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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21世纪是科技化、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学科相互渗透和交叉，国际间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交往日益加深。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它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及庞大的国外科技信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科技翻译必不可少。科技翻译作为一门社会迫切需要、大有用处的知识技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现阶段人工智能基础外文书籍翻译数量较少，且翻译人工智能领域书籍时间上具有滞后性，现存翻译出版的大多数人工智能领域书籍在国外已出版十余年，难以跟上该技术近几年的发展速度。由此可见，我国对人工智能领域书籍的翻译尚处于未成熟的发展阶段，但翻译需求量较大，因此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1.2 研究意义

科技文本具有高度专业性和特殊性，因此翻译过程中涉及许多独特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们纷纷从文本类型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科技文本翻译的规律和特点。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过于侧重语言形式，而忽视了不同类型文本的功能和特征。文本类型理论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功能性的翻译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类型文本的翻译需求。在人工智能领域，不同文本类型可能对翻译者提出不同的要求，因此有必要从文本类型理论的角度来审视科技文本翻译的实践。通过对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科技文本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化文本类型理论在科技翻译中的应用，拓展理论的适用范围；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文本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文本类型理论的研究有利于切实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提升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文本功能的准确把握；深入研究科技文本类型的特点，可以为翻译者提供更为准确的指导，有利于提升翻译的质量和效率。

本文从文本类型理论简介、文本类型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科技文本翻译等方面，梳理了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的科技文本翻译研究的适用性，探讨了当前研究的不足，以期为未来科技文本的英汉翻译研究提供更深入全面的视角。

2 赖斯文本类型理论的渊源及现状

2.1 赖斯文本类型理论简介

卡塔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是德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学者，也是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领军人物。赖斯在其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涉及文本类型和翻译方法的理论，她认为：等值的概念不应只停留在字、词、句的微观层面上，而应该涉及文本（语篇）层面[1]。赖斯文本类型理论的基础是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Karl Buhler）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布勒在该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语言具有三大功能，即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和感染功能（appeallative function）[2]。
赖斯则建议根据文本的主要功能将所有文本划分为三种类型：信息型（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和操作型（operative）[3]。

根据赖斯的定义，信息型文本重内容，其主要功能是传递真实准确的信息，语言逻辑性强。在翻译时要确保译文完整传递原文信息和内容，应该使用直白的语言进行翻译并按需要使译文清晰明了。表情型文本重形式，具有特定的美学特征和艺术表达。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应在译文中寻求与原文相似的艺术形式。操作型文本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表现出特定反应，唤起他们采取某种行动，其语言通常具有对话性质。在翻译时通常需要采取编译或适应性的方法，以达到感染并召唤读者的目的。

同时，赖斯还指出，虽然语言兼具三种功能，但是三种功能不可能均衡地体现在每个文本之中，而识别文本的主要功能很重要，因为“传递原文的主要功能是衡量译文的决定性因素”[4]。分析和识别文本的主要功能并不是排斥或否定文本所具备的其他功能，而是为了更加清楚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合适的策略和恰当地处理不同层级的信息［5］。

切斯特曼认为赖斯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深深影响了当代翻译理论[6]；诺德称赞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7]；芒迪则指出赖斯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超越了纯语言的层面、超越了纸上的文字及其意义，把视野拓宽到翻译的交际目的”[8]。

2.2 赖斯文本类型理论研究现状

在国内研究方面，较早对赖斯文本类型理论进行细致研究的有丁建江、吴爱玲、张美芳等学者。他们对该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并对文本类型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丁建江指出文本类型理论为翻译过程提供了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方法，同时也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的科学化、标准化提供了理论依据[9]。

吴艾玲阐述了文本类型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我国翻译界对不同文本类型翻译的情况作了介绍[10]。刘永杰、许悦萌聚焦于文本类型和翻译策略，认为赖斯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为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由此提出译者应在翻译中注重分析、探究不同文本的特征，并选取相应的翻译策略[11]。而张美芳则详细阐述了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追溯了其理论根源，阐述了其他学者提出的相关观点，并结合英汉译例探讨了文本类型理论对翻译研究，特别是对英汉翻译研究的启示[12]。

