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1 引言

中国翻译协会权威发布的《2022年中国翻译及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指出，“当代语言服务需求方对翻译技术评价的三大要素为：提高翻译质量、降低翻译成本和提高翻译效率”。远程口译（Remote interpreting）“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与特点（涂文婷、刘进，2012；詹成、索若楠，2012；陈慧华，2014；方琪，2014）使其近些年的服务需求量突增，根据CSA的报告数据（CSA Report，2020），在现场口译和会议口译的营业额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各下降了15%和10%的情况下，远程口译的营业额却由23%增长到41%。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远程口译也将更容易满足译员的需求（Private Market Sector Standing Committee，2019；姚嘉宁、高渝，2021：16-18），因此，远程口译在后疫情时代的崛起极有可能持续地改变口译市场习惯，其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趋势、热点的分析对比能帮助学界和业界掌握整体动态，并为远程口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参考。

远程口译是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支持的非现场口译活动，从可视性角度可以分为电话远程口译和视频远程口译（Braun，2018；AIIC，2019；蒋莉华 等，2020；Krasnopeyeva，2021），其发展可追溯到1957年，其中电话口译从1973年首次进入澳大利亚市场（Kelly，2008）。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Symphonie Satellite进行了首次远程口译试验，从技术上证明了远程技术的可行性（姚斌，2011：32-37）。远程口译国外相关研究较国内起步较早，由于该模式的技术可行性问题，其最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电话口译分支，1999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和日内瓦大学口笔译学院（ETI）通过对会议远程视频同传进行了测试。随后，从21世纪初开始，视频远程口译分支逐渐进入研究范围，但是目前仍缺少远程口译的整体性综述研究。远程口译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领域是21世纪初，近几年相继出现了一些综述性文章，但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仍存在很大的可研究空间。文献梳理发现，2019年是远程口译的爆发年，2019年至今，国内外相关文献量几乎等于之前所有文献量的半数之多，已有的可视化综述性研究（姚嘉宁、高渝，2021：16-18）为2019年之前的数据，并无法显示远程口译进入研究暴增阶段的最新热点和趋势，且由于2019年之前的文献量过少，之前的研究未能形成国内文献的可视化图谱，所以不能对国内外研究进行直观对比，因此我们认为该研究有很强的可补充性。其他的综述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文献梳理和回顾为主，很难直观地看到该领域国内外的合作关系、热点主题、发展历程以及研究前沿和趋势。鉴于此，本文使用Cite 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5.8.R3版本，对知网（CNKI）数据库及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远程口译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与对比，以科学知识图谱的方式直观展现当前的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以期为后续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依据和启示。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来自中国学术刊物的全文数据库（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发文检索年限为2023-08-13。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以“remote interpreting”“distance interpreting”“telephone interpreting”“video interpreting”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搜索，经过逐篇阅读，剔除非相关性文献后共得到论文128篇。此外，在CNKI数据库中以“远程口译”“视频口译”“电话口译”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搜索，剔除主题间重复性文章，发现大部分为硕博论文，为尽量保证数据的权威性，最终只选取学术期刊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数据。

2.2 研究方法

Cite Space是用于探测学科文献发展趋势及模式的可视化分析工具，能客观呈现研究内容、识别研究热点、梳理研究脉络（项骁野 等，2022：670-681），该软件是当前研究人员广泛使用的一种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工具（温菲，2021：110-119），能够根据研究者输入的纯文本格式的文献资料和参数设置来自动生成某一指定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在文献可视化分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李杰 等，2017：90-92）。本文使用该软件5.8.R3版本，对中国学术刊物的全文数据库（CNKI）和Web of Science中收集的纯文本数据分别进行可视化分析，深入挖掘国内外远程口译的研究情况和发展趋势，选取1年1次的时间切片，节点类型分别选取作者、国家、机构和关键词。

3 数据分析

3.1 作者合作图谱分析

作者共现分析能够识别出某领域的核心作者以及作者间合作强度（吴悦、李朝旭，2020：302-308）。图中结点的大小代表作者发表的文章数量，线条粗细代表作者间的合作疏密程度，发表时间用颜色的深浅表示，颜色越深，表示发表的时间越早。

从下图可以看到，国内外作者合作图谱中出现的节点数分别为50个和219个，作者间合作线路分别为21条和373条，国内外作者共现的网络密度分别为0.0171和0.0156。

