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体育科学研究所,重庆; 2.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毕节
黔西北地区位于贵州西北部,地处川、滇、黔三省的结合部。与贵州其他地区相比,本地区更具独特性,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多民族聚居。本地区设有一个自治县和77个民族乡,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169.18万人,其中人口超过万人的民族主要有彝族、苗族、回族等。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本地区必然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特殊的地域文化也将孕育出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换句话说,黔西北地区的综合发展离不开本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鉴于此,本文将聚焦于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通过系统文献查阅、文史梳理、田野调查、口述访谈,并结合现实境况提出高质量发展策略,以促进本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有效推动“文化强国”“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毕节高质量发展”等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实地访谈法、口述史法及逻辑分析法,系统开展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调查研究。首先,通过文献资料法收集整理贵州省各级文化部门、图书馆、博物馆及中国知网、维普等平台关于彝族、苗族、回族民族通史、地方县志、民族学专著及传统体育研究的文献,构建理论框架。接着,采用田野调查法深入黔西北彝族、苗族、回族村寨,实地观察并亲身参与传统体育活动,通过影像记录与体验式研究获取项目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结合实地访谈法与口述史法进行深度调研:一方面,针对政府工作人员、传承人及村民开展分层访谈,利用录音笔、摄像机等设备记录传统体育项目的规则特征、组织形式及现实困境;另一方面,重点采集村寨长老、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料,系统整理传统体育活动的历史渊源、文化空间与仪式细节。最后,运用逻辑分析法对文献资料、田野记录、访谈文本及口述档案进行整合分析,通过归纳与演绎揭示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与功能价值,诊断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发展瓶颈,进而提出兼顾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该研究体系以文献考据为基础,田野实证为核心,口述记忆为补充,逻辑推演为升华,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架构,既注重历史文献与活态文化的互证,又强调理论分析与实践调研的结合,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扎实的研究支撑。
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准确的功能定位,这一功能定位体现在对其功能的深入阐释上。具体而言,通过强身健体与愉悦身心,展现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对健康和快乐的追求;通过祭祀仪式,承载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精神寄托;通过驱邪纳吉,表达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对平安生活的向往;通过聚合凝结,彰显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共生共荣的愿景。
1)内外兼修:强身健体与愉悦身心
民族传统体育自古以来就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在“君子六艺”中,“射”和“御”是古代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其目的不在于竞技,而在于修身养性、知礼守节,强健体魄为修外,知仁义礼制为修内,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与“礼”为核心的教化体系贯穿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始终。[1]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本质功能始终定位于强身健体与愉悦身心的双重维度,既承载着人类对健康生存的基础诉求,也构成了族群社会幸福感的重要载体。在山区地理环境与农耕劳作的间隙,彝族的摔跤、赛马,苗族的斗牛、踢毽,回族的舞蹈等传统项目以代际传承的方式,将身体运动与精神滋养深度融合。彝族摔跤通过力量竞技延续古代军事训练的身体记忆,同时在规则框架下塑造公平竞争的理念;苗族踢毽子以灵巧的肢体控制实现体能提升与趣味娱乐的统一;回族舞借助集体韵律强化协调能力并营造社群互动的氛围。这些运动以对抗性、技巧性、协作性为特征,在农耕文明中构建起独特的健康维护机制。彝族赛马的速度激情释放生存压力,苗族斗牛的原始张力激活生命能量,回族舞蹈的审美体验升华精神境界。其功能价值既通过肢体活动增强体质,更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实现情绪调节与心灵满足,展现出实用性与娱乐性的深度交织。这种特质既映射出少数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智慧,更彰显“身心合一”的文化基因——以动态的身体语言诠释族群对健康幸福的永恒追求,在对抗与协作、力量与美感的平衡中延续着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内核。
