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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国作家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的成名作《名利场》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小说讽刺了19世纪穷极奢靡、欲望与物质至上的英国社会，作者文笔犀利而不失温和，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表达出更深层的含义。因此，《名利场》引起了多位译者的关注，相继出版了中译本。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必先生的译本，杨必先生凭借扎实的中文功底和英文水平，自译文出版以来广受好评，并对众多翻译事业从业者产生了积极影响。四十年后，翻译家荣如德先生于20世纪末重译了这本著作，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其译本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1]这两个译本体现了不同译者在翻译时受文化、历史、所处时代环境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展现出的不同翻译观。本文尝试以多元系统理论为指导，通过比较这两个译本，分析和探究它们在不同时期和社会文化语境中翻译策略的差异及差异背后的原因。

2 理论框架：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最早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和翻译理论家伊马尔·埃文·佐哈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认为不应孤立地研究文学作品，而应将其视为文学系统的一部分。文学系统本身并非单元因素构成，而是处在一个多元系统之中。但构成多元系统的多系统要素的位置并不平等，而是分等级的。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占据较高位置，有的占据较低位置。这些不同系统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处于中心位置的系统可能会被驱逐到外围，而外围系统可能会向中心推进。[2]正因如此，佐哈构建的多元系统理论设定了翻译文学在社会文化中可能处于的三种地位：（1）处于“年轻”或者处于萌芽阶段；（2）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3）处于文学真空、转折点或“危机”时期。[3]

在多元系统理论中，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能够决定翻译文学在该国多元系统中是处于“边缘”还是“中心”地位。在民族文化处于优势地位时，翻译文学则处于劣势地位，此时，翻译往往采用归化的策略；反之，异化翻译策略的使用则更为显著。

3 文本介绍

3.1 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介绍

按照文学评论家的划分，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被归为现实主义作家、讽刺作家和戏仿作家。他善于在作品中展现无赖的新贵形象。《名利场》中的贝基·夏泼被认为是当时最有趣、最生动的文学人物。萨克雷将自己视作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希望以写作的方式反映现实社会的割裂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他用自己独特的狡黠讽刺和调侃幽默抨击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贪婪，同时表达了对普通人和下层社会底层人遭受苦难和艰辛的同情。

3.2 《名利场》简介

《名利场》（1848年）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已成为当今西方大学的固定学习主题。它以维多利亚时代为故事背景，以两名年轻女子的故事为线索，她们出身阶级差异巨大，但最终各自的命运又相互交织在一起。主人公贝基·夏泼家境贫困，她不惜一切代价融入上流社会，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阿米莉亚·萨特格拉斯从小出身优渥，但善良单纯，在她们各自嫁给两位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英国军官后，彼此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最终两人在经历起起伏伏后收获了各自的结局，回到了原点。[4]

该小说生动地展现了19世纪的英国社会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极具文学与社会研究价值。《名利场》一书的书名借自约翰·班扬的《朝圣者的历程》。在这里，它隐喻了那个时代的上流社会。正如萨克雷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坦率的道德主义小说”，他通过大量的离题和对读者的讲话，引导读者在阅读时进行思考。因此，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可以感觉到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一部分。

4 两译本对比

总体而言，杨译不论是用词、句式组织结构还是思维方式和逻辑顺序的表述，都更偏向归化的翻译策略；而荣译则更倾向于异化，大部分保留了英语中原有的词汇和用词顺序。对此，下面将从词汇、句式、语言风格这三个层面进行对比。

4.1 词汇层面

例一：

原文：…Yet, as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a person departs his wife, who is really deserving of the praises the stone-cutter carves over his bone; who is a good Christian, a good parent, a good child, a good wife or a good husband; who actually does have a disconsolate family to mourn his loss.[4]

杨译：不过，偶尔也有几个死人当得起石匠在他们朽骨上刻的好话。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他们家里的人也的确哀思绵绵地追悼他们。[5]

荣译：然而，间或有位死者确实当得起石匠在其埋骨处上方凿出来的所有赞辞：死者果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女、好妻子或好丈夫，家里端的为失去这样一名成员而哀励欲绝。[6]

分析：原文中多次出现“good”一词，但两位译者对该词做了不同的翻译。荣译将这五个“good”均翻译为“好”，并没有增加额外的修饰词，而杨译则在中文的词汇中选择了中文中与各个身份相配的形容词，相比之下杨译的词汇更加准确传神。除此之外，对于“stone-cutter carves over his bone”的翻译，杨译没有像荣译一样直译，而是巧妙地避免了西方修辞的陌生感，而荣译则按原文译为了“在其埋骨处上方凿出来的……”，其表述更偏向西方人描述方位的用词顺序。

