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武汉
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全面推动新时代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进一步强调了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要性,为促进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然而,上述精心设计的政策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常常流于形式和口号。有关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部分指标不容乐观,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和肥胖率快速上升,下肢爆发力和耐力等体能指标整体下滑[1]。面对如此严峻的发展态势,如何有效推动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课题。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全社会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2],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被提升到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2024年,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七部门印发了《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明确了“教联体”的内涵、各主体的职责任务和总体目标,为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落地,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提供了重要指导[3]。然而,受社会分工思想影响,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主要依靠学校体育推动,家庭以及社会参与明显不足[4]。家校社协同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仍处于浅层、松散的低效协同层面,尚未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联合体。鉴于此,本研究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视域出发,探究家庭、学校、社会在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中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囿及实践进路,以期为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推动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现实决策参考。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实践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据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达52.7%[5],超重肥胖率接近20%,体态不良率达33%[6],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尤为重要。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学校或家庭一己之力所能完成,而是需要家庭、学校及社会等多元主体同向同行,协同发力,以学校体育为依托,多元促进[7]。“教联体”的构建,正是对这一现实诉求的回应,旨在通过治理结构的生态化重构,破解“学校孤军奋战、家庭责任缺位、社会参与不足”的困境,形成全链条、全时空的健康促进合力。一是育人场域的多元化。“教联体”的建立打破了以往单一主体参与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的现状,将学校、家庭和社会多种育人场域相结合,构建全时空、多样化的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空间,实现多方主体资源的整合共享,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二是育人目标的融合化。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需兼顾短期指标改善与长期行为养成,但传统实践中,学校、家庭与社会的目标存在一定差异。“教联体”通过目标协同,实现宏观政策导向与微观行为干预的贯通。从宏观层面,实现体育课堂教学目标与家庭育人目标、社会发展目标相贯通的一体化设计;从微观层面,实现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的并进式发展,从而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机制创新是指通过创新性的手段和策略,优化现有的制度、管理、服务等方面,以实现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全面提升[8]。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作为创新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机制的重要举措,其核心在于突破传统单一治理模式的局限性,通过多元主体协同、资源整合与技术赋能,构建系统化、生态化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体系。从协同治理理论视角来看,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存在“学校主导、家庭缺位、社会旁观”的失衡问题。“教联体”通过重构政府、学校、家庭与社会四方主体的权责关系,形成“政策驱动—学校引领—家庭践行—社会支撑”的闭环治理网络。其中,政府发挥顶层设计功能,指导各部门协同配合,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机构,调动各类社会育人资源,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协同框架;学校因地制宜建立“教联体”,通过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与家长和社会各方共同研究、推动破解学生成长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家长要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培育积极健康的家庭文化,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同时要主动协同学校教育,带领或支持子女开展体育锻炼、家务劳动、户外活动等[9];教育部门在政府支持下与有关部门、社会资源单位协调联动,引导学校发挥主导作用和专业指导优势,强化与家庭、社会的沟通协作。四者形成“政策驱动—学校引领—家庭践行—社会支撑”的闭环治理网络,有效破解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碎片化”难题。
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目标的统一性,但现实实践中,三方因价值取向、利益诉求与认知差异难以形成共识,致使家校社协同联动的格局尚未有效形成。首先,各主体角色定位模糊,联合目标分层化问题突出。学校作为传统责任主体,虽承担主要教育责任,但受制于应试教育思想,常将体育课程边缘化,过度强调学业成绩而挤压学生锻炼时间,导致“健康第一”理念流于形式[10];家庭作为健康习惯养成的重要场域,部分家长对体质健康重视不足,缺乏科学指导能力,将体育锻炼视为“副业”,甚至过度依赖学校而转移自身责任;社会虽具备场地与专业优势,但参与动力不足,体育设施开放度低,公益性活动供给不足,难以形成常态化支持网络。此外,政府部门的统筹机制尚不完善,跨部门协同多停留于文件层面,教育、体育、卫健等部门职责边界模糊,政策执行中易出现“多头管理却无人负责”的困境。其次,协同目标的动态性不足。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需兼顾个体差异与发展阶段性,但当前目标设定多为静态指标,缺乏针对不同年龄段、体质水平的分层设计。这种目标分化导致协同资源分散、行动割裂,进一步削弱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整体效能。