2)精神寄托:祭祀祖先与特殊仪式
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最本质的功能定位在于通过身体实践承载对祖先的纪念与践行本民族常规的特殊仪式,这种功能定位深刻体现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精神寄托与文化传承智慧。无论是彝族的祭祀祖先方式,还是回族的特殊仪式,都是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在祭祀祖先和特殊仪式上,都会举行或夹带一定的传统体育活动。以彝族“铃铛舞”为典型代表,舞者通过执铜铃踏节而舞的程式化身体展演,配合歌师吟诵迁徙史诗的韵律节奏,将体育动作转化为动态的祖先追思仪式——手腕铜铃的震颤声模拟着先祖征战的兵器碰撞,逆时针旋转的队形轨迹复现族群迁徙的历史空间,踏步为节的肢体语言对应着史诗叙事的段落结构。在丧葬等重要仪式场合,这种融合体育表演与声乐叙事的综合性展演,既通过屈膝深蹲、振臂扬铃等刚柔相济的动作组合再现祖先开疆拓土的勇武形象,又以铜铃、足音、史诗的三重共鸣构筑人神对话的仪式通道。尽管体育与宗教在表象上存在差异,但宗教活动中蕴含的体育元素使二者紧密关联。可以说,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影响力巨大。[1]因此,祭祀祖先和特殊仪式不仅是黔西北少数民族同胞对祖先的崇敬和思念的承载,而且是本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特殊媒介,同时也是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3)民众诉愿:驱邪纳吉与平安生活的向往
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最核心的功能定位集中体现于驱邪纳吉的文化实践。对于族民来说,在节日中开展体育活动可以使内心情感得到寄托,宗教信仰是主要目的之一[2],以此达到消灾解厄的目的,从而体现了黔西北少数民族同胞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这种功能既是山地族群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生存智慧结晶,也是其精神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在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的历史阶段,当地彝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受限于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水平,往往将旱涝灾害、疾病瘟疫等影响生产生活的现象归因于鬼神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因本民族民俗约规与精神崇拜的需求,衍生出诸多以驱邪为核心功能的传统体育项目。以彝族“撮泰吉”为例,该仪式通过佩戴粗犷木刻面具、弓腰拄杖的特定身体姿态,模拟先祖迁徙拓荒的历史图景。舞者以夸张的跳跃动作驱赶象征邪祟的“鬼偶”,通过踏步震地、挥动竹杖的程式化动作构建驱邪的象征场域。回族的“大洗净”“小洗净”则通过沐浴过程中的拍打关节、旋转净身等规定动作,将清洁肉体的日常行为升华为涤荡精神污秽的仪式实践,其中手掌拍击身体七窍部位的顺序暗合着清除“不洁之气”的宗教隐喻。因此,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既体现了驱邪纳吉的特殊功能,也表达了黔西北少数民族同胞对平安生活的向往。
4)大融合:聚合凝结与共生共荣
少数民族热爱体育活动,传统体育项目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这有助于增强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对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3]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派生功能主要体现在其聚合凝结的社会整合效能上,这一功能深刻反映了多民族聚居区所特有的共生智慧与团结伦理,彰显了黔西北少数民族同胞之间共生共荣的紧密联系。彝族火把节的摔跤竞技、苗族芦笙舞、回族踏脚舞等传统体育活动,通过集体参与的形式构建了跨族群互动的场域:彝族赛马中不同村寨骑手的竞技切磋打破了地域界限,苗族斗牛赛事中观众形成的互助圈层强化了社群纽带,回族踏脚舞仪式中环形队列的协同舞步增强了社区归属感。这些项目依托岁时节令周期性举行,其规则设计蕴含集体主义内核——苗族芦笙舞要求数百人保持队形与节奏的统一,彝族迁徙舞以肢体动作复现族群协作历史,回族踏脚舞通过队列变换巩固成员认同。身体运动在此转化为社会关系的黏合剂,竞技规则引导公平竞争,仪式程序维系文化边界,集体展演培育互助精神。这种实践模式既消解了族群隔阂,又通过文化装置维持了多民族关系的动态平衡,使传统体育成为促进民族交往、维系文化共生的具身化载体。因此,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仅有利于促进当地民族团结,而且能够使其朝着持续稳定、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体体现在:(1)历史悠久且底蕴深厚;(2)信奉“传统”且尊崇俗约;(3)立足生产且服务生活;(4)场地不限且规则灵活。
