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vernacular一词的提出是日本民俗学研究转型的产物。第三代民俗学代表人物,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的岛村恭则将“vernacular”译作“俗”的英文表达,并赋予了其反霸权、反主流和反中心的特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花开伊吕波》这部动漫中被虚构出来,并在当地被现实化的雪洞灯祭(日语:ぼんぼり祭り)。本文将雪洞灯祭看作是一种vernacular,并论述其成为vernacular的理由。岛村恭则曾在《大家的民俗学》一书中介绍了雪洞灯祭的形成过程。由于篇幅有限,他将雪洞灯祭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但并未深入探讨雪洞灯祭这一文化现象中蕴含的“俗”之特性。本文在厘清vernacular概念的基础上,通过研究雪洞灯祭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影响,分析雪洞灯祭这一仪式的vernacular特性。着眼于这一非传统传承而来的祭礼,既是对动漫中虚构民俗现象现实化的考察,也是vernacular理论在民俗活动上的具体实践应用。
民俗学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7世纪意大利的反启蒙主义转换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在18、19世纪反启蒙主义、反霸权主义的社会脉络中,由德国的赫尔德、格林兄弟等大力推进的文献学,与贾斯特斯·莫泽的乡土社会研究合流而形成,之后扩散到世界各地,在各地形成了独自发展的学科领域[1]。
自20世纪30年代起,被誉为“日本民俗学之父”的柳田国男将民俗学体系化,使民俗学具有了体系化的学说结构和方法论,民俗学在日本被作为一个学科正式确立。此后,民俗学逐步进入大学课堂,开始培养出一系列的优秀民俗学者。再加上都市化的不断推进,进而产生出都市民俗学等附属学科[2],民俗学经过了一系列发展、衍生,并与多学科产生紧密的联结,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黄金时期。但随即,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激烈批判民俗学的青年学者。他们认为民俗学虽然表面上非常兴盛,但缺乏独立的理论,作为一门学术难以立足,而民俗学者们甚至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这种现状(“民俗学的不幸”)进行了批判[3]。在这一局面下,日本民俗学第三代学者努力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 寻求新的理论支撑,力求打破学科发展的困境。例如对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美国公共民俗学研究的借鉴等[4]。vernacular这一视角,就此进入了日本民俗学者们的视野。
在古典语文学中,拉丁语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统治阶级的通用语言,而“vernacular”则被定义为与拉丁语相比较的其他各语言[5]。这样的意味使得“vernacular”具有了与统治阶级相对的,边缘性的特性,赋予了“vernacular”一词与权力、近代、人种、阶级等问题相关的意味。
一直以来,由“folklore” 一词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因其集合了流传于地方的民间传说、民谣以及各种生活习俗而采用。但人们逐渐把“folklore”连同民俗学一起等同于“落后于时代的、研究农村的古旧事物的学问”[6]。为了拓展日本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近期日本民俗学学者试图用vernacular一词代替一直以来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folklore一词。
