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金华;2.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本科实验班、外国语学院,金华
改革开放后,来华求学的国际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教育管理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是趋同化管理思维下的中国高校在力所能及地为留学生创造良好环境,然而来华留学生的个人需求和期待与学校管理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们更向往拥有能够追求个人自由的校外住宿空间。自我需求和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将来华留学生推向了校外。当社区内开始出现留学生乃至外籍人员聚居时,“积聚效应”会对更多的在校留学生产生引力,由此便导致了来华留学生校外聚居区的生成。校外聚居区的来华留学生倾向于保持母国的生活习惯,也意图在校外聚居区内建构一定认可感的社群归属空间。正是基于母国生活习惯的他乡迁移与社群空间建构的精神回归,来华留学生选择校外居住成为常态。然而,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方式、渠道、领域便变得更为复杂,同时留学生在融入社区过程中亦遭遇更多的适应困难,从而影响其在华满意度,这些均给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成效产生了负面影响。
来华留学生校外聚居首先带来的是教育管理时空范畴的拓展与教育管理主体的扩充。当来华留学生出于建构自我社会空间的需要而选择校外聚居时,以学校为界限,便形成了一道“围墙”,无形中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的时空范畴由“围墙内”引申到了“围墙外”,教育管理话语权也由以高校为主导变迁为多主体共同持有,这个多主体包括除学校教育管理者外的社区、街道、公安、外事局等基层社会治理单位,由此带来了诸多挑战。
来华留学生校外聚居区的产生,推动着高校与基层社会治理者均成为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群体。然而校外聚居所带来的变化使得各教育管理主体之间的信息通传机制衔接出现不够紧密的状况,因为这道无形的“围墙”使得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者时常“鞭长莫及”,也导致基层治理者无法掌握留学生在校情况和综合信息。公安民警部门负责案事件的处理,出入境中心等外事机构负责签证办理等事务,学校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负责留学生在校的教学管理工作等等,校内外各部门各履其责,相互之间对接联通效果不佳。
目前,来华留学生数字化管理体系建设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各管理部门之间的管理系统尚不联通,信息和数据的交传出现渠道阻隔,导致“信息孤岛”的产生。高校教育“信息孤岛”会产生资源浪费的现象以及无法做到真正的数据共享[1],而互动关系和共享过程却又是高校“教育管理”构建的必由之路[2]。这道教育管理的“围墙”不仅阻隔着高校与聚居区区域联结,同时阻隔着教育管理者们的互联互通,从而产生了资源分享鸿沟和信息壁垒,形成了“围墙”内外的信息孤岛,呈现出非延续性、非系统性等局面。
随着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基层社区治理的权利特征逐渐淡化,但依然以垂直型管理特色为突出倾向,加之长期以来,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的单向式模式,导致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更加强调自上而下。在传统的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垂直式单向式教育管理网络上,各网络节点参与以上传下达的工作思维与被动式的工作情感为主,“硬性”制度虽然健全,但“软性管理”不足[3]。上级政府及其行政部门下达政策,学校、房东、居委会、派出所等留学生教育管理主体便开始执行与贯彻,在此过程中与留学生的互动强调对下的职权与对上的职责,因此较难产生畅通的教育工作信任关系,这也是垂直式单向式管理工作的关键难点。
近年来,高校教育管理水平的提升助推校内外各方教育管理者开始提高对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的关注度,然而目前,教育管理主体只是被动地“介入”到聚居区中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校外聚居区的来华留学生虽生活在中国社会中,但仍与本地社会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互动策略,继续再现母国式样的个人空间和族裔空间。教育管理工作主体缺乏对留学生思想动态和内在需求的关注,导致教育的目标也难以实现[4]。
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面临的挑战除了要从客观的角度考虑,同时教育管理工作者和来华留学生的主观状态也是不得不重视的一大因素。对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是在摸索中滞后发展的,且教育主体们在面对复杂的教育对象时,主观上的“拒绝”使得校外聚居区无法生成互动的土壤。
一方面,作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主要负责方,高校辅导员以及高校相关行政人员教育管理工作的主要面向群体为中国学生,导致高校在履责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职能方面出现工作力度、深度、广度不足的情况。此外,中国居民对异文化的刻板印象和疏远度也在反向阻碍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取得成效。聚居区内的中国居民的排斥感始终横亘在来华留学生与中国社会之间,乱“吵”“不按时交费”成了中国居民心中对留学生的基本认知,这种强调“他们不一样”和“特殊对待”的结缔使得“外国佬”与“中国房东”“中国警察”“中国人”成为各自的代名词以及彼此唯一的身份认知。
与此同时,校外聚居区的来华留学生对个人空间的“干预”保持着较高的警惕性,也对基层治理者充斥着些许不满情绪。来华留学生存在对于中国高校教育管理体系和中国基层治理体制不了解不适应的情况,将其看作是差异对待。然而并非从一开始来华留学生就抗拒融入中国社会,而在受到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行为之后,他们便因跨文化适应的高成本而选择回避,让原本对中国社会充满向往以及想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的来华留学生望而却步,在适应了“悬”在中国社会之上的生活之后,来华留学生在聚居区便普遍存在着“过客”心理,也觉得没必要与学校之外的中国社会产生关系。