此外，一些学者还对赖斯文本类型理论在具体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探究。祝朝伟、李萍认为将文本类型理论应用于中英诗歌翻译对于解决翻译中的直译与意译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13]。郭瑞娟分析了在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的旅游资料翻译所应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策略，指出翻译时应遵循读者第一的原则[14]。孙瑾关注机器翻译研究，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入手，结合机器翻译原理，论证了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文本的机器翻译适用性［15］。

2.3 文本类型理论的适用性

进入信息化时代的21世纪，距离赖斯提出文本类型理论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在文本类型理论下，翻译的文本类型决定了翻译方法。文本类型不同，其行文规范、用词特点、修辞手法等语言表现形式以及文本功能、文本焦点、翻译目的、翻译方法也各有不同。只有通过分析语言的特色和功能及其在各种类型的文本里呈现出的表现形式，才能进行客观翻译和客观翻译评价。

如今，实用性文本的翻译需求已大大超越了传统的文学性文本，传统的翻译标准并不适用于所有文本类型，而文本类型理论在当今仍具备生命力和适用性。从在知网上对“赖斯文本类型理论”的检索结果来看，自该理论提出近40年来，从早期的纯理论层面探索，一直发展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将文本类型理论与真实翻译市场的翻译实践密切结合，例如探讨文本类型理论关照下的科技文本、旅游文本、公示语、广告、外宣、门户网站、法律文本、商务文本、新闻、翻译教材、环保宣传等实用性文本的翻译。

2.4 文本类型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赖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适当翻译方法的首要因素”，将文本分为三种类型：以内容为中心、以形式为中心和以呼吁为中心。按相应功能细分为以下三种。

信息型文本包括科技论文、新闻报道、报刊文章以及大多数陈述客观事实的非文学类作品。主要是表现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性较强，文本的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以简朴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与信息[16]。

表情型文本是一种“创作性作品”，具有美学的特征。在表情型文本类型中，信息发送者可自行开创主题并有意识地“利用语言的表情与联想意义”[17]。信息发送者将其对现实的感觉、情感、情绪和态度经由创作性作品和对事实的“艺术性塑造”表达出来，并利用文体、韵律和修辞等手法以实现表情型文本的审美效果。

感染型文本包括广告、宣传文本、通告、规章制度等旨在说服或引导读者的文本，旨在感染或说服读者并使其采取某种行动，以读者和效果为导向，其语言形式通常具有对话的性质，其关注点是信息的接收者，侧重于感染的作用。翻译感染型文本时，可用编译或适应性的方法以达到感染读者的目的[18]。

表1 文本类型的功能特点及其跟翻译方法之间的联系[19]

Table 1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xt typ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ranslation methods

根据赖斯的观点，信息型文本主要表现事实、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性较强，文本的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翻译时应以简朴明了的白话文传递与原文相同的概念与信息[20]。表情型文本用于表达信息发送者对人、对物的情感和态度，其语言具有美学的特征，侧重点是信息发送者及其发送的形式。表情型文本的翻译应采用仿效法，以使译文忠实于原作者或原文。操作型文本旨在感染或说服读者并使其采取某种行动，以读者和效果为导向，其语言形式通常具有对话的性质，关注点是信息的接受者及对他们的感染作用。翻译操作型文本时，可用编译或适应性的方法以达到感染读者的目的。

3 科技文本特点与翻译

根据Reiss的文本类型划分标准，信息类文本的文本功能在于传递客观事实和语言，重逻辑，语篇内容为主要关注点。一般而言，科技文本主要包括：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研究报告、著作、技术标准、科技图书、科技产品指南等，都以传递客观科学信息和观点为主要内容。因此，科技文本属于信息型文本。

科技英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表达客观科学，让读者理解内容却不会产生过多的想象，轻色彩，重理性[21]。科技文本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也不需要译者天马行空的发挥，需要的是忠实原文，保留原文行文风格[22]。刘宓庆指出科技英语的显著特点是重叙事逻辑上的连贯以及表达上的明晰与畅达：避免行文晦涩，作者避免表露个人感情，避免论证上的主观随意性[23]。杨福玲指出科技英语翻译应做到科技英语语言知识、专业知识和汉语语言知识的完美融合［24］。