早在1960年,人类学者兰蒂斯提议,用“vernacular文化”来指称包含区别于文学语言的日常话语的日常文化。他界定这个术语的涵义是“一种活着的文化,具有明确的地点和环境”[7],强调“某个特定群体所共有的知识、经验”,这与后期岛村恭则关于“vernacular”观点的提出与兰蒂斯对vernacular的定义颇有联系,岛村恭则将vernacular定义为“产生并存在于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中的经验、知识、表现”[1],此后,又提出将“vernacular”与民俗中的“俗”字对应起来,并将“俗”做了定义:所谓“俗”,包含下述四重含义中的某一个,或是它们的任意组合。这四重含义分别是:(1)与支配性权力相左的事物;(2)无法完全用启蒙主义之理性来解释的事物;(3)与普遍、主流、中心的立场相悖的事物;(4)与正式制度保持一定距离的事物[6]。
而民俗学研究,不仅把“俗(vernacular)”作为研究对象,还将其作为一种方法,即从“俗”的观点来研究“民”[8]。安保宽尚在《vernacular研究是什么》一文中叙述到,vernacular指的是在我们人类出生的各个土地上,根据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在灵活变化的同时连绵不断地传承下来的东西。“vernacular研究”就是对这些人日常文化实践的创造性进行观察和分析[9]。可以说,vernacular研究是一个横跨多种学术领域的、非常广阔而有魅力的平台。
岛村恭则开展的vernacular研究,是将视角放在与<作为霸权·普遍·主流·中心的社会相位>不同的维度上,从而使<作为霸权·普遍·主流·中心的社会位面>为基准而形成的知识体系相对化,并形成具有超越性的知识[10]。通俗地讲,vernacular研究即是从与主流、常规、启蒙主义、理性相对的视角来看待那些用理性解释不通的事物。
2011年,由日本动画公司P.A.WORKS制作的动漫《花开伊吕波》凭借着其具有感染力的故事情节与新颖的题材成功在日本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雪洞灯祭于《花开伊吕波》这部动漫的第25、26话出现。
在动漫中,这个祭典的背景是这样的:自古以来,在汤乃鹭的土地上就供奉着一位少女模样的神灵,每年神无月(十月),这位神明少女都会在狐狸的陪伴下往返出云。为了防止她在途中迷路,当地人便在沿途悬挂起“雪洞灯”,为这位神明少女引路。参加仪式的人们在许愿牌上写下愿望,悬挂在灯笼下方,随后会由专门人员将这些写满愿望的许愿牌取下,用扁担挑去玉泉湖畔焚烧。神仙女孩将大家的愿望带去出云,作为大家点亮纸灯的回礼,出云的八百万神明会从这些许愿牌中选取一个愿望实现。
在当年(2011年)的10月,当地的汤涌温泉观光协会将雪洞灯祭按照动漫中的模样引入了现实世界。动漫影迷们在现实世界中可以身临其境地参加雪洞灯祭,共同纪念这部风靡2011年的日本的动漫作品。由于在初年举办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度,当地观光协会决定在之后每年的十月举行雪洞灯祭。雪洞灯祭由此成了一个从动漫作品中再现的民俗活动。
在《花开伊吕波》上映前,PA.WORKS制作公司的负责人联系到汤涌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希望将这部动漫的舞台背景设定于金泽市汤涌温泉。当时正经营旅馆的山下新一郎从动漫制作公司处听说动漫中会出现一个名为雪洞灯祭祭典,于是提出了在《花开伊吕波》播出结束后,在汤涌温泉再现雪洞灯祭的提议,双方随即达成了共识。2011年4月,《花开伊吕波》开播之后,果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同年9月,《花开伊吕波》正式完结,并在片尾卷中提到汤涌温泉是合作景点,于是在当年黄金周假期期间,住宿预订便接踵而至。2011年正好是2008年发生的浅野川水灾重建三周年,雪洞灯祭也成了浅野川水灾重建三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部分。经过不断修改提案,于10月9日正式召开了第一届雪洞灯祭,此后,在汤涌温泉这片土地上便多了一个名为“雪洞灯祭”的庆典,除新冠疫情的三年外,每年都会召开,至今已举办过了11届。