例二：

原文：Boggley Wollah is situated in a fine, lonely, marshy, jungly district, famous for snipe-shooting, and where not unfrequently you may flush a tiger.[4]

杨译：卜克雷·窝拉所在的地区风景很美，可是人迹罕至，卑湿而多树大家常到那里去打竹鸡，因此出了名。在那也常碰得上老虎。[5]

荣译：波格利沃拉位于一个风景优美环境清静的地区，哪里多沼泽从林是有名的猎鹊好去处，即使撞上一只老虎也不算稀罕。[6]

例三：

原文：A very stout, puffy man, in buckskins and Hessian boots .....·[4]

杨译：他穿着鹿皮裤子，统上有流苏的靴子……[5]

荣译：那是一个臃肿的胖子，下身穿鹿皮裤，足登黑森靴……[6]

分析：例二和例三为同一类型的案例，在词汇选择上，杨译选择了让中国读者能更加容易理解的名词，如“竹鸡”和“流苏的靴子”，采用了归化的手法；而荣译则刻意选择与英文对照的专用名词，引入他国新的概念，采用了异化的手法。

4.2 句式层面

例四：

原文：…and were astonished to find their daughter in the little passage in the embrace of a great tall man in a blue frock-coat and white duck trousers.[4]

杨译：他们看见一个大高个儿的男人，穿着订长方扣子的蓝色外套，底下是白色细布裤子，站在门口抱着女孩儿，心上老大诧异。[5]

荣译：随后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女儿在小小地过道里竟被穿蓝色外套和白帆布裤子的瘦高个儿紧紧搂着。[6]

分析：针对这句话的翻译，杨译和荣译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原文句式的切分，杨译为了符合中文习惯的表达，将对男人的修饰进行了拆分，将长句切分为了短句；而且，杨译多用动词，例如“看见”“穿着”“站”“抱着”“诧异”，让读者跟着动作的视线进行剧情的代入；另外，在人称上，由于汉语重人称的表达习惯，杨译在译本中较多使用了主动语态。而荣译则相反，不仅采用长句，将针对男人的修饰叠放，而且在人称上也用了被动，更贴近原文的顺序和表达习惯，其运用的是异化策略。

4.3 语言风格

20世纪50年代也见证了中国语言的改革。五四运动后，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推广白话文的使用，随后，白话文逐渐取代了文言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鼓励使用简体中文。因此，在这个时期，杨必的语言风格是文言文和白话文的结合。而荣译则更多地使用现代汉语，偶有四字格表述。[7]

例五：

原文：“I cannot certainly.” She said, “find fault with Miss Sharp’s conduct except to myself: and must allow that her talents and accomplishment are of a high order. As far as the head goes at least, she does credit 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 pursued at my Establishment.”[4]

杨译：她说：“夏泼小姐多才多艺，造诣是极高的；虽然她对我本人礼貌稍有欠缺，不过她的品行在其他方面无可指摘答论智力才能，她确能为本校的教育制度增光。”[5]

荣译：“当然，我找不出夏泼小姐的品行有什么缺陷，除了她对我的态度，她说“我得承认，她的天赋和才具相当高。至于她的智力水平，至少足以为我校推行的教育体系增光。”[6]

分析：在这个例子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杨译的语言风格特点，夹杂着白话文与文言文，例如“造诣”“无可摘指”就偏文言文的表达。另外，从表述的逻辑方式不同透露出的思维方式不同也可以看出。这段文字的前情提要是夏泼与平克顿太太之间闹得并不愉快，因此当平克顿太太听说一位公爵家需要一位家庭教师时，她立马写了封推荐信要把夏泼推荐过去，信中的种种都透露出她对夏泼的不满。中国人往往习惯委婉表达，对人处事讲究“面上”过得去，因此很多时候不能仅看表面意思，需细细品味才能看出说话人的真实意图。杨译显然更偏向表述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先褒后贬，褒中含贬，先肯定夏泼的能力，后又表示夏泼足以胜任家庭教师的职位，中间的“虽然她对我本人礼貌稍有欠缺”，看似蜻蜓点水、简单一提，但还是能看出平克顿太太的不满，但又因为大多为褒奖，反而显得她体面大度，由此明显可以看出杨译采用了归化策略。与之相比，荣译更接近西方人的表述方式，即更为直接，往往直入主题，在此基本为直译，也就是原文中的思维方式，所以在此也可以看出荣译运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5 二者不同翻译策略选择原因分析

