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武汉
在价值引领与学科知识深度融合的时代要求下,体育学研究生教育如何突破“重技轻道”的传统思维,践行“以体育人”的根本使命,已成为关键课题[1]。审视现实发现,体育学研究生导师在课程思政实践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茧房”问题。只有探索破茧之策,才能推动思政育人能力从自发走向自觉,助力研究生在锤炼专业技能的同时完成思想的“化蝶升华”,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层次体育人才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方案。
信息茧房是指个体在信息获取中,倾向于接触与自身兴趣、观点一致的内容,逐渐被封闭在单一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中,出现认知局限、视野狭隘的现象。在体育学研究生教育语境下,课程思政“信息茧房”特指受学科历史传统、评价制度惯性、个人知识结构及外部环境制约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形成对课程思政重要性认知不足、思政资源挖掘能力有限、教学方法创新动力匮乏、育人效果评价失准的封闭化状态[2]。
体育学自其学科建制化以来,便带有强烈的“实践性”与“身体性”烙印。其学科特点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以“运动技能精进、训练方法优化、竞技成绩突破”为核心的专业理念。这种理念使得导师群体在无意识中构建起“运动技术就是硬道理”的认知茧房[3]。因此,在课程思政实践中,一是认知窄化:将“课程思政”简单等同于“政治说教”或“纪律要求”,未能深刻领悟“体育本身就是最鲜活、最生动的思政课”的内涵,忽视了对拼搏精神、团队协作、规则意识、胜负观、健康第一理念等体育内在价值的系统性提炼与传递;二是思政内容脱嵌:思政元素与专业教学呈现“两张皮”现象。例如,在“运动训练学”课程中,只讲解周期训练理论,却未结合中国运动员科学备战、艰苦奋斗的案例,阐述“为国争光”的价值追求;在“体育管理学”课程中,仅介绍赛事运营流程,却未深入探讨体育治理中的公平、公正、透明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要求。这种信息茧房导致体育学研究生虽具备高超的运动技能或精湛的科研能力,但在面对体育领域的兴奋剂、年龄造假、赛事不公等伦理困境,以及社会责任的认知、个人体育专长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的意识方面,可能存在短板,影响了其作为高层次体育人才的综合素养与担当精神。
现行高校师资评价与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估体系,仍存在显著的科研产出与竞技成果导向。对于体育学导师而言,国家级课题、高水平SCI/SSCI论文、重大赛事奖牌、发明专利等,是职称晋升、绩效分配的主要指标。相比之下,课程思政育人工作投入大、周期长、成效难以在短期内精准量化,从而在制度层面诱发了“选择性忽视”的功利性茧房[4]。因此,在课程思政实践中,一是动力缺失:导师缺乏深入探索课程思政的内在驱动力,将其视为上级布置的“行政任务”或教学评估的“点缀项”,满足于完成最低限度的要求,如在教学大纲中写入几句原则性思政表述,而非主动追求课程思政实效;二是能力停滞:由于缺乏正向激励和有效指导,导师在思政元素的挖掘、教学方法的更新、信息技术的运用、跨学科知识的学习等方面投入不足,导致思政育人能力长期处于低水平,陷入“不会做—不想做—更不会做”的恶性循环。这种功利性茧房效应,不仅削弱了导师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积极性,更在深层次上模糊了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甚至可能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式的科研能手或运动健将,却难以造就具有深厚家国情怀和健全人格的体育事业接班人。
我国体育学导师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优秀退役运动员或长期从事专项技术训练与研究的学者。他们的优势在于专业技能精深,但可能相对缺乏系统的人文社科理论训练和教育教学理论储备。此外,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专项训练环境,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学者的深度交流有限,陷入“方法陈旧、案例匮乏”的能力茧房[5]。具体表现为:一是理论储备薄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关于教育、文化、体育的重要论述理解不够深入,难以将党的创新理论有机融入体育专业知识体系进行讲授;二是方法工具匮乏:思政教育方法采用“课堂宣读”“课后谈心”等传统模式,缺乏运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项目式学习、新媒体互动等现代教学手段的能力,更缺乏利用大数据、虚拟仿真等技术赋能思政教育的意识与能力[6];三是忙于具体事务性工作,缺乏对自身教学育人实践的持续性、批判性反思,难以察觉自身存在的认知盲区与思维定势,从而无法主动寻求突破。这种能力性茧房效应,不仅无法有效引导学生,甚至可能引发研究生的逆反心理,削弱思政教育的亲和力与实效性。
