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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是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是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机构，一般下设在国外的大学和研究院等的教育机构里。2012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发展规划》），提出2020 年的目标是“四个基本”：基本完成孔子学院全球布局，做到统一质量标准、统一考试认证、统一选派和培训教师；基本建成一支质量合格、适应需要的中外专兼职教师队伍；基本实现国际汉语教材多语种、广覆盖；基本建成功能较全、覆盖广泛的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2020年是《发展规划》实施最后一年，是检验孔子学院发展成果的重要时间节点。2020年6月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不再对外使用“国家汉办（英文HANBAN）”名称。该中心的主要职贵是：承担参与制定和实施国际中文教育总体战略和系列国家标准，建设、管理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体系，运行国际中文教育项目，开展相关国际交流合作等。2020年7月，孔子学院品牌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1]。本文对全欧孔子学院分布情况进行了整理，并对国内孔子学院主要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综述对象为CNKI中国知网文献平台中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发表的CSSCI期刊论文，共计48篇。本文从孔子学院发展研究、汉语国际教学、文化传播及其影响及其他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为孔子学院的系统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2 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全球分布简介

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设立。截至2019年底，全球已有162个国 家（地区）设立了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但是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设置数量（图1）和分布都各有差异。下面分别简要介绍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全球各个大洲的分布情况（北美洲与南美洲并称为“美洲”， 不考虑南极洲）。

图1 截止2019年底全球孔子学院、孔子课堂设置数量

Figure 1 The numb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onfucius Classes in the world by the end of 2019

注：该图有两个数据环，内侧小环表示孔子学院数据，外侧大环表示孔子课堂数据。

图2 截止2019年底全球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数量占比

Figure 2 The numb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onfucius Classes in the world accounted for the proportion by the end of 2019

图1显示，截止2020年初，亚洲39国（地区）设立了孔子学院135所，设立孔子课堂115个。分布在东亚、中亚、西亚、南亚。2004年10月25日，亚洲第一所、也是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首尔孔子学院成立。韩国是亚洲开设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有23个。泰国次之，有16个；日本有15个。

非洲46国共设孔子学院61所，孔子课堂13个。分布在南非、西非、东非、中非、北非。2005年12月4日，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成立。此后非洲孔子学院数量保持较为稳定增长，特别是2012年以后，每年都会成立4～8所孔子学院，目前已经形成覆盖全非洲的办学格局。南非共和国是非洲开设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共计6个，肯尼亚4个，摩洛哥3个。

欧洲43国（地区）共设孔子学院187所、孔子课堂33个。分布在北欧、东欧、中欧、西欧、南欧。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为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开办于2005年2月。英国是欧洲范围内开设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设立了30个；德国和俄罗斯均有19个，法国18个。

美洲27国共设孔子学院138所，孔子课堂21个。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是北美第一家孔子学院，设立于2004年6月。美国是美洲开设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有81所孔子学院和13个孔子课堂；加拿大已设立12所孔子学院和36个孔子课堂，下设123个教学点。巴西已设立11所孔子学院和3个孔子课堂。

大洋洲7国共设孔子学院20所，孔子课堂6个。澳大利亚是大洋洲开设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共14所孔子学院和6个孔子课堂。墨尔本大学是大洋洲最早设立孔子学院（设立时间为2005年7月）的大学。格里菲斯大学旅游孔子学院是全球唯一的以旅游为主题的孔子学院。此外，新西兰拥有3所孔子学院。斐济、萨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各有孔子学院1所。

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为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和汉语教学服务，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走进去”做出了积极贡献。

3 学界研究回顾

我们借助CNKI中国知网文献检索平台，在“主题”筛选框中输入“孔子学院”，时间设置到2020年2月，选定CSSCI来源，并选择其中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共检索到论文86篇，除去与主题不相关的报告等，最终得到数据分析样本共计48篇。（见表1）

表1 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的“孔子学院”研究

Table 1 Researche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based on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由表1可见，国内学界对孔子学院的研究多关注孔子学院自身的建设与发展，教学策略和文化影响等多领域。有学者对全球120个国家近500所孔子学院十年（2004—2014 年）历时发展进行过梳理和分析，指出孔子学院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开拓阶段、全球战略布局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并建议进一步健全孔子学院的评估系统、媒体应对机制和社会资本引入机制[2]。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具体展开。