1)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和浓郁的民族特点,中国55个少数民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特点。[4]黔西北地区作为贵州省西北部典型的古老多民族聚居区域,其地理空间内分布着彝族、苗族、布依族等二十余个世居少数民族。在这片承载着多元文明的土地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经千年传承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且具有深厚的底蕴。研究表明,当地传统体育与族群信仰体系深度嵌合,如彝族火把节摔跤承载着禳灾祈福的祭祀功能,苗族芦笙舞则通过肢体符号演绎创世神话。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证实,这些传统体育活动在数百年间保持稳定传承,其活动时空、组织形态与核心程式严格遵循古制,即便在20世纪社会变革期仍延续着原生文化基因。以苗族的“爬花杆”为例,通过攀爬高度与技巧竞技,复现了祖先迁徙中的山地生存智慧;彝族“铃铛舞”则以铃铛节奏引导的集体舞步,隐喻着族群战争史诗中的行军阵法。这些项目通过动作编排、器物使用和竞技规则,将祖先崇拜、生态智慧及伦理规范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实践。口传身教的文化传递机制,更使每个动作细节都成为民族历史记忆的载体,维系着社区凝聚力与文化认同。因此,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各有乾坤,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寓意。
2)信奉传统,尊崇俗约
民族传统体育以肢体动作为载体,将形而上的伦理价值转化为实体动作与团体活动。[1]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浓厚的原始色彩,其核心理念在于信奉传统、尊崇俗约。当地少数民族同胞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性”,家中祖先遗留的一切物品也都附有神灵色彩;本民族的“传统”都是值得尊崇的。这种文化认知在三个层面得以彰显:第一层面是器物崇拜体现灵性观,彝族摔跤场中央必植象征天地通灵的“神树”,苗族射弩竞技的弓弩需经鸡血点染的“祭弓”仪式,将器具升华为沟通神灵的媒介;第二层面是祖制规范贯穿仪式实践,苗族铜鼓舞蹈启用祖传铜鼓时,必须执行“醒鼓”“祭鼓”双重仪轨,鼓声节奏严格对应史诗中的迁徙记忆,彝族祭祀服饰的刺绣纹路则暗含族群迁徙的密码图谱;第三层面是传统程式形成文化基因,苗族斗牛至今沿袭祖传“牛经”驯养法则,回族踏脚舞的队形始终遵循典籍记载的九宫方位,展现出对传统规约的恪守。这种将万物有灵观念与祖制传统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使体育器具、仪式空间、动作程式都转化为信仰载体,在竞技展演中延续着对古老智慧的文化忠诚。因此,尽管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历经不同的时代变迁,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依然保持着对“传统”的信奉和对本民族俗约的尊崇之情。
3)立足生产,服务生活
节日、歌会、墟场、庆典活动等涵盖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这是一种民族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具有较大稳定性的民族体育文化表现形式。这些文化活动有的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创作的;有的是在丰收之后庆祝节日时表演的;有的则是在庆典等民间业余文娱活动中载歌载舞,形式丰富多彩。[5]随着黔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生活水平的提高,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呈现出广泛普及化的特征,这种趋势与区域经济社会的进步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形成了良性互动。在彝族聚居区域,“撮泰吉”傩戏展演已突破传统祭祀时空限制,既可在火把节期间作为文化展演项目,也可融入乡村旅游的日常活动中;摔跤、赛马等竞技活动从年度节庆专属逐渐转变为村寨日常健身方式,田间地头、村口广场皆可见即兴组织的对抗赛事。苗族斗牛活动在保持传统“牛王争霸”核心形式的同时,衍生出周末集市斗牛表演、农闲娱乐斗牛等多样化形态;芦笙舞的规模与频次显著增加,从特定节令的仪式性展演扩展至社区广场的晨练项目。回族传统舞蹈则突破宗教节庆的时间框架,通过社区文艺汇演、家庭聚会即兴表演等形式渗透至日常生活场景。这些项目的举办时间、地点和参与人员并没有严格要求,以便更好地让各民族的传统体育融入当地群众的生活中,让各民族同胞在生活中随时享受到轻松和愉悦。同时,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有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能提高各民族同胞的生活水平。
