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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话语竞争的不断加剧，各国通过争夺国际话语权来影响国际舆论和公共关系，从而有效塑造国家形象和外交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

1.1 研究背景

自2012年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内学者在翻译和传播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尽管社会各界都在努力为构建新的国际传播体系添砖加瓦，但依旧存在着不足之处，对外宣传效果不尽人意。中国话语在跨语际实践过程中面临着以下“四大困境”：（1）话语立场困境——“说了没人信”；（2）话语内容困境——“说了记不住”；（3）话语表达困境——“说了听不懂”；（4）话语渠道困境——“说了传不开”[2]。

近年来，虽然外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外交话语的翻译能力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因为国际社会在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千差万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在翻译外交话语时往往忽略受众，采用单一且生硬的政治宣传模式，较少针对受众地区或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话语体系调整传播策略，过分关注外交话语的生成而忽略其接受情况[3]。上述这些问题不仅对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研究的深入开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也牵掣着中国“走出去”的步伐。

1.2 研究目的

程曼丽表示“国家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国家影响力，而国家影响力的提升离不开国际传播，这就使国际传播与国家软实力之间具有了某种因果关系”[1]。

黄友义曾表示，改革开放40年见证了两轮翻译高潮——第一轮翻译高潮：为改革开放服务……第二轮翻译高潮：为中国“走出去”服务。一个新现象就此出现：把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时政等各个领域对外翻译……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为“翻译中国”。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于中国而言，这是国力提升的体现；对于广大中国译者来说，则是一种时代使命[5]。因此，本文尝试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研究现状进行研究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以期探讨未来可能的研究路径，为推动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支持。

2 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Johan van de Ven曾表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在于占据道德高地，特别是在全球治理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然而，中国的‘战狼外交’在西方国家中引发了负面反应，说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的难度不小”[6]。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曾表示，西方学者普遍是在“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他认为，“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其他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7]。

据英国剑桥大学2022年发布的《一个分裂的世界：俄罗斯、中国与西方国家》统计报告显示，在实行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中（人口为12亿），3/4（75%）对中国持有负面否定态度，而其他136个采取非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人口63亿）却对中国持有积极肯定态度[8]。

此外，以“全球态度调查”闻名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年来多次发布有关中国形象的调查报告。2018年的一项（面向美国人）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占47%，此后这一比例逐年攀升。2019年12月初发布的面向34国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占60%，欧洲多个国家的受访者亦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2020年6至7月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美国受访者占73%，达到皮尤研究中心启动此项调查以来对华负面印象的最高值。2020年8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德国、荷兰等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数量创历史新高。2021年3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89%的美国人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或“敌人”，而非“合作伙伴”。同时，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坚定的立场，包括主张优先处理人权问题、采取更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以及限制中国留学生等。总之，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与评价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4]。

从上述相关言论及数据可知，面对西方霸权主义国家，中国在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故事“走出去”时面临着重重阻碍。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话语的生成、发布、翻译、传播与接受等环节注定会“被误读”和“被构建”，中国政策、中国立场、中国观点和中国故事也必然会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刻意曲解和有意误读［9］。

3 国内研究现状

相比于国外相关研究调查，国内研究则更多地将焦点放在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西方已建立的话语霸权。郭晓科等人指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话语竞争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西方国家凭借其长期积累的话语优势，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主导地位[10]。李宇进一步分析认为，西方国家基于自身战略和利益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加之国际舆论场上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刻板印象，使得中国在对外传播中面临巨大挑战[11]。这种不平衡的全球传播秩序让如何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成为一项紧迫任务[12]。

其次，从话语内容和形式来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还存在一些不足。尹佳指出，中国在对外话语传播体系建设上仍存在着较大发展空间，需要在传播理念与意识上进行创新。具体而言，国家领导人出访演讲中应注重建立“共同经验范围”，使用第一人称等亲和性表达，凝练阐释中国特色关键词，以拉近与海外受众的距离。新闻媒体海外传播应突破传统限制，更新议程设置理念，主动设置有利议题[13]。司显柱则从语言学角度指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在话语体系的建构、翻译和传播三个阶段进行系统研究，融合语料库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传播学、翻译学等理论，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14］。

此外，从传播渠道和方式来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创新。余江和李文健提出，应构建以中国故事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民众个人的作用，增强系统化国际传播效能[15]。他们还强调了融通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以及以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创新本土化国际传播理论的必要性。这些创新实践有助于开创国际传播新格局，为优化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

在应对上述挑战方面，学者们提出了多角度的建议和策略。孙新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国家站位、明确道义定位、善于事实说话、努力融通中外、体现兼容并包[16]。具体实践途径包括：构建中国话语内容、深化话语翻译工作、优化话语传播格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只有逐步构建起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才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李宇则从话语能力建设的角度提出，应从话语生成能力、话语转换能力和柔性叙事能力三个方面寻求突破[11]。具体而言，要加强政治话语生成能力建设，针对新领域创建话语；提升政治话语转换能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强化柔性叙事能力建设，通过激发“共情”机制来消弭“制度折扣”和“文化折扣”。

在翻译和国际传播方面，任东升提出了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研究框架，包括四个方面：（1）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规划和管理机制研究；（2）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文本研究；（3）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之传播与接受研究；（4）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史研究[17]。他认为，深入研究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课题，有助于全面认识国家翻译实践和国家对外话语实践的丰富内涵及相互关系，从而为国家提升对外叙事能力、对外传播能力、对外形象建构能力贡献翻译学方案。

王晓辉在接受相关采访时强调，对外传播需持续发力，不能指望单一的“爆款”内容，而应进行系列性、持续性的传播。他还指出，文化翻译须重视共情性，译者需深刻了解目标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政治话语翻译应当体现严谨性，把握其高度敏感性、权威性、特殊行文风格和新词汇新表达等特点［18］。