基于聚居区各方教育管理者的工作实效以及留学生个人期望、守法意识和行为素养,这种无论是文化差异还是来华留学生的质量问题而造成心理适应、学业适应、生活适应问题在得不到及时的关注和解决之后,从而转化为对中国基层教育管理的不解和不满,影响在华满意度和教育管理工作成效。
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生走出校园并不断与中国社会产生交往和联系,校外留学生聚居区也由此产生且规模与数量也不断扩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做好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5]。建构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体系,需突破校园的围墙与教育管理的“围墙”,坚持“一导向一指向一方向”的逻辑思路。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局面,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俄乌冲突、台海局势等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西方敌对势力依然不放弃“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把渗透高校、争夺师生作为目标,不断加强对我国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6],来华留学生因其特殊性而成了中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和斗争的重要群体。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我国的发展始终面临着西方话语权和国际舆论格局的挑战。美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先发优势,对中国的发展和全球战略进行打压,炮制“债务陷阱”,渲染防疫政治化,抹黑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等,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
因此,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是最为直接,同时也是最为核心的导向便是提升对华满意度、培养知华友华的目标。对于校外聚居区的来华留学生而言,跨文化的交融碰撞极易产生误解和鸿沟,影响着对华满意度,进而影响其是否能成为知华友华人群。若来华留学生在校外聚居的过程中,教育管理工作缺位或者未能奏效,则会导致失去来华留学生这一知华友华群体,甚至走向对立面,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此同时,培养知华友华人士需要提升对华满意度,但并不意味着养成“超级国民”的特殊待遇,而是在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提升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水平。这种趋同化是基于中国国情和教情的实际,兼顾留学生的特殊风情,提供多样性高质量的教育管理服务,而不是追求中外学生教育管理的整齐划一。在教育管理过程中,要时刻有意识地促进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教育、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认同度以及推进留学生与中国高校、社会等中国居民的相处融洽度。
当前世界面临的多重挑战日益复杂,国际政治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全球化不稳定性凸显,发展乏力,凝聚世界各国共识、聚合世界公民意志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立足历史发展规律和世界发展大势,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解决世界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来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根除阻碍世界和平发展的痼疾、扭转不同文明间的交流逆差、打破逆全球化壁垒、化解生态环境重大风险作出的战略选择。《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7]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自觉驱动下担负起的历史大任,由此生成对全世界、全人类命运的关照,是引导全球治理走向整体性、统一性和协调性的途径。
留学生作为世界公民中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大最有利的推广群体,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对该理念在全球生根的关键环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想实现其对于构建和平稳定发展世界的价值主张,就必须抓住留学生这一青年群体中重要力量。因此,推进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培养促进留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旨、多维向度以及时代必要性的理解和认同,使其正确认识世界发展所面临的局势、全球经济发展颓势、边缘政治和地区冲突等全球发展难题,认知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和人类社会的历史经纬,树立正确的世界公民观念和形成公平的价值是非判断。通过教育管理工作,引导和培养出一大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者、追随者和践行者、发扬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管理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8]。辅导员以生为本工作理念是以人为本理念在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的运用与体系[9]。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质量提升一大标志便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改变传统的说教式、管理式,而转为服务式、引导式。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要时刻关照留学生的群体差异性和个体特色化,立足留学生具体情况推进精细化服务,将实际问题与思想问题相结合,做深做细做实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切忌浮于表面。
