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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泰国数百年来的中文教育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泰国中文教育的开展与中泰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泰国官方对中文教育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中文教育在泰国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依据发展特点，可将泰国中文教育划分为早期的“从私塾到学堂的中文教育孕育及自主发展期”，中期的“从被限制到被打压的艰难时期”，现代的“由放开到大力提倡中文教育的繁荣发展期”三个时期。无论在哪一个时期，泰国的中文教育政策始终服务和服从于泰国的国家构建，且受各类不同因素的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回顾，总结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嬗变历史，探讨左右泰国中文教育政策嬗变的核心因素。在此基础上，探寻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历史嬗变给予我们的启示，以便为当代国际中文教育的推广和繁荣发展提供可资借鉴和参考的经验。

1 “无为而治”“从限制到打压”与“由开放到大力提倡”：泰国中文教育政策嬗变三部曲

综观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嬗变历史，不难看出政治取向、政治立场、国家认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文化交流需求等因素是左右泰国中文教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因。但是在不同阶段，这些因素的具体作用和表现形式存在着差异性。

在泰国中文教育发展的孕育及自主发展期，中泰两国在政治上互为友好邻邦。大量华人的到来为泰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推动了泰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这使得当时的泰国统治阶级对华人及中文保持着开放且欢迎的态度，为泰国私塾式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在官方“无为而治”的中文教育政策下，私塾式中文教育在泰国得以迅速发展，并在长期的积淀后建立起了中文学堂。到了19世纪20年代，受当时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思想的影响，泰国统治当局加紧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开始限制并打压中文教育的发展。在二战及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到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环境影响，泰国统治当局站在亲西方的立场上，对中文教育采取了进一步打压的政策，当然期间也出现了短暂的缓和期。这种因国家认同构建和政治取向而导致的“由限制到打压”的中文教育政策，给泰国中文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沉重打击，严重阻碍了泰国中文教育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泰两国再次实现邦交正常化，建立起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这为泰国中文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泰国执政当局对中文教育实施了开放政策，允许中文教育正常开展，中文教育再次进入各级各类学校。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泰两国的贸易额不断扩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泰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助力。近些年来，中泰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且深入，为泰国中文教育创造了蓬勃发展的机遇。如今，中文已成为泰国的第二大外语。自2006年孔敬大学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泰国共设立了17所孔子学院和11所孔子课堂；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达2000多所，学习中文的在校学生达100多万人。自2003年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派出第一批赴泰中文教师志愿者以来，中国累计向泰国派遣了20000多人次的中文教师志愿者，这些中文教师志愿者先后任教于泰国1000多所大中小学。[1]经济发展与中泰交往的需求使得泰国执政当局大力提倡中文教育，为泰国中文教育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1.1 “无为而治”：基于政治和经济主导的泰国中文教育政策（13世纪—1918）

泰国与中国自古以来交往频繁，从中国汉朝开始便有了两国间的使节往来。中国古籍文献中关于泰国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汉书》中。

据《汉书》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其中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皆为古代泰国境内的小国。（黎道纲，2007：4；黄重言，2016：1）在古代，中泰两国除了国家间的使节往来外，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也非常密切。古代中国作为文明大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泰国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戚盛中，1990）。

随着中泰两国频繁而深入的往来，大量华人开始移居泰国。众多学者认为，华人早在13世纪前后就已经定居暹罗湾沿岸，并逐渐形成了华人社区。（陈晖、熊韬、聂雯，2014：21；William Skinner，1957：135-137）随着华人社区的形成，中文教育逐渐兴起。泰国早期的中文教育主要以“蒙学”教育为主，所使用的教材也多是国内常用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在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及吞武里王朝的数百年间，泰国的中文教育主要以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和寺庙教育为主。直至1782年，泰国才出现了第一所中文学堂。根据泰国教育部一份名为《教授中文的民校》的档案记载，大约在1782年，定居于泰国大城府的华人将诸多私塾整合后，在一座岛上建立了一所专门教授中文的学堂，并命名为“鼓莲（เกาะเรียน）”[2]，学堂大约有200名学子。由于目前没有找到其他文献记载，该校的其他信息无从知晓。“鼓莲（เกาะเรียน）”的建立标志着泰国中文教育脱离了私塾教育，是泰国华人尝试建立中文学校的开端，也是泰国最早的正规中文教育的萌芽。（周南京，1995：277）

“鼓莲（เกาะเรียน）”的建立未受到泰国统治当局的任何限制，这使得泰国的中文教育在孕育和起步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这一阶段泰国统治当局对中文教育的开展秉持着一种“无为而治”的开放态度，任由中文教育自由发展。