就孔子学院发展领域的研究看，孔子学院洲际分布特点明显，欧美数量分布较多，亚、非和大洋洲分布较少。孔子学院分布密度与国家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3]。孔子课堂数量增长全球趋势缓慢；增长情况洲际差异较大，分布的国别差异大，美洲孔子课堂数量最多但内部分布极不均衡，拉丁美洲各国孔子课堂总量很少且增速慢；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少数国家拥有目前90%左右的孔子课堂，却仅覆盖了全球13%左右的人口，需要进一步优化分布格局[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少，仅27所。刘宝存和张永军对孔子学院的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需要科学定位发展思路，坚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5]。

就孔子学院的国际教学研究而言，有学者指出，孔子学院受目标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制约越来越明显[6]，应该研发国别化的汉语教材和建构教学理论体系［7，8］。就教学效果研究，李宇明认为，孔子学院的汉语教育是在非目的语环境下进行的第二语言教育，要进行目的语的语境补偿、激发与保持学习者的学习兴趣[9]。

在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力度的研究领域，学界主要集中在研究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评估体系和策略［10-13］。也有学者专门关注孔子学院对国际经贸的影响研究。安亚伦、于晓宇和曾燕萍指出，孔子学院能有效提高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量，对中国与设立国间的核心文化产品贸易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14]。许陈生和王永红认为，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积极作用[15]。姜慧和张志醒发现，孔子学院可减少两国地理或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16]。李宝贵和于芳发现，俄罗斯汉语传播发展现状与中俄经贸合作规模显著相关，应充分发挥孔子学院作用，为中俄经贸合作提供人才支撑[17]。除此之外，高金萍和郭之恩指出，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外交新渠道，其以汉语教学和事实传播来介绍中国文化、表达中国国情、诠释国家政策，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也有助于中国提升国家软实力、主动构建国家形象、掌握国际话语权[18]。

4 结论与展望

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和正规的汉语教学渠道。本文回顾了孔子学院建设历程，参考48篇核心论文梳理了学界的研究历史。本文发现，学界对孔子学院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选题上发展研究更普遍，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孔子学院发展趋势、国际教学以及文化传播及影响力方面。我们认为，学界日后的研究首先要丰富研究方法，增加定性定向相结合的方式。选题上和研究内容都有待更深入和拓展。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汉语热”持续升温，孔子学院成为语言传播的“助推器”。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通过主观地展示我们国家优秀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减少各国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解，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通知，〔2020〕1号．

[2] 刘旭．中国孔子学院历时发展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6）：234-241．

[3] 郭晶，吴应辉．孔子学院发展量化研究（2015～2017）［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0（5）：36-44．

[4] 尹春梅，李晓东，吴应辉．孔子课堂分布状况与管理体系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3）：100-109．

[5] 刘宝存，张永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发展现状、问题与改革路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2）：74-80+196-197．

[6] 张虹倩，胡范铸．全球治理视域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及孔子学院建设：问题、因由与对策［J］．社会科学，2017（10）：26-35．

[7] 马春燕．国别化教材合作开发模式探讨［J］．中国出版，2015（12）：52-55．

[8] 吴应辉．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8（1）：38-46．

[9] 李宇明．孔子学院语言教育一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4）：1-8．

[10] 安然，何国华．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维度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7（3）：178-183．

[11] 雷莉．美国孔子学院汉语言文化推广模式研究——以美国犹他大学孔子学院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4（11）：216-219．

[12] 李建军．中华文化走出去新视角［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4）：85-91．

[13] 佟迅．基于孔子学院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理念创新研究［J］．艺术百家，2019，35（6）：46-52．

[14] 安亚伦，于晓宇，曾燕萍．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以孔子学院为例［J］．国际经济合作，2016（12）：81-86．

[15] 许陈生，王永红．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2）：58-68．

[16] 姜慧，张志醒．孔子学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8，35（6）：66-72

[17] 李宝贵，于芳．俄罗斯汉语传播与中俄经贸合作相关性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7（3）：134-142．

[18] 高金萍，郭之恩．孔子学院与公共外交［J］．中国文化研究，2013（4）：189-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