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0]。人的全面发展表现在人的活动和能力的发展,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最终要成为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11]。开展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要坚持促进留学生全面发展的方向,锻炼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其多元化知识、培育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其成长成才、履行社会责任架构全面发展的体系建制。推动来华留学生在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理解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制度,以及与中国社会发展良好互动联系之后,明晰人的使命和自己的使命,充分发扬人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使其实现“人的解放”“自由的发展”。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体推进高校教育管理体系有了初步的探索与实践,其以“三全育人”为核心、“十大育人体系”为抓手,为新时代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提供的理论和实践指导。面对来华留学生,尤其是校外聚居的来华留学生,应以“教育管理”体系建设为根本举措,打通留学生教育管理共同体的耦合掣肘,从根源解决校外聚居留学生的教育管理谁来管、怎么管等工作难题。因此,本文提出“一结构一思维双循环双趋同三维度三优势”(一一二二三三)的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治理体系。
一结构双循环。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首当其冲是要形成一个多方力量能够汇聚的继承性体系,使得校内外教育管理工作者的触角相互延伸。将多元教育管理工作主体点进行线性联结从而形成平行治理面,深度淡化传统基层管理的权力特征,改变以往校内外各方的单向性、单边或双边的工作模式以及浅层次的业务往来。面对复杂的教育管理工作对象,应推进并持续落实学校、公安局、村(居)委会、房东、志愿者以及司法局、外事办、信访局、团委、青工委等多边互联互通。突破信息孤岛,变教育管理信息与资源的上下传达为多元主体共享,从而建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共管共服务的“聚居区教育管理共同体”,从机制结构上极大限度地消除自上而下垂直型单向式教育管理模式带来的信息不对成难题,形成内外大小循环联动的、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协同式教育管理结构。其中,数字化的推进和主体参与活力激发(后述)是这一结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两环和关键两步,要立足战略思维、系统思维推进以数字化改革为内核的主体协同式教育管理结构建设。
此外,从来华留学生视角出发,形成“双循环”格局既是主体协同式教育管理结构的建立基础和前提,也是该结构建立将取得的成效。首先,促进“内循环”。基于聚居区维度,探索支持建设聚居区内部自组织和教育管理网络,营造聚居区包容性社会信任和开发型社会网络[12]。支持建设聚居区矛盾调解中心、境外人员服务中心以及社区跨文化活动组织,自下而上地促进聚居区治理水平发展,形成能“自主”和“自为”的聚居区自我支持系统以及资源信息获取和利益表达机制[13]。其次,促进“外循环”。形成来华留学生校内教育方与校外服务方的治理合力,建立校方、警方、社区方等多方信息共享库,推翻校内外各方协同治理“围墙”,设立长效的非洲留学生聚居区治理与研判制度,注重网上网下治理服务相结合,实现单向性信息输出为交互性信息对流。
一思维双趋同。夯实“党建+X”为教育管理内核驱动力的聚居区教育管理工作思维,破除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问题,其一表现为高校党组织切实发挥党组织的优势,加强党建工作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深度融合的载体建设。以“管理育人、文化育人、服务育人、实践育人”为切入点,以汉语课程、中国文化、中国概括等课程为媒介,讲透中国理念,在培养计划与教学方案设置中坚持严格把关[14]。其二当校园作为来华留学生主要活动区域时,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者自然成为其教育管理的主要操作方,而当来华留学生在校外形成聚居区时,社区基层教育管理工作者们在教育管理体系中的比重便随之加大,社区教育管理工作成效的影响力也逐渐加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社区考察时多次强调,要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15]。要发挥核心层-基层党委/党支部“活动力”,建立党员联系一个聚居区组织、一个留学生公寓等联系制度,适时推进党小组建设。凝聚聚居区基层与学校党群力量进网格,建立党员党建网格化聚居区精准管理服务,推动党建统领自育法育德育的“三育融合”与人防物防技防心防的“四防并举”。加强与社区跨文化团体、社区矛调中心、境外人员服务中心等骨干层与校方、警方等辅助层的推动作用,形成党建统领的来华留学生校外聚居区圈层结构[1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17]。校外聚居区要内化“枫桥经验”不仅要做到矛盾不上交、发动和依靠聚居区群众,还应注重加强教育与法治“双趋同”。教育部门、公安部门等需要重视的是提高留学生来华求学门槛尤其是语言门槛,也要对来华留学生建立诚信评价机制,建立教育“黑名单”制度,开展精准教育管理服务,趋同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大来华后留学生思想教育和跨文化适应帮扶带工作。运用适合留学生的传播方式,宣传中国社会治安、聚居区管理等相关法规条例,将法治教育纳入课堂教学体系,引导留学生遵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聚居区治理的相关规定,同时加强对从事违法宗教活动、扰乱社会治安、涉毒、“三非”案件、编造申请难民的法治惩戒力度。既要守住底线也要注意方式方法,适当邀请留学生参与基层安全教育过程之中,合理处置维稳压力、外交风险与趋同化法治辩证关系,避免超国民待遇的出现。校外聚居区教育管理体系只有内化“枫桥经验”内核精神,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参与教管、服务教管、文化教管与数智教管融合,实现将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教育管理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8]。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