被现实化后的雪洞灯祭尽可能还原了动漫中出现的环节。每年的雪洞灯祭包括7月雪洞点灯式和10月的本祭。7月点灯式在汤涌稻荷神社阶梯附近举行,会请金泽市高中社团的同学们以及乐队来演奏。晚上八点后,会正式点亮灯笼,宣告当年雪洞灯祭开幕。本祭当天,汤涌温泉街道路两旁会设有商铺的摊位,以美食、饮品居多,还有一部分《花开伊吕波》动漫周边的摊位,人们可以自由在温泉街上购物、拍照,打卡动漫中出现的场所。日落时分,一排排灯笼陆续被点亮,雪洞灯祭的祭祀仪式正式开始。仪式分为迎神式、送神游行以及送神式。最后会将早就放置在汤涌稻荷神社的许愿箱(里面放有人们写好的许愿牌)挑去玉泉湖畔,进行焚烧。至此,雪洞灯祭的祭祀仪式正式落幕。
这个起源于大爆动漫《花开伊吕波》的民俗祭典活动,在当地现实化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开展雪洞灯祭最初的理念是:将动漫中的祭典活动移入现实中来,使动漫中的祭典真正成为汤涌温泉的祭典,并长期举办下去。尽管在举办第一届雪洞灯祭时,主办方为了低调起见,选择仅在《北国新闻》上刊登一篇文章进行宣传。但还是在2011年7月23日举行的点灯式中吸引了500多名游客,在10月9日举办的雪洞灯祭本祭中吸引了5000名游客前来参加。第一年,制作委员会组织了声优脱口秀和演唱主题曲的歌手的现场表演,以此支持汤涌雪洞灯祭。包括商品销售收入和餐饮场所收入在内的运营成本与节庆成本相当。此后,随着宣传范围的日益增大,每年来参加雪洞灯祭的人数也一直处于年年增长的状态。特别是在2015年3月,随着北陆新干线长野到金泽路段的开通,雪洞灯祭来场者数量更是增多至14,000人,几乎是第一年的三倍。雪洞灯祭的盛行使得汤涌温泉这个从前名不见经传的温泉街在全国范围内变得有名起来。
自从柳田国男在《民间传承论》中界定其研究对象为“民间传承”以来,日本民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传承”,虽然这个概念从诞生至今几经修改,但是,其核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11]。
在一直以来的民俗学研究中,离不开传承与传承母体论的概念框架。一直以来,民俗学在将“祭”作为研究对象时,都是通过运用传承及传承母体论的概念,对“民间生活”进行研究。但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日本完成都市化,就有越来越多的传统祭向着祭礼转变,因此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俗学家将研究视点放在了对祭礼的研究上。“祭”与“祭礼”的区别是被称为“观者”人群的出现。祭(祭祀行为)也转变成了表演性质的祭礼(活动)[12]。
日本民俗学界茂木荣将通常作为日本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祭礼分为三类,其中,日本民俗学一直关注并不断积累研究的是在都市的神社寺庙举行的传统祭礼,特点是有各种祭神的活动以及牵引山车、轿台游行的活动,其组织者主要是神职人员或者当地街区的居民组织[13]。这类祭礼带有传统的祭的形式和组织形态,带有传承的特征。过去这类祭礼都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参加者基本是地域共同体成员,并不接受外人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承母体,或者是神社寺庙,或者是地域组织,他们是祭礼的施行者,也是信仰的主体。在以往的研究中,透过对祭礼从准备到实行的全过程的分析,便可以揭示这个传承母体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和形态特征[14]。
与过去传统的祭礼不同,雪洞灯祭是一种现代都市祭礼,在上述茂木荣对祭礼的分类中归于第二类,是在都市举行的非传统型的以祭冠名的节庆活动,包含祭祀行为本身,也包含诸如游行、街市贸易、比舞赛歌等竞技以及各种表演。它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主流的传承、传承母体论的解释框架,可以说是一种vernacular的祭礼。
