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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有了显著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受到了高度的关注。我国领导人的内政外交谈话、指导国家发展的新理念和新目标、社会改革新举措等外宣文本，对于国外政府、新闻媒体和智库来说，是研究和认识我国的重要资料与窗口［9］，通过研究和了解这些内容，可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陈旧观念，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便是权威外宣文本之一。《政府工作报告》是一种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公文形式。报告包括三个主要部分：首先，对过去一年的政府工作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其次，总结当前政府各项工作成果，汇报这一年政府的工作总体部署；最后，重点关注政府自身建设以及本年的主要任务［4］。通过外宣文本，国际社会可以更加“了解中国”“读懂中国”［15］。因此，《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对我国的对外宣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本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我国大国形象的“自塑”［8］。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因此译者要翻译出符合国外受众需求和思维习惯的译本，为原文和译文读者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本文回顾了《政府工作报告》英译的研究现状，以2020—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作为语料，自建小型汉英平行语料库，对语料库中的高频动词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进行研究，对其英译策略进行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以期总结外宣翻译时的固定用词及了解其背后的文化特点。

2 语料库与外宣文本翻译

长期以来，中英翻译领域的研究主要应用规定性研究方法［7］。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内省式与诱导式两种。然而，这两种方法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样本数量有限且选样不具有强代表性，因此无法总结整体语言使用者的普遍特征。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意识到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研究翻译文本，因此翻译研究方法开始更多地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描述性翻译研究关注语言之间的互相作用，同时关注影响翻译活动及翻译结果的各种因素，致力于对真实存在的翻译现象进行客观统计，提出并验证可以解释和预测这些事实或现象的普遍原则［6］。语料库以真实的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现代信息检索技术，对大量的语言翻译事实进行统计，可以高效总结并描述语言运用的规律。语料库研究方法结合了语言学、计算机科学、认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将其与翻译相结合，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思路。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可信度较高，Baker（1995）首次提出在翻译领域应用语料库研究方法的建议，提倡对翻译文本的实质进行实证研究［1］。随后，有众多关于翻译普遍性的研究，如Laviosa（2002）和Olohan（2003）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进行了研究［2，3］。近年来，国内运用语料库对外宣文本的相关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崔亚妮（2010）建立了2004—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双语平行语料库，统计其中的高频词汇“加强”并研究该词的英译，探讨在翻译时，使用“直译”和“意译”的不同情况［5］。钱多秀（2012）借助语料库方法，从国防白皮书的词汇和句子层面分别进行翻译评析，分析英文译本的语言特征，讨论政治文本翻译的特征及规律［12］。廖良敏（2013）基于语料库研究了《政府工作报告》中高频词的英译策略，探讨影响翻译的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从实践的角度论证了《政府工作报告》中高频词英译的固定性［11］。孙冰（2016）自建微型政府工作报告语料库，提取常见的中国特色政治词汇，总结该类词的翻译方法，对地方政府公文的翻译有一定参考价值［14］。喻岩和鲁修红（2022）依托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基于语料库研究方法，通过统计分析高频实词及关键词，进一步分析我国2016—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本的语言特征，探究其译文文本表征所反映的意识形态［16］。梁艺和佟玉平（2022）使用自建白皮书语料库，研究其中频率较高的特色四字格词汇，结合功能翻译理论，探讨这些四字格词汇英译的策略，以及这些词汇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10］。钟子龙（2023）以2011—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语料，统计“发展”一词的出现频率，绘制该词的搭配图谱，从其搭配的修饰词存在差异直观地总结出，中国的发展目标、发展格局、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在不断变化［17］。也有学者从理论的角度总结语料库对政治性外宣文本翻译的指导意义和局限性，饶耀平（2019）认为语料库翻译学开辟了译学研究的新路径，为评价译者、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其准确性还有待提高［13］。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研究多为单语文本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各项职能特征或其转变规律。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双语研究，多为分析总结专有名词的翻译策略，但对译文文本所展现的文化内涵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因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

（1）语料中的高频动词有哪些？是否有固定的翻译？

（2）语料中高频的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有哪些？译者在翻译时采取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

（3）这些现象蕴含着哪些文化内涵？

3.2 语料库与研究工具

平行语料库的概念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平行语料库是两种语言文本的集合，且这两种语言具有可比关系，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平行语料库应该是原语和译语文本的集合［14］。本文所指的平行语料库是由《政府工作报告》的中文版及英语译本组成的。但在研究时，笔者同样使用了汉语的单语语料库用于研究中文特点，以便总结其背后反映的中国文化特点。

笔者收集了2020—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中英文版本作为原始语料，原文与译文文本均为发布在中国政府网上的官方正式文本。首先，将语料保存为.docx格式，组成一个微型语料库，然后用Unicode的形式将中英语料分别另存为TXT类型文本。另外笔者还将汉语的TXT类型文本输入中国传媒大学在线分词标注系统（CUCBst）进行分词并保存，继而将处理好的文本输入AntConc3.5.8，对文本进行word list检索，复制筛查得出的结果。另外，笔者将建立好的中英文版本的平行语料输入Tmxmall进行对齐，导出后使用北京外国语大学ParaConc 1.2.1对语料进行分析。中文语料库全文形符（token）数量为46460个，类符数量为3320个。

4 结果与分析

通过搜索发现，语料库中词频最高的依次为动词、名词及标点符号。动词频率有8261次，名词有6538次，标点符号有4180次。其次是形容词和副词，但是它们的频次远不如动词和名词高，因此，通过研究政府工作报告中高频动词和名词的翻译，不仅对翻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还可以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含义。

