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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式现代性是应对西方单一的现代性渗透必由之路，那么建构中国式现代性何以可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基于这一论断，需以中国独特的文化底蕴为支撑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因此，探寻中国式现代性的建构需要在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予以认识。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中国式现代性的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时，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且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鲜明的时代性；中华文明具有历史惯性，呈现一脉相承的发展逻辑；中华民族具有坚定的历史自觉，将极大增强中国式现代性建构的优势，形成具有一定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鲜明的时代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宝藏，其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时代性理念、方法及智慧，能够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宝贵的精神支撑及深厚的思想文化支持，这是在中国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特殊优势。

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时代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中庸、和平等理念，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价值。民本思想有助于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中庸思想有助于构建稳妥发展、平稳进步的政治体制；少战思想有助于构建和平发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关系，避免战争对国家的沉重打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构和平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经济文明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时代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他山之石、先义后利等理念，对我国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价值。他山之石思想有助于我国借鉴他国优秀成果，清醒认知本国发展情况，如客观分析国情做出经济体制改革等决策，借鉴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相结合；先义后利思想有助于抑制西方消费主义陷阱，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以义为先等道德观念，建构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全面发展的人。

在社会文明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时代性。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的，但仍有许多社会治理思想值得当代中国借鉴。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强调教育平等，教育的重要性；又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思想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营造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构建现代文明新形态提供支撑。

1.2 中华文明具有历史惯性

中华文明具有历史惯性是指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未曾断裂消失，五千年的文明长河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因此在话语体系、价值诉求和文化理念上始终具有内在共契。

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一脉相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有的概念、范畴、话语、知识元素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深厚内涵已为中国人所熟知和理解。这些知识精华、话语精华能为构建本土化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现代性新文明形态。一方面，以中国古代的话语表述当今社会状态有别样的韵味。如“小康”“大同”等词语均源于古代书籍，如今将其用于国家目标概念的表述中，极具民族特色，在突出民族认同感、激发民族归属感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新概念、新话语，为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互动提供合适的话语体系，使其既具有中国风格又为世界理解，助于准确展示中国形象。

中华文明的价值诉求一脉相承。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经久不衰，在朝代更替、政权交接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价值支撑和思想源泉。由此中华民族形成了极具历史底蕴的价值体系与价值观念，中华儿女的世界观、价值内涵、精神品质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指标和根本特质。虽然现代中国与五千年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有着相距甚远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治理能力、文化发展状态，但其具有极强的内在契合性，如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家国意识、道德意识、和平意识都是一脉相承，难以撼动的，因此在这种历史惯性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性是具有极大优势的。

中华文明的文化理念一脉相承。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先秦时期的子学、两汉时期的经学、魏晋时期的玄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2]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文化理念，包含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等思想精髓，这些思想精华为我们构建合作共赢、协和万邦的现代性秩序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在延续中华文明的文化理念的进程中，结合现代中国的具体实践与诉求，保持中华文明的高度文化感召力是极为重要的，使文化理念、思想精髓成为中国式现代性的源泉活水，在社会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3 中华民族坚定历史自觉

历史自觉是人们立足于历史感知而主动关照现实、探索未来的素养，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进程中始终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思想一直延续至今且仍有极大的时代价值，对于建构中国式现代性起到积淀作用。

中华民族对历史规律自觉顺应。建党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客观认识过去的历史，以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发展大势，顺势而为，因势而变。在百年历史进程中，积极探索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中华民族对历史使命自觉承担。中华民族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党自觉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自觉承担历史责任、历史使命，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助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对历史经验自觉总结。三次历史决议足以见得党在定期对前一阶段历史经验总结的深刻性，这对我们建构新时代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3]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国式现代性建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体思想、以和为贵思想、以人为本思想、阴阳辩证思想是中国式现代性的重要思想来源，其为建构包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情怀、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路径、以人民为中心的人道主义逻辑、辩证统一的整合性理念等内涵在内的中国式现代性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沃土。

2.1 “天下大同”的共同体思想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向

“天下大同”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4]所谓“大同”，是古人所要达到的理想世界——和谐友爱、互帮互助、安居乐业、无灾无乱，众人作为共同体、联合体相互帮衬共建美好生活。其蕴含着“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以及“和生万物，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

坚持“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若想达到“天下大同”的最终目标，就必须使天下人认同一致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观念，因此要建成大同社会蕴含的核心观念是“天下为公”，将天下视为所有人所共有的，且使每个人都认识到应共同为之努力，这种价值理念延续至今、不断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价值指引。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新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下，对整个世界进行的整体性规划与理想性构想，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极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新文明载体，必会成为中国式现代性的重要价值理念与新的价值旨向。

坚持“和生万物，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天下大同”与儒家的另一概念“和生万物”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的“和”表现得是一种秩序，是不同的东西以一定比例、一定关系在统一体系中共生，因此也要体现“和而不同”，有着海纳百川的肚量，求同存异。因此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尊重差异，理解个性，从未将自己的文化意识强加于人，乐于接纳各种不同文化并与之和平相处，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思想，那么延伸至今便是各国文化各有所长却和谐共生，个美其美，美美与共，人类文明由此走向多元并存的理想境界。

