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武汉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高学校教育水平,不断规范校外教育,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家庭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1年7月24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该政策对当前存在的教育问题进行了规范要求,要求社会、学校和家庭可以基于政治高度,对改革教育矛盾的相关问题进行关注和解决,同时对校外培训机构提出明确规范。“双减”政策颁布以后,学生的学科任务减轻,体育正是家长和孩子们所需要的非学科类培训,青少年参与课外体育活动是趋势所在。体育培训市场的前景被许多人注意到,因此,越来越多的创业人士参与到体育培训中,无论是培训赛道的活跃程度还是培训机构的扩展速度,都令人震惊,大量面向青少年的体育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这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导致如今体育培训机构存活率偏低、难成规模的现象。阻碍体育培训行业发展的迷雾从未消散,体育培训行业亟待全面整顿和引导,如何改正机构自身问题,提高体育培训机构专业水准、知名度,实现体育培训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政策颁布前,大部分青少年普遍存在学习负担重、学科类培训压力大的现象,大多数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不达标。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家长过分强调学科成绩,却忽略了学生作为一个正在成长发育的个体所需的健康强壮的身体素质。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显示,每天能够保证1h以上在校体育锻炼时间的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为27.4%,高于体育锻炼时间不足学生的17.7%,每天睡眠充足学生的近视率为47.8%,低于睡眠不足学生的67.8%[1]。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承受着沉重的学业负担,应试教育现象和一些短视化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方面,学生的家庭作业量大,作业管理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校外培训盛行,存在过度培训问题,一些校外培训项目收费过高,资金流入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隐患,时有出现“退款困难”“带钱跑路”等违法行为。所有这些问题无疑给孩子们增加了学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同时也给许多家长带来了经济压力,加重了家长们的精力负担,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教育改革的进展,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双减”政策旨在减轻学生课外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教育是一种旨在影响个人的知识技能、思想品德、身体素质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促进社会进步。“双减”政策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采取高效高质的育人方式合理减负。在日渐破坏的教育生态中,在分数驱动的“内卷化”教育格局中,重新回归教育初心,重塑教育生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因此,学校需要进一步优化教学质量、提高服务水平,科学且合理地安排家庭作业,这样学校的课外服务能基本上满足学生的需求,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回归校园。同时,在校外方面,需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活动,以达到基本消除学科校外培训的各种混乱现象。
“双减”政策将推动更多青少年参与到体育培训中去。该政策强调从严治理和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坚持从严审批机构,对非学科类制定了标准并进行严格审批。”而体育属于非学科类培训,因此将会得到政策支持。学科类培训的压减导致那些热衷于给孩子报培训班的家长们只能选择体育培训。因此,学科培训进入寒冬,而一直不受重视的体育培训机构迎来了他们的春天。企查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体育培训相关企业新增6.7万家,同比增长76.3%,特别是自“双减”政策颁布以来,2021年上半年新增4.8万家,同比增长108.7%[3]。学生的家庭作业和课外学术教育的负担已经减轻,这意味着他们将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也会相应增多,学校内单一的体育课程给校外多种多样的体育培训机构带来了机遇。届时体育被纳入中高考更是助推了体育培训机构的快速发展。
目前在国内的培训市场上,场地和教练依旧属于稀缺资源。尤其在场地方面,体育培训机构往往需要大面积的场地作为基础设施,但许多机构因资金不足难以支撑自有的场地,导致场租成为机构每年运营当中最大部分的开销。也有机构因没有自己的场地而在一些公共体育场馆内开展体育教学,培训机构场地不固定,存在安全隐患。据上海市数据调查显示,5.23%的机构没有固定培训场地,有60.47%的机构按照规定签订了1年以上的场地租赁协议,有11.05%的机构负责人购置了培训场所[4]。以数据分析得出存在少数机构没有固定的场所培训,一方面显示出这些培训机构的不专业,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机构短视化问题,只追求盈利,不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教练员方面,由于体育培训市场的激烈竞争,有些机构通过降低师资要求来降低成本,师资条件差,教练缺乏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浙北地区对培训师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有接近三成的培训教练(特别是聘请高校在读大学生从事培训教练工作的)从事培训工作不足两年,这势必给培训市场带来不良影响[5]。大多数体育培训机构的教练主要来自学校的在职体育教师、体育院校的在读和毕业学生,更有甚者冒着风险无证上岗。机构的师资条件的好坏也影响着课程质量,应受到重视。
市场监管的漏洞使得许多不正规的体育培训机构有可乘之机,在管理制度和教学机制上未建立起成熟的运营体系,造成了培训机构之间课程教学的严重同质化和可复制现象,培训服务和培训产品缺乏差异化卖点[6]。大多数体育培训机构在寒暑假招聘兼职大学生为教练员,许多教练员缺乏教学经验,教学能力低,只能照相模仿,依赖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没有创新。许多机构之间的训练内容同质化情况严重,不完善的课程体系、缺少开发新课程的想法,没有尝试新兴运动的勇气,单一的培训形式,培训思路狭窄,这些都限制了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发展。招生难也一直是体育培训机构的一大难题,一方面,与学科课外培训不同,学会一项体育技能需要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和学习周期来强化技能,然而有的学生为了应付体育考试,在掌握了技术动作后不再报课,招生难以维持;另一方面,由于体育项目的专业门槛,体育培训行业信息不对称度高,在缺乏专业知识和第三方评估系统的情况下,许多家长很难确定体育培训提供者是否专业或科学规范,在给孩子报名机构前,更多地依赖于家长间的口口相传。这种信息不对称也使得一些不规范的体育培训机构能够利用这一点钻空子。并且许多培训机构的教练都会面临营销压力,经常性地会向孩子家长推荐课程内容,无形中也给不少家长增加了压力。