首先,在雪洞灯祭中出现了对传统宗教的改编。在雪洞灯祭中呈现出的传统宗教祭祀行为与一直以来达成共识的行为不同。雪洞灯祭的祭祀场所在汤涌温泉街真言宗药师寺里的汤涌稻荷神社。汤涌稻荷神社是一个小的稻荷神社,与其他地区的稻荷神社相同,本来的祭神是稻荷大明神。但在雪洞灯祭中,虽然在汤涌稻荷神社中进行祭祀行为,但祭祀的并不是稻荷大明神,而是一位少女之神,在祭祀活动中由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当地少女扮演[15]。并且围绕这位少女之神,有完整的故事背景和祭神活动。每年举办雪洞灯祭的日子都在十月,十月是日本一年一度的众神明前往出云“神议”的月份,人们会为这位少女之神举行“迎神式”“送神式”,并焚烧许愿牌,寓意将自己的愿望托少女之神带去出云。在这套祭神活动中,一直以来传承而来的——稻荷神社的祭神是稻荷大明神被更换,故事背景也不再围绕着稻荷大明神赐予人们丰收和财富的寓意展开,而是完全虚构创造,形成了全新的祭神体系。
其次,是关于在雪洞灯祭中传承母体的变革。如福田亚细男在《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中所说:民俗是有母体的,占据着一定领域的土地,在这个基础上使超世代的生活持续下来的集团,就是所谓的民俗传承母体。传承母体由土地、历史、集团、制约力四者共同规定而成[16]。在已有百年历史的汤涌温泉街这片土地上,因为《花开伊吕波》这部动漫在全国范围的大火,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加被现实化的雪洞灯祭。然而雪洞灯祭并非在当地早已存在,也不是自从动漫播出后才被人们了解的祭典,而是单纯地将已有的动漫虚构内容原封不动地引入现实之中。在这一点上,汤涌温泉街并不符合传承母体对“历史”的这一要求。而且,雪洞灯祭能够从2011年举办开始就年年举办至今,起初是靠着全国各地的动漫粉丝前来参与捧场这个在现实世界中新诞生的祭典的人气,才得以保留下来。雪洞灯祭虽然在汤涌温泉街举行,但是参与者有来自秋田、仙台、千叶,甚至是外国的游客,包括了来自不同地域的甚至不同种族的人。在祭礼中每年还会邀请地域的有名乐队或团体、或当地高中兴趣组织进行表演。在举行祭礼的过程中,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进来。雪洞灯祭的参与机制不是单一的诸如血缘或地缘的标准,而是只要前来这片土地,并相信少女之神的故事,就可以作为参与者参与雪洞灯祭的各项活动,这与传承母体论的对于集团传承的要求不符。在这里,以往的传承母体定义被打破,雪洞灯祭的传承母体可以看作全国性网络上的“土地”,全国各地的参与者们作为传承母体的存在是这个祭礼存续的重要条件。
作为现代都市祭礼的雪洞灯祭,其产生及传承模式都摆脱了传统型的参加者以特定地域的信仰集团和生活集团为核心的排他性结构,转而面向任何希望参加的人群。在传承的内容上,其从保持与传达转换为创造与生成,打破了过去以传承与传承母体概念为中心的解释框架,故而是一种现代性的、vernacular的祭礼。
在日本,“圣地巡礼”是一种将抽象的动漫作品与具象的城市地域相结合,共创地域价值,发展地方经济的流行模式。如今,随着日本动漫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流行,动漫中出现的现实旅游景点逐年吸引了大批来自全球的游客前来观光。其中,日本政府的观光立国政策,是“圣地巡礼”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动漫旅游的重点是角色和语言。同一角色和故事可以衍生出小说、电影、游戏、玩具、动画片、漫画等多种媒体产品。然后,通过特许经营和品牌授权等方式,跨媒体传播到全世界。对于日本文化远传世界各地的这一趋势,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麦克格雷于2002年首次将日本的文化产业政策命名为“酷日本(Cool Japan)”。之后,日本政府通过机构设置、政企合作、产业融合、地区振兴等多方面支持日本的文化旅游事业。2012年,经济产业省在发布的文件中使用了文化信息“圣地”的表述,提出了增加入境游客的战略[17]。这也是经济产业省首次在政府文件中确立了动漫迷的“圣地巡礼”,宣布了“圣地巡礼”的公式化。日本内阁府将“圣地巡礼”作为“酷日本(Cool Japan)”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动漫旅游事业”作为激活地区资源、吸引旅游消费、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的是,“动漫圣地巡礼”象征着现今日本的流行文化,是一种确实有助于产生集客效果的社会现象。