这一时期的泰国统治当局之所以对中文教育秉持“无为而治”的开放态度，主要是受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主导。这一时期，中泰两国在政治上一直是友好邻邦，双方经常互派使团。据《明实录》等相关史料记载，1370年至1482年间，明朝先后二十多次派遣使团出访暹罗（泰国旧称），泰国则先后一百多次派遣使团访问中国。两国政治上的互访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交往。大批中国沿海居民前往泰国谋生，为泰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政治交往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泰国统治当局对华人的到来持欢迎姿态，对随之出现的中文教育自然也是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

此外，泰国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人口较少，缺乏劳动力。加之在大城王朝及吞武里王朝时期，泰国对外战争不断，尤其是在经历了十多次泰缅战争后，泰国劳动力人口锐减。劳动力匮乏严重影响了泰国经济的发展。华人的到来，一方面缓解了泰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为泰国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泰国社会的繁荣发展。

但到了曼谷王朝初期，大量底层官吏及思想保守的民众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始排挤华人，这严重违背了拉玛一世利用华人开发土地、发展经济文化以促进社会繁荣、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拉玛一世加强了同中国的友好往来，同时采取诸多政策以缓解华人与当地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华人在泰国社会中的地位，促进了华人社区的发展，中文教育也随之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在泰国统治当局“无为而治”的开放、包容政策下，华人建立了大量的中文学校，诸如华益学堂、中华学堂、同文学堂、新民学校、进徳学校、明德学校、培元学校、育民学校等等。

在1918年《暹罗民办学校法》（也称“民校条例”）颁布之前，泰国中文教育在政治和经济的主导下一直拥有着自主发展的空间，未受到官方的任何限制，中文学校的教育课程全为中文授课。这一时期的泰国中文教育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完全的母语教育。

1.2 “从限制到打压”：国家认同与政治取向主导下的中文教育政策（1918—1975）

泰国统治当局长期“无为而治”的中文教育政策使得中文教育获得了极大发展，教育层次从最初的启蒙教育发展到了初高中教育。泰国中文教育的这种强劲发展势头引发了统治当局的担忧。统治者认为中文教育的过度发展和大量中文社团的活动危及到了泰国的国家认同、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同时也违背了泰国统治当局正在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出于国家认同和政治取向构建的需要，泰国统治当局开始对中文教育进行限制和打压。

泰国政府于1918年颁布了《暹罗民办学校法》（也称“民校条例”），拉开了限制中文教育发展政策的序幕。该法律旨在规范民办学校的教育课程设置，以使其符合政府为构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而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该法律规定所有学校必须设置泰文课程，中文学校等私立学校每周至少开设三课时的泰语课以培养学生的泰语运用能力，并要求这些学校要在三到五年内逐渐实现非语言类科目使用泰语教学的目标。到了1921年，泰国政府又颁布了《暹罗强制教育实施条例》，该条例规定泰国学龄儿童每学年至少需要接受800课时的泰语学习，各学校必须统一使用教育部门制定的课程大纲，授课及考试语言必须为泰语，其他语言课程的开设必须向教育部申请并获得许可后方可实施。该条例进一步限制了泰国中文教育的开展，大有取消学校中文教育的趋势。这引起了华人群体的抗议。几经博弈后，泰国政府调整了对中文教育的政策，取消了中文的母语教育地位，允许中文教育作为外语教育在学校继续开展。这表明，此时的泰国政府虽然在政策上打压中文教育的发展，但是态度并不强硬。此时的泰国政府所要打压的主要是作为母语教育的中文教育，对于作为外语教育的中文教育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1932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后，执政者奉行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加紧了对民族同化政策的推行。执政者的同化政策在语言领域体现为推行语言同化政策，强调泰语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要求“中文学校必须以泰语及与泰国相关的内容作为主要课程”，并将中文进一步明确为一种外语，每周授课时数不能超过6课时，否则不予发放政府教育津贴。[3]1936年的《新民校条例》进一步对中文教育进行了限制。该条例将中文列为“会危及泰国国家安全的语言”。新条例规定“中文学校实行董事会负责制”，由董事会统一制定课程，且课程必须包括泰国公民认同、泰国历史、泰国地理等相关课程，必须使用泰语授课以保证学生能流利地进行泰语听、说、读、写，采用其他语言（中文）授课的课程需向教育部申报，由教育部审批和管理。该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挤压了中文教育在泰国学校教育中的生存空间。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泰国华人华侨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这与当时銮披汶·颂堪内阁极力推行的大泰民族主义（即“泰人的泰国”）、“泰日通商友好”政策以及保持战争中立的政策相违背，打破了泰国与外界的原有关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泰国社会爆发了多起反华活动，一些反华分子甚至公开鼓吹“可以拿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方法对付华人”。这无疑加剧了“泰—华”两族关系的恶化。銮披汶·颂堪内阁为了继续推行“泰人的泰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采取了一系列排华政策，取消了中文报刊的发行，并于1939年颁布了《华文教育新规定》，要求中文学校的中文教师必须通过由教育部举行的泰语资格考试后方可上岗授课，中文学校的中文课程由先前的每周不超过6课时进一步缩减为每周不超过2课时，中文学校的有关管理章程、课程及课本等必须符合执政当局发布的有关规定，如有违背即行封校。同时还限制中文在学校中的运用，除了中文课，其他场合不得使用中文。泰国政府的这一中文教育政策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在此期间，由于政府对中文教育的各种限制以及战争因素的影响，许多中文学校被迫关闭，泰国华文教育发展陷入低谷。