4)场地不限,规则灵活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在一定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因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差异,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呈现出各自特点。[6]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场地不固定,规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火把节炽热的篝火旁、彝族新年喧闹的酒宴间隙,摔跤较量可随时在收割后的稻田或村口古树下展开,仅需平整出数米见方的土地便成竞技场。这种因地制宜的竞技智慧贯穿各族群生活:彝族摔跤以击掌约定禁扯腰带的规则,苗族芦笙舞的韵律既响彻神圣鼓藏坪也跃动于婚宴庭院,回族孩童用树枝在巷道勾画跳方格线条,规则随参与者即兴调整。斗鸡竞技虽以对手逃逸为胜负标准,但三局两胜或车轮战的赛制由参赛者现场商定;宰黄牛活动从生产场景自然转化为力量展示,耕牛套索的瞬间即是竞技信号。弱化规则约束、强化过程体验的文化策略,使传统体育深度融入生活肌理:田埂成为秋收歇息的踢毽赛场,牧归途中的折枝即兴赛马,火塘边酒碗排列成摔跤界限。这种根植于生活本真的实践逻辑,通过自由的场地选择与灵活的规则协商,在铜铃震颤与芦笙和鸣中持续培育着族群成员的身体记忆,最终使斗牛的力量美学、赛马的速度激情、舞蹈的集体韵律真正成为山地族群的文化基因。正是有着自由的场地和灵活的竞赛规则,才使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逐渐深入人心。
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高质量发展中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传承意识淡化反映动力不足,师资力量稀缺反映后备人才不足,宣传单一影响对外传播,现代体育的热度冲击参与激情。
1)传承意识淡化反映动力不足
人类社会正经历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文明的深刻转变,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显著冲击,导致文化认同淡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也面临类似挑战。[7]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善,黔西北少数民族同胞的传承意识开始淡化,出现了缺乏传承动力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难以取得较大的突破。具体表现为以下三重结构性困境:其一,人口迁徙导致传承链条断裂。掌握核心技艺的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留守群体因知识体系残缺,难以实现技艺的活态传承与创新转化。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使传统体育活动失去主要参与群体,留守的老幼群体仅能维持基础展演,无力支撑系统性传承。其二,经济基础薄弱制约文化实践。民间缺乏资金支持传统体育项目,民众不愿自筹资金举办活动,社会资源整合困难,导致传承活动逐渐萎缩。其三,现代化进程引发文化认知分化。不同群体对传统体育的价值取向产生割裂,部分人主张竞技化改造,守成派坚持原真性保护,年轻一代受短视频文化影响,更倾向于娱乐化重构,传承共识难以凝聚。调查与访谈发现,资金短缺和人口外流是阻碍发展的直接原因,而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三者叠加形成的恶性循环——经济困境加速人口流失,代际断层加剧认知分化,价值共识缺失又进一步削弱资源整合能力。长此以往,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将逐渐丧失传承动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阻碍。
2)师资力量稀缺反映后备人才不足
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师资力量不足现象尤为普遍。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系统性教育体系缺位制约专业人才培养。区域内缺乏专门的传统体育师资培训机构,既无标准化课程体系,也无规范教学设施,导致技艺传承长期依赖家庭传授或节庆观摩等非正式途径。彝族摔跤、苗族芦笙舞、回族踏脚舞等核心技艺因缺少科学训练大纲和考核标准,教学呈现碎片化,难以形成规模化人才培养机制。另一方面,现有师资存在结构性知识短板。裁判员多依赖口耳相传的地方性知识,缺乏统一裁判标准;教练员虽掌握动作范式,但普遍缺乏运动生理学等现代科学素养,无法制定系统训练方案;部分运动员仅会表演动作却不理解文化内涵,导致教学停留在机械模仿层面。实地调查中,据板底乡工作人员反映,当地举办彝族传统体育活动时,裁判规则解释不清,体育教师因无专业培训,仅能凭自身经验摸索。专业教育资源的长期匮乏造成双重困境:新生代难以获得系统教育,现有机构又无力构建完整教学体系。在政策不足和经济滞后、外来文化冲击等多种情况下,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人才越来越匮乏。[8]因此,师资力量不足成为阻碍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3)宣传单一影响对外传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网络传播存在传播平台运用不够充分、传播矩阵不成规模等问题。[9]虽然身处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但对外宣传手段的单一,影响了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及知名度的提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缺乏制度化的传播体系。区域内未设立专门的传统体育文化推广机构,宣传多依赖文旅部门临时小组或文化站兼职人员,导致资源分散且缺乏持续性的品牌规划。其次,技术应用滞后。现有传播局限于微信群、QQ群信息分发和微信公众号图文推送,难以立体展现彝族摔跤的力量美学或芦笙舞的韵律动感。这种封闭式传播既无法触达外部受众,也缺乏沉浸式交互体验。最后,专业人才断层严重。