所有节点中的较大节点代表发文量较多的作者，国内外发文量前五的作者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国内发文量最多的五位作者是肖晓燕、方琪、朱珊、谢洪和姚斌，发文量均为2。其中，肖晓燕的研究较早，与郁锐玲和张梅分别构成两条合作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电话口译，主要以美国电话口译为研究背景，对该服务的流程、职业准则、质量要求等进行了梳理总结。姚斌主要进行独立研究，提出远程口译员需要具备较强的素质来提高适应力。方琪和朱珊是新生作者，与万明子和司显柱构成了目前最大的合作群，说明新生力量活力旺盛。该团队的研究特点鲜明，研究角度更加信息化，提出远程口译是一个具有经济属性的信息商品，且认为在元宇宙技术支持下，远程口译将形成新的虚实共存的口译服务生态。

表1 国内—外发文量前五作者表

Table 1 Top 5 Chinese-Foreign authors

国外发文量最多的五位作者是Sabine Braun（5篇）、Jihong Wang（4篇）、Raquel Lazaro Gutierrez（4篇）、Sandra Hale（3篇）和Oscar Jimenez Serrano
（2篇）。根据普莱斯定律，论文发表数量超过3篇的作者被称为“高产作者”，可见，国内仍未形成高产作者，而国外有4位高产作者。Sabine Braun主要研究法律语境下的远程口译，他提出远程口译在法律领域的使用中加词和扩词的频率明显高于现场口译（Braun，2017：165-177）。Jihong Wang和Raquel Lazaro Gutierrez的主要研究领域都是电话口译，前者涉及策略、人称使用、与现场口译的对比等，后者主要研究道路救援中的电话口译。发文量排名前三的作者都是独立研究作者。Sandra Hale有非常丰富的合作团队，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律语境下的远程口译以及与现场口译的对比，他提出虽然技术方面的挑战使得远程口译更加困难，但是语言组之间在任何指标上并不存在差异（Hale et al.，2022：221-253），所以在未来的远程口译研究中应该更多关注技术和胜任力方面的研究。以K Casey Lion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在图2中形成一个黄色的球团，该作者拥有庞大的合作团队，主要研究医疗领域的远程口译。

从数据对比来看，国外研究者多于国内，且合作网络非常丰富，而国内远程口译作者间的学术合作较少，仍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两个图谱的颜色深浅相似，说明国内外的研究年限大致相同，主要研究都是从21世纪初开始涌现，由此可见远程口译在国外的研究热情和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国内。国内外的新生力量都呈现出较大活力，国外研究多以实践性研究为主，这和电话口译在国外的高使用度有关。

3.2 国家和机构合作图谱分析

3.2.1 机构合作网络

各组织的研究内容与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学术文献来呈现（徐玲玲 等，2021）。因此，本文利用Cite Space中的Institution模块，对国内外公开发表机构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国内机构共37个，合作网络8条，国外机构共129个，合作网110条，国内外机构网络密度分别为0.012和0.0133。中心性衡量节点重要性高低，反映节点的重要程度，国内外机构合作图谱中心性均为0，国内外发文较高的机构见表2和表3。

表2 远程口译研究国内机构表

Table 2 Chinese institutions for remote interpreting research

表3 远程口译研究国外机构表

Table 3 Foreign institutions for remote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整合发文量后发现，国内发文较多的机构有6所，分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4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3篇）、上海理工大学（2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篇）、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2篇）和厦门大学（2篇）。其中只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呈现合作研究，且均以远程口译的科技化特征为研究视角，其他均为独立研究机构。北京外国语大学主要以回顾和策略研究为主，上海理工大学和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以电话口译研究为主，前者主要研究显身意识（张俊杰，2015：82-83）和副语言在话语轮换中的作用（温丽琴，2015），后者主要研究市场现状和知晓度（方琪，2014：123-125）。