5.1 理论发展：处于中国译论发展不同阶段

首先，两种译本的出版时间处于中国译论发展的不同阶段。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国译论受西方译论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萌芽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肇始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在萌芽期，即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逐步发展和成熟，西方学者开始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探讨翻译中的语言转换和翻译策略问题。但鉴于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研究者的翻译问题的研究无法传入中国，同时在当时，也只有苏联的翻译理论被引入中国，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本土译论占据主导地位。傅雷的“神似”说以及钱钟书的“化境说”也是在这一时间提出的。[8]

在肇始期和发展期，即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语言学派逐渐在中国掀起了一阵研究浪潮，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著名翻译学者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杨自俭、刘学云的《翻译新论，1983—1992》等国内翻译著作，这些都是吸收了西方语言学派译论的标志性成果。随着国内翻译学科体系的不断构建，归化思想也不再是唯一的评价译文优劣的标准。

5.2 时代背景不同导致文化倾向不同

其次是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造成文化倾向不同。我们分析两位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杨必先生的译本于1957年出版，此时正处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时期，也就是中国译论的萌芽期；而荣如德的译本则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末，处于改革开放中期，也就是中国译论的发展期。[9]联系二者译本的时代背景，不难看出翻译策略的选择与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埃文·佐哈认为，“翻译不再是一种一劳永逸地给出性质和边界的现象，而是一种依赖于特定文化体系内部关系的活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位于主导地位，而翻译文学在国内的多元系统内相对处于较“边缘”的地位。当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文学应该为人民说话，而不是为资本主义说话，不是为西方帝国主义说话”。他坚持认为，“文学艺术属于一定的社会阶级，为一定的政治倾向服务，任何一种文学艺术都不能脱离社会政治思想。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道路铺路”。因此，杨必先生的译本偏向于运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顺应当时的政治时代政策与背景，从上述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出该文化倾向。埃文·佐哈指出，当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应为外来文本找到一个现存的次要模式。而杨必先生翻译策略的选择正符合这一理论模型。

21世纪前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地位受到了西方以及亚太周边其他国家的冲击，因此逐渐处在了较为次要的地位，而翻译文学在中国的多元系统里相对位于中心地位。[7]联系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在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日益密切，经济、外交等政策上的放松也自然而然影响了文学体裁的政策，与杨必先生所处时代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方针，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在1991年的批示中更加具体地阐述了这一方针，即“随着社会主义”。因此，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荣如德先生的译本更多地运用了异化策略，通过引入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将读者带入外国情境，以满足人们对了解、学习多样的语言、文化和美学等的需求。在多元系统理论中，埃文·佐哈讨论了翻译文本与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1）接受文化如何选择要翻译的文本；（2）翻译文本如何因与其他目标语言系统的关系而采用某些规范和功能。[10]他提出，选择要翻译的文本是因为它们与多元系统所需的新形式相匹配，以实现完整、动态、同质的特性。荣如德先生的异化策略也正符合了多元系统的需求。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多元系统理论的指导下，经过文本的比较，可以得出杨译更偏向采取归化的策略，而荣译更偏向采用异化策略的结论。在综合分析二者所处年代的翻译理论背景以及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后，可以发现二者选择的翻译策略并不仅限于译者自身风格和主观喜好的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与时代各方面的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翻译批评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仅仅专注于字句的分别，还应先关注译者所处的年代，由此才能得到相对客观的评价和结论。

参考文献

[1]丁佩琴．从多元系统理论看《名利场》不同译本中英汉翻译策略［J］．现代英语，2022（1）：45-48．

[2]Even-Zohar Itamar．Polysystem Theory（revised version）［M］．JSTOR，1997．

[3]李素方．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阐释《骆驼祥子》英译本中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以施晓菁和葛浩文的英译本为例［J］．文史博览（理论），2016（6）：28-29．

[4]Thackeray M W．Vanity Fair［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4．

[5]［英］萨克雷．名利场［M］．杨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6]［英］萨克雷．名利场［M］．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方欣．操纵理论视角下文化专有项翻译的研究［D］．湖北大学，2015．

[8]张思永．西方译论在中国：影响阶段与接受效果分析——基于中西现代译论史的鸟瞰式考察［J］．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18（2）：43-60．

[9]孙晓晨．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名利场》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J］．海外英语，2014（19）：145-146．

[10]Xia Zhou，Lin Zhang．Film Titles Translatio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ysystem Theory［C］．Proceedings of 2017 7th ES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Education Science and Human Development（ESE-MEH 2017）．Ed．Singapore Management and Sports Science Institute，2017：3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