宣传工作者多为本土兼职人员,仅能机械记录项目表象,既缺乏文化人类学的阐释能力,又未掌握短视频、虚拟现实等新媒体技术。文化工作者指出,许多地区仍依赖活动现场随手拍摄的碎片化传播,未能系统运用新闻宣传、广告投放等现代手段,更未形成固定宣传机制。这三重困境相互交织,主体缺失导致资源低效,技术落后限制表达维度,人才短板削弱内容生产力,最终使传统体育在全球化语境中面临“文化失语”风险。因此,宣传手段的单一,是影响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4)现代体育的热度碾压参与激情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体育的冲击和挤压,人们更愿意参与现代社会新型娱乐活动。[10]当今,现代体育已成为主流,其项目越来越丰富、竞技性等特征越来越明显,从而对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高质量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第一,现代体育的全球化传播挤压了传统体育的生存空间。篮球、足球等项目的商业化运作构建起庞大的产业链,地方政府资源向标准化场馆建设倾斜,青少年体育审美被重塑。彝族摔跤、苗族射弩等因缺乏商业包装,退守为节庆表演,日常健身功能被现代项目替代。第二,教育体系现代化割裂了传承路径。学校体育课程以现代竞技项目为主导,芦笙舞韵律训练、铃铛舞仪式流程难以进入正规教学。现代体育的标准化原则与传统体育地方性知识体系冲突明显,如足球分解训练与苗族斗牛的整体感知存在认知范式差异。第三,传统体育自身创新乏力加剧了边缘化。部分项目固守封闭体系,未能实现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彝族“撮泰吉”面具符号与青年审美脱节,苗族鼓藏节体能项目缺乏规则创新,既无法像日本相扑完成现代转化,也难以像瑜伽融入全球市场。实地调查显示,青少年受学校教育影响,将兴趣投向现代体育,对本民族传统项目日渐疏离。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本质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冲突——现代体育凭借技术理性和市场逻辑构建的普世框架,正消解传统体育依赖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所以,现代体育的迅猛发展且参与度极高,致使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受到严重冲击,是影响其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
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主要策略为:以教育与引导为中心,激发传承活力;以师资力量为中心,加强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以多元宣传平台为核心,扩大影响力;以内容为核心,主动与现代体育接轨,提升竞技性。
1)以教育与引导为中心,激发传承活力
民族传统体育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需采取一系列策略促进其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传承与推
广。[11]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要保持永久的活力,离不开文化的教育和思想的正确引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经济赋能激活内生动力。依托“体育+文旅”融合模式,将彝族摔跤、苗族芦笙舞转化为沉浸式体验产品,开发非遗工坊推动传统工艺品市场化,打造斗牛联赛等节庆赛事品牌,通过价值反哺机制增强文化存续能力。当青年群体看到传统体育带动民宿经济、拉动地方消费时,文化认同与传承自觉将显著提升。其次是构建社会组织网络凝聚传承合力。建立村寨传习点作为训练基地,由非遗传承人定期授艺;组建跨村寨展演团队扩大影响力,设立传统体育协会制定保护标准。针对留守群体设计分层参与模式,老人传承仪式程序,妇女教学服饰制作,青少年参与改良竞技项目,以此破解青壮年外流导致的主体缺失问题。最后是深化立体化教育体系。开发校本课程,将铃铛舞历史、射弩生态智慧融入教学;设立社区文化讲堂,邀请毕摩等阐释仪式内涵,消除“传统即落后”的认知偏差;创建虚拟传承平台,用短视频解码动作符号,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文化。这种教育策略不仅能提升群众对斗牛生态伦理、摔跤公平精神的文化阐释能力,更能培育其“文化持有者”的主体意识。因此,加强教育与引导是保证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永葆动力的重要方法。
2)以师资力量为中心,加强后备人才队伍建设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发展,学校应首当其冲担负起责任,只有进入学校进行正规教育,民族传统体育才能被有效推动,从而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12]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要想高质量发展,应需保证师资力量的充沛,从而为其加强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构建制度化的培养体系。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培育机制,由地方政府统筹非遗保护中心、民族宗教事务局及传统体育协会共建专业培训机构,制定涵盖技艺传承、文化阐释等维度的导师考评标准,配套实施传承人职称评定、教学成果奖励等激励政策,形成“技艺传承-职业发展-经济回报”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是强化学术支撑体系。联合高校与科研机构系统挖掘传统体育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特性,将彝族摔跤的发力原理、苗族芦笙舞的仪式内涵等核心知识编纂成标准化教材,为师资培训提供理论依据。例如通过整理斗牛活动的生态伦理、铃铛舞的符号象征等内容,帮助教师构建完整的文化认知框架,确保教学过程中实现技艺传授与文化阐释的双重目标。通过制度保障与学术支撑的双向发力,既能解决当前裁判规则模糊、教练科学素养不足等现实问题,又能为传统体育教育注入系统性、规范化的现代基因。因此,增强师资力量,培养后备人才是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门。