国外发文较多的机构有7所，分别为昆士兰大学（5篇）、萨里大学（5篇）、亚塔斯马尼亚大学（4篇）、阿尔卡拉大学（4篇）、格拉纳达大学（3篇）、新南威尔士大学（3篇）和赫瑞瓦特大学（3篇）。这7所机构均拥有两到三个机构的合作团队。昆士兰大学与阿尔卡拉大学以电话口译研究为主，前者主要是从电话口译员视角出发，研究他们对认知、挑战、人称使用等的看法，后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道路救援、医疗、培训等。其他几所机构主要以研究视频远程口译为主，包括在法律领域的可行性（Braun，2013：200-228）、添加和扩展策略对口译员的影响、特定互动现象的应对策略（Davitti，2020：279-302）、视频远程口译中的距离感（Havelka，2015：141-155）、空间和视听条件对交流的影响（Klammer & Pöchhacker，2021：2867-2876）等。以大阪大学为中心的合作网络是目前最庞大的新兴力量，该合作团体包括临空综合医疗中心等多个医疗机构，是高校与社会机构合作研究的代表，主要研究医疗领域的远程口译。

数据对比发现，国内主要研究机构为高校，而国外呈现出以高校为主、社会机构为辅的研究态势。国内存在二级单位发文情况，合作网络稀疏，国外合作网络明显相对丰富，这说明国内在远程口译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群簇现象。但是新兴机构力量均以合作研究为主，这说明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正在走向多元化和群体化。国外研究的话题更广，而国内主要以回顾和市场研究为主。国外研究形成两派，一派主要研究视频条件下的远程口译，另一派主要研究无视频条件下的电话口译。

3.2.2 国家合作网络

远程口译相关研究的国家共现图谱如图5所示，共计出现国家55个，合作网络15条，密度为0.0101。

图5 国家间合作图谱

Figure 5 Research distribution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结果显示，各国之间合作密度不高，很少有两个国家以上的合作线条。发文量不多，所以中心性很低。发文量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为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分析认为，这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国家远程口译的普及度有关。澳大利亚是远程口译的第一个使用国，随后美国也开始采用（Kelly，2008），从90年代至21世纪初，联合国和欧盟等组织展开了不少大规模的远程口译可行性实验（Mouzourakis，2003：251-269；姚嘉宁、高渝，2021：16-18），截至1990年，美国与欧洲已经普及了电话口译（Mikkelson，2003）。且欧盟一直对远程口译保持着很高的热情，一是为了缓解同传设备供不应求的问题；二是出于环保考虑，远程口译能够避免译员出行以降低碳排放；三是为了节约成本（姚斌，2011：32-37）。

表4 远程口译相关领域发文数最多国家统计表

Table 4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with remote interpretation

3.3 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3.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运用Cite Space对原始数据进行关键词分析后得到国内外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下图所示。图谱中出现的“远程口译”“电话口译”“视频口译”为初始文本的主题检索词，所以不在此次讨论范围之内。剔除检索词后的剩余关键词按照频数和中心度排序后的国内外热点词汇见表5和表6。

表5 国内研究热点词汇

Table 5 Hot terms for chinese research

表6 国外研究热点词汇

Table 6 Hot terms for foreign research

国内外热点词汇整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远程口译在国外的知晓度更高，虽然国内外初始数据检索时都输入了“远程口译”“电话口译”“视频口译”，但是在关键词共现时只有国内将这三个关键词凸显出来，而国外研究中并未凸显，这说明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标签性更强，而国外研究已经将上述检索词作为公知的研究背景，将研究中心集中在其他要素上。第二，国内的电话口译相关研究比重明显高于视频远程口译，说明在目前我国对电话口译的关注度要高于视频远程口译。第三，从热点词呈现来看，国外的相关研究更加多元化，更能代表本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的频率和中心性值并不永远呈正相关关系，在Cite Space软件中，中心度高的关键词（Centrality≥0.1）普遍被视为关键词词频知识图谱的拐点，因此中心性值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代表本领域的研究热点。可以看到，国内热点词中心性值普遍较低，国外热点词中心性值大于0.1的有10个，见表6。

国内远程口译相关研究中，频数最高的词汇为“应对策略”“口译技术”和“交际特征”，其中，“口译技术”的中心性值最高，是目前国内该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1999年，联合国对远程口译进行了多次试验后表示，“未来的技术发展是远程口译成为现实的基础”，所以远程口译中技术研究是基石。目前，国内在远程口译领域对技术的研究主要表现为计算机辅助口译技术，包括远程口译平台技术研究（王小曼、王斌华，2021：105-112；华侃，2020：14-15）和电话口译系统开发研究（陈可新，2012），此类技术将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等融于一体（王华树、杨承淑，2019：69-79），例如电话应用系统的拨号方案设计研究和VC技术下的语音传输研究等。文献梳理发现，热度较高的“应对策略”多出现在电话口译研究中，非面对面的模式使电话口译具备一定的特性，其互动受制于听觉媒介的限制（Russo，2020），电话口译员需要发展一些特定的技能（Rosenberg，2007：65-76），其中话语轮换是较受关注的话题（罗海锋，2010；温丽琴，2015；周维，2022：61-63）。而“交际特征”这一词汇主要出现在远程口译的回顾性研究中，旨在提高其认知度（肖晓燕、郁锐玲，2009：22-27；张俊杰，2015：82-83）。

