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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世界汉语教学发展史上，日本的汉语教学可以说是开展较早、并且关于汉语教学模式和思想的研究与发展也较为完善，一直在国外汉语教学领域享有盛名。在中日漫长的历史交往过程中，日本涌现出了一大批富有成就的汉学家及汉语教学工作者，在汉语教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明治时期是日本近代起航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汉语教学思想的重要转折期，对后来的日本及世界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2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汉语教学思想形成背景

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发展，西方列强为了加快海外扩张、进一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将爪牙伸向亚洲，日本也开始遭受到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攻击，自此打开了日本闭关锁国两百多年的大门，日本民族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1868年推行的明治维新是明治天皇与政府中的有志之士为了摆脱民族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威胁以及改变日本国内混乱不堪的局面，开始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新成立的明治政府，打破地方封建，成就中央集权，全力学习西方科学、政治、军事、教育、文化。”[1]这场改革运动充斥着全面西化和现代化的特征，促使日本快速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明治政府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以资产基础为主要因素的改革，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及文化渗透，明治政府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这有效地缓解了国内外的诸多矛盾，使得日本迅速崛起。其实这些政策的实质就是日本政府为了反抗西方列强的霸道主义入侵和有效的转嫁自己的国内危机，三大政策的实施一贯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准则。明治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吉田松荫即主张，“当前应同欧美各国增进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要分割易于夺取的朝鲜、满洲、中国，使之服从”。[2]这一主张延续了日本自古以来傍强、争强的传统。由于中日两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拥有“丰富资源”的中国俨然成为日本政府想要快速入侵的对象。日本政府为了能够顺利地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文化入侵，迫切需要大量懂汉语的人才，因此汉语教育被列为外语教育提上了日程，并且传统的全面汲取儒学文化的汉语教学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

1871年，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开始扶持国内的汉语教学，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学校的官方汉语教育还是民间的汉语教育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日本政府又快速地建立一批汉语学校，招募了大批的中文教师，并迅速地将汉语教学由南京话改为北京普通话。李无未教授在其所著的《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一书中指出“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课本数量庞大……可以认定，它是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的‘范型’和‘缩影’。”［3］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日本学术界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化以及语言教学模式和风格，但是广大的汉学家和汉语教学工作者并未完全脱离自己的本职工作领域，而是审时度势地将汉语教学的思想、内容、模式、方法等向西方语言教学看齐。这一时期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编撰的汉语教材正是为了更加紧密的贴合中日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往现实，同时这些北京官话“会话”教材风格双重吸收了中西方语言文化教学思想的模式，因此，此时期的汉语教学思想并没有“停滞不前”。“在语文教学方面，和训突出了日语的交际方向和汉语教学中注重实用主义的语用学，唐通事汉语教学为翻译工作而服务，而在此之后，威妥玛所代表的西方语言教学思维开始发挥作用。”[4]此时期的汉语教学不需要考虑某种语言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成为了夹带政治目的的一种语言训练。安藤彦太郎认为：“这种‘实用’是适应战前日本侵入中国大陆的两个方面，有商务和军事两方面”。[5]正是受到这一时期务实教育思想的影响，日本的汉语教学思想出现了“速成”意识，越来越多的汉语教学工作者针对不同行业需求，研究风格迥异的中文教科书。日本汉学家竹内好根据此时日本社会中的汉语教学趋势和现状，更是直接提出此时期的汉语教学风格有“商人中国语”和“大兵中国语”组成。依据日本对中国的现实态度以及切实施行的汉语教学思想和政策，有效发挥中国语在商业或军事政策中的实用性作用是必然要求，当然，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实用的中国语由于缺少中国语言历史背后的文化特质，自然而然表现出了不可避免的、直白的粗俗性。

明治维新时期汉语教学思想的快速改变与进一步发展，实质就是为了迎合日本的国情需要。因此，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汉语教学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在国家政治利益的诱导下而进行的非纯粹性的语言文化教导活动，是带有强烈政治目的性的一种语言工具化教学行为。

