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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02年，我国翻译理论界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翻译。从2002年至2006年，超过100名翻译研究者致力于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1]。2005年至2009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大增加，这个时期的研究人员系统梳理了2000年以来中国的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西方的女性主义在介绍到中国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女性译者倾向于采取相对温和的翻译态度和策略，没有像西方译者那样对原文进行大范围的调整和改写，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深受传统翻译观念的影响，在翻译中重视“忠实”原则；译作有体现女性意识但无明显的政治目的。在穆雷对女性主义译者朱虹的访谈中 ，朱虹说她会特别选择具有明显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觉得在翻译女性作者的作品时更有共鸣感，更能把握作者的感受。但朱虹表示在翻译时自己没有使用颠覆性的语言，这也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呈现的特点。

本文以挑选王家湘（女）[2]、孙梁（男）和苏美（女）［3］的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女性主义“干预”策略的角度对比分析该小说的男性与女性译者的差异，分析译者在翻译《达洛维太太》中是否反映女性主义思想，对比男性译者与女译者在翻译中针对具体问题是如何应对的。

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近年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加拿大女性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Sherry Simon）和路易丝·冯·弗洛图（Luise von Flowtow）。

谢莉·西蒙[4]在《翻译中的性别》（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中总结到，女性主义理论提高译者的地位，将性别因素考虑其中，这就为翻译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关注点，那就是身份（Identification），而过去翻译研究仅仅关注文化的转变。

渥太华大学教授路易丝·冯·弗洛图主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分析翻译和性别。她认为所有原著都有作者的痕迹，而所有翻译作品都会留下有译者的痕迹。当然这些原著也包含它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而译者所处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是会改变的，所以对原著进行重译是有必要的。

每个读者在阅读作品时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译者也同样如此，因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是再创造，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理解留在译文中，这就是译者标记。纽马克（Peter Newmark）[5]也称译者可以以事实的名义对原文进行适度调整。而女性主义译者则以“女性主义事实”的名义调整原文。女性主义译者对传统的“忠实”“准确”和“通顺”的翻译标准进行重新定义，提倡采用脚注、增补、篡改等翻译策略将女性和翻译的从属地位提高至主体地位。本文将从常用的翻译策略入手进行分析，即增补和劫持。

3 原作与译本介绍

3.1 作者及作品介绍

伍尔夫，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和作家之一，也是意识流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她的作品中表达了她对妇女与文学的看法以及她的反战思想。伍尔夫鼓励女性用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进行创作。

《达洛维太太》的故事发生一战后的英国，围绕上流社会的贵妇达洛维夫人克拉丽莎（Clarissa）的一天展开。小说围绕女主人公办晚宴的主线，在达洛维夫人的现实生活中，穿插的回忆和往事，在现实与意识之间，以及不同人物之间切换。

3.2 译者和译作介绍

本文采用孙梁和苏美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和王家湘译本（译林出版社，2001）。由于本文所选译本的特殊性，孙梁和苏美的译本是由两人共同翻译，而本文的目的是对比男性与女性译者的差异，所以在挑选例子时，作者只在孙梁所译前半部进行挑选，例子数量有限。

4 译本策略分析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对比《达洛维太太》的译本提供了理论支撑。西方女性主义译者主要采用“增补”“派生文本”和“劫持”使女性的角色凸显出来，对原文歪曲女性形象的语言进行调整。本文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中国女性翻译的特点入手，并结合本文两个版本的译文特点，进行对比分析。

4.1 增补

增补（Supplementing）本指在原文涉及文化差异的地方采用增补的策略，补充介绍文化背景，以便读者理解。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许多译者都会采用这个策略，对译文进行补充或者解释。女性主义译者则利用增补在文中体现出对女性的关注，增加或者强调女性的角色。

（1）And Clarissa，too，gave a party. She stiffened a little；so she would stand at the top of her stairs.

王（王家湘）：而克拉丽莎也要举行晚会。她微微挺了挺身子，她将这样站在自己的楼梯头上。

孙（孙梁）：而当晚克拉丽莎也要举行宴会。想到这儿，她微微挺直身子，她将以这种姿态站在楼梯口迎接宾客。

根据下文可知克拉丽莎的宴会时在晚上，译者都不约而同地将“party”补充了晚上的意思，王将其译为“晚会”，而孙则强调了是“当晚”的宴会。第二句 “She stiffened a little；”王和孙采用了增补的策略，分别添加了“微微”和“想到这儿”，起了衔接上下文，增强文章连贯性的作用。最后一句，“so she would stand at the top of her stair”，孙补译出了“迎接宾客”。两位译者使用的策略主要是为了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

（2）Grown big；quite grown-up，not exactly pretty；handsome rather；and she can’t be more than eighteen.

王：个子长得很大，差不多成人了，不能算漂亮；只能说是端庄；她最多也就十八岁。

孙：她的模样很别致，长的身材颀长，差不多已经完全发育，称不上美貌，只能说漂亮，至多才十八岁吧。

根据柯林斯词典，“handsome”不是指漂亮和精致，而是指形体好，大方得体。王所译的“端庄”比较接近其本义；孙和苏将“handsome”处理为漂亮，另外采用增补的手法，概括描述为 “她的模样很别致”。孙采用增补的方法起了归纳的作用。通读上下文可以看到，增补策略让语言更加流畅，衔接更紧凑。

4.2 劫持

劫持（Hijacking or Appropriation）弗洛图在书中写道劫持就是指以女性主义真相为理由在翻译实践中对一些有攻击女性的原文进行修改（作者译，Flotow，1997：61）[6]。这个策略很具有争议性，它意味如果译者认为原文内容不符合女性主义思想，就可以修改原文。

（3）Was he not being looked at and pointed at；was he not weighted there，rooted to the pavement，for a purpose? But for what purpose?