二战结束后，自由泰领导人社尼·巴莫接任泰国内阁总理，开始推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宣布自1945年9月起，允许之前被关闭的中文报刊和中文学校复办，并准许华人华侨新办中文学校。1946年1月23日，中国政府外交谈判代表团团长与泰国内阁总理社尼·巴莫签署了《中暹友好条约》。此条约规定华人华侨享有在泰国境内合法开办中文学校的权利和自由。之后，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欧阳纯于1947年5月与泰国教育部代表经过多轮商谈后达成了有利于泰国中文教育开展的三点协议：①强制教育阶段（即小学1至4年级）中文授课时数分别为一年级10.5课时，二年级11.5课时，三、四年级12.5课时；②中文授课教师无需参加泰文考试，但应有相应的授课资质证书；③学生可以实行男女同校。（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94）以上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泰国中文教育发展的限制，使得泰国中文教育在二战后出现了短暂的复苏。这一时期的泰国之所以会采取对华友好政策，放松对中文教育的限制，主要在于：一方面，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成为战胜国，而泰国虽然未受到制裁，但却是事实上的战败国，处境艰难；另一方面，泰国需要借助中国的支持以顺利加入联合国。

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通过政变再次上台执政的銮披汶·颂堪又采取了严厉打压中文教育的政策，颁布了关于中文教育的苛刻政令。这些政令主要包括：凡是未遵照《民校条例》注册的中文学校一律关闭；只允许一至四年级开设中文课，且每周授课时数不超过10课时；中文学校法人及校长必须是泰国人；统一使用教育部编写的中文教材，不许教授中国历史、文化等内容；不允许设立新的中文学校，且中文学校数量严格控制在153所，多余的一律关闭。（朱敬先，1986：160-162）此外，銮披汶·颂堪内阁还通过征收沉重的中文招牌税以减少中文学校使用含有中文标示的牌照，以降低中文的使用和影响力。（沈英名，1988：53）

为了进一步打压中文教育，銮披汶·颂堪还亲手制造了“6.15事件”，以非法从事政治活动为借口出动警察包围了华侨教育协会及南洋中学，并抓捕了53人。（黎道纲，2006：639）此后，銮披汶·颂堪内阁借助“进行非法政治活动”及违反1937年《统制募捐条例》[4]这两条理由严厉打压中文教学。这一时期，泰国的中文中学全部被关停，中文小学因无法正常募捐导致经费短缺而被迫关停，被取缔或关停的学校多达近百所。（王绵长，1998；洪林，2006：459）在这一系列严苛的政策打压下，泰国中文教育发展再度走向低谷。

二战后，作为泰国资产阶级右派代表的銮披汶·颂堪内阁在政治上选择了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阵营，极力推行反共政策。一方面，对内严厉打压泰国共产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极力消除周边国家共产主义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一步刺激了銮披汶·颂堪内阁的反共神经。加之后来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为代表的东西方阵营的冷战对立，使得泰国军政府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新政权的猜疑。这种政治上的猜疑严重影响着銮披汶·颂堪内阁对中文教育政策的制定。他们偏执地将中文认定为“社会主义的语文”，罔顾事实地将一切中文教材认作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并偏执地认为开放中文教育会导致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会使国内社会思想混乱，存在颠覆政府统治的危险，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全。在这种错误的政治偏见影响下，銮披汶·颂堪内阁于1952年11月13日颁布了《防共条例》，条例明确指出中文学校会传播红色共产主义思想，必须严厉管控。在这种极端偏执的政治取向下，大量中文学校被统治当局查封，使得中文教育遭受了更为严厉的打压。1954年政府又颁布了《民校修改条例》，明确指出禁止新办中文学校，已有中文学校不许扩招，并规定中文学校校长必须由第三代泰籍华裔或本土泰国人担任，中文教师必须持有泰国教育部颁发的泰文初四及以上等级资质证书方可授课。这些规定严重挤压了中文教育的生存空间。