体育培训市场开发要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是拥有一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开发人员队伍,他们既要懂得体育培训市场的产品特点,又要掌握体育营销的规律和计划的细节,并且能通过沟通客户、包装产品、解答提问、协调产品价格和条件直至成交,完成预定的推广任务[7]。有许多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进入到体育培训机构,也有应届大学生创业,但他们管理经验不足,机构内部发展单一,只谋求短期效益。缺乏对机构的长期规划,只注重眼前利益,大多数经营者都希望在短期内获得盈利。不重视市场研究、市场营销和机构宣传,存在相对落后的经营理念。机构内部员工晋升、福利、培训机制不完善。部分体育项目培训缺乏行业标准,教学不规范,收费标准不固定且收费数目不透明。《2020年教育培训消费舆情数据分析》显示,全网共监测到有关教育培训消费舆情信息3847566条,其中负面舆情信息2712138条,有关教育培训消费方面的负面舆情占比达到70.49%,且负面舆情大多是关于校外培训机构高额培训费给家庭带来开支大、压力重的情况[8]。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体育培训行业存在许多服务意识较低的机构,缺乏对消费者需求的关注,许多机构的家长监督体系和学员成果考核机制不完善。机构发展无策略,没有明晰的发展道路,仅靠盲目发展的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青少年体育培训产业治理的主要特征是监管或扶持主体多元化以及跨界领域的多样化[9]。国家政府尚未发布有关商业性质的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政策文件,各省市的体育管理部门也并未对其进行行政审批,对其业务管理的治理机制尚未成熟。大量的体育培训机构涌入市场,各种类型的体育机构仓促开班,资质不全,教练的资格证无法得到专业部门证实,机构较低的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高收费和乱收费、携款跑路现象加剧了家长的经济压力,那些无法支付高昂费用的青少年无法参与课外体育培训,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由于治理主体不够明晰,多个监管部门责任分配不清晰,导致市场乱象发生时出现治理部门选择回避问题的现象。同时,由于市场监管的强度不够,许多体育培训机构的服务意识薄弱,家长投诉教练要求退款时,机构往往逃避责任。家长难以向政府监管机构反映问题,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服务意识更多地取决于机构的自觉意识,难以得到保障,还需外部监管部门的有效约束。
企业或个人在开办校外体育培训机构时,都是依靠企业自己的资金链供应,从租地费、装修费、人工费到税费等,这些都没有政策的资金扶持。体育培训机构难以保持稳定的资金周转,因此高素养的教练团队和管理团队也难以保持稳定。2023年,四川法制报全媒体记者报道了一批家长起诉某体育培训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要求退还培训费并支付违约金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该体育培训机构停课并拖欠退费,其培训公司租用的培训场已经欠缴大额水电费及房租。况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物价不断上涨,三年来的疫情也给市场造成了不景气的现状,各个体育培训行业难以得到政策支持,体育培训行业失去了一定的活力,造成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发展缓慢,这种情况不利于提高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水平和全面的身心发展。
良好的教学环境可以让孩子更好地学习,家长会关注培训机构的教学设施、教学氛围等。在教学场地方面,建议积极改建一些老旧闲置厂房等为体育综合运动场,盘活沉睡资源,提高公共体育设施的利用率,降低青少年体育训练设施的体育设施成本,这也为体育培训机构减轻了一定的成本负担。在没有课程的时候,场地闲置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可以考虑在课程空闲时把场地租出去,长期下来也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可以补贴机构运营成本。据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共有体育设施85万个,累积建设投资1914.5亿元。全国体育场地占地面积增加了11.8亿m2,场地面积增加了5.5亿m2,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加了0.38m2,人均投入体育场地建设资金增加了117.09元,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增加1.58个[10]。这无疑有利于体育培训机构的发展。师资方面,聘请的教练首先应持有相关执业资格证明,执教人员应具有大专以上高等教育学历或中等以上职业教育学历,并至少持有八种相关规定证书的其中一种,绝对不能无证上岗。还需有较硬的专业能力,端正的教学理念,耐心的工作态度。高水平的教练往往是一个体育培训机构的招牌,建议体育培训机构积极吸纳退役运动员、优秀教练员加入体育培训机构,提升教练员团队的专业水平,以提供更优质的训练服务,进一步提高青少年体育培训课程的质量。
在选择体育培训机构时,家长通常会特别关注体育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因为他们希望孩子在培训中获得真正的知识并提高学习能力,让孩子学到更多学校里学不到的技能。在课程质量方面,应尽快研发青少年体育项目标准及教学规范。建立青少年运动处方库,针对性别、年龄、个体特征等针对性教学训练。课程的设置要更丰富多样,增加趣味性,以吸引更多的孩子。按照《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中所说“体育培训课程的制定应该具备科学、完整的课程体系和内容,应与培训对象的年龄、身体状况、运动能力等相匹配。”此外,教练员还应随时跟进学员的学习进展,提出课程的改进安排建议。正确的教学理念是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发展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教人的同时更应是育人,体育培训不应像学科类培训的“应试”教育,而应多采用启发式、发现式教学,以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为方向,提高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提高青少年探索体育课程内容的积极性,注重青少年的体育兴趣爱好。