张生祥则从国家话语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对外传播的主要路径，包括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和外交话语。他指出，除了在各领域开展话语活动之外，还需预设性地进行议程设置、创造普适性知识、加强意见领袖舆论导引、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尝试通俗化国家话语“走出去”等，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保障[12]。

4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笔者在这一部分将分别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现状进行述评。

4.1 国外研究述评

从“国外研究现状”中，能够看出国外学者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关注，特别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问题，准确反映了当前全球政治语境下的重要议题。Johan van de Ven等学者辨识了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在面对西方国家的负面反应时所遇到的困难。这些研究关注了中国外交战略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中国在努力占据道德高地的进程中，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误解和抵制。

研究通过跨国比较的视角，揭示了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同态度。根据剑桥大学的统计报告，西式民主国家中大多数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在非西式民主国家中，情况恰恰相反。这种对比为理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在不同国际环境中的接受度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中国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更具普遍性的国际话语体系指明了新的思考方向。

同时，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广泛运用了数据驱动的分析方法，如皮尤研究中心通过大规模民意调查展示了近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些数据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帮助揭示了中国形象在国际社会中的动态变化。这种方法不仅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也为进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然而，尽管国外学者准确把握了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挑战，但他们的研究往往仍旧停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内，忽略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例如，郑永年所提到的“用看苹果的方式来认识橘子”，反映了西方学者在理解中国时存在的先天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导致他们在分析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时，难以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框架，从而可能错失了理解中国策略的关键细节。

国外研究虽然提供了大量数据，但在文化层面的分析往往不够深入。研究中多以中国的“战狼外交”等现象为切入点，重点探讨这些策略在西方社会引发的负面反应，却缺乏对这些现象背后深层次文化因素的探究。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外交策略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问题。若不能深入分析中国文化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差异，研究很难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提出建设性建议。

此外，虽然国外研究对中国话语权建设中的问题进行了辨识，但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较为抽象。例如，Johan van de Ven提到要“占据道德高地”，但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实际操作这一策略，研究中并未给出具体的路径。这种缺乏可操作性的建议，限制了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实际帮助。

4.2 国内研究述评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紧密围绕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明确指出西方已建立的话语霸权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郭晓科等人强调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话语竞争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分析了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弱势地位。李宇等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舆论攻击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困境和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国内研究不仅聚焦于中国对外话语内容的构建，还探讨了话语传播形式和渠道的优化。尹佳的研究指出，中国在对外话语传播体系建设方面需要创新，特别是在传播理念与意识方面。司显柱则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在话语体系的建构、翻译和传播三个阶段的系统研究方法。这些综合性视角为构建更为有效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支撑。此外，国内学者在研究中还强调了实践创新的重要性，如构建以中国故事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强调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创新本土化国际传播理论的必要性。这些建议展现了国内学者在应对国际传播挑战方面的积极探索，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在提出策略时更具实用性。例如，孙新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具体原则和实践途径，李宇则从话语能力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三大突破口。这些具体且实用的建议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有助于指导实际的政策制定和实施。

尽管国内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内部挑战，但对国际环境的复杂性考量相对不足。多数研究聚焦于中国如何优化自身话语体系，而未充分探讨如何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应对外部压力。虽然部分研究涉及了话语转换和柔性叙事能力，但对如何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际话语场景的探讨仍显不足。这种局限可能会导致提出的策略在实际应用中面对复杂国际局势时效果不佳。除此之外，虽然有部分学者提到利用大数据和语料库进行研究，但总体而言，实证研究的比例仍然较低，多数研究以理论探讨为主，缺乏对具体案例的深入分析和实证验证。这种不足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和说服力，降低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实践中的影响力。

尽管国内学者在研究中提到要增强传播内容的亲和力以及提升受众的共情能力，但对受众的具体分析仍显不足。由于缺乏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群体的深入研究，使得传播策略在面对多样化的国际受众时可能会缺乏针对性。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不同受众的需求和反应，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国内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已开始融合语言学、传播学以及翻译学等多个学科，然而，这种融合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仍需进一步深化。例如，司显柱所提到的语料库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结合应用，虽然为话语体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和应用案例仍相对较少。这种融合的不足可能会限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会影响其对实际话语体系建设的指导作用。

5 未来展望

未来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并深化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首先，需要建立起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更多地从中国自身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出发，探讨如何有效地构建并传播中国话语。其次，应加强对文化层面的深度分析，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减少误解与误读。再次，研究还应更加关注提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以助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有效提升国际话语权。从次，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国际环境的复杂性，探索中国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有效的国际话语体系。最后，应加强实证研究，通过具体案例和数据分析来验证理论，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另外，研究应进一步深化对国际受众的分析，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传播策略。除此之外，学科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应进一步提升，以增强研究的创新性和实用性，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升话语权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理念与方法、体制与机制、译介与传播、平台与渠道、人才与培养等多个领域不断探索和创新，尤其是需要在理论创新、应用对策、人才培养以及机制效能等核心议题上深入探索，同时也要注重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胡安江，2020）。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创新，才能构建起一个真正融通中外、具有中国特色且能被国际社会理解与接受的对外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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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赛男，李丹青．新时代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构建：意义、困境与出路［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8（3）：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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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5]黄友义．《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58．

[6]Johan van de Ven．Comment convaincre? La voix de la Chine à l’international［EB/OL］．（2020-08-05）［2024-08-19］．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expressions/china-trends-6-searching-chinas-international-discourse-pow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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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晓晖．开辟中国和世界交流对话新境界——在首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论坛上的致辞［J］．中国记者，2016（5）：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