1957年沙立及其副手他侬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由于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新内阁放松了对中文学校的打压，也默许了泰国家庭中文教育班的存在；但并没有完全放开中文教育，并于1960年颁布了《发展国家教育方案》。该方案将泰文强制教育由之前的四年延长到了七年，同时只允许中文学校开办四年制小学，中文学校每周中文授课不超过10课时，且中文学校不准开设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课程。

他侬1963年再次上台执政后，再一次放松了对中文教育的打压，颁布了多项关于中文学校的政令，内容涵盖：（1）不干涉家庭中文补习班的开设；（2）允许六所中文学校将中文课开设至高中阶段，但中文授课时间必须在每天正式授课结束以后（即下午四点以后）[5]；（3）允许中文学校开设成人中文夜校补习班，每晚7点至9点授课。（王绵长，1998）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中文教育的打压，并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1972年，他侬内阁批准了朱拉隆功大学开设中文课程的请求，他侬还表示“中文应该列入大学文学系，将其作为一门外语来教授”。（史青，1973；卓南生，1998）

这一时期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显著特点在于服从和服务于国家认同和统治阶级的政治取向。无论采取限制还是打压举措，统治阶级颁布和实施的中文教育政策都是在服务和服从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以构建民众对泰国的国家认同以及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取向。而对语言政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经济、文化、外交等因素，在这一阶段的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显得无关紧要。

1.3 “由放开到大力提倡”：经济主导下的中文教育政策（1975至今）

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双方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不断加强。这一改变也影响了泰国政府对国内中文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泰国政府开始摒弃部分打压中文教育的政策，放开了对中文教育的限制。1978年，泰国政府颁布了一项关于中文教育的重要政策，即不再限制中文教育的内容，同时允许所有商业类院校开设中文课程。这成为了泰国政府公开放开中文教育的标志。此时的泰国政府已经将中文定义为了商业通用语言。自此，泰国的中文教育也从原来的家庭教育和学历教育扩展到了职业教育领域。

到了20世纪80年代，泰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了中文教育，其举措主要包括：放宽中文教师任教资格，允许第二代华人担任中文学校校长，并允许学校自主聘任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外籍教师讲授中文；允许中文学校搬迁和自主决定招生规模；中文学校的中文课程由原来的一至四年级延至六年级；非中文学校可从五年级开始开设中文选修课程；大学可设立中文系（或中文组）等等[6]。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冷战后泰国中文教育的繁荣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冷战结束，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泰经贸往来进一步加强。两国贸易往来带来的经济利益使泰国民众（包括华裔）对中文的功能达成了新的共识，即中文已经不再是华人、华侨实现族群和文化认同的关键要素，而是已经成为了泰国加强与中国及世界友好交流、加速发展经济的重要工具性语言。基于这样的共识，泰国阿南·班雅拉春内阁政府于1992年通过了《关于放开中文教育政策的提议》，该提议于同年2月4日通过了国会审议，成为了一项政府正式法令。该提议内容涵盖广泛，是对泰国历届内阁政府限制和打压中文教育政策的一次较为全面的调整，开启了泰国中文教育发展的新篇章。提议规定：学前教育、小学及初高中均可开设中文课程，所有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可按照教育部学校管理的相关规定自主安排课程、自主选择教材；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可以自主招聘外籍中文教师。这些规定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泰国中文教育的繁荣发展。（吴晓霞，2000）之后，1998年10月，泰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将中文列为高等学校外语入学考试选考科目之一。2002年，泰国颁布新的《国家基础教育教学大纲》，将中文明确为泰国的第二外国语（第一外国语为英语）。2005年泰国教育部颁布《促进泰国中文教育以提升国家竞争力之战略规划》，将中文列为中学必修课程，并要求所有中学最晚于2008年开设中文必修课程；同时在中文教育政策、教学大纲、教材教具、师资力量等方面提出了战略性建议。该战略规划成为了泰国21世纪中文教育的纲领性指导文件，为不同层级的学生的中文学习目标提出了具体内容，制定了适合泰国学情的统一课程标准，提出了与中国教育部门合作修订和完善适合泰国学生使用的中文课本，并制定了中文教师人才培养的短期和长期计划，旨在为泰国中文教育的持续开展储备师资。这一系列的战略规划及其实施从不同层面和视角促进了泰国中文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此外，泰国教育部《促进泰国中文教育以提升国家竞争力之战略规划》的颁布和实施，加强了中泰两国政府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深度合作。2008年，中泰两国政府启动了联合培养泰国本土中文教师的合作项目，为泰国中文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师资。

