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体教融合”是实现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是体育回归教育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本文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指出，国民教育体系将承担起培养优秀运动人才的责任，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龙头，教育、体育部门应联合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并将其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序列[1]。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是在《意见》的引领下深刻贯彻落实体教融合的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又相继于2021年、2022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管理的意见》。在众多“新规”的规划下，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良性建设已成为体教融合培养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必要举措［2，3］。

北京师范大学的女子篮球队、清华大学的射击队、上海交通大学的龙舟队、西南交通大学的足球队、东南大学的女子排球队等实际案例证明，在体教融合的育人理念下，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良性建设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且能达到“体教融合”理念的设计预期。因此，本文以“体教融合”为主轴，以湖北大学五人制足球“湖大现象”为例，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为研究媒介，探寻新时代我国高校体教融合的实现机制，以期为其他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提供参考借鉴，共同发力，在体教融合的理念下逐步落实体育强国的战略方针。

1 高校体教融合的价值意义

高校体教融合不仅是教育本质的回归，更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应紧跟新时代体教融合的发展趋势，立足全面发展根基，提升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水平，为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充能提效。

1.1 筑牢全面育人体系根基

在体教融合中，“全面发展”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要义，承载着重塑教育本质、革新育人理念的关键使命。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过程中，“体教融合”打破了教育与体育长期存在的学科界限与价值割裂，构建出以学生运动员需求为锚点、以人为本、以成长为中心、五育并举的现代化育人观。“体教融合”中的“体”绝非孤立的身体训练环节，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在通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学生运动员身体素质的同时，更着眼于挖掘体育运动背后的深层育人价值。

从教育实践维度来看，高校体教融合是实现教育生态多元化、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学生运动员训练中，需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健康为教育基石，从训练设计到生活管理全方位贯穿健康教育理念，将身体机能、心理状态、社会适应能力等健康要素纳入评价体系，实现“体”与“心”的双重健康。同时，体教融合有助于扭转高水平运动员因过度训练导致文化素养较低的教育偏差。在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对高水平运动员的要求不应仅停留在取得优异竞赛成绩层面。需充分利用各方资源的调节与再分配，加强学生运动员的思想建设、文化修养培养与训练竞赛管理，方能稳步提升学生运动员的综合素养。

1.2 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供给体系

在传统教育模式下，体育训练与文化教育相互剥离，高校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着体育、教育两大部门资源和政策分离的窘境。在这种资源与政策分离的模式下，我国竞技人才培养长期处于单点发力状态，直至体教融合理念的提出，才为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培养提供了破解难题的新思路。作为体育大国，我国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斩获40金、27银、24铜，共计91枚奖牌，这是自1984年全面参加奥运会以来，我国在境外参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但纵观我国代表团获奖运动员的身份，多数来自业余体校、省市体工队及国家队，高校高水平学生运动员取得的成绩占比微乎其微[4]。

在我国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的三大阵地中，学校体育、体校和社会俱乐部分别发挥着基础引导、加强提升和拓展补充的作用[5]。高校作为教育体系的关键终端，更应重视体育教育的重要地位，在高校内部为学生运动员提供充足的训练、生活与学习保障，依托院系专业教师团队为运动队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破解学生运动员的学训矛盾，确保其在运动水平提升的同时综合素质不落后[6]。在高校外部，需建设完善的培养通道和竞技赛事体系，构建“小学兴趣培养—中学专项训练—高校专业提升”的人才成长路径，从源头扩大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供给基数，为国家竞技体育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储备。同时，高校体教融合将人才选拔触角延伸至中小学，打破当前单一的人才选拔途径。既拓宽了中小学生的升学渠道，也为其通过高校联赛体系进入职业选拔视野创造了条件，进而为竞技体育储备兼具文化素养和运动潜力的复合型人才。高校体教融合的本质，是通过教育和体育的深度结合，让后备人才在“学中练、练中学”，既提升竞技实力，又具备社会竞争力，从根本上弥补传统培养模式的短板，为中国竞技体育的长远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1.3 构建体教融合协同引领平台矩阵