首先,要实现全员深度参与。随着中国社区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国际化社区的规模不断扩大,提高房东、社区、街道、派出所、外事工作单位参与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的觉悟意识和工作热情必然成为大势所趋,如上基层管理者们将不再是留学生教育管理的旁观者,而应渐渐成为校外聚居区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主导者,尽管当前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行动能力均有较大差距。因此,要充实来华留学生治理主体队伍,包括留学生辅导员以及境外人员管理的民警等力量,要加强从事涉外事务的基层治理主体的跨文化沟通与管理培训。同时发挥来华留学生的同辈治理优势,以外管外,壮大留学生志愿者队伍规模;并且建立来华留学生的吸纳通道,吸纳来华留学生参与村(居)委会等相关组织之中,实现聚居区对来华留学生吸纳的结构性覆盖,支持建成来华留学生聚居区生存与跨文化适应融合的资源支撑网络。其次,实现全过程深度服务。抓住教育管理机遇,将协同治理思想贯穿始终,重视来华前到离华后的来华留学生全过程教育管理工作,牢牢把握来华留学生意识形态管控高地,校警合作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加强治理范围在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的三重空间扩散。再者,实现全方位深度管理。加大科技投入,建立治理主体信息共享的大数据平台,开发留学生管理服务 App,在重点区域布建人脸、车脸识别系统,提升身份核查、轨迹感知、风险预警能力,提升常态化与突发公共事件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实施全过程“数智”深度管理,为解决“三非”和难民问题提供智能支撑,守住“入境大门”、盯牢“社区小门”。同时,校内外各方要注重对来华留学生协同开展跨文化心理辅导,以及为其提供就业指导。建立聚居区志愿服务积分制度,实现量化奖励;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境外人员服务中心等机构,实现基层服务有场地、诉求表达有平台,需求自供给、矛盾不上交的和谐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遵循教育管理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19]。
第一,在思想上提高认识。移民聚居区既不应被视为一个孤立的“飞地”,也不应被东道国社区视为一个“被同化”的群体,而应被视为其原籍国和东道国社区之间的“语言、文化和经济桥梁”[20]。多元文化的冲击是文化繁荣的必要阶段,教育管理工作者们要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教育与管理过程中不偏倚、不歧视、不放纵,营造包容式社区氛围,加大对中国居民和中国社会对非洲留学生认同感的引导努力,变“管”为“育”,培育更多的聚居区融合因子。
第二,在实践上拓宽渠道。现实空间与媒体空间在全球化背景下复杂交错,因此是否与来华留学生有直接和正面接触成为决定响应效能的重要因素[21]。延展与来华留学生的“对话”场域,参与到来华留学生建立的“非正式社交网络”。重视新媒体等网络建设重地,用来华留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跨文化传播符号的重塑[22],建立聚居区治理全媒体矩阵,主动设置网络议题,占领有益于增进聚居区融合、对中国文化认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网络高地。加强聚居区“智治”平台建设,深入推进来华留学生办事“最多跑一次”和“一次也不跑”。
第三,在活动中丰富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此要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建设内涵式聚居区文化,开展丰富多样的聚居区文化活动,校内外各方共同组织同过中国传统文化节等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提供留学生与中国居民交流融合的活动内容。继续加大“海外学子走进金华古村落”等留学生社会实践,为来华留学生了解聚居区自然与人文文化提供机会,深化“家+”模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理念、中国故事浸透其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总之,全心助力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生根并引导其逐步正确理解中国制度、中国治理与中国文化。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把各方面优秀人才积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23]。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国际化人才的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更多世界居民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也需要重视教育国际化问题。加大推进校外聚居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建设,是推进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高水平发展、培养更多亲华友华人士,厚植中华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基础,是贯彻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完善高校“教育管理”体系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视域的必由之路,更是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不可回避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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