王：难道人们不是在看着他、对他指指点点吗？难道他不是为了一个目的才像在人行道上生了根般站在那里的吗？但是为的是什么目的呢？

孙：难道人们不是在瞅他，对他指指点点吗？难道他不是别有用心地占住了人行道，仿佛在地上生了根吗？可是，他的用心何在呢？

“for a purpose”，王处理为“孙不仅仅表达了‘为了某个目的’之意，而且添加了自己的想法说他‘别有用心’，很形象了描绘了战后创伤的赛普蒂默斯的心理活动。采用了四字成语，也更为地道。从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来看，孙的译法只属于轻微的“劫持”，是符合原文的思想的。

（4）She would marry a Prime Minister and stand at the top of a staircase；the perfect hostess he called her（she had cried over it in her bedroom），she had the makings of the perfect hostess，he said.

王：她会嫁给一个首相，站在楼梯顶上；他称她完美的女主人（为此她曾在卧室里哭了一场），他说她具有成为完美女主人的一切内在素质。

孙：他说她会嫁给一个首相，站在楼梯顶上迎接宾客。他称她为地地道道的主妇（她曾为此在卧室里哭泣），还说她天生具有这种平庸的气质嘛。

针对文中“perfect hostess”，王翻译为“完美的女主人”。孙对“perfect hostess”一词进行了调整，译为“地地道道的主妇”，既传达了“perfect hostess”之意，也便于读者接受。最后一句“she had the makings of the perfect hostess”，孙采用诠释的方式，将其译为“平庸的气质”。这里是彼得对克拉丽莎的评价，作为她的恋人，彼得对克拉丽莎总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语言比较直接，不够委婉。孙的译法很好的传达了其意思。

4.3 女性经历与身体描写的改写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女性经历和身体描写。女性主义者强调反映女性经历的作品。而女性经历中，女性的身体在表达女性真实情绪扮演重要角色，父权制语言中女性的身体对忽视、模糊或者隐性化。但是“对于女性主义者而言，女性身体也是女性创意的来源之一，而却长期被迫沉默，女性主义者应该对此进行重写”（Flotow，2011）[7]。

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描述的女性经历，抛弃男性对女性描写的刻板印象。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必须通过写作来重新定义，重新书写她们自己的身体。翻译女性作品有利于实现女性自我的回归。而女性作者和女性译者都同为女性，所以她们能够更容易并很彻底地理解对方。

（5）…，whose utterances（half a dozen perhaps in the course of a lifetime）signified recognition of some feminine comradeship which went beneath masculine lunch parties....

王：她说的话（在一生中也许有六次）意味着她承认某种女性间的亲密情谊，它深于款待男人的午宴，…… 。

孙：…… ，兴许一生中只有这么五六次问好，但这些话反映出，她承认自己同其他女性有姐妹般的情谊，尽管她以宴席款待男子们，骨子里却对女性怀着更深的情谊，…… 。

“feminine comradeship”本意是指女性之间的同志关系，在这里是指虽然布鲁顿夫人和克拉丽莎从未深交，但作为女性的这个共同点就是她们的纽带。王译为“女性间的亲密情谊”。孙将原文解释性的译为“姐妹般的情谊”。文中作者将布鲁顿夫人一位有着女性主义思想的人和克拉丽莎联系起来，所以将二人看作独立的“女性”更符合作者的意图。

（6）Uncle William used to say a lady is known by her shoes and her gloves. He had turned on his bed one morn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war. He had said，‘I have had enough’.

王：她的老叔叔威廉以前常说，可以从鞋子和手套看出一个淑女来。在战争中间一天早上他死在了床上。他曾说，“我活够了。”

孙：她叔叔威廉以前常说，要知道一个女人的人品，只需看她穿什么鞋、戴什么手套。大战中期的一个早上，他在床上寿终正寝。他曾说：“我活够了。”

作者借用克拉丽莎的叔叔之口传达出了英国人眼中一个传统而优雅女性的形象。这里“lady”是指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女性，所以译为“淑女”更适合语境。孙的译文为“人品”。“人品”是指人的品质，人的品格，与“lady”相近，但没有传达出她是上层阶级的女性这个意思。下一句“He had turned on his bed…”。根据下文她的叔叔对生活感到厌烦，所以推测他可能是自杀的。所以从上下文来看王的译法更加符合。

5 结论

通过对《达洛维太太》两个译本的对比分析，作者得出以下结论：

从增补和劫持的角度对比孙梁（男）和苏美（女）与王家湘（女）的译作，作者认为女性译者在翻译时更加拘束，而孙梁对许多地方的处理都颇为灵活。王家湘则倾向于采用比较平实的语言，注重忠实的原则。从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增补和劫持的角度来看，孙梁的版本中使用更多。而从女性经历和身体描写的译本分析发现女性译者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思，与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产生共鸣，从而能更贴切的表达她们想法。

本文译者在翻译中仍然把忠实放在首位，译者所采用的策略主要是达到传统翻译标准，尊重原文。本文译者的译文没有反映出女性主义思想的政治目的。本文篇幅有限，没能将所有问题一一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待新的译本出版之时，进一步对该小说进行对比分析，将会获得更加全面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1] 刘满芸．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15年（2002—2016）——基于CNKI 559篇期刊论文的文献统计分析［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40（4）：26-33．

[2] 弗吉尼亚·吴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M］．王家湘，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 孙梁，苏美，瞿世镜．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4] Simon S．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5] Newmark P A．Textbook of Translation［M］．New York Prentice Hall，1988．

[6] Flotow L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and era of feminism［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7] Flotow L Von．Gender and sexuality［J］．Baker，Mona & Gabriela Saldanha（eds．），2011：12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