2023年在成都举办的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我国以103金、40银、35铜的优异表现位居奖牌榜首位，这一成绩充分体现出我国当前体教融合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高校在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方面，受自身条件和地区资源差异的影响，经过30余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格局，如清华大学的射击队、西南大学的田径队、上海交通大学的赛艇队等。各地高校结合自身特色和地方资源建设的高水平运动队，目前已取得较好成绩，逐渐成为当地体教融合的特色标杆。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凭借自身影响力，将体教融合的积极作用进行正向反馈，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对体教融合的认知。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标杆引领下，各地相关部门应积极与高校协同联动，进一步强化高校体教融合的示范引领作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既是体教融合的“试验田”，也是其“传播器”，其价值不仅在于培养一批优秀的运动员，更在于通过模式创新突破体育与教育之间的界限，为构建“健康中国”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体系提供核心驱动力。

2 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

2.1 国外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镜鉴

在我国深入贯彻落实“体教融合”的进程中，应分析其他体育强国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机制，提炼其成功经验。美国的竞技体育始终与高校深度融合，1906年成立的NCAA（全美大学体育协会）是致力于服务学生运动员的非营利性组织，目前共有1281所美国和加拿大的四年制大学加入。在最近三届奥运会中，美国代表队中大学生运动员的人数占比分别为71%、74%和75%[7]。NCAA将运动技能培养纳入教育范畴，作为非营利社会团体，其始终秉持为大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的理念[8]。美国大学强劲的竞技体育实力，主要与美国大学持续深化体教结合、推动大学竞技体育内涵式发展密切相关[9]。美国将大学作为竞技体育人才选拔的核心阵地，通过透明公平的大学人才选拔机制，结合高额奖学金与绿色上升通道，将具备较强运动天赋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储备于高校；同时依托美国奥委会、NCAA和单项体育协会的协作，调动社会各方资源为学生运动员提供服务与保障［10］。

2.2 国内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高校开始尝试通过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模式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经过持续探索，各地高校结合自身优势条件和地区特色，构建起具有自身特色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形成了“清华模式”“上体模式”“南体模式”“北体大冠军班模式”等较为成熟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北京体育大学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直属单位，历经多年发展，探索出“政、产、学、研、训”融合模式。在政府顶层设计引导下，依托师资队伍的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科研服务，科研成果既为运动员训练提供科学依据，又能推动体育产业发展。北京体育大学通过不断优化现代运动训练组织框架，打造现代化高水平竞技人才培养基地，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优秀运动员。上海体育大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高等体育院校，也探索出“产、学、研”融合的“上体模式”。自2019年与久事体育集团合作以来，上海体育大学依托企业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平台支撑，探索出高等体育人才培养新路径。南京体育学院素有“世界冠军的摇篮”之称，在69年的办学历程中，探索出教学、训练、科研“三位一体”的“南体模式”，先后培养出16位奥运冠军、105位世界冠军。新时代以来，南京体育学院围绕国家战略布局，主动响应融合需求，明确竞技体育与高等教育的“双核心”地位，通过建立学生联合培养机制不断优化调整各类人才培养计划，依托复合型团队推动教育和竞技人才并行的“双轨培养”［11］。

3 体教融合理念下的“湖大现象”

湖北大学五人制足球是中国高校体育的标杆之一，自队伍成立以来，不仅取得了辉煌成就，还探索出一套成功的“体教融合”新模式。湖北大学通过整合体育与教育资源，为高水平学生球员提供更全面的成长环境，充分发挥出体育在全面育人方面的价值[12]。该校五人制高水平足球队采用“校企合作”模式，构建起“学校+职业俱乐部”的“双轨培养”体系，既保障学生学业进度，又为其提供高水平训练平台［13］。

湖北大学五人制足球队于2002年组建，曾11次斩获全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冠军，还先后夺得2次全国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冠军、1次全国五人制足球甲级联赛冠军、1次首届全国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冠军等荣誉，成为中国五人制足球领域的“大满贯球队”；在国际赛事中，湖北大学五人制足球队队员先后6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大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并取得中国队在该赛事上的历史最好成绩。2008年，以湖北大学学生为班底组建的中国队，首次晋级室内五人制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

湖北大学五人制足球队还被誉为“中国五人制足球的摇篮”。作为首批响应国家政策建立的老牌五人制足球队，湖北大学先后为五人制足球国家队培养并输送了李欣、胡杰两位男、女队主教练，以及金球奖获得者沈思明等140余人次国家队队员。在队员职后安排上，湖北大学将培养出的高素质、强技能优秀退役运动员安置到学校教育岗位，这一举措不仅增加了学校体育教师的数量、提升了教师队伍质量，也优化了教师队伍结构。通过完善的就业保障机制让球员再次回归学校，既是对教育系统的反哺，更是对体教融合理念的深入贯彻落实。

