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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汉英中与名词搭配的量词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灵活多变的现象，如“一杯咖啡”“一团云彩”“一峰骆驼”“一丝希望”“a sheet of paper/ice/glass/ meat”“a cup of tea”“a gust of wind”等等。通过观察，我们发现量词在现代汉语中大量存在并使用，而且在语言表述时具有强制性，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从这一侧面我们可以获致一个重要启示：量词是汉语以俯瞰空间为个性的一个典型特征，而英语中只有在不可数名词需要计量时才使用量词。据此，根据数量表达的方式，语言可以分为两大类：量词标记型和单复数标记型（毛智慧2008：42）。汉语是量词标记型语言，拥有着极其丰富的量词系统。而英语是单复数标记型语言——英语其实也有大量的量词，尤其是专门用于不同群体的集合量词——但由于英语量词的词化意义不够饱满，对于量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国内的语言界和英汉语对比研究界，而国际上却鲜有对量词的研究。Foley（1997：235 -236）认为，量词的典型作用就是描述名词所指事物的形状、数量或其他的感知性特征，而且形状因始终是客观事物最为明显的特征而成为量词所表达的最为显著的语义特征。此外，它还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反映人们对名词所代表的事物范畴的理解和认识。

国内一些学者（韩汉雄，1980；任学良，1981；李忠民，1988；王晓玲，2001；张庆瑞，2007；王文斌，2009；刘正光，2020）对量词进行了研究；毛智慧（2008）从对比的角度探讨了英汉量词的异同。这可能反映了英语中也存在量词系统。我们认为，凡是量词，须具备三个条件：（1）是量词必定表示事物的量，否则就不能称其为量词；（2）是量词必定可与数词共现；（3）是在特定的语言中，量词的语言表征往往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如汉语的量词结构往往是“数词+量词+名词”；英语的量词结构往往是“数词+量词+of+名词”（王文斌，2009：6）。从这样的条件来看，量词系统是汉语和英语所共有的语言现象。

诚然，说汉英中均存在量词，这并不意味汉英量词的语言表征具有同质性。恰恰相反，由于语言的相异及民族思维的不同，汉英在量词的使用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如表现形式彼此不一、数量存在多寡以及用于不同的事物对象，其主要表现是汉语量词表个体的数量多而专用性强，表群体的量词少而通用性强；英语则与之相反，表群体的量词多而专用性强，表个体的量词少而通用性强（王晓玲，2001）。譬如说，“一叶扁舟”“一峰骆驼”“一朵玫瑰 ”等汉语量词结构中的“叶”“峰”和“朵”均为个体量词，所描述的事物均为可数名词，而且这些量词专用性极强，词义极为丰富，分工也十分明确，我们一般不能说“一叶骆驼”“一朵扁舟”或“一峰玫瑰”，量词“叶”“峰”和“朵”在许多情况下不能随意互换。而在英语中，个体量词“piece”则可用来描述许多事物，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如“a piece of paper/cake/wood/bread/land/string/news”等等。

2 国内研究现状

汉语中量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3300多年前，商代殷墟（约公元前1300—1046年）出土的甲骨文就证明了这一点（Richard，2010：46）。近代关于量词的研究最早始于1898年，马建忠在他的《马氏文通》中称量词为“别称以记数者”，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何杰，2000：2）。直至50年代后期量词在汉语词类中，才单独列为一个词类并得以正名：即表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是量词。量词之所以被称作“量词”，主要是因为它在语言中对名词所代表的事物或动作起量化的作用。

随着量词研究的逐步深入，日趋成熟，讨论量词的专著或文章也不断增加。总体可分为三个维度。

第一，国内主要在量词的内部分类上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有张志公（1956）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述》物量、动量两分法，黎锦熙、刘世儒（1957）《汉语语法教材》名量、动量、形量三分法，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汉语文教研组编辑的（1975）《现代汉语量词手册》的物量、动量、复合三分法。除此之外，赵元任（1979）《汉语口语语法》把量词分为九类，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把量词分为七类，其中还提及到准量词；程荣（1996）《量词及其再分类》把量词分为“单纯量词”和“复合量词”两大类，其次又分为各小类，量词的内部分类日趋明确。尽管众说纷纭，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种分类方法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第二，在量词的历时研究上，从殷商时代至今的各个时期的量词都有相关的研究。如：黄盛璋（1961）的“两汉时代的量词”，黄载君（1964）的“从甲骨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量词的起源和发展”，刘世儒（1965）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陈玉东（1998）的“隋唐五代量词的语义特征”，白冰（2001）的“宋元时期个体量词的变化和发展”，黄芳（2010）的“先秦汉语量范畴研究”，曹芳宇（2010）的“唐五代量词研究”以及魏洪（2012）的“《关汉卿戏剧集》量词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对量词特征以及变化的描写层面。

