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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为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范式，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了2023年的66.16%，城镇人口超9.3亿人（国家统计局，2023）。城市作为人民重要的生存空间，承载着9亿多城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阵地和重要标志，并持续塑造着现代文明的新形态（袁晓玲等，2023）。语言景观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深远意义。

传统概念中的语言景观是指出现在社会公共空间的各种语言标识，主要包括公共道路标识、广告牌、街道名称、地名、商店标识、标语口号、公共指示语、建筑物上的公共标识等（Landry & Bourhis，1997）。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公共空间”被重新定义，语言景观的概念不断扩展和深化，其语言使用是多维空间及多方互动产生的话语赋权结果，折射出不同语言群体所占的社会空间资源（巫喜丽、战菊，2022）。城市语言景观不仅是语言和文字在城市空间中的呈现，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言和文化符号反映出城市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沈骑、孙雨，2023），同时它在增强城市认同感及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重要传播维度。随着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的城市语言景观动态发展，主要呈现出多语种、多模态、受众多样化等特征，语言景观规划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城市语言景观现存的问题与不足进行深入剖析，并解构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市语言景观的实践路径是目前亟需解决的工作重点。

2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市语言景观规划的重要性

2.1 城市语言景观规划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我国经济增长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发展的鲜明旗帜。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阵地与增长极，是高质量发展建设的重中之重（张跃胜等，2021）。在城市规划中，研究语言景观的运用和表达，可以促进城市的良性发展和社会进步。城市发展离不开语言规划，而城市语言使用又反作用于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首先，在经济层面，城市语言景观规划可以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通过精心设计的指示牌、广告牌、标识系统等，有助于增强商业环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带动旅游、零售等行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此外，随着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不断加深，城市以多语言展示其语言景观，可以适应国际化的交流需求。多语言的导向系统和信息服务可以促进国际贸易、提升开放性，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其次，在文化层面，城市语言景观规划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通过对其进行规划与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城市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塑造独特的城市文化特色，提升城市形象，从而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承，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增添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城市语言景观还能体现乃至捍卫多元文化的价值，包容的语言规划可以增强多民族社会的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2 城市语言景观规划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城市规划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彰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是城市建设的主体，也是城市建设成果的共享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这充分体现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性。城市语言景观治理和规划不仅涉及城市空间社会话语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生活质量。它是城市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城市坚持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具体实施。创造更多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空间及社会环境，让城市居民在社会工作、生活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是当下城市语言景观规划的重点之一。优秀的城市语言景观有助于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给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带来便利和舒适。例如，清晰的路标可以帮助民众快速找到目的地，有效的公共信息可以提高民众对城市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满意度。此外，在城市语言景观规划中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如老年人、儿童、外来人口、残疾人士等社会群体，让任何人都能平等、方便、安全地获取、交互、使用信息，这不仅保障了基本的民权，更有利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朝着实现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迈进。

3 我国城市语言景观建设的现存问题

3.1 重调查、轻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在进行城市语言景观研究时，呈现出“重调查、轻研究”的实践倾向。“重调查”是指在实地调查以及数据收集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具体来说，就是花费大量时间在不同城市进行田野调查，广泛收集广告牌、公共标志、街道名称等语言使用的实证材料。这些数据通常丰富详实，覆盖多种标牌类型。收集到的数据往往被用来描述语言景观现状，如统计某城市的语言使用分布情况以及外语标识的种类和频率等。

“轻研究”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研究深度，二是理论创新。研究深度是指研究停留在对数据的描述性研究层面，缺乏对数据背后深层社会文化现象和语言使用规律的深入探究。例如，刘丽芬等（2021）以俄语景观为例，全面考察了三亚俄语标牌的空间格局和构型格局特征；赵学清、刘洁琳（2022）着眼于澳门回归20年后的城市语言景观状况，探究了澳门街道标牌的多语现象。大量的调查工作虽能及时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捕捉到城市特征和语言使用的动态变化，但在此过程中可能忽视了对其背后深层逻辑的研究。

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轻研究”则是指在分析数据时，国内研究者更多地依赖现有的西方语言景观理论，而没有致力于发展新的理论框架。与大量的实证描述相比，关于中国城市语言景观的理论构建工作可能相对滞后，缺乏原创性理论视角。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民日报，2023）。城市语言景观规划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始终契合并服从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而现阶段我国城市语言景观研究仍然较多地借鉴西方理论，主要参考框架包括Scollon和Scollon（2003）的场所符号学理论、Huebner（2009）的SPEAKING分析模型、Ben-Rafael等人（2006）与Ben-Rafael（2009）的语言景观构建原则、Spolsky（2008）的公共标牌语言选择理论以及Trumper-Hecht（2010）的三维分析理论。这些理论在西方的制度、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环境，也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语言景观规划，存在重大理论缺陷。因此，目前我国语言景观的理论创新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3.2 忽视社会特殊群体的语言使用

