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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语语用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语用学与二语习得的交叉学科，聚焦二语习得中的语用知识和能力问题（Bardovi-Harlig，2013）。虽然已有学者关注语料库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视角下的二语语用研究，但是少有学者从文化和对比的角度关注二语习得问题，《跨文化语用学与外语学习》一书则弥补了这一研究空白。该书由德国汉堡大学的名誉教授朱莉安·豪斯（Juliane House）和大连外国语大学启航学者特聘教授丹尼尔·卡达尔（Dániel Z Kádár）两位教授合著。朱莉安是跨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丹尼尔是语用学领域的专家，二人通过合作从文化与对比的角度，对语言学习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颇丰。本文拟对该书进行介绍和简评。

2 内容概述

2.1 对比语用框架的提出

书的第一章主要论述对比语用框架的提出原因及分析。二语语用学与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领域并不完全相同。二语语用学主要关注外语学习中的语用问题，而跨文化语用学则从对比的角度分析母语到目的语的迁移现象。为解答二语学习者在跨文化沟通过程中出现的语用问题，本书将跨文化语用学与二语语用学相结合，提出了一个基于语料库和混合研究方法的对比语用框架，从跨文化的角度关注外语学习者的二语习得。由以往经验可知，研究某一特定现象具有一定局限性，因而互动视角下的语言单元研究能够克服这种局限性。本书分析的四个语言单元为表达（Expression）、言语行为（Speech Act）、互动行为（Interactional Act）和谈话类型（Type of Talk）。

第二章回顾了跨文化语用学的发展、重要概念和主要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Blum-Kulka在言语行为理论（Austin & Searle，1962）、合作原则（Grice，1969；1975）、语境化理论（John Gumperz，1978）和交际能力（Hymes，1971）的基础上开展了“跨文化言语行为实现项目”（Cross-Cultural Speech Act Realisation Project，以下简称CCSARP），对五个国家请求语和道歉语展开研究，此为跨文化语用学的开端。基于House（2005）提出的能够对文化进行分析的四种层面，本书指出跨文化语用学的首要研究重点是社会国家层面，次要重点是社会、国家亚群体层面。

第三章在以往自上而下对互动中的言语行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互动行为是言语行为的外部体现，从而提出了自下而上的言语行为类型学框架（见图1），与跨文化语用学和二语用学相结合以分析话语层面的言语行为，从而更好地量化、对比数据。该框架基于修改后的原始框架（Edmondson & House，1981）、话语分析和互动仪式理论（interaction ritual theory），将25个言语行为分为实质性和仪式性两大类。这25个言语行为被称为“极基本型”（radically minimal），具有最基础、可复制、能互动的三大特点。这不仅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也让二语习得中的言语行为差异得到关注，并系统地对一语和二语中的言语行为进行对比。

图 1 最基础、可复制、能互动的言语行为类型

Figure 1 Radically minimal, finite and interactional typology of speech acts

2.2 对比语用框架下表达和言语行为的语用特征

第二部分由四个章节组成，均运用第三章提出的框架来探讨言语行为的语用特征。其中，第四章讨论了如何研究和理解关于请求和道歉的“表达”。第五章分析了对感谢和问候的“言语行为指示”。第六章和第七章则分别讨论了批评和祝贺这两种互动行为。

第四章在本书的框架下，运用语料库和对比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来分析最小语用分析单位——“表达”，如何跨语言文化表示言语行为。书中将其称作“仪式框架下的表达”（Ritual frame indicating expressions，以下简称RFIEs），并将对RFIEs的研究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以出现频率为标准，识别语料库中可比的RFIEs，并由母语者确定其可复制性。在此过程中发现了权利凸显的制度（institutional with power-salience）、无权利凸显的制度（institutional without power-salience）两种标准语境，并将每种语境分为二元（dyadic）、多方（multiparty）和公共（public）三大类。

第二部分先对比不同语言中RFIE的“言语行为锚”（speech act-anchored）与“非言语行为锚”（nonspeech-act-anchor）功能出现的频率，后发放问卷考察二语学习者对其的理解。运用将语用语料库分析与二语对比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出导致二语学习者困惑的语言文化差异。