4 五人制足球“湖大现象”的实现机制

“机制”一词源于希腊语，最早应用于生物学和工程学领域，其初始含义是指有机体的机构、功能及其内部的相互作用，在不同领域中，该概念可延伸出不同类型的机制。实现机制，是指为达成既定目标，系统各要素之间协调配合、以更好发挥作用的具体运行方式[14]。在本文中，体教融合的实现机制界定为：在体教融合推进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具体方式和手段之间相互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及作用原理。按照社会学的分类方法，本文将体教融合的实现机制划分为推动机制、保障机制、协同机制和激励机制四个二级机制。

体教融合的推动机制，基于国家期望、社会需求、学生发展的视角，从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入手，推动体育和教育在宏观层面实现融合；体教融合的保障机制，基于竞赛训练、文化学习、身心发展的视角，从政策保障、资源保障、学训保障发力，保障体育和教育在中观层面实现融合；体教融合的协同机制，基于目标统一、资源整合、资金协同的视角，从协同合作为路径，驱动体育和教育在微观层面实现融合；体教融合的激励机制，基于激励共进、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视角，以协同合作为依托，驱动体育和教育在整体层面实现融合。

4.1 推动机制

2022年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管理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健全协同育人机制，促进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文化学习与体育训练、竞赛协调发展。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国民教育体系将承担起培养优秀运动人才的责任，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龙头，教育、体育部门应联合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并将其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序列。2022年《湖北省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做到师资共享：设立专兼职教练岗位，退役运动员可进入学校任教[15]。根据国家政策要求，湖北大学依托自身特色和优势，建设五人制足球特色高校。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指导下，湖北大学五人制足球队逐渐成长为行业内的标杆。其中，高水平学生球员不仅为学校赢得诸多竞赛荣誉，自身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些具备强技能、高素质的学生球员毕业后，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优秀足球人才，这一发展成果被国内学者称为“湖大现象”。

4.2 保障机制

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第一身份是在校大学生，第二身份才是运动员。学生运动员在高校中除完成比赛和训练任务外，还需兼顾学业，这既对学生球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使其面临更大压力。为缓解学生球员学习和训练的矛盾、保障其全面发展，湖北大学出台《高水平运动队培养方案的课程结构体系及学分要求》，采用以训练和比赛情况替换学分的模式，确保学生球员有充足时间与精力投入训练和比赛。

2025年，湖北大学在体育学院设立运动训练专业，专门负责招收高水平竞技人才。运动训练专业的开设，更有利于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时发挥自身的运动实践能力。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拥有两个硕士点、一个国家级一流专业，以及校园足球发展研究中心等15个研究中心和基地平台。将高水平学生球员纳入体育学院培养，能够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强化学生球员退役后的就业保障。

针对学生球员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湖北大学同样建立了完善的保障机制，助力就业多元化。对于优秀学生运动员，学校通过本校研究生推免、辅修双学位等举措，为其拓展就业渠道，为退役后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元的选择。

4.3 协同机制

湖北大学五人制足球采用“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学校、企业、运动员三方目标一致、协同发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学校承担教学任务。高校和企业共建的合作模式，为高校学生球员提供了更多参与高水平比赛的机会，这对球员能力的提升效果，是校园足球单独培养难以达到的；对于企业俱乐部而言，这种模式能带来更充足的人才补给、更优质的训练环境，且运营成本更低，无疑是双赢之举。自2014年湖北大学将五人制足球队收归校方管理后，球队实现“学生化”转型，所有球员均由湖北大学在校学生组成，不再纳入企业队员和外援。学校负责学生运动员的培养和管理，企业仅承担资金投入及学生运动员毕业后的工作安置；学生运动员则代表校方和企业外出参赛，为双方争得荣誉，最终实现“三线共赢”。

在竞赛服务方面，学校聘请曾担任湖北大学五人制足球高水平队队长、五人制足球国家队队员、男子五人制足球国家队教练组组长的李欣担任主教练；在场地资源与设备上，学校修建了6329平方米、符合国际标准的室内五人制足球场，为球员提供优质场地服务；在资金保障上，企业不仅为学生球员配备训练器械和比赛装备，还每月为其发放一定数额的补贴工资，并设立赛事制胜奖励。

