她的公共面孔下，在其“一代风华绝貌知识偶像”形象之下，又会是怎样的“真我”？她的“真我”何种程度上渗透进作家苏珊·桑塔格的写作，她是大方呈现呢，还是极力掩饰，在此背后又隐藏了她何种考虑，造成了怎样的艺术效果？等等。

在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笔者发现，苏珊·桑塔格其实隐秘地占据了“诺斯替主义”的立场。“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cg)来源于希腊词“gnostikos”，即“knower”，指一个拥有“诺斯”（gnosis），或“秘传知识”的人，用于指称寓于希腊化晚期大规模混合主义宗教运动之中的共同精神原则。诺斯替主义普遍地体现于当时的新柏拉图主义、菲洛主义、犹太教、神秘宗教等所有的哲学与宗教派别之中，尤其在基督教中找到了永久的栖身之所，形成了教父学（Patristics）中称之为基督教异端的诺斯替教派。(ch)诺斯替主义者也会从这些既存的哲学宗教派别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派别，就是各种诺斯替宗教。这些独立的诺斯替宗教，以及作为基督教异端的诺斯替派，是诺斯替主义精神原则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ci)诺斯替主义始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的宗教、哲学、科学混合主义中规模最大、涵盖最广的混合主义，不仅是两希文化的融合，而且是两希文化与印度文化交融的产物，它是当时的一大社会现象，影响了整个后古典时期。教会方面认为它是基督教所遇到的三大危机中最大的危机，对教会的影响极大，直接危及到教会的生存，教父们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才成功地战胜它。(cj)诺斯替主义从未彻底灭绝，中世纪的时候出没在今天的东南欧一带，并向西移动，引发了一些新的教派运动，甚至与僧侣教团纠结在一起。近代以来，诺斯替主义开始复兴，一方面表现为诺斯替教会在世界各地涌现，另一方面其精神原则化为诺斯替主义游魂涌入现代思想中——据说，“黑格尔、谢林（F.W.J.Schelling）、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马克思、尼采、巴特、梅烈日柯夫（Mereschko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布洛赫（Ernst Bloch）、薇依（Simone Weil）这些思想家或者文学家身上都带有诺斯替‘游魂’的幽灵”(ck)。著名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与布姆伯格（Hans Blumenberg）关于诺斯替主义与现代性之关系的争论，更是使得诺斯替主义成为理解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关键。(cl)国际学术界普遍公认，研究诺斯替主义最著名的是德国学者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1903-1993），作为对古代诺斯替主义进行哲学研究的开创者，约纳斯曾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新约学者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的学生，他将对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研究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研究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认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环节是二元论。他认为，“诺斯替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二元论，它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分裂、人异化于自然、对于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贬低、普遍的精神的孤独感和对世俗准则的虚无化，是人类处境的经久不衰的范式；同样，存在主义的本质也是某种二元论，是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因此，诺斯替主义是‘类比的现代性’，只不过，诺斯替主义者被扔进一个敌对的、反神明的、从而是反人类的世界，而现代人则被扔进一个冷漠无声的境地。”(cm)国内学者是从有关基督教史、早期基督教和晚期希腊研究领域的论著中知晓诺斯替主义的。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组织翻译了《灵知派经书》（即《拿戈·玛第文集》的中译本），第一、第二、第三卷已经出版，他们也翻译出版了《灵知主义及其现代性谋杀》与此配合。文集的选编，侧重于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神学问题；张新樟的《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是从宗教史与宗教哲学角度对古代诺斯替主义研究的译著。目前，对诺斯替主义的探讨，局限于宗教研究界；其实，不仅很多宗教学者、思想家是诺斯替主义者，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同样深受诺斯替主义的影响。研究发现，仅有个别研究者注意到俄罗斯作家如别雷、纳博科夫的小说反映了作者的诺斯替主义立场(cn)，且为浮光掠影一提而已。笔者在文艺符号学批评苏珊·桑塔格早期创作中的互文性的前期研究中，发现作家其实占据了诺斯替主义的立场，鉴于国内苏珊·桑塔格的主要批评者中没有人提出过类似观点，笔者走访了国内诺斯替主义的专门研究人员张新樟，将笔者圈出的苏珊·桑塔格作品中的“诺斯替式”表现拿给他看，他很兴奋地告诉笔者，这是发现了“又一个带有诺斯替主义游魂的著名作家”(co)。在笃信这种来自“灵光”的直觉感受与合理论证后，笔者通读了能够看到的国外所有的苏珊·桑塔格研究专著，发现《苏珊·桑塔格：哀悼的现代主义者》的作者塞尔斯·索恩亚在其著作中仅有一笔提到，“某种诺斯替式的的追思很可能推动了作家对自我意识进行探索，而这种探索意图在存在主义的无偿艺术中被证明是自洽的”(cp)，索恩亚称之为“这种现代主义的两难处境”a。