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整合效能因缺乏有效的整合平台,难以实现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资源的均衡配置,成为制约协同育人目标实现以及学生体质健康发展的主要困境之一。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中,学校依托专业师资与课程体系,具备规范化教育能力;家庭通过情感支持与个性化辅导强化健康行为内化;社会以社会实践场景拓展体质健康促进的场域边界[11]。然而,三方资源因缺乏系统性整合平台,导致“专业化—情感化—场景化”资源难以实现结构性融合。首先,城乡、区域资源差异显著。城市地区学校普遍拥有标准化体育场馆,而农村地区设施陈旧、师资匮乏,部分乡村学校甚至难以开齐体育课程。尽管“三个课堂”通过数字化手段缓解了部分问题,但硬件设施与师资的物理性短缺仍制约着实践效果[12]。其次,社会资源利用率低下,体育场馆、社区健身设施与学校课程需求脱节,开放时间与学生作息错位,未能形成“校内外一体化”的运动空间。此外,专业体育教师数量不足且分布不均,家庭与社会力量的专业性支持薄弱。由于资源整合缺乏长效共享机制,多数地区的“教联体”仍依赖行政指令推动,市场调节与社会参与不足,致使体育资源流动陷入“有联无合”的困境。
在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中,系统性制度保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方案》明确了各部门职责,但相关政策和具体实施细则还不够完善,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等方面尚缺乏明确的规定,政策衔接呈现“碎片化孤岛”特征。监督激励机制的双重缺位制约了家校社协同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内生动力,既未建立学校体育课程实施、家庭健康行为引导、社会资源供给的量化评估体系,也缺失基于评估结果的动态反馈机制。奖励政策与问责制度的缺乏导致社会参与呈现“非制度化”倾向,公益性服务依赖临时行政指令而难以持续。同样,跨部门协同治理缺乏常态化平台进一步加剧了制度张力,教育、卫健、体育等部门因数据壁垒与职能错位,体质健康监测与健康干预难以形成闭环管理。此外,教育评价导向偏差形成了深层阻力,现有教育评价体系仍以学业成绩为主导,体质健康指标在考核中权重偏低,导致学校缺乏改革动力。这种制度碎片化使得家校社协同沦为“运动式”行动,难以构建可持续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生态。
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切实营造良好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环境,应构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家庭主动—社会主为”的“四维联动”协同治理体系,改变“家庭放养”“学校独育”“社会难抓”的局面,避免片面依靠某一方或某两方的片面化认知。一是强化政府统筹领导。政府应强化顶层设计整合力,由教育部门牵头成立家校社协同育人专项委员会,统筹体育、卫健、文旅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逐步细化与完善相关配套细则,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边界,消除“制度真空”,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发挥学校的主体作用。学校需发挥专业枢纽功能,建立“一校一策”的“教联体”实施方案,设立体质健康促进专项工作组,联合家长委员会、社区代表组建“三方议事平台”,定期研判学生体质动态并制定干预策略。三是家庭主动承担基础责任。家庭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应积极承担教育责任,重视学生体质健康,提升自身体育核心素养和科学指导能力,营造良好的家庭体育氛围,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提供动力。四是引导社会参与。社会应建立资源准入与激励机制,对开放场馆、提供公益服务的机构给予税收减免或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引导激发社会参与可持续性,实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机衔接。
整合学校、家庭、社会的体育资源,充分发挥各方主体优势,是推动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的重要路径。在空间资源方面,要探索社会体育资源与学校双向流通机制,推动体育培训机构与学校积极开展合作,凭借其先进的高科技运动器材与设备不断丰富学校体育课程内容。同时,可通过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方式,推动社会体育场所免费或低收费向青少年开放,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提供有力支持。在平衡不同地区体育资源差异时,应划拨专项资金,扶持乡村及偏远地区的体育运动资源建设。在人力资源方面,开发线上家庭体育教育课程,提供家庭体育指导资源,提升家庭体育教育水平,助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培育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推行“双师制”课外活动指导模式。保障不同区域间体育教师的薪资待遇,缩小城乡体育师资差异。此外,在当前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是关键突破口。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搭建“体质健康促进专区”,整合“三个课堂”资源,开发情境化运动课程,拓展家庭体育与社会体育的开展形式,有助于有效打破资源壁垒,推动资源的高效流通与优化配置。
系统性、科学性的制度保障是决定新时代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能否有效开展的关键。当前,许多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手段与政策制定,为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制度基石,并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为我国在制定与实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参考。首先,应不断完善与健全相关的制度保障体系,例如建立《落实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主体责任制》,完善相关配套性政策,保障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的科学性、系统性与持续性。其次,要制定科学的监管机制,设立各方主体行为规范与实施细则,对各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指导和监督管理,确保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的有序实施。此外,激励机制也尤为重要,要充分调动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设立“青少年健康促进专项基金”,对协同成效显著的学校给予生均经费奖励;推行“社会资源星级认证”制度,获认证机构可优先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健康家庭”评选与教育补贴挂钩,强化家庭行为动力。最后,构建完善的体质健康评价体系是推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持续推进的重要因素,应将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纳入中考计分科目,并实施“过程性评价”改革,对运动习惯、健康行为等设置增值性评价指标。
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潜力。鉴于当前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面临的联合目标共识难成、联合资源整合失衡、联合保障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囿,通过“四维联动”治理体系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依托“动态共享”平台实现各主体资源深度融合,健全“激励约束”制度保障形成跨部门协同闭环,打造资源互通、协同育人、多元共治的新格局,推动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未来,应强化政策的衔接性与操作性,将体质健康指标纳入教育评价体系,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性,构建目标共融、资源互通、制度协同的多元共治生态,实现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从短期干预向长效发展的根本性转变,为健康中国战略筑牢人才根基提供制度性保障与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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