3.2.1 “适儿化”考虑不充分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质量增长的新阶段，对城市语言规划提出了新要求。早期城市语言规划往往优先满足成年人的日常需求，缺乏对儿童行为需求的充分考虑。儿童不仅仅是以成年人为主导的社会与文化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参与者（Corsaro & Everitt，2023）。为了切实保障儿童权利，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示范”的建设要求，首次将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城市语言景观是实现社会空间儿童友好的重要方面，也是儿童生活与成长的重要环境之一。2021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的《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城市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建设适合儿童的服务设施和标识标牌系统”。

然而，从已有研究来看，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概念尚未引起语言景观研究领域的足够重视。国内有关儿童友好城市的研究主要从物质环境层面探讨空间规划与实践，围绕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朱佩娟等，2023）、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刘磊、任泳东，2023）、空间设计（李欣等，2022；张德顺等，2022）等方面展开讨论。在实践应用方面，尽管近年来我国部分城市，如长沙、深圳、上海等先后开展了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但都主要着眼于公共空间规划设计，忽视了语言景观。提供适合儿童的硬件设施固然重要，但城市的“软环境”才是体现对儿童关爱的关键要素。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为保障儿童权利，部分剧场专门为儿童设计，其中的标识和指示牌采用了明亮的色彩和卡通图像，以吸引儿童注意并帮助他们理解剧场的布局（Johansson & Klaesson，2011）。然而，目前我国城市语言景观在适儿性方面欠缺考虑，关于尺度、字体等问题仍需完善。

此外，与成年人相比，儿童的身心发展和认知能力仍处于成长阶段，其情感和行为特征均存在特殊性并呈现出年龄阶段性分异规律。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均将儿童的年龄界定为0~18岁，该划分跨度较大。目前我国城市在语言景观规划中将儿童视作一个固定的年龄群体，忽视了儿童个体年龄差异所带来的需求差异。

3.2.2 老年人友好不突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已临近深度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2021），人口老龄化问题给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大挑战。与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相辅相成，老年友好型城市的构想同样值得关注。老年友好语言景观建设是构建老年友好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国内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郭亚东、沈骑（2022）在《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中的语言规划》中指出了物理空间中的语言景观问题，认为应加快构建老年友好语言景观。沈骑、顾钧仪（2023）提出了构建数字社会建设中老年友好语言服务的内容框架。除此之外，鲜少有研究聚焦于老龄化背景下城市语言景观建设的探讨。

在现实社会中，国内多数城市的语言景观未充分考虑老年人的使用需求，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信息指示牌设计过于复杂，难以兼顾老龄群体的阅读习惯；缺乏语言景观中的技术融合，如互动指导系统和音频辅导等，而这些对于不熟悉现代技术的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忽视不同老年人群体（如有听力或视力障碍的老年人）的特殊需求等。以国外做法为例，韩国首尔市政府引入了更大字号和更大对比度的配色方案，以便老年人和视力障碍者更易从远处识别公共设施的标牌（Carmona，2021）。Neuhauser等人（2013）的研究中对社区机构、网站等提供给老年人、聋哑人等弱势群体的信息材料的可读性进行了测评，发现该群体的健康素养能力和识字水平与他们获得的专属信息材料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差距。现阶段，我国在语言景观中还没有简明且易接受的老年友好版本，相关研究也处于空白阶段，亟待关注和解决。

3.2.3 少数民族未受重视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新华社，2021）。由此可见，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然要求56个民族实现总体现代化。语言规划是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息息相关。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现代化建设相对薄弱的区域，语言景观建设更应该得到重视。然而，结合国内现有的研究和城市实践，对少数民族语言景观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从整体上看，与少数民族相关的语言景观研究明显少于汉族。并且，在语言景观研究中，由于藏族、苗族等人口相对较多的少数民族在某些区域有较强的语言存在感和文化传播力，国内学者往往对这些语言标牌给予较多关注，而其他小型少数民族的语言景观研究却未受到同等重视。这种局限性可能会影响到语言保护和文化传承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不利于保留中国多元语言景观的完整性。

从现实需求和国际实践来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景观建设需要更加具体有效的举措。尽管我国教育部、国家语委早已联合下发了《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5），旨在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为核心的各项工作，但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开发使用并没有充分渗透到日常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中。以德国为例，德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联邦州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措施所涉及的范围，从教育领域延伸到公共生活、媒体及司法领域。2004年，石荷州议会通过了在公共场所推广弗里西语的行动计划，规定所有公共设施必须挂上弗里西语的标牌（李永村，2020）。除此之外，Pachné Heltai和Bartha（2017）在对芬兰一所北萨米幼儿园的研究中发现，该幼儿园的标识萨米语位于芬兰语之上，这表明少数民族语言受到了重视。