在国外研究中，“医疗保健”是频数和中心性值最高的热点话题，因为全球移民趋势导致各地医疗保健服务的人口更加多样化，这反过来又引发了一种范式的转变以充分应对语言障碍的挑战，所以远程口译在医疗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Fiedler et al.，2022：99.）。非常多的研究都是将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医疗领域作为研究背景，主要为实践性研究，包括语境研究（Kelly，2007：18-21；Jaiteh et al.，2022）、远程条件对口译质量和临床交流的影响研究（De Boe，2020：79-105；Klammer & Pöchhacker，2021；Marshall et al.，2019：509-516）、用户体验研究（Trumm，2023：263-275）等。此外，中心性值超过0.1的热点词汇还包括满意度、语言、沟通、感知、差异、语言障碍、服务、现场。“满意度”的主要研究思路是通过绩效或质量分析远程口译工作的优化途径，有学者提出，电话口译在信息交流方面令人满意，但是在交际和沟通方面视频远程口译更符合用户的需求（Price et al.，2012：226-232），并且只有训练有素的执业人员才能提供高满意度的远程口译服务（Jiménez-Ivars，2021：125-146）。“沟通”和解决“语言障碍”都是远程口译的目的，上述话题都是以结果为导向进行的研究，研究表明，译员专业度、持续性合作、沟通时长、设备改进、对口译三方均进行培训等（Yabe，2020；Rose et al.，2010：172-194；Lion et al.，2021；Angelelli et al.，2021）都是提高语言沟通质量以达到消除语言障碍目的的重要因素。此外，“差异”和“现场”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多角度对远程口译和面对面口译进行对比，有学者提出，用户在进行口译模式选择时会受执业环境的影响（Rose et al.，2010：172-194），而“语言”和“感知”的研究则主要从互动层面来对比远程口译与现场口译，最新研究表明，视频远程口译的感知度与现场口译差别不大，电话口译的感知度明显更低，但是现场口译、视频口译和电话口译在语言组之间各指标上并没有差异（Hale et al.，2022：221-253）。

3.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采用LLR（Log-Likelihood Rate）算法对原始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帮助了解远程口译相关文献的研究主题类别。本研究国内聚类的模块值（Modularity）为0.6765，平均轮廓值（Mean Sihouette）为0.9702，国外聚类的模块值（Modularity）为0.4815，平均轮廓值（Mean Sihouette）为0.7934，说明聚类结果比较成功。最终得到国内聚类4个，国外聚类7个，细分信息见表7。

表7 国内—外远程口译研究主题分类表

Table 7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foreign remote interpreting research topics

聚类对比发现，国内外在远程口译领域研究的主题类别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研究内容上，国外的主题更加多元化，国内主要集中在认知性研究以及与现场口译的对比研究，其中都包含话语轮换机制研究和译员现身性研究，而国外研究已经跨越了市场认知性研究，更多从质量结果影响（Yabe，2020）和用户满意度（Price，2012：226-232）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将移民用户的沟通结果看作一个重要的判断要素（Lor & Chewning，2016：30-39），因为远程口译的国外知晓度已经很高，但国内学界对远程口译的研究刚刚起步，对其关注度远远不够（汪越，2021：210-222）。第二，从领域划分上，国内研究涉及技术领域，包括技术平台研究（王小曼、王斌华，2021：105-112）和技术系统开发（陈可新，2012），而国外现有研究主要为非技术领域，因为早在90年代之前就已经基本完成了有关远程口译的各种大规模技术试验（姚斌，2011：32-37），目前国外远程口译技术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第三，从研究方法上，国内外研究都包含问卷方式及访谈方式，但是国外更多为实践性研究，因为在国外的公共服务领域远程口译服务较为普遍，较容易进行实践性操作（Pérez，2015：259-279）。第四，从研究背景上，国内研究背景多为大型活动，国外多为公共服务领域，其中医疗领域最为明显，因为远程口译是解决基层医疗机构语言障碍的一种很有前景的方法（Fiedler，2022：99），其次为司法领域。第五，从研究类别上，国内更倾向于研究电话口译，而国外虽然对电话口译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视频口译的研究比重更高，分为视频口译的介质研究和视频口译与电话口译以及现场口译的对比研究两大类，有研究结果表明，三种情况下的信息等同性差异不大，然而，互动动态的变化（部分是远程介质造成的）确实影响了交流效果（De Boe，2019：58-78）。