以“天下大同”的共同体思想为滋养，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饱含中国历史底蕴、民族内涵的文明形态，将共同体思想融入人类新形态的建构，化为中国式现代性的价值旨向，促进各国担当责任，共建美好社会。

2.2 “以和为贵”的和谐思想建构和平发展的实践路径

儒家始终坚持“以和为贵”的行为准则，《论语·学而》中最早出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5]我国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能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未曾间断且延续至今的国家，“和”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这足以展示出中国古代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个人追求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的和谐，国家追求国际间、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以和为贵”的思想中汲取的和谐智慧不但能助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更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性。

人与人的和谐思想——确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儒家“仁”学思想深入中华儿女骨髓。一方面，我们作为不同社会身份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处事原则和道德准则，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这种理想的道德标准为准绳，社会关系则会更加和睦友善，人与人的关系也会更加和谐；另一方面，我们崇尚和平和睦，反对霸权扩张。中国物产丰富、幅员辽阔，在古代对于周边各国而言是强国、大国的存在，但我们却从未考虑对外侵略，征服他国，只在本国领域内安稳发展，坚持与邻为善的和谐仁政观。因此，受到“以和为贵”的和谐思想的指引，如今的中国亦是坚持和平发展与人为善的发展理念，为建构具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特性的中国式现代性提供合理有效的实践路径。

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儒家“以和为贵”思想明确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是一种紧密联系的有机体，自然并非是人类索取的无尽宝箱。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必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以和为贵”的和谐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建设提供了明确的实践指引，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完成社会发展的前提性工作，才能朝着中国式现代性前进。

以“以和为贵”的和谐思想为滋养，中华民族积淀了与人为善、睦邻友好、天人合一的和谐底蕴，将此种和谐思想融入人类新形态的建构，化为中国式现代性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更好、更稳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2.3 “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不论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还是儒道释各家的从政思想中，这种民本思想都深刻地蕴含其中。“以人为本”出自《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7]另一出处则是《贞观政要·务农》，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8]可见即便在封建社会，人民的力量也是巨大的，能够创造极大的物质力量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封建社会以人为本更多是仁政、德政的工具价值，是为了避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现象出现，其本质更是为了延长剥削人民的时间，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实现“可持续的”剥削。但我们仍能从中汲取适宜当今历史背景，时代状况的有益经验，并以此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

将“以人为本”的传统内涵进行现代性发展，使其成为中国式现代性的首要价值取向。过去人民是被统治阶级，以人为本是愚民政策，现在人民是统治阶级，以人民为中心是应有之义；过去人民主体性意识薄弱，自我意识并未觉醒，现在人民追求更高的主体性，力求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过去以人为本目的是治民，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以人为本”作为古代国家的仁政载体滋养着当代中国的政党建设，为我国执政理念提供根本的价值遵循，指引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执政为民贯彻始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那么政党现代性更是成为中国式现代性的最本质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将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成为新文明形态的关键部分。

“以人为本”强调人自身的主体性建构，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最终发展目标，也是现代性的终极价值追求。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均将萌发自由发展的思想，不论是近代中国的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还是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充分体现；同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现代性的终极关怀和理论旨归，可见中国式现代性的两大重要基石均引领中国现代性走向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前进道路。

以“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为滋养，中华民族坚持着人民至上、民为邦本的群众立场，并将这种民本思想融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化为中国式现代性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以高素质的人民群众助推国家现代化进程。

2.4 “阴阳协调”的辩证思想建构中国式现代性的逻辑基底

《周易》是中国式辩证法思维方式的核心载体，“阴阳协调”是《周易》中蕴含的重要思想。《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9］而《系辞下》则有：“乾，阳物也；坤，阴物也。”[10]“阴”“阳”是中国式辩证法的核心二要素，这也是认识理解其的关键所在，即阴阳为两种相对的概念，他们既对立又统一，它将天地万物皆赋予阴阳的属性，如男女、日月、寒暑等，这种二元辩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逻辑思维方式。在建设当代中国的进程中，辩证思想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建构中国式现代性提供合理的逻辑基底。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缺一不可，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物质文明的丰富发展；凝聚中国精神，促进精神文明蓬勃进步，以辩证思维的逻辑基底看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就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物质文明是基础，对精神文明具有决定性作用，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反作用，能够为物质文明提供支撑。国家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既离不开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硬实力，也离不开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软实力。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便是物质主义的泛滥，这导致精神世界的凋零，西方物欲膨胀的严重后果也足以证明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辩证统一的必要性，中国式现代性是物质丰腴与精神富足的正相匹配，是积极健康的发展理念。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从传统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理性的高速发展，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的理性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的计算，追求最大有用性的价值观；价值理性是一种主体目的为标准的价值观，以辩证的思想看待这两种理性，充分认识到两者的重要作用，又不忽略两者的相互作用，西方现代性就没能很好地平衡两种理性之间的关系，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弘扬使人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但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对理性的盲目追求、附着于对工具理性的崇拜，渐渐忽视了价值理性，造成了价值理性的缺位。因此坚定“阴阳协调”的辩证思想，摆正逻辑顺序，明确逻辑基底有助于中国式现代性避免造就单向度的社会，形成单向度的人。