4.4 激励机制

湖北大学五人制足球队通过与企业合作，组建了一支五人制超级联赛队伍，这使得技战术水平较高的学生球员，能借助俱乐部提供的上升渠道，参与更高级别的赛事角逐。同时，球队还通过资金奖励机制，激励学生球员在大型比赛中为学校和企业争夺荣誉。在学业方面，湖北大学设有独特的激励：将优秀学生球员通过推免方式保送至本校攻读研究生学位。此举一方面可延长主力选手为学校服务的年限，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提升球员的综合素养。此外，湖北大学还为优秀学生球员提供双学位辅修的激励机制，为有能力完成学业任务、且有空闲时间与学习意愿的学生球员开放辅修学位申请，进一步推动学生球员就业多元化发展。

5 新时代我国高校体教融合实施路径

5.1 “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融合

当前体教融合中，理念融合的堵点多源于部门权责划分不清晰，需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权责共担、目标共定”。在高水平队伍建设中，应明确管理职责，由高校教务处、体育学院与地方体育局、项目协会共同组建决策机构，清晰界定各方在招生、培养、评价环节的职责：高校负责文化教学与人格培养，体育部门提供专业训练资源与赛事通道，协会衔接职业发展与社会资源。在高校体教融合中，“健康第一”教学理念融合的核心，是将健康素养培养作为体育教育的根本目标，通过训练设计、评价体系等多维度渗透，实现学生运动员身体、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健康发展。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中，“健康第一”绝非单纯的体质要求，而是以体育为载体，构建“生理—心理—社会”三维健康培养体系。这要求高校运动队打破传统训练中“重技能训练”的局限，将健康知识普及、健康行为养成、健康心态培育融入日常管理与训练竞赛，让学生运动员在提升运动技能的同时，形成自主健康管理能力与终身健康意识，真正实现从“被动健身”到“主动健康”的转变，为社会培养身心健全的高素质人才。

5.2 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融合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历程，深刻映射出体育与教育在竞技人才培养中从“物理叠加”到“化学融合”的转型。这种转型以政策为引领、以实践为驱动，逐步构建起“文化素养与竞技能力并重、全面发展与专业突破共生”的目标融合体系。在高校体教融合实践中，需由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协同完成顶层设计，从政策层面统一培养目标，推动高校与社会、家庭形成培养合力，通过“学校牵头、多方共建”的模式，共同促进学生运动员全面发展。2024年落地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改革，标志着国家层面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性调整。改革将部分“双一流”高校的文化课录取标准提升至普通类本科批次线，其他高校不低于普通类本科批次线的80%，并明确“录取考生中符合规定的可申请就读普通类专业”[16]。这一举措打破了长期以来“重竞技、轻文化”的路径依赖，通过文化门槛的刚性约束，倒逼竞技人才培养回归教育本质。

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中，高校可依托弹性学制与个性化教学，为竞技人才创造“可伸缩”的学习空间，允许学生运动员通过延长学制、集中授课等方式完成学业。将“训练与竞赛课程”纳入学分体系，替代体育必修课并计入学业成绩，通过“以训促学、以学强训”的课程设计，破解学生运动员的“学训矛盾”，使训练不再是学业的负担，而是成为理论知识的实践场域，助力学生实现“学训双优”的全面发展［17］。

5.3 协同育人的优势资源融合

高校体教融合中的资源融合，需突破“体教两张皮”的现实困境，通过整合人才、设施、课程、资金等要素，构建协同发展的生态体系，让体育资源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同时推动教育资源反哺体育教学开展[18]。在资源融合过程中，最关键的路径是将“分散”的资源“协同”起来：在场地配置上，高校可通过与企业俱乐部共建，为高水平学生队伍提供更优质的场地资源服务；在教师资源方面，打通院系壁垒——一方面依托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领域的优质团队为高水平运动队提供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校外柔性引进政策，聘请退役运动员、体育领域专家担任兼职教师，为学生运动员提供更专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在训练比赛资金方面，可通过设立校内专项基金保障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同时在校外寻求品牌赞助、开展企业共建，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高校体教融合的资源融合，本质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突破“体育”与“教育”的资源限制，让场馆、师资、资金等要素在流动与重组中产生“1+1>2”的育人效益。这不仅需要搭建技术层面的资源共享平台，更需从高校治理体系入手，将“体教融合”纳入学校发展战略，通过跨部门协同、政策激励与社会合作形成“资源共生—价值共创—发展共赢”的生态系统，最终推动体育与教育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维度深度融合，为建设体育强国与教育强国提供支撑。