国内研究者几乎都认为苏珊·桑塔格早年是受到了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可是在桑塔格的作品中对此有自己进行的自驳，对此应该如何看待？国内研究者对桑塔格究竟属于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的争论似乎一直未有停息，其实，一方面，我们的研究需要“少一点结论，多一点问题”；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其实探讨的是关于苏珊·桑塔格面对现代性压力时的反应，并不能简单地说她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思想作为激情》的作者利亚姆·肯尼迪在著作中写道，“桑塔格所有的立场都需要——美学的、道德的、左翼文学的、现代主义的(cq)——一个得以使这些立场全部开放的做法是，最好不断戏剧化并澄清有关’成为现代主义者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观点”(cr)，他却没有提及她的宗教立场，甚至国内外竟然无一本著作谈及她的宗教立场及此与她艺术创作的关系。也许是因为作家本人一再声称自己“无神论”的立场吧。其实，“无神论”本身也是一种宗教立场，且并非都是唯物主义的观念，还有宗教怀疑论、否定神学等具体不同的宗教立场。在苏珊·桑塔格身上，这个问题则更加复杂，因为研究发现，她的所言与作品不一致是属于她的独特的“矫饰”艺术，“不承认”背后的深层原因尤其值得我们掩卷思之。

何况，作家往往都是思想丰富的精神冒险者，苏珊·桑塔格是否一直占据了这种诺斯替主义的立场？终其一生，难道她就没有经历远离这种神秘宗教经验的内心冲动吗？她的宗教立场的变化又对她的艺术创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或者反过来说，她的艺术发展对她的宗教立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再向问题的源头追溯，为什么她会选择这种激进二元论的异端精神呢？这种选择与她的犹太人身份、她面对现代性压力的独特感受、同性恋者的性爱取向之间，会不会内在地存在某种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对于在她的作品中蕴含的独特的艺术张力，会不会起到某种激荡焕发的作用？她在构建这样的艺术时，是有意识的吗？正是这些问题，指引笔者逆流探索苏珊·桑塔格艺术构造的“魔力”所在。

4 苏珊·桑塔格研究的问题性

尚未有研究者探索占据神性立场（历经同化改宗的异教者、怀疑的信仰者、信仰的怀疑者、怀旧的信仰哀悼者）的苏珊·桑塔格终生艺术追求的风貌及艺术的内在生发机制，以及过程中蕴含的启发意义；尚未有研究者自觉选择宗教与艺术张力关系的批判立场、超越地对待传统文学研究中问题解决的不彻底与探索的未完成。论文选题以苏珊·桑塔格研究作为个案分析，所采用的神学艺术批判研究的立场，内在地要求方法论上至少必须完整历经文学批评—哲学批判—神学探索的“三位一体”探索历程，探索过程本身具有理论启示与创新的意义；在最大可能逼近真理本身的具体分析时，预见将会深至哲学思想特别是符号学思想与神学思想的碰撞，这将会拓展理论思索的深度与广度。外国文学研究的批评实践，能否创造性地以诗性的、甚至是神性的精神思维及语言表达去综合（理性与感性、神性与哲性）发掘、展现伟大作家及作品的艺术创作的永恒魅力及艺术本身的价值？论文将作为一次大胆尝试，努力传达笔者对苏珊·桑塔格在“神”“智”两极吸引拉扯之下所形成的独特艺术“魔力”的灵性感悟。

从苏珊·桑塔格的艺术呈现出发，逆流追溯其发生机制，努力还原其精神世界的图景，这样的探索除了要求熟稔苏珊·桑塔格的全部作品以及研究资料以外，还需要研究者勇于插上一双想象的翅膀，很多时候是需要小心论证、大胆提出的。任何人文社科类的研究，都绕不开研究者的主体作用与主观性；何况身在这样一个开拓性的探索之途：如若不是对诺斯替主义深入了解，看到苏珊·桑塔格的艺术表现，难以敏感其与诺斯替精神的联系；如若走不出诺斯替主义的神秘吸引，容易陷入苏珊·桑塔格自己的问题而无法理性批判——这便是探索的两难处境；“走得进去，出得出来”方是探索的理想境界。然而，学制年限的规定，其他任务的艰巨，决定了有时候只能做惊鸿一瞥，更多的“珍珠之歌”a只能留待他日的“人在旅途”了。但须强调，本著作的完成从绘画的透视思维，惊鸿一瞥地展现作家的灵性创作，不是涵盖全部文本是最佳方案。

此外，作为神秘经验的诺斯替体验，“出神”是它的最高境界，在此境界中，灵的相遇往往是言语无法描述的体验；而学术专著是需要严格按照学术化语言的规定进行撰写的，有时候笔者会感觉到某种灵韵在心中荡漾，于是在小纸片上作诗几首，却往往无法转化为论文的语言。如雨果所言：“宗教的出发点，总是诗的出发点”，时间雕刻了思悟的语言，灵魂却是无须表达的雕塑词汇，旅途在语言中逃遁，真正的庇护所还未“浮现”。

（论文得到中国西藏大学宗教研究所胡锦涛所长校对，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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