第五章研究“变更的言语行为指示”（altered speech act indication）。本章首先通过语料库和对母语人士的访谈来确定能够表达感谢和问候的RFIEs。由于变更后的言语行为指示可以表示与之相关或完全不同的言语行为，研究借用解释范畴的二元对和非二元对（House 和 Kádár，2021a）将RFIEs与言语行为的关系分为三大类：①RFIEs的普通言语行为指示使用v．s．RFIEs的变更后言语行为指示使用；②RFIEs的普通言语行为指示使用v．s．RFIEs的非言语行为锚；③RFIEs的普通言语行为指示加RFIEs的修改后的言语行为指示。在第三章所提出的框架下对这三组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RFIEs的变更、修改和非言语行为锚均会影响二语学习者对语言的理解。

言语行为倾向于实现更复杂的互动现象，无限的互动行为会引发严重的二语语用问题。因此，第六章开始分析互动视角下的言语行为。

批评是课堂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一系列表达和言语行为组成。作为一种威胁面子的行为，教师在二语课堂中会对其进行委婉处理，致使学生难以识别。本章首先收集了50位以汉语为母语的大学老师完成的话语补全测试（DCT）。题目涉及渐趋严重的三种违反课堂秩序的行为：①同学玩手机；②同学小声说笑；③学生大声交谈。本章对老师话语中多次出现的表达和言语行为进行了分类，并将其整理为诸如“个人称呼+第二人称代词/学生姓名”的话语公式。

在第六章的第二部分，研究邀请10名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和10名中国学生参加评级测试和访谈，评估外国学习者和汉语使用者如何对批评进行评价。测试包括以下三项任务：①区分请求和命令；②对请求表现形式的可接受程度进行排序；③对“请求”（Request）、“告诉”（Tell）和“意见”（Opine）实现形式的可接受程度进行排序。研究认为两组学生的语用差异极可能是由教学缺陷引起的。

第七章引入互动仪式理论（interaction ritual theory）对言语行为展开进一步分析。第六章已经分析了日常互动行为，因而第七章侧重于关注非日常互动行为——祝贺。由于几乎没有课程将祝贺仪式纳入课本中，但诸如生日、结婚、乔迁等在留学生活中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因而对祝贺的研究是极有必要的。基于互动仪式理论，研究祝贺在阈限性（Liminality）仪式中的实现。其中，阈限指“从正常状态下的社会行为模式中分离出来的一段时间和空间”。

第七章首先建立了一个DCT语料库，包含10名中国人关于阈限仪式的语料。仪式的筛选标准是我国文化对年龄的重视程度。研究要求受访者完成关于以下内容的四项任务：①婴儿诞生；②十八岁成人礼；③八十大寿；④婚礼。DCT中还包括标准的社会语言学参数：社会距离和权力［＋/-SD，＋/-P］。比如，你好朋友的孩子满月，你会说什么［-P/-SD］？你爱人领导的孩子满月，你会说什么［＋P/＋SD］？对比组为10名汉语学习者在上述四种仪式中表示祝贺，从而观察外国学习者的表现是否与已有语用惯例相同。

第七章的研究有以下四点发现。第一，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四种祝贺的差异相对较小；第二，除起源于国外的十八岁成人礼这一场景之外，所有的仪式活动中均具有较大的文化差距；第三，言语行为祝贺（Wish-Well）只通过预设的方式呈现；第四，祝贺中的许愿通过复杂形式实现。

本书的第二部分运用框架对表达、言语行为和互动行为进行了研究，通过层层推进的方式将无限的互动分解为有限的因素，由浅入深地对英汉两种语言加以剖析，让读者读来如同解谜一般逐步认识到英汉语用差异。

2.3 对比语用框架下对谈话类型的探讨

本书的第三部分包含第八、九、十共三章。这三章均在第三章提出的框架下对“谈话类型”展开了讨论。作为系统中最大的单元，谈话类型能够把RFIE、言语行为和互动行为等单位纳入一个综合分析之中。

第八章论述了问候这一谈话类型，聚焦于开始交流时的表达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互动行为。通过分析诸如“你好”和“Hello”等简单表达，探究英语和汉语问候语之间的深层差异。