3)以多元宣传平台为核心,扩大影响力
新媒体环境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定要以变应变,在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中寻求更好的传承。[13]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能否快速地高质量发展,在于能否拓展宣传渠道,打造多元化平台,扩大其自身的影响力。主要从三方面推进:首先,整合政府资源形成传播合力。深化与文旅部门、民宗委的战略合作,将传统体育元素融入区域文化品牌建设,在主流媒体开设专题栏目展现斗牛、摔跤的技艺精髓;通过旅游推介会嵌入芦笙舞等活态展演;联合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可视化文化图谱,将项目起源传说转化为数字叙事。其次,构建智能传播生态。运用5G+VR/AR技术创新表达形式:通过VR复原“撮泰吉”傩戏的仪式空间,AR模拟苗族射弩狩猎场景;建立短视频素材库,利用AI剪辑生成适配抖音、快手的垂直内容;开发虚拟社区,用户可通过数字分身参与线上斗牛赛事,实现文化传播的沉浸化、交互化。最后,培育专业化传播队伍。选拔通晓民族语言的中青年骨干,进行4K拍摄、无人机航拍等数字技能培训,组建专项宣传团队。通过流程化生产将铃铛舞、赛马等乡土实践转化为数字IP,例如制作彝族赛马的4K超高清纪录片,策划全民短视频挑战赛激活UGC创作。这三重策略形成有机闭环——政媒联动夯实资源基础,技术赋能突破表达边界,人才建设保障持续产出,共同解决传统体育传播中渠道封闭、形式单一、内容碎片化等问题。因此,打造多元化宣传平台,拓展宣传渠道是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从而有利于提高其自身的知名度。
4)以内容为核心,主动与现代体育接轨,提升竞技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在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汲取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以推进现代化发展。因此,结合时代条件,立足现实,以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导向,保持实践者的主体地位,不断丰富转化形式,是推进民族传统体育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经之路。[14]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要想得到高质量发展,就要在保证自身内容的基础上,积极与现代体育接轨,提升其竞技性。主要措施包含以下三点:一是构建规范化竞赛体系。借鉴现代体育赛事模式,定期举办传统体育竞技活动并制定标准规则,如明确彝族摔跤的得分机制、苗族斗牛的评判维度,通过赛事常态化增强项目竞争性与观赏性。二是推动教育场域创新融合。开发校本课程,将芦笙舞九宫步法转化为协调性训练模块,铃铛舞仪式动作拆解为力量耐力单元,并建立“文化认知+技能掌握”双重评估体系。例如,射弩课程设置文化笔试与精度测试,摔跤教学结合传统技法与现代护具规范,通过跨学科联动让学生理解斗牛力量美学背后的农耕文明内涵。三是实施适应性技术改良。在保留文化内核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改造,改良射弩器具提升安全性与精准度,优化芦笙舞竞技规则增强对抗性,运用运动生物力学分析踏脚舞队形变换的协作效能。例如,为彝族赛马设计电子计时系统,将苗族鼓藏节体能展示转化为分级挑战赛,既延续传统符号又契合现代竞技需求。通过三重路径的系统推进——赛事规范重塑竞争维度,教育融合培育参与基础,技术升级激活创新基因——实现传统体育从民俗展演向竞技表达的转型。因此,积极与现代体育接轨,提升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性,是使其保证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
黔西北是一个独具民族特色的聚居区,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对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展开了田野调查,详细解读和阐释其功能与文化内涵。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黔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现存以下困境:传承意识淡化反映动力不足;师资力量稀缺反映后备人才不足;宣传单一影响对外传播;现代体育的热度冲击参与激情。为迎合新时代机遇和新文化使命,有针对性地提出高质量发展策略:一是以教育与引导为中心,激发传承活力;二是以师资力量为中心,加强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三是以多元宣传平台为核心,扩大影响力;四是以内容为核心,主动与现代体育接轨,提升竞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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