3.3.3 发文量与发展趋势分析

文章发表次数的变动可以直接反映出某个学科的发展现状和走向（吴悦 等，2020），时区图可以反映各时期的研究特点和趋势，从而揭示该领域的动态演进，因此将两图结合能更加清晰直观地展现国内外在远程口译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及各阶段的特点。国内外发文量走势对比图及Cite Space聚类时区图Time-zone可视化结果见图10、图11和图12。

图10 远程口译国内—外发文量走势

Figure 10 Chinese-foreign publications on remote interpretation

图11 国内聚类时区图

Figure 11 Appearance times of keywords in China

图12 国外聚类时区图

Figure 12 Appearance times of keywords in other countries

数据显示，远程口译的研究走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0—2002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中心在西方国家，联合国及欧盟各组织进行了大量的远程口译试验，属于远程口译的探索期，主要研究主题为“需求”，多为电话口译的可行性研究（Pointon，1996：53；Kurematsu，1992：14-19）。2003—2018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国内外研究走势相似，处于平稳期，呈蓄势待发的状态。此阶段对于远程口译的研究开始呈现多元化，由于西方远程口译早期试验阶段所面临的各种技术问题逐渐得到应对或解决，所以在这一阶段的西方研究已经转向认为口译员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姚斌，2011：32-37）。研究主题集中在“基础医疗”“语言障碍”“满意度”“影响”“错误”“沟通”“差异”等方面。中国在此阶段正式加入远程口译的研究行列，出现了首篇远程口译介绍性研究（刘和平，2003：34-38）。国内早期研究从电话口译开始，主要研究应对策略和译员能力，认为“显身性”的变化是电话口译员有异于面对面口译的一大特点，可以通过“话语轮换”机制进行口译节奏控制（张俊杰，2015：82-83）。此阶段国内研究的另一主题为市场需求和知晓度。

从2019年至今为远程口译研究的第三阶段，新冠疫情的全球大爆发导致远程口译的应用与研究被快速推动，国内外发文量一致呈现暴增状态，虽然在2023年发文量有所回落，但也与之前的发文顶峰时期几乎持平。此阶段国内研究主题较为集中，也更具时代背景，表现为技术性研究。由于远程口译的突发性大量运用，导致平台缺陷暴露，所以此阶段平台升级和开发备受关注，例如有学者基于VC技术设计语音传输质量更高的远程同传系统（华侃，2020：14-15），也有将远程口译系统运用于口译教学的相关研究（卢信朝，2020：76-84），热点话题包括“口译技术”“智能化”“元宇宙”“技术优势”等，这些主题也是国内远程口译研究的最新趋势。第三阶段国外研究也有技术类相关话题，但主要话题集中在“凝视”“停留时间”“口译服务”等，均以视频远程口译为研究对象，因为国外电话口译的研究相对丰满，而视频链接远程口译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Doherty et al.，2022），所以视频远程口译中的视线分析是国外研究的最新趋势，因为谈话以外的资源（如凝视、手势、头部和身体动作）在交际活动的共同构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Davitti & Braun，2020：279-302），这类研究可以通过眼动跟踪技术等实现（Doherty et al.，2022）。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CNKI数据库和WOS数据库中远程口译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作者、机构和国家合作图谱，关键词共现，研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合作情况上看，国外在远程口译较长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形成了作者和机构间较为成熟的合作模式，国内合作仍较为分散，但是新生力量间却有强大的合作态势。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正在走向多元化和群体化。国内的主要研究机构为高校，缺乏与社会机构间的合作研究。从国外情况来看，高校与社会机构间的合作研究更能有效地推动远程口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远程口译研究的主要国家包括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

第二，从关键词共现的分布和聚类情况看，国外研究更加多元化，代表性热点词汇有10个，分别为医疗保健、满意度、语言、沟通、感知、差异、语言障碍、服务、通道和现场。国内热点词汇标签性更强，排名前5的热点词汇包括应对策略、口译技术、交际特征、显身性和知晓度，其中口译技术是目前国内该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