第三，在量词研究的角度上，该领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有侧重句法方面的，如：吕叔湘专门讨论了数量词与名词的位置先后问题，黎锦熙注意到量词替代中心词的特别用法，王晨（2020）采用新建构主义视角以英法希三语为例研究量词的浮游现象。也有侧重语义方面的，如：邵敬敏（1993）的“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何晓炜、蔡激浪（2015）的“量词的特征分解分析”，李计伟（2017）的《类型学视野下汉语名量词形成机制研究》，王媛、罗琼鹏（2017）的“现代汉语名量结构的两种测量义——兼论与时量结构的语义平行性关系”，蒋协众（2018）的“汉语方言量词重叠的类型学考察”。有侧重语用方面的，如：郭先珍（1987）的《汉语量词的应用》，赵喜桃（2000）的“简论量词的修辞功能”，于昌利、罗艺（2014）的“基于语料库的英汉数量语的功能语法对比研究”，张秋杭、杨唐峰（2018）的“汉语‘一+量’结构在关系从句中的指称管理功能”，贾林华（2020）的“指称与描述：量词重叠的功能差异与韵律表达”。还有侧重量词的教学及应用的，如：戴梦霞（1999）的“对外汉语名量词选用教学的一点探索”，李清（2000）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量词的教学及其文化意蕴”，董雅莉（2012）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量词习得情况考察”，齐琛（2018）的“量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偏误分析”，张广勇、王俊菊（2019）的“二语水平和量词类型对汉语量词结构习得的影响”。更有侧重文化、认知方面的，如：迟永长（1997）的“谈汉语量词的文化底蕴”，石毓智（2001）的“表物体形状的量词的认知基础”，孟瑞玲、王文斌（2017）的“论汉英名量搭配差异背后的时空特质——以‘piece’的汉译与‘群’的英译为例”，陈香兰、禹杭（2018）的“基于历时语料库的量词‘套’的演变及转喻机制研究”以及贾光茂（2020）“英汉语量词辖域歧义的认知语法研究”。具体而言，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量词研究，还为数不多，但仍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尝试，如张庆瑞（2007），宗守云（2008），毛智慧（2008），毛智慧、王文斌（2012），王文斌（2008；2009；2019），张启睿、舒华、刘友谊（2011），杨娟（2018），李蓉（2019），梁如娥（2019）以及刘正光（2020）等，由此我们也看到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量词相结合的研究，在21世纪初呈激增趋势，且有扩展和蔓延之势。

整体而言，国内50年代后期的学者关于量词的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但缺乏对汉英语中量词的系统研究，而且还缺乏从本体视角展开的解释性研究。此外，基于电子语料库开展的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如今已渐成主流，并且还呈现出语料库与临近学科广泛融合的局面（许家金，2019：1）。但基于语料库的量词研究，据我们所知，鲜有学者对此进行过讨论，因此利用语料库开展量词的认知研究，值得学者们关注。

3 国外研究现状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词法对比研究表明，英语对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有区别，对可数名词的单数形式和复数形式也有区别。可数名词可以直接用一个数词或定量限定词（如三本书：three books）来量化，而不可数名词在量化时必须用一个量词（如几片面包：a few pieces of bread）。英语中典型的量词结构是“数词+N1+of+N2”，此模式是公认的典型量词结构（Allan，1977；Lehrer，1986；Brems，2003），但结构中的第一个名词（N1）很少被认为是量词。在英语语法中，这个位置的名词往往被区别对待。诸如，Quirk（1985：249）称它们为“部分名词”，而Biber（1999：247-257）将其称为集合名词、单位名词、数量名词和种类名词，其实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这样典型的量词结构中，N1的计量功能已经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里的N1就是我们所讲的量词，而且这样的地位很少受到系统的质疑（Brems，2003：285）。

因此，虽然英语中到底有无量词似乎至今仍无定论，但我们认为，英语中显然存在量词。量词在英语的十大词类划分中尽管尚无一席之地，但不少英国本土的语言学家却从未忽视过其存在，如 Quirk（1972）和Leech（1975）曾经对量词进行过分类，Allan（1977：287），Lakoff（1987：91-92）以及Senft（2000：21）指出量词主要用于标明中心名词的特征。Langacker（1987；1991）曾经从认知角度对表量结构进行过研究。Sinclair（1990）在Collins Cobuild English Grammar中有关于量词的讨论，并借用“class quantifiers”这一术语来表达“量词”的概念。另外，Halliday（2000），McEnery & Richard（2007）以及Richard & McEnery（2010）也在其著作中提到过量词。总而言之，国外对英语量词的研究尚在少数，而且重点在于描述量词的功能或者分类，极少进入到现象解释的层面。

4 结语

学界对汉语量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对英语量词的研究相对落后。大多数英语量词研究或者英汉量词对比研究是在语言层面对比其异同，从认知角度对比汉英量词的研究为数不多，尤其借助语料库开展量词的认知对比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专门从事量词历时研究的学者人数甚少，然而历时语言研究之于量词绝非可有可无，相反，许多量词研究的问题，其答案正蕴含在历时语言学之中。语言时刻在变，语言变化是其本质属性，因此开展量词的历时研究是量词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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