之后，泰国政府于2010年和2014年先后颁布了《促进高等教育阶段中文教育发展的战略方案》《中文教育政策改革》《中文教学发展规划》等政策性文件，旨在进一步促进中文教育的发展和繁荣，提升中文教育质量。为了提高人们对中文学习的重视程度，《中文教学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中学阶段可将中文设置为计划科目，这使得中文课获得了成为泰国中学必修课的资格。中文课程在泰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地位的提高，为中文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同时，这些文件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提出如何解决泰国中文教育“如何从注重量的扩展过渡到注重质的提高”这一问题，为新时期泰国中文教育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综观这一时期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因素在这一时期的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中泰两国在政治上的互信和外交上的互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2 泰国中文教育政策嬗变对当下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带来的启示

泰国中文教育政策的嬗变历史及其嬗变动因引发了我们诸多的思考。总体来看，政府（或统治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取向、国家认同构建需求、经济发展需求、文化交往需求等因素是影响一国中文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几个关键性因素。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和具体呈现形式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在探究一个国家的中文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发展变化时，不能脱离特定时期的特定环境。我们要跳出政策本身，置身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大生态环境中来进行考量。

2.1 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应“去政治化”

语言及文化传播应该成为族群或国家间文明互鉴的内容与工具，而不应成为政治博弈的手段或工具。语言和文化的传播虽然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时对政治风向极为敏感，但是我们不能轻易地将语言政治化。因为一旦将语言政治化，很有可能会引发政治问题。二战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泰国出现的“华—泰”两族的紧张对立和此起彼伏的反华情绪及各类迫害华人华侨的惨剧，正是当时的泰国统治阶级将中文教育问题政治化所导致的后果。

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语言和政治的关系。诚然，语言问题与国家认同密切相关，但这并不会必然导致认同障碍的发生。只要政府能秉持语言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开放包容态度，积极进行语言规划和治理，语言必将成为推动国家发展、构建国家认同的助力。

当然，我们所说的去政治化并不等同于“非官方化”。国际中文教育的全球推广必然需要国家间的官方合作来推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构建“政府搭台，民间做事”的生态模式。政府负责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为推动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政策和机制保障，而让民间机构，如学校、公益团体、商业实体等成为参与主体来具体实施并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

2.2 构建和平发展共同体以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

为了能使国际中文教育获得更大的发展，中华文化更自信地走向世界，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理念；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不断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一方面能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能增强中文与中华文化的全球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国际友人来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

同时，我们还应该始终坚持“求同存异，和平友好，互助互利”的国际交往原则，增强国家间和族群间的互信，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追求国家利益时，也要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共同发展中探寻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我们要努力使国际中文教育的推广和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成为全球国家间和族群间文明互鉴的纽带和桥梁，“以语通心”，共建和平、美好的世界家园。

2.3 积极了解和研究目的国语言政策，实施针对性的国际中文教育推广策略

在推广国际中文教育和进行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和研究目的国的语言政策历史与现状，熟悉其文化传统，了解其政府的政治取向，掌握目的国对中文的需求情况，制定精准的国别化推广方案。在相知中求同存异，使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互鉴成为彼此的桥梁，以扩大共识。

在中文和中华文化的国际推广中，应该根据目的国的语言政策建立相应的官方和民间合作机制，实现“官、民融通”，实现参与主体的多样化，进而达到推广方案的多元化，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共同助力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发展。

3 结语

本文从政策嬗变及其动因视角探讨了泰国数百年来中文教育政策的演变，意在管中窥豹，发现并提出一些对当下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工作的开展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理性观点和看法。

放眼全球，目前泰国的中文教育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泰国的中文教育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丰硕的成果，一方面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磨炼和洗礼后的积淀，另一方面则是中泰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参与和努力的结果。

在泰国中文教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泰国的中文教育政策都扮演着“风向标”和“指挥棒”的角色，对中文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政策打压中，泰国中文教育艰难支撑，经历了一段极不平凡的艰难岁月。在中泰邦交正常化后，泰国开始调整中文教育政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泰国政府开始大力扶持中文教育，加之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孔子学院和各类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再次促使泰国中文教育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景象。这为当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全球推广提供了诸多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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