破解体育学导师课程思政“信息茧房”,绝非简单的技术或方法更新,而是一场触及体育学研究生教育价值内核、体系结构与发展模式的深层变革,需从价值重塑、机制重构与能力再生三个层面厘清内在逻辑。
体育是身体实践,更是人格塑造、精神培育的价值载体,体育运动天然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公平竞争是法治精神的演练,团队协作是集体主义的实践,顽强拼搏是意志品格的锤炼,遵守规则是契约精神的养成,追求卓越是理想主义的体现。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本身就是人类共同价值的璀璨结晶。破解导师的认知茧房,要引导导师深刻认识到,体育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本质上就是特定价值观的传递与塑造过程。体育教育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的深度融合,导师应善于利用这一优势,将价值引导融入技能训练、战术分析、赛事观摩、科研探索的全过程,让研究生在“做中学”“赛中学”“研中学”,实现价值认同从“认知”到“践行”的内化与升华。例如,通过带领研究生参与基层体育志愿服务,培养其社会责任与服务意识;通过解析国际体育组织运作中的政治博弈,提升其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
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孤立地强调导师个体的努力难以见效,必须构建支撑其破茧成蝶的良性生态[7]。一是学科文化层面,需推动体育学科文化的内涵拓展,从崇尚“更快、更高、更强”的单一竞争文化,向融合“更团结、更公正、更健康、更具人文关怀”的复合型文化演进;在学科内部倡导“体文融通”的学术氛围,鼓励从多学科视角研究体育问题,为课程思政提供丰厚的学术滋养。二是制度环境层面,需改革评价体系,建立涵盖“思政认知度、教学设计融合度、教学实施创新度、学生获得感与行为改变度”的多维评价指标,并将评价结果有效反馈到导师评聘、考核、奖励中。同时,提供制度化培训、交流与资源平台支持。三是师生一体化层面,导师与学生不是单向的施教与受教关系,而是“学习共同体”和“成长共同体”。研究生已具备较强的独立思考与批判能力,导师应注重激发研究生的主体性,鼓励他们在体育科研与实践中有意识地探索价值问题,形成教学相长的良性互动。例如,在关于体育产业发展的研讨中,师生共同探讨商业逻辑与社会效益的平衡。
体育学研究生导师的课程思政能力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螺旋上升的专业化进程,只有遵循“反思—学习—创新”的内在“破茧”逻辑,才能达成“引领示范”的“成蝶”效果[8]。批判性反思是起点。导师需对自身教学实践、学科传统乃至社会对体育人的刻板印象进行批判性审视,意识到“茧房”的存在及其局限,这是能力觉醒的第一步。跨界性学习是动力。导师应主动打破学科壁垒,向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等领域汲取智慧,学习先进的课程思政理论与教学方法,提升自身的思政素养,这种学习应是问题导向的、嵌入式的。创造性转化是关键。将学习所得与体育学科的具体情境、自身的研究方向、学生的特点相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形成具有个人特色和体育烙印的课程思政实施方案。例如,研究运动损伤康复的导师,可以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融入到康复方案科学性、个体化与伦理考量的讲解中。最终,价值性引领是归宿。导师应超越“完成任务”层面,成长为自觉运用体育载体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的“大先生”,其课程思政实践不仅能有效影响学生,还能形成可推广的经验,反哺学科建设与同行发展,实现从“自我突破”到“引领示范”的飞跃。
体育学导师课程思政要有效实现从“认知闭环”到“思想化蝶”的实质性转变,绝不能依赖零散、随意的改进措施,应遵循机制创新、赋能提升、教学革新、文化浸润四大维度的协同化实践路径,才能实现体育学导师课程思政能力的全面提升。
一是运用德尔菲法,构建科学的体育学导师课程思政能力评价量表,其量表维度应涵盖认知能力、挖掘能力、设计能力、执行能力、反思能力五个维度;二是推动评价结果运用,每学期对研究生导师进行课程思政能力考核,将课程思政评价结果作为导师年度考核、职称评审、评优评先、招生指标分配的核心参考依据;设立“课程思政卓越贡献奖”,给予相应的表彰和资源倾斜;三是实施“课程思政育人成果认证”,将指导研究生在体育公益、体育文化传播、体育精神宣讲等方面取得的社会影响,以及形成的优秀教学案例、编写的课程思政特色教材、获得的课程思政教研项目等,均认定为学术成果或教学成果。
一是开展“分层次、模块化、工作坊式”专题培训。普及层主要面向全体导师,开展体育课程思政核心理念、政策解读与基础方法培训;提高层主要面向有兴趣、有基础的导师,开展“体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育+党史”等跨学科深度研学工作坊,打造“导师教研工作坊与教学沙龙”品牌,营造“乐于分享、勇于创新、相互砥砺”的基层教研文化,让优秀经验在同行评议与思维碰撞中得以传播和深化;先锋层主要选拔培育课程思政教学名师,组织高端研修、国内外访学交流,聚焦前沿理论与创新模式。二是建设“体育课程思政案例资源库”检索平台,汇聚国内外、各体育专项、各课程类型的优秀思政教学案例,包括视频、文本、思政教学设计、经典体育故事库、理论解读资源等,并利用标签化、智能化推荐技术,方便导师按需检索、学习与借鉴[9]。三是推行“学术共同体计划”,鼓励体育学导师与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学院导师结成对子或教研团队,共同备课、合作研究、联合指导研究生,实现优势互补。