3 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学思想的转向与特点

3.1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汉语教学思想的转向

日本明治时期的汉语教学作为近代世界汉语教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这正是由于此时期的汉语教学思想产生了“巨变”。明治维新改革初期的时候，“外务省设立‘汉语学所’，仍然延续以南方官话为主的长崎唐通事汉语教学方式，延续‘封建家学’式的汉语教学方法。”[6]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制性”渗透，日本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不得不去学习西方的语言教育思想及模式，又赖于“三大政策”的不断深化，日本的许多有志之士开始主动地将眼光瞄准了西方，他们开始用近代以来世界兴起的西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评判中国。维新派开始思考如何把“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政策搬到日本的发展过程中来，他们看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这一阶段的汉语教学思想与日本社会的向前发展格格不入，同时也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科技与文化是促进国家和民族强盛发展的必需力量。因此，以仿学西译文化为主的日本近代文化运动拉开帷幕。“明治维新”使日本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日本的汉语教学思想开始走向了一个和政治联系密切的道路。

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以来，日本对西方开始进行全面的研究，日本的汉语教学思想和方式开始快速吸收、借鉴西方语言教学特色。在这一时期，和训凸显了日本的汉语交际性和汉语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特征，唐通事的汉语教学方式也依据当时日本社会与中国“实际来往”的需要，加快向西方语言教学模式转变。转型期的日本为了使得自身有更多精力学习和仿制西方的科技文化，其学校教育也就无可避免地开始出现对汉语教学思想进行实用性，工具化的改造现象，而不再去深究汉语厚重的文化意蕴。正是由此，日本汉语教学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了快速“西化”的进程。

3.2 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学思想的特点

3.2.1 以实用主义原则为指导，批判地吸收“汉学”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汉语教学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日本政府开始将侵略目光投向中国，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贸易等之间的关系，其国内的汉语教学不可避免地向实用主义倾斜。从内容上看，由学习中国的古典文言到以白话文教学为核心；从口语上看，从之前以南京话学习为主到以北京话为口语教学标准；从教学模式上看，由唐通事的“家教”模式向西方学校式转变；从价值取向看，汉语教学从追求文化意义向实用主义倾斜。很明显此时期汉语教学思想是要为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而服务，汉语变成了一个纯实用工具。越来越多高素质人才从亚洲形势和明治政府的外交政策上看到了汉语（尤其是汉语口语）的重要性，从而走上了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学的道路。 “明治维新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汉语学校、专职的汉语教师和公开出版的汉语教科书，汉语教育成为一种社会事业。”[7]这些变化标志着明治时期“汉语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西洋学术思想的入侵对日本的文化和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为了使“汉语教学”适应时代需要，与西方语言教学思想相竞争，实现汉语工作者的价值，日本的汉学家和汉语教学工作者对汉学文化进行了“扬弃”。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抛弃了儒学传统的理想主义，转而在汉学文化中寻求符合日本社会革新的实用主义思想。日本汉语教学工作者随势以实用主义原则为指导批判地吸收传统汉语教学思想中的“有效成分”，以便更顺利地开展汉语教学。此时，在中西方语言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西方语言教学思想和模式显然占据优势，即使是“营养充足”的汉语成分也需要被拿来进行转变，进行再创制，并以此再作为汉语教学的依据。因为汉学家们知道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传统汉语教学思想与日本所“追崇”的西方文明以及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状况是格格不入的，“不彻底铲除‘汉学’中的有碍近代日本文明发展的思想，那么，人们的思想自然得不到解放，从而日本社会也不可能向前发展。”[8]显然，福泽谕吉对汉语教学在日本发展的认知上出现了功利目的，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来看，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反映了日本政府对汉语传统教育思想的漠视。从现实状况来看，这一时期，日本在吸收“汉学”的过程中是吸收其“精华”，即具体的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抛弃“糟粕”如和日本政府想快速入侵中国的目的并不十分相关的汉语的有关“文化内涵”“文化传统”等。

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日本在两种强势的文化之间选择了实用主义道路，不再原汁原味地学习汉语，开始了自编汉语教材，正式开始引入了西方汉语教材及其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同时汉语教学的思想和教学方法也逐渐由研究型向实用型偏移。