5.4 跨界交叉的创新课程融合

高校交叉融合课程，本质是通过教育规律与体育发展规律的深度耦合，培养开局被强技能和高文化素养的新时代竞技人才。这一过程不仅是满足个体全面发展的需要，更关乎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型的战略目标实现。纵观新时代高等体育院校的融合发展模式，体育功能正从“强身健体、为国争光”逐步拓展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领域。这就要求高等院校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将复合型人才培养作为核心目标。“北体模式”的“政产学研训”“上体模式”的“产学研”和“南体模式”的“学训研”一体，在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中，均依托自身优势资源课程与体育训练相结合，打造“体育+”融合课程。通过将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力学等学科内容纳入培养计划，让学生运动员深入理解教学规律和身体运动机理，进而促进自身技术动作的优化提升。

在课程融合实践中，高校应主动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借助体育的基础性、实践性和多维性，与其他学科开展交叉融合，打破“体育生只会运动”的刻板印象，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高校体教融合的课程融合，是通过教育模式创新和学科交叉的知识跨界流动，让体育从单一的“身体锻炼”升维为“育人载体”的多元生态。这种融合不仅能推动体育自身的创新发展，更能为其他学科注入实践活力，最终实现“以体育人”与“学科赋能”的双向价值共赢。

6 结语

新时代体教融合是实现体育强国战略部署的重要路径，高校作为体教融合的主阵地，应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协同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同发力，为我国构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路径提供支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探索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过程中付出诸多努力，形成了“湖大模式”“清华模式”“上体模式”“南体模式”“北体大冠军班模式”等一系列成功实践案例，并取得了辉煌成绩。“湖大现象”的成功，关键在于积极寻求企业合作，依据国家政策导向，与企业携手打造目标一致、理念契合的高水平学生运动队。湖北大学通过“校企合作”模式整合内外部资源、明确管理权责边界，实现运动员身份学生化、运动队管理院校化、运动员管理学籍化。进入新时代，湖北大学在“全面发展”育人理念指导下，通过融合培养目标、整合优势资源、优化课程体系、强化保障措施，构建起体教融合背景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未来，在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中，湖北大学将更深入贯彻体教融合理念，持续扩大五人制足球“湖大现象”的示范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EB/OL］．（2020-09-21）［2025-10-1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9/21/content_5545112.htm．

[2]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2021-09-23）［2025-10-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108/202109/t20210923_566097.html．

[3]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管理的意见［EB/OL］．（2022-02-22）［2025-10-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38/s3279/202202/t20220222_601205.html．

[4] 柳鸣毅，但艳芳，张毅恒．中国体育运动学校嬗变历程、现实问题与治理策略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0，34（3）：64-77．

[5] 史国生，刘冬华，周铭扬，等．深化体教融合背景下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体育学研究，2024，38（6）：34-43．

[6] 刘文烁，金宗强．体教融合的内在逻辑、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5，33（2）：114-117．

[7] 2020年东京奥运会大学生竞赛成绩［N/OL］．（2021-09-01）［2025-10-15］．https://www.teamusa.org/Tokyo-College-Resource-Hub/Olympic-Results．

[8] 白福川．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NCAA）规章制度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09．

[9] 杜放，舒盛芳．美国大学生运动员奥运夺冠现象的多维审视与思考［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4，36（2）：227-235．

[10] 乔曦，梁勤超．美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经验与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2022（2）：42-47，83．

[11] 朱传耿，郭修金，王凯，等．新时代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融合发展模式研究——兼论“南体模式”创新［J］．体育学研究，2022，36（1）：1-11．

[12] 曾吉，黄伟，余志雄，等．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品牌建设的实证研究——以湖北大学五人制足球队为例［J］．湖北体育科技，2012，31（6）：686-689．

[13] 牟联颇，曾吉．湖北大学五人制足球长盛不衰的原因及启示［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墙报交流（学校体育分会）．武汉：湖北大学体育学院，2022：1336-1338．

[14] 吴建喜．论“体教结合”向“体教融合”的转变［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9．

[15] 湖北省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EB/OL］．（2022-01-19）［2025-10-15］．https://tyj.hubei.gov.cn/fbjd/zcwj/gfwj/202201/t20220119_3971322.shtml．

[16] 高位引领，靶向发力，推动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高质量发展［EB/OL］．（2023-11-10）［2025-10-15］．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3/2023_zl20/202311/t20231110_1090018.html．

[17] 张春合，袁娇，蔡振强，等．学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学训矛盾中学习困境的三维解构与疏解策略［J］．体育科学，2025，45（3）：34-42．

[18] 杨国庆．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历史考察、经验凝练与优化策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7）：3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