一是深化“场景浸润式”教学改革,场景涵盖训练竞赛场景、科研实践场景、社会服务场景等。在训练竞赛场景中强调纪律与拼搏,在比赛中分析心态与得失观,在赛后总结中探讨荣誉与团队;在科研实践场景中强调科学伦理与学术规范,在数据解读中培养求真务实精神,在论文撰写中训练逻辑思维与诚信品格;在社会服务场景中组织研究生参与社区体育指导、青少年体育夏令营、体育扶贫等项目[10],在实践中培养社会责任感。二是推广“体育人物叙事探究与体育项目式学习”。体育人物叙事即组织研究生深度挖掘并讲述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与精神世界,以体育叙事传递价值理念;体育项目式学习如以“如何办好一场体现绿色、共享、廉洁理念的校级运动会?”“如何设计一个慢性病人群健康促进的社区体医融合方案?”等项目为驱动,引导研究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专业知识与价值判断。三是探索“数字赋能体育课程思政”,如利用VR/AR技术重现经典赛事场景或体育历史时刻,增强情感体验,同时运用大数据分析体育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取向问题,建设在线互动社区,拓展思政讨论的时空边界等。四是推行“课程思政教学档案袋”制度,鼓励导师记录思政育人过程、反思与改进,设立“体育课程思政微课题专项研究”[11],支持导师开展课程思政行动研究,推动思政实践向理论成果转化。
一是将课程思政要求深度融入体育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在各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置、学位授予标准中明确体现思政价值塑造要求[12];二是大力弘扬以中华体育精神为核心的体育院系文化,通过院史陈列室、文化墙、开学典礼及毕业典礼、名师讲座等多种形式,营造浓厚的“以体育人、以文化人”思政氛围;三是加强宣传与舆论引导,在校内外媒体积极宣传体育学课程思政的优秀成果和导师典型,提升体育导师从事思政工作的荣誉感与成就感,形成尊重思政育人价值的良好风尚。
破解体育学导师课程思政的“信息茧房”,本质上是推动体育教育回归“立德树人”初心,实现学科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它要求从价值重塑的高度重新审视体育教育的本质,以系统重构的思维优化制度环境与支持体系,并最终落实到每一位导师自觉主动的思政能力发展上。只有通过评价改革、培训赋能、方法创新、文化浸润的系统推进,才能助力体育学导师突破认知局限,化“茧”为“蝶”,引领研究生在体育追求与学术探索中实现思想蜕变、人格升华,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2020-06-01)[2023-11-2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 张正则,庞雪.基于OBE理论的体育研究生导师团队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4,14(5):141-147.
[3] 李林,赵富学.高校体育教师课程思政建设能力培育的问题聚焦与破解路径[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9):91-100.
[4] 赵心炜.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内涵、价值与实现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1(11):98-103.
[5] 赵晶,闫育东,高江航.课程思政融入高校体育课教学的本源回归、价值塑造与路径思考[J].体育学刊,2021,28(5):89-93.
[6] 李在军,刘美,赵野田.课程育人:高校体育类专业课程思政特征、难点及应对策略[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1,40(3):18-24.
[7] 蒋占峰,刘宁.高校教师提升课程思政育人能力的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逻辑进路[J].中国大学教学,2022(3):70-76.
[8] 朱传耿,郭修金.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的发展特征与战略趋向[J].体育学研究,2021,35(1):1-8.
[9] 赵富学,李林,王杰,等.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资源共创共享模式的构建[J].体育科研,2022,43(2):5-12.
[10] 张一璠.高校课程思政中的思政元素挖掘梳理论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6):38-42.
[11] 赵富学,陈慧芳,李攀飞,等.体育教师课程思政建设能力的生成特征、核心构成与培育路径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0,39(6):27-34.
[12] 马得平,张君孝.“寓德于体”理念下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审思、现实困境、路径抉择[J].浙江体育科学,2022,44(2):6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