4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市语言景观规划的路径选择

4.1 加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语言景观理论创新

创新城市语言景观理论对于理解和指导我国城市空间中语言符号的设计与使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可以为城市规划、文化传播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一方面，应当深入观察和分析中国不同城市的语言景观实践案例，立足于中国国情与发展实践，善于总结并提炼中国城市语言景观发展的规律性成果，归纳出城市语言景观中的共性问题和特殊表现。另一方面，还需不断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如社会学的社会实践理论、文化学的符号解读等，使城市语言景观理论更为多元且深厚。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对于城市语言景观理论的创新，同样要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这种理论创新不仅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语言智慧和审美精神，还需要将这些传统因素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相结合，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凸显城市语言景观的“原创性”，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为世界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书写中国华章。同时，本土化理论创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实践的不断深入，城市语言景观理论也需要不断完善和提升，使之更加契合我国的社会实际。

4.2 加强特殊群体友好的城市语言景观实践

构建特殊群体友好的城市语言景观需要考虑多样性、包容性及易用性，兼顾儿童、老年人及少数民族群体的诉求，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通的城市语言景观规划道路。

4.2.1 把握尺度问题，适应儿童发展

儿童友好的城市语言景观规划应当以尺度问题为关键抓手，因为儿童与成人在身体尺寸、视线高度、认知能力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语言景观的设计应当确保标识的放置位置和大小符合儿童的视觉尺度，便于儿童观察和理解。《指导意见》提出的“一米高度看城市”正是出于该方面的考量，需要不断优化城市公共空间“一米高度”的语言标识及与儿童相关的标牌系统。同时，也应当尊重儿童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语言服务需求，从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实际需求出发，在教育空间、医疗空间等方面提供儿童友好的语言景观，切实保障儿童的各项权利。第二，推进城市语言景观适儿化改造应当符合儿童认知。可以使用生动活泼的色彩和友好的形状吸引儿童并传递正确的信息和情绪；增添互动性元素，如游戏式的信息板等，鼓励儿童探索和学习，构建贴合儿童认知的语言景观。

4.2.2 优化信息呈现，体现人文关怀

老年友好的城市语言景观规划应当立足老年群体的行为特征、情感需求和发展诉求，体现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适应与对老年群体的关怀。第一，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在广告牌、街道标牌、商店标识的设计中，需要考虑到可视性与辨识度的问题。提升标牌上文字的字体与字号，采用高对比度色彩组合，确保老年人即使视力不佳也能清晰阅读；在标牌位置设置合适的照明，保证夜间或光线不足时的可视度。同时，采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避免复杂的图案或符号。第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看，在老龄化成为基本国情的前提下，语言景观应重点体现出尊重、关心和支持老年群体的价值取向。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到城市语言景观的设计和改善过程中，了解他们的意见和需求；通过公共标识、公共广告等多种渠道宣传尊老爱老的价值观，例如在公共场所显著位置设立“老年优先”等标识，提高公众对老年人友好的社会意识，共同构建老年友好语言规划体系。

4.2.3 夯实民族认同，拓宽展现形式

民族地区的城市语言景观是历史和文化交织的纽带，展现不同民族独有的文化特征，同时也映射出各民族群体深植的价值理念。第一，在民族地区城市语言景观的构建中，要夯实文化认同，强化民族地区语言文化的发掘与呈现，采用多语言标识系统，确保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语言景观包含本民族语言，展现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同时，也要确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呈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促进民族理解、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关键作用。第二，要拓宽民族地区城市语言景观的展现形式。在数字化背景下，语言需求更加多元，城市语言景观也需紧跟时代步伐。实际上，不论是民族地区还是其他城市的语言景观治理与规划，都需要推动语言景观多模态、多媒体等模式的发展。通过深度整合现代技术，提高语言景观的互动性、科技性与创新性。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眼动追踪技术、可视化技术等，提供音视频、交互式地图等服务，打造智能互动的语言标识系统，以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需求。这样的科技融合不仅能使城市语言景观更加生动和人性化，也能让人民群众无障碍地体验城市的语言魅力。以此推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使语言景观成为支持我国城市尤其是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5 结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城市语言景观规划有助于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在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方面具有深远意义。通过对现存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可以明确未来城市语言景观规划研究的双重路径：第一，要求加强理论创新，深入探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城市语言景观理论；第二，要求满足社会特殊群体的语言需求，为城市儿童、老年人和少数民族群体等提供适宜的语言服务，是城市管理、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展望未来，城市语言景观的构建必须坚持科学性、系统性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本着科学的态度进行规划设计，又要考虑语言景观中的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包容性。总体而言，城市语言景观规划应贯穿城市发展的全过程，有效反映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而彰显出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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