信息类文本翻译要求简洁明了，而科技文本的词汇翻译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准确直白的传递文本内容，若是词汇意思传达错误，必然引起歧义。且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科技术语大量涌现，术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会出现一词多义的现象[25]。译者需区分文本背景专业，谨慎择义。科技文献中涉及的内容很少有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意义，因此主要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英汉词汇运用方式有较大差异，英语词汇可通过形态变化表达语义，而汉语词汇没有形态变化，译成汉语时应增添词汇或简洁表达。

科技文本的句子翻译更是与此密不可分，英语句式讲求形合，句子结构紧凑，信息高度浓缩，表达简洁；而汉语倾向于使用简单短句，所以应根据汉语表达习惯调整与汉语逻辑不符的语序，或是分清句子主次信息调整句子结构，将英语显性结构转化为汉语隐性语义结构[26]，增补原文省略语义，既要准确达意，又要通顺易懂。

科技英语和科技汉语都具有简洁明了的特点，但由于两种语言结构的不同，为实现语言的简洁明了其呈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所需的翻译方法也不同，这也是科技英语文本翻译的难点。语言使用要讲求得体，译者做翻译研究也要讲求译文的得体[27]。因此应区分科技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异同之处，尊重其文本特点和功能，做到排除歧义，准确传达原文信息，使译文通俗易懂，符合科技汉语表达规范。

对于选取的科技文本翻译，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不同的实践和研究。杨红从认知事件视角探讨了如何翻译金融科技文本[28]，邓高胜、吕世生总结出医学类科技文本翻译要抓住其多无主句的特点［29，31］。在知网上检索“人工智能翻译”时发现，大多数研究者都是在探讨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辅助翻译过程[32]，而缺少对于人工智能领域书籍和文本的翻译实践。

4 科技文本翻译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国内科技翻译市场需求巨大。但是，科技翻译研究似乎并没有相应地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甚至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面”[33]。范武邱对科技翻译研究近些年相对停滞的原因进行了探析，指出科技翻译理论研究受阻、科技翻译理论与实践脱节以及科技翻译工作者科技知识匮乏都是制约科技翻译研究的瓶颈[34]。在笔者看来，国内科技翻译的不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热度减弱。翻译理论研究“使翻译技能从自在行为上升为自为行为，使翻译实践成为高层次的语际交流，而不再是匠人式的技艺”［35］。科技翻译研究涵盖理论和实践两个研究层面。进入21世纪，国内科技翻译市场需求巨大，科技翻译研究却并没有相应地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反而呈现研究热度减弱的趋势。二是研究方法待突破。研究方法没有突破带来的问题是学界科技翻译研究重复研究现象比较严重。存在相当数量的论述科技英语长句特征及翻译方法的研究论文，所列举的翻译方法基本囿于“顺译法”“逆译法”“分译法”“综合法”，这些论文只是在翻译方法的措辞和所引例证上有所区别，但是研究思路与框架如出一辙[36]。三是研究思路待拓展。描写翻译学指出，翻译研究应当使“一切与翻译相关的现象都成为研究对象”[37]。因此，可以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多视角理论观照、多学科程序分析和多类型数据收集，能够有效拓展科技翻译研究思路。

在未来，随着译者专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包括自身语言能力的增强和对其他学科基础知识的了解与掌握，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和译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技术文本的翻译，进一步丰富科技文本翻译的领域，完善指导科技文本翻译的理论，加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的交流学习，加快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5 结语

笔者通过对文本类型理论相关文献的研究，得到了更深刻的理解，加强了对于使用该理论的信心。文本类型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评价文本功能的理论框架，并为英汉翻译研究提供一条新的途径。分析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文本类型理论确实有助于比较客观地分析文本的功能，从而有助于译者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总而言之，译者应根据不同的文本功能、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等因素，制定翻译策略及制作不同的目标文本。综上所述，笔者希望通过文本类型理论指导科技文本翻译，将科技文本作为实践对象，用理论解释翻译，实践推动科技文本翻译的积极发展，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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