由日本政府、动漫制作公司、地域组织为主要发起者,将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动漫粉丝的“圣地巡礼”行为作为一种发展能够振兴地域经济、提高地域繁荣度与知名度的重要旅游模式,一般起初是由动漫制作公司与地域政府达成能够将该地区作为动漫原型地创作的协议,在动漫推出并获得热度后,吸引各地动漫粉丝前来“朝圣”。各地观光协会往往通过售卖动漫周边,例如成册漫画、谷子、动漫人物挂件、地域限定动漫海报等;发放圣地巡礼地图;一比一还原动漫中出现的咖啡厅、学校等供人们观赏等方式,将动漫中的原型地转变为具有系统、专业地服务前来朝圣的动漫粉丝们的“圣地”。各地政府使用上述方式,达到吸引更多的动漫粉丝们前来消费的作用,直接达成其振兴地方经济的目的。这是一种自政府到观光协会,再落实到地方的“自上而下”的地域振兴法。而在具有百年历史的汤涌温泉街,却没有实行这一套模式。自从雪洞灯祭在汤涌温泉这片土地上被现实化之后,就成了在旅游业中十分成功的地域活性化的案例,吸引了很多《花开伊吕波》的动漫迷前来进行圣地巡礼。特别是在每年的雪洞灯祭前后,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会前来齐聚一堂。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vernacular特性。
首先,2009年10月,当地观光协会就已经得知P.A.WORKS公司准备用汤涌温泉作为《花开伊吕波》这部动漫的舞台,只是当地观光协会的人们仍然有些顾虑,并且也不了解动漫,同时负担不起大范围的宣传费用,种种因素叠加起来,直到动漫开播前都没有透露过《花开伊吕波》的舞台地点就是汤涌温泉街。P.A.WORKS公司负责人事先就向汤涌温泉传达了“最好不要做任何特别的事情,希望和平常一样,将前来巡礼的动漫迷们作为普通的客人之一来对待”的想法。其理由有三个:(1)为了能满足动漫粉丝想要重温动画场景的意图,保护动画中描写的传统温泉旅馆风情尤为重要。(2)关于动画,粉丝们更熟悉,并不熟悉的汤涌温泉街的店家们比起拙劣地进行关于动漫的交流,对粉丝朋友们有问就答应对就已经足够。(3)老客户和粉丝(新客户)必须共存。光靠动画形象,可能会流失原有顾客,对整体造成负面影响。汤涌温泉观光协会与动漫制作公司在动漫播放前就达成了这种“不要轻易搭作品的顺风车赚钱”的共识,而是单纯地以动漫作品为契机,先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汤涌温泉。为了不对汤涌温泉本地的居民和现有顾客团体造成影响,汤涌温泉街上的各家旅馆也并没有推出类似打折、促销等服务,而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以往的高水准营业。因此,在雪洞灯祭召开的时候只是有一些售卖动漫周边的摊位,并没有将汤涌温泉街打造成像动漫影视城那样的“标准圣地”。
每年召开雪洞灯祭之时,游客们会发现,明明是由《花开伊吕波》这部动漫火起来的温泉旅馆,当地旅馆的店长却对这部动漫知之甚少,整条汤涌温泉散发着宁静祥和的浓重历史感,有着天然纯粹的温泉街风情。以“圣地巡礼”为目的访问的人们希望能更深刻地感受作品的价值。为此,他们通过寻找动画片中出现的场所,获得一种置身于动画片和现实之间的错觉的满足,但通过与地区居民之间不得已脱离动漫作品的交流,却寻找到了动画中未曾描写的地方魅力,许多人成了汤涌温泉街的回头客。这种方式同样促进了该地的经济激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与上述政府行为不同的振兴方式。如果说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是启蒙主义的、理性的,那么当地这种模式则是反启蒙主义的,vernacular的。
本文从日本民俗学领域新理论——vernacular的视角,探究在这一拥有特殊形成、发展模式的地方祭礼中展现出的vernacular的部分。雪洞灯祭的诞生与发展重构了一直以来的民俗传承,打破了民俗学传承母体论的解释框架,具有与主流的民俗学理论不同的vernacular逻辑。同时,与政府和地域组织“自上而下”振兴地域经济的方式不同,汤涌温泉街采用了一切保持原样,不过分其宣扬动漫原型地的做法,使那些抱着圣地巡礼心态前来的游客,意外发现了当地的美好风俗,共同实现了经济振兴。其是一种与政府“自上而下”相对的反启蒙主义性质的方式。以文艺作品中的虚构为契机,后虚构成真的节庆活动之中的祭典并不在少数,这类与传统祭礼不同的新型都市祭礼该如何运用民俗学理论把握和理解,是日后民俗学领域值得关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