体育培训机构的内部管理是十分重要的,拥有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将为体育培训机构带来更多的发展动力。作为市场经济竞争的一分子,体育培训机构应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在消费者群体中树立自己的知名度、可信任度,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拥有机构自身的品牌形象、教学模式和管理制度。建议体育培训机构多吸纳优秀的机构管理人员,为机构未来铺设更好的发展道路。鉴于后疫情时代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可通过体育企业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运行效率。通过获取实时场馆运营数据,提升场馆运营效率;通过深挖消费者需求,致力于提供定制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借助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整合线下资源,实现线上培训[11]。建议实行多种价格策略以满足不同消费水平的家长需求,通过网络对学员的课后作业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凭借多维度的评测,将学员的身体素质和训练成果以数据报告形式展示,突显机构的教学成果与高标准的教学水平,激发家长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投资欲望。建议机构多与体育专业院校产学结合,培训适合市场需求的专业教师,加大科研力度,开发适合青少年体育教育的新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12]。
青少年体育培训产业在服务经济产业聚集效应和健康中国政策引领融合发展的态势下,将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其产业特征决定了需要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共同为处于初创期的产业提供政策激励,助力构建政策体系[9]。2021年10月9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培训市场监管文件《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并于2021年底发布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为准则》,体现了国家体育总局整顿体育培训机构的决心。在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师资方面,建议出台一部政策推动教练员等专业技术人员向更高水准发展,提升各类青少年体育教练员的执教能力。简政放权盘活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所需人力、物力资源,合理利用公共资源解决难题,补全机构发展中师资、场地、政策的短板。根据城乡差异和青少年个体差异等情况,制定各区域管辖内扶持青少年体育培训产业的政策,为青年体育培训行业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为保障青少年体育参与权益,上海、武汉等地体育行政部门已经利用寒暑假提供公益性的体育技能培训,创设了夏(冬)令营和体育进社区等活动,采取政府购买、发放消费券等形式提供体育服务,且经过多年的运行,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13]。提高行业规范,推动“教体融合”,促进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融合发展,构建多元协同的监管体系。制定体育培训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和制度,在一定时间内对体育培训机构进行审查和评估,并根据审查结果进行大规模整合,使体育培训市场走向标准统一、竞争有序、标准化、高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众所周知,体育培训行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涌入,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也在积极参与市场。然而,从业人员、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家长都必须保持高度警觉,认识到教育不应该变成生意,需要相关部门制定明确和具体的规章制度。所有从业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循规定并身体力行,家长需要时刻保持警觉并维护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都应在体育与教育之间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因为我们的终极追求是——育人。青年体育培训机构的中心任务不只是向孩子们教授体育技巧,还应将团结、拼搏、守则等体育精神纳入教学中,让孩子们能够在体育锻炼中真正培养独立的意识、乐观的心态、豁达的性格和永不言弃的精神面貌,共同为社会的繁荣发展做出努力。
[1] Health D O P,Arts Education M O E.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发布[J].中国学校卫生,2021,42(9):1281-1282.
[2] 范涌峰.“后减负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态重构[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8(6):42-52.
[3] 沈克印,吕斌,王戬勋.“双减”政策下体育教育培训业的高质量发展[J].体育教育学刊,2022,38(1):23-30,95.
[4] 郑欣怡.“双减”政策背景下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发展现状调查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3.
[5] 姚应祥.浙北地区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运行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2(6):142-144.
[6] 王戬勋,沈克印,方千华.“双减”政策之下的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机遇、困境与策略[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2):240-248.
[7] 周爱青,卢方群,钱国荣.我国体育培训市场开发的SWOT分析与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8(25):210-211.
[8] 浦娟,李天凤,夏润仪.“双减”背景下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何以遭遇执行阻滞——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4,39(1):150-160.
[9] 柳鸣毅,胡雅静,孔年欣,等.新时代中国青少年体育培训产业政策机遇与治理策略[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1,36(1):12-19.
[10] 卢方群,徐国根,卞正荣.基于SWOT分析的我国体育培训市场开发对策研究[J].安徽体育科技,2008(4):1-3.
[11] 任波,黄海燕.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7):22-34,66.
[12] 林星.少儿家长体育培训消费动机调查与分析——以新余市为例[J].商场现代化,2009(32):39-40.
[13] 童建红.我国青少年户外运动服务供给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7,37(1):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