以“阴阳协调”的辩证思想为滋养，中华民族巩固了对立统一、历史逻辑的辩证思维，并将其融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中，化为中国式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和逻辑基底，确保中国式现代性建构的科学性、逻辑性。

3 中国式现代性建构的价值贡献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性具有开创性的伟大意义。在理论层面丰富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在国家发展层面，其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价值遵循；在世界层面，打破西方现代性独霸局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型可借鉴的现代化路径。

3.1 丰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

在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构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要指导理论不仅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是直接带来了中国面向现代性社会的观念变革与制度建构。中国式现代性不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探索的再版，而是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富含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性，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丰富发展的现代性。

中国式现代性坚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所依循的新现代性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节，摒弃了西方现代性的“国强必霸”的霸权逻辑，汲取天下大同、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阴阳协调等思想的时代精华，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将时代精华与当前社会发展状况有机结合，赋予其现代性的灵感与活力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现代性的终极关怀和最终指向，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现代性续写的新篇章。

中国式现代性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基于现代性危机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内在扬弃，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概念，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现代性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案。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的旨归和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怀。

3.2 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价值遵循

要探析现代性建构对现代化发展的价值作用就必须厘清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概念区别。现代化是社会从传统状态向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向着现代社会转变的进行状态，是一种实践概念；现代性则是一种文明特质，是现代化发展至今所具备的特征，将形成文明形态的最终状态，是对现代化这种实践过程的理论反思与总结。现代化的界定偏重量的范畴，而现代性的界定则偏重质的范畴。那么现代性作为对现代化的反思，就必须站在理论、逻辑、实践、历史的高度，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指引，以更为科学的价值旨向、实践路经、价值取向、逻辑基底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价值遵循。

中国式现代性建构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价值遵循。中国式现代性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根基的，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的，是党和国家积淀一百多年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有着理论指引、方向把控的重要作用，为其提供必要的理论价值遵循。

中国式现代性建构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实践价值遵循。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离不开实践价值方向的指引，中国式现代性的建构则能够充当行动指南的作用，坚持行动正当论，中国式现代性超越西方冲突的现代性跃升到自觉的现代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实践转化，以此实践价值修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好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式现代性建构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逻辑价值遵循。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综合考量马克思的原初语境和中国的现实语境，追求真理和价值的一致性，实现了逻辑和历史的内在耦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科学配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观点，以中国式现代性的逻辑里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价值遵循。

中国式现代性建构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历史价值遵循。要坚定历史自觉，中国式现代性是受到国家历史本源、优秀传统、国家社会发展影响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性的形成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因此富含历史价值且重视历史的积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顺应历史大势，在社会发展的历史具体中实现文明转型。

3.3 为世界提供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

在中国式现代性尚未构建之前，现代性仿佛是一种单一的文明形态，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都将以此为指引。中国早期的现代性萌芽也是如此，正如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都是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尝试，是模仿西方现代化的路径理念，但这无法解决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西方以资本主义的形式推出现代性的固有范式，如市场经济、理性精神、民主政治等，这些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因素强制性地成为全球各国现代性的标准与模板。

但随着西方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西方的现代性陷入了“失灵”的困境，此时急需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弥补西方现代性的缺陷与不足，为人类文明现代化发展提供更为科学、更为持续的源动力。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历史经验为借鉴，逐步建构起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式现代性，这样一种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超越了曾经西方的现代性。同时，可以确定的是西方现代性的文明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终结性文明，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因素是资本，资本的逐利属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经济发展，但也使得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矛盾随之而来，这固然无法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那么就必然不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形态。而中国式现代性则在许多方面超越西方现代性：超越西方“物质至上”，提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共进；超越西方殖民扩张，提倡和平主义的外交原则；超越西方霸权主义，提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国际视角下，中国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导致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跨越了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性以新型人类文明形态出场，为其他国家提供新现代性借鉴；打破西方现代性的单一壁垒，为更多国家提供又一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充分展现中国智慧与中国担当。

4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共同体思想、和谐思想、民本思想、辩证思想为中国式现代性全方位建构提供精神指引。概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全过程中，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式现代性的思想沃土、精神之源、宝贵财富。中国式现代性，作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崭新人类文明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维护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始终以全人类的共有价值为重点。人类文明新形态将随着中国实践的不断推进持续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各国提供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新的道路选择，为全球现代性危机提供中国方案，在推动人类文明繁荣发展、人类社会持续进步方面做出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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