第三，从发展趋势来看，国外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1990—2002年为远程口译的探索性研究阶段，主要研究围绕市场需求和可行性展开。2003年开始中国正式加入远程口译的研究行列，直至2018年为远程口译的平稳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国内外文献量走势相似，研究特点是将口译员看作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2019年至今是远程口译的爆发性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内研究更具时代背景，最新的研究趋势为口译技术、智能化、元宇宙、技术优势，而在此阶段国外的重心向视频远程口译靠拢，最新研究话题包括凝视、停留时间、口译服务。

由此可见，国内外在远程口译的研究进程中总体上都是从研究电话口译和市场需求度起步，随后进入视频远程口译的研究。技术性是国内外都关注的一个问题，西方国家在20世纪末之前通过大量的可行性试验对技术问题进行验证和改进，而我国现阶段对技术的研究主要是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探索未来更优化、更具时代性的先进系统。在未来的远程口译研究中，我国应该加强高校和远程口译相关社会机构间的合作，拓展研究领域，广泛应用实践性手段，以推动远程口译在我国的实践发展和学术研究。现有研究结果显示远程口译相比面对面口译更加困难，但是挑战性多存在于翻译手段和技术上，语言组之间并不存在差异，因此在未来，或应关注远程口译中技术和胜任力方面的研究，以达到降低沟通壁垒，提高工作质量的目的，以期为学界和业界提供理论指导、培训框架以及从业建议。

参考文献

[1]陈慧华．电话口译职业化探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2）：69-72．

[2]陈可新．基于Asterisk软交换的电话口译系统开发与应用［J］．现代电子技术，2012，35（14）：55-58．

[3]方琪．电话口译在中国的职业现状［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31（4）：123-125．

[4]华侃．基于VC的远程同声传译系统在北京冬奥组委国际会议中的设计和应用［J］．电声技术，2020，44（6）：14-15，23．

[5]蒋莉华，李颖．多模态视角下的远程视频会议口译——基于医疗平台视频线上会议的案例分析［J］．中国翻译，2020（5）：163-170．

[6]李杰，赵旭东，王玉霞，等．我国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7（17）：90-92．

[7]刘和平．职业口译新形式与口译教学［J］．中国翻译，2003（3）：34-38．

[8]卢信朝．基于视频会议平台的远程同步口译教学——以北外高翻同声传译课程为例［J］．中国翻译，2020，41（4）：76-84，191．

[9]罗海锋．电话口译的特点及应对策略［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0（2）：86-88．

[10]汪越．远程口译国内外研究对比分析［J］．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21（1）：210-222．

[11]王华树，杨承淑．人工智能时代的口译技术发展：概念、影响与趋势［J］．中国翻译，2019，40（6）：69-79，191-192．

[12]王小曼，王斌华．口译行业新动态：远程会议口译主流平台及其技术［J］．中国翻译，2021（5）：105-112．

[13]温菲．近50年国际海水淡化技术研究的发展状况——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1971—2020年）［J］．海洋科学，2021（1）：110-119．

[14]温丽琴．副语言在电话口译话轮转换中的作用研究［J］．英语广场，2015（9）：34-36．

[15]吴悦，李朝旭．中国空间隐喻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Cite 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J］．心理学探新，2020（4）：302-308．

[16]项骁野，王佑汉，李谦，等．基于Cite Space软件国内外撂荒地研究进展与述评［J］．地理科学，2022（4）：670-681．

[17]肖晓燕，郁锐玲．社区口译新趋势——电话口译［J］．中国翻译，2009，30（2）：22-27，94．

[18]姚斌．远程会议口译——回顾与前瞻［J］．上海翻译，2011（1）：32-37．

[19]姚嘉宁，高渝．国内外远程口译研究可视化分析［J］．海外英语，2021（18）：16-18．

[20]电话口译在我国的一次重要实践——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多语言服务中心的电话口译［J］．中国翻译，2012（1）：107-110．

[21]张俊杰．浅谈口译员显身意识［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5（11）：82-83．

[22]周维．从话轮处理看电话译员的显身性［J］．海外英语，2022（21）：61-63．

[23]Angelelli C V，Ross J M．Contextual diversity in telephone interpreting：Voices from healthcare interpreters in Scotland［J］．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New Series–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2021，20．