研究首先访谈了10名在英语国家学习多年的中国人。基于受访者对英语中的问候方式与汉语是否有差异，英汉的问候差异体现在哪里等问题的回答，使他们列出诸如“你好”“您好”“早上好”渐趋正式的英汉问候语。研究依据出现频率筛选出常见表达，并运用社会距离与权力［＋/-SD，＋/-P］、私人交际场合与公共交际场合［Priv/Pub］三种变量对其进行标注和比较。之后，研究从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the Modern Chinese General Balanced Corpus）和北京大学语料库（Peking University Corpus）中抽取了两组案例，分别为：问候之后没有其他言语行为以及问候之后有言语行为，每组各100个。通过对比两组语料揭示问候行为中的英汉差异，从而为后续访谈提供支持。

第八章的第二部分通过对19至25岁的大学生进行访谈来研究两个问题：
①中国人在不同人际关系中是否进行问候；②刚见面时，人们采用的表达和言语行为是什么。研究发现，在两种语言文化中，问候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英语中的问候是惯例性的，而汉语问候的决定因素是人际关系。

结束交流的谈话类型也受到了作者的关注。第九章将研究重点从英汉言语行为对比转向关注英语学习者在结束交流过程中存在的困惑。研究对在英国长期居住的中国人进行了访谈，内容涉及英语文化背景中的表达结束是否能够被中国人察觉。之后，本章构建了中国学生和英国学生的DCT语料库，变量为社会距离和权力。研究发现，一方面，英语母语者会因打断别人而不是离开而道歉，这会使中国人感到不适应；另一方面，英语中的结束交流简单而直接，但汉语会基于权力距离等因素而使用不同敬语和其他言语行为。

第十章开始分析英语学习者是否能够识别言语行为“抱怨”，即受访者是否能够注意到谈话类型的转变（开场谈话转换为商务谈话）。本章主要关注中国英语学习者能否意识到问候可以表示抱怨这一言语行为。研究表明，大多数英语学习者无法识别非常规的问候能够表示抱怨这一事实，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难以将话语中的矛盾与人际交往相关联。

2.4 回顾与展望

第十一章对全文内容进行了回顾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其中，本书建议超越二元语言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多个可比较的二语学习者群体可成为研究对象。其次，不同语言间的比较，如英语—日语、德语—日语、韩语—汉语等都可被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再次，学者可对“吊唁”等非日常的仪式展开研究。

3 优缺点与研究的实践意义

本书的第一个优点在于，作者从跨文化语言学和二语语用学相结合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基于语料库和混合研究方法、自下而上、质与量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书中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每一章都包含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并依据数据分析结果展开质性分析。这种从数据量由大到小、分析内容由浅入深的分析方法，不仅实现了科学性和客观性，而且能使人们对不同语言的语用情况有更全面、细致的了解。

本书的第二个优点是基于类型学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言语行为进行了深入且全面的研究，有助于教师和研究人员较为全面地了解跨文化相关内容。对于教师而言，本书颇具价值，因其能够增强教师在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使其从类型学角度关注到语言的复杂差异，从而帮助教师找到最适应教学的策略与方法，以解决第二语言学习中的难题。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本书有助于他们将该框架与研究成果相结合，进而规划和设计自身研究的技术路线。

本书的第三个优点是在章节组织方面具有清晰性和独创性。具体而言，全书的框架遵循绪论、介绍基本信息、依据基本信息提出框架以及运用框架对从简单到复杂的语言单元进行分析的顺序。书中内容层层递进，并且每一章都包含推荐读物。这种清晰的组织形式有助于读者对跨文化语用学形成全面并且深刻的理解。

本书的第一个亮点是找出了以往二语语用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新的框架来解答这些问题。本书的第二个亮点在第九章，该章节的研究不像前几个章节那样进行英汉比较，而是调查英语中的结束语使用是否会使英语学习者产生困惑。这种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作者以一种更简洁、直接的方式观察谈话仪式。

本书的第三个亮点在于研究对象的选取。书中的案例均是作者经过细致观察和缜密思考筛选出来的。例如，第五章对问候言语行为的研究，第八章对问候这一互动行为的分析。同时，第十章中抱怨这一谈话类型的转换也始于问候。章节之间的联系不仅使书籍本身富有逻辑性，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对言语行为、互动行为和谈话类型进行区分。

本书存在两个缺点：第一，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基于文化和心理的相关二语语用问题假设不相兼容。第二，在提及教材未呈现某些文化时，书中未给出更具体的建议。

综上所述，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自下而上、尽可能广泛使用的二语语用框架，并且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因此，本书可推荐给教师和教材编写人员，作为其选择适当研究框架用于教学以及选择合适内容编入教材的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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