4.1 高频动词及翻译

笔者通过word list搜索发现出现频率较高的前10个动词，如表1所示。从动词出现频率可以看出，政府工作报告中常用的动词是“发展”“建设”和“推进”。使用这些词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首先，这些词和我国的国情十分符合。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对过去的总结还是对未来的展望，国家在追求发展中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从而实现中国梦。其次，这些动词都蕴含着积极的含义，在政府外宣文本中，应该积极展现国家形象，从下表可以看出高频词汇均属于这一类积极词汇。

表1 高频动词

Table 1 High-frequency verbs

对于这些高频动词的翻译，以“发展”为例，笔者在双语语料库中搜索其对应的翻译。研究发现，按照出现频率排序，“发展”可以翻译为development、develop、growth、grow、promote，除此之外很多时候“发展”并没有被翻译，译者运用了省译的翻译策略。再以“建设”为例，它可以翻译为construct、build、establish、develop、construction、conservation，同时，它也存在省译的情况。

可以看出，高频动词的翻译具有两个特点：（1）一词多译；（2）经常省略不译。对于第一个特点，从文化角度来看，高频动词的一词多译与两种文化的语境有关。我国属于高语境文化，同属一个文化圈的人可以通过默认的文化模式获取言外之意。但是如果不同动词的使用背景不同，意义就可能千差万别。英美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说话人需要尽量详细地将语句的内容传达给对方，否则会产生歧义。对于第二个特点，笔者认为是因为政府工作报告属于正式文本，其用语常常包含多个正式却有相同含义的动词，而在翻译为英语时，就属于重复意义，反而会造成歧义，因此省译的翻译方法更好。如下例：

我国经济尚处在突发疫情等严重冲击后的恢复发展过程中。

While the economy continued to recover from major shocks including Covid-19.

在这句话中，恢复和发展语义重复，翻译为英文时如果recover和develop同时出现，会造成目标域读者的困惑。

4.2 高频政治词汇及翻译

政治词汇是指政治领域所使用的表达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它涵盖了国家、政府、政权、政治制度、政策、文化、国际关系等不同的概念，这种符号既包括词，也包括词组。有些政治词汇所表达的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政治和文化特色，是中国创造的，是中国独有的政治词汇，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

通过搜索将含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分类，并总结词频如表2所示。

表2 政治词汇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political terms

通过表2可以得到，专有词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出现的频率也相对较高；其次是国家政策类词语，其所占的比例较大，而其中的词汇有明显的特点，即和数字相关且大多数为政策的缩写，对于这类词的翻译在之后进行讨论。同时，社会民生和社会发展在其中所占比例和出现频率也不可忽视，这些词语包含国家、民族、文化的精神，所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国家治理能力等。

中文喜欢用数字对事物进行高度凝练的概括，尤其是在政治文献中，形成了表达精练但内涵丰富的政治文化负载词。如“十四五”“十三五”“八项规定”，这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如果直译为英文，西方受众是无法理解的。在平行语料库进行搜索发现，在翻译这些词语时，有些是直译，有些是增译。直译的专有词语由于在长期的使用中逐渐发展成固定用语和习惯用语，成为所有人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概念。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如直接与外国人讲“饺子”的拼音，他们也可以理解。这一现象说明我国的部分政策已经被大众所接受认可，成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不需要进行解释。但是对于某些新的政治词语，它们还未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词语，这时采用“增译”的方法，就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达到翻译传递信息的目的。如“八项规定”翻译为“eight point decision”，将其转换成了专有名词，不需要详细解释。而“三去一降一补”就翻译为“cutting overcapacity，reducing excess inventory，deleveraging，lowering costs，and strengthening areas of weakness”。再比如，“放管服”翻译为“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delegate powers，improve regulation，and strengthen services”。

5 结语

在外宣翻译中，相较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翻译传播，目标语读者因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会对中国政治性文本有“曲解”，不利于我国形象的建立。因此，中国更加需要通过优秀的英译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世界舞台上建立我国的良好形象。本文通过自建语料库，对《政府工作报告》中高频的政治动词和名词的翻译进行分析，并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原因。研究发现，在翻译政治文本时，“直译”的翻译方法并不少见，表明国外读者对我国的文化认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同时，一些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词需要进一步翻译，以完成信息传递。总之，政治性文本的外宣翻译需真实、准确地完成信息传达，同时在外译过程中要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知识，灵活使用翻译方法。

在分析语料时，笔者也发现了使用语料库研究的一些局限性。（1）语料库建设过程中，语料的词性标注、赋码和汉语分词不够精细化，这不仅受限于语料库工具的功能，也和汉语本身的特点有关，因此数据准确率有待提高。如笔者发现动词的标记不准确，如“新发展理念”这类专有名词，在标注时“发展”也可能被标注为动词，需要人工进行审核修改标注；（2）自建语料库耗时费力，从收集语料到语料降噪以及对齐文本，都需要大量的精力；（3）自建语料库库容偏小，虽然比单独案例分析有说服力，但语料代表性仍有不足；（4）语料库在译学研究中展现出强大的客观性分析功能，可以根据大数据总结出语言规律和普遍现象，但也容易陷入“唯数据论”的纯理论派，不能考虑到特殊情况及实际翻译中的变化，使得结论的可信度局限性较大。日后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可以在自建语料库上做出更大的提升，从而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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