3.2.2 注重理性探索

在明治维新以前，无论是服务于汉学教育的汉语教学还是唐通事的汉语教学，他们的教学方式一直是中国古代私塾教育的一种翻版，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就是先读、再解、而后背的固有模式。它的具体表现为：在解读儒学经典前，教师会教授学生阅读经典的方式，这种汉语教学思想可以使汉语学习者在系统掌握汉语语言要素之前对汉语的有关文化因素有适当的了解，从而推动汉语具体语言知识的学习。唐通事强调对汉语的学习必须从刚刚学会说话的婴儿时期开始，并且随着孩童年龄的变化分别制定精细化、具体化的汉语教学方式，以此让学习者更好的感受汉语教育。“唐通事汉语教学时代还没有西方的现代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对语言对汉语的认识完全没有‘复数式、进行体、过去时、词头、词尾’的理念，他们只是凭借‘本能’的语感，把汉语语法结构融入有典型意义的语言片段中”[9]显然唐通事的“家学式”的汉语教学思想注重经验式的开导，没有将语言系统进行体系划分，比如成立专门的语音学、语法学等体系。囿于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唐通事的汉语教育思想虽然可以更好地为中日贸易往来进行有效的沟通，但是未能进一步促进日本汉语教学更加专业化发展。

1876年9月（明治九年），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被引入日本，“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标志着西方语言学和语言教学思想影响汉语教学以及汉语研究的开始。此后，日本的语言学研究和汉语教学可以说全盘笼罩在西方语言学理论之下，与传统割裂开来”。[6]可以说《语言自迩集》中西方新颖的语言教学理念对日本的汉语教学思想和汉语言教科书的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的日本汉语教学工作者善于捕捉新生事物，并积极反映在教科书中。更为重要的是受《语言自迩集》带来的西方先进的语言学观念的影响，日本人在汉语的学习上由之前的自发逐渐走向了理性与自觉，日本的汉学家及汉语教师开始重新审视学习汉语的角度和方式。

《语言自迩集》一书中将北京话口语中的轻微语音流变现象，如轻声，儿化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对这些语调变化进行归纳和阐释，它依据语法功能效用对汉语进行了调类划分，其对汉语语言中的“的”字结构、被动句式等的讨论以及对西方语言中的标记字母方法的介绍都为日本的汉语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提供新的思考，其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教学模式以及建立的以北京普通话为研究对象的会话系统对沿袭“唐话”教学的日本传统汉语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促使日本这一时期的汉语教学思想不断在理性中发展。

《语言自迩集》给日本近代汉语教学带来的重大影响，不仅仅是语言意识方面的觉醒，也进一步增强了汉语教学的思想性，激发了日本汉语教学工作者对汉语的教学思考，促进了日本汉语教学不断地趋于理性并不断在创新中进行发展。《语言自迩集》带来的新的语言教学理念和模式使日本的汉语教学开启了由传统向西方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它促进了日本汉语教学思想开始逐渐向西方专业化语言教学思想的转变。

4 结语

明治维新一方面开启了日本汉语教学模式向更加规范化、合理化的现代语言教学模式转变；另一方面汉语教学思想产生的政治化倾向也限制了对语言文化本身的思考。对于汉语教学工作者来说，不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必然会导致其语言教学思想的不深刻性和不完善性。因此，此时期日本的汉语教学缺乏文化内涵，文学趣味性下降。明治维新时期汉语教学者们随着时代变化对汉语教学思想和模式的思考促进了汉语本体的研究，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汉语教学思想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文化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学思想研究会使得我们对日本汉语教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更新我们的汉语学术研究以及推动中国汉语教学走向世界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宪章．明治维新［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3．

[2] 王少普．明治维新何以仿德国不学英国［N］．解放日报，2012-3-26．

[3] 李无未．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81．

[4] 方经民．近十年来的日本的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EB/OL］．（2008-10-10）．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0041820100b619.html.

[5] 王幼敏．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4）：22-26．

[6] 刘海燕．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116．

[7] 王顺洪．日本明治时期的汉语教师［J］．汉语学习，2003（1）：75-80．

[8] 福泽谕吉．劝学篇［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

[9] 刘海燕．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管窥［J］．海外华文教育，2014（4）：405-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