[24]Braun S．Keep your distance? Remote interpreting in legal proceedings：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a growing practice1［J］．Interpreting，2013，15（2）：200-228．

[25]Braun S．What a micro-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of additions and expansions in remote interpreting can tell us about interpreters’ participation in a shared virtual space［J］．Journal of Pragmatics，2017，107：165-177．

[26]Braun S．Video-mediated interpreting in legal settings in England：Interpreters’ perceptions in their sociopolitical context．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J］．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2018，13（3），393-420．

[27]Davitti E，Braun S．Analysing interactional phenomena in video remote interpreting in collaborative settings：Implications for interpreter education［J］．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2020，14（3）：279-302．

[28]De Boe E，Remael A，Braun S．Remote interpreting in dialogic settings．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use of telephone and video link on quality in medical interpreting［J］．

[29]Doherty S，Martschuk N，Goodman D J，et al．An eye-movement analysis of overt visual attention during consecutive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modes in a remotely interpreted investigative interview［J］．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2，13：764460．

[30]Fiedler J，Pruskil S，Wiessner C，et al．Remote interpreting in primary care settings：a feasibility trial in Germany［J］．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2022，22（1）：99．

[31]Hale S，Goodman D J，Martschuk N，et al．Does interpreter location make a difference? A study of remote vs face-to-face interpreting in simulated police interviews［J］．Interpreting，2022，24（2）：221-253．

[32]Jaiteh M，Cormi C，Hannetel L，et al．Perception of the use of a telephone interpreting service during primary care consultations：A qualitative study with allophone migrants［J］．Plos one，2022，17（3）：e0264832．

[33]Jiménez I A．Telephone interpreting for asylum seekers in the US：a corpusbased study［J］．2021．

[34]Kelly，Nataly．“Telephone Interpreting in Health Care Settings：Some Commonly Asked Questions．”［J］．The ATA Chronicle，2007，36（6）：18-21．

[35]Klammer M，Pöchhacker F．Video remote interpreting in clinical communication：A multimodal analysis［J］．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2021，104（12）：2867-2876．

[36]Kurematsu A．Future perspective of automatic telephone interpretation［J］．Ieic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1992，75（1）：14-19．

[37]Lion K C，Gritton J，Scannell J，et al．Patterns and predictors of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 use in the pediatric emergency department［J］．Pediatrics，2021，147（2）．

[38]Lor M，Chewning B．Telephone interpreter discrepancies：videotapes of Hmong medication consulta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armacy Practice，2016，24（1）：30-39．

[39]Marshall L C，Zaki A，Duarte M，et al．Promot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t families：implementation of video remote interpreting as part of a comprehensive language services program in a children’s hospital［J］．The Joint Commission Journal on Quality and Patient Safety，2019，45（7）：509-516．

[40]Mikkelson H．Telephone Interpreting：Boon or Bane?［C］//González P．Speaking in Tongues：Language across Contexts and Users．València：Universitat de València，2003：251-269．

[41]Mouzourakis B T．That feeling of being there：vision and Presence in Remote Interpreting［J］．2003：1-3．

[42]Pérez M M F．Designing role-play models for Telephone Interpreting training［J］．Monografías de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2015：259-279．

[43]Pointon T．Telephone interpreting service is available［J］．BMJ，1996，312（7022）：53．

[44]Price E L，Pérez Stable E J，Nickleach D，et al．Interpreter perspectives of in-person，telephonic，and videoconferencing medical interpretation in clinical encounters［J］．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2012，87（2）：226-232．

[45]Rose D E，Tisnado D M，Malin J L，et al．Use of interpreters by physicians treating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t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Results from the provider survey of the Los Angeles women’s health study［J］．Health services research，2010，45（1）：172-194．

[46]Rosenberg，Brett A．A Data Driven Analysis of Telephone Interpreting［C］//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preting in Legal，Health，and Social Service Settings．The Critical Link 4：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65-76．

[47]Trumm A，Lau E J S，Farthing S，et al．The use of video remote interpreting（VRI）in a medium secure psychiatric setting during the COVID-19 lockdown［J］．The Journal of Forensic Practice，2023，25（3）：263-275．

[48]Yabe M．Healthcare providers’ and deaf patients’ interpreting preferences for critical care and non-critical care：Video remote interpreting［J］．Disability and health journal，2020，13（2）：100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