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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体系性和译学话语的体系性为翻译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是翻译学科合法性和自洽性的表征。译学建设本身具有体系性，内部更需译论支撑[11]。诗歌翻译不仅仅是跨越语言和文化的传递，更是一个涉及文学接纳与重新构建的复杂过程。因此，翻译需要再现原诗的形式和意义[17]。从中西诗歌互译开始，人们对诗歌翻译的研究，侧重于对诗歌翻译的美学追求与认知再现，以及表现出意象再造与隐喻共项等诗学要素。自21世纪伊始，近二十年来中国诗歌翻译研究已经不再囿于传统的文本、语言层面分析，而是迁移到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哲学等多元视角和多学科融合[25]。这一时期译者们还涉足了诗歌的文化传承、转化，以及在跨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表达和审美迁移[22]。这些多维度的探索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和解释诗歌翻译的复杂性，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

在目前的学术领域，国内关于诗歌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上，涵盖了诗歌翻译的理论基础、技巧应用、过程探讨及评价机制等多个维度。尽管如此，当前研究在实证分析和量化方法上尚显不足，限制了对该领域深度和全面性的理解。此外，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解决。为此，本研究采用CiteSpace（6.1.R6）文献计量软件，对中国诗歌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旨在为中西诗歌翻译研究者提供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助推诗歌翻译研究的深入进行。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知网高级搜索，以“诗歌翻译”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期刊中检索2003—2023年的所有文献，学科范围限定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检索与诗歌翻译有关的文献共计3064篇。为提高该研究的准确性以及质量，将论文期刊来源类别设定为“北大核心（以下简称北核）”和“CSSCI（以下简称C刊）”，共计数据465篇期刊。本研究的数据采集工作包括对文献进行筛选，并使用RefWorks将文献导出为TXT格式并保存文件，以完成数据采集。

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文献计量方法，以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MKD）。以便通过对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进行深入分析来归纳某一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进展，以及未来发展趋势[13]。

2 数据分析和讨论

2.1 文献发表趋势分析

发文量分析可以反映该话题的讨论量，如图１所示，可清晰直观体现该领域话题新鲜度和热度。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进，2003年至2011年国内诗歌研究相关发文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且发文数量由2006年11篇到2011年的39篇。这说明此期间诗歌翻译的研究得到了国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十分有趣的是，从2012年开始国内发文相对减少，由2012年的31篇到2023年（10月）的6篇，说明国内诗歌相关研究在数次论争之后，热度有所下降。通过多项式拟合曲线得出公式y=-0.2034x2+818.66x-823858（R2=0.6863），此函数可以使用变量x来预测或计算相应的发文量y，我们可以直观看到近几年发文量有回落的态势。总体来说，我国诗歌翻译研究，前期有一定的发展，中后期缺乏创新动力，整体还不是很稳定。

图1 2003—2023国内诗歌翻译研究发文量

Figure 1 Research publications on domestic poetry translation from 2003 to 2023

2.2 作者知识图谱分析

核心作者是推动学术创新与学科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也是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设置节点类别为作者（Author），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的CNKI数据库文献作者知识共现图谱识别诗歌翻译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及核心作者群，结果显示图2网络节点数量（N）=387，连线数量（E）=77，密度（Density）=0.0011，节点间距离较远，分布均匀且分散，总体上该学科领域作者间的合作较少，大多为独立的研究。通过表1（选择发文量≥4）进一步探讨国内诗歌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高产作者通常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在学科内具有不可替代性即重要性，二是在学科内具有突出影响力（孔珍，2019）。在文献计量学中，可从发文量来评价核心作者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钟文娟，2012）。其中，发文量最多的前几位为熊辉（18篇），王东风（16篇），廖七一（9篇），汤富华（8篇），王家新（5篇），张旭（5篇），刘华文（5篇），包通法（4篇），陈历明（4篇），如表1所示。

通过图谱和表格可以发现几位高产作者均进行独立诗歌研究，虽然曹明伦和焦鹏帅之间有合作，不过这种合作不紧密也不频繁，合作网络和诗歌研究群体并没有整体形成，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国内诗歌翻译研究领域涉及的学科范畴比较广泛，涵盖了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门类。这种学科交叉的特点，也导致了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少；二是我国目前在诗歌翻译方面的研究人员分布较为零散，并没有像一些专业领域（如语言学、翻译批评研究等）一样，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圈和流派。学者们通常在各自的本单位、学科群体或研究团队中开展研究，缺乏跨机构、跨领域的合作和交流。

这种情况反映了当前中国诗歌翻译研究领域的分散性和研究之间的相对隔离，同时也暗示了未来该领域发展的潜在方向，即加强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以促进该领域的整体发展和进步。

图 2 2003—2023年国内诗歌研究作者共现知识图

Figure 2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of domestic poetry research authors from 2003 to 2023

表 1 2003—2023年间诗歌翻译研究研究领域高产学者

Table 1 High-productivity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poetry translation research from 2003 to 2023

2.3 学术机构构成及分布

学术机构为诗歌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专门的研究平台，如研究中心、研究组织、学术机构等。这些平台为研究者提供了资源支持、学术交流和合作的机会，促进了诗歌翻译研究的深入进行和成果的产出。将节点设置为机构（Institution），利用CiteSpace6.1.R6软件对诗歌翻译研究机构作共现图谱可视化分析，如图3所示。

图3 国内诗歌翻译研究高产机构可视化图谱

Figure 3 Visualization map of High-productivity institutions in domestic poetry translation research

对图3进一步分析发现，近二十年来我国诗歌研究学术机构的分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国内高校外国语学院是研究的主力军，且西南大学成立了新诗研究所，无疑为诗歌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从图3发文机构共现图谱来看，研究机构间缺少连线，显示研究机构之间协作沟通网络并未形成，以高校单打独斗为主；二是普通本科院校设立的教育研究机构中有部分学者参与诗歌翻译研究，但占比偏少。

3 知识图谱

3.1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以探究近20年间国内诗歌翻译研究热点，经算法统计得出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4所示。本图谱采用的是CiteSpace经典的年轮显示效果图。节点及节点之间的关联通过曲线连接得以体现。每个节点都呈现为年轮状图形，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年轮圆环越大，则该词出现频率越高。节点年轮由内到外，时间由远及近，色调由冷变暖。各个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不同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线越多，说明不同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概率越大[14]。图5左上角显示关键词有507个，这些关键词通过791条连线连接，节点密集，连线复杂。并且图4中关键词名字体大小和以关键词名为圆心的彩色半透明圆面积与关键词词频的高低呈正相关。由关键词共现图谱可知，除却“诗歌翻译”和“翻译”等上位范畴词，近20年间国内诗歌翻译研究词频排名前10的高频关键词依次为：诗歌、庞德、意象、文学翻译、外国诗歌、意境、五四时期、翻译诗歌、古典诗歌、互文性，以上关键词即为近20年间国内诗歌翻译关键词，是文献核心内容的提炼。同时图谱节点间连线密集，网络结构紧凑，表明此研究热点间联系密切。

分析图谱关键词出现频次，2003—2023年国内诗歌翻译研究具有不同的角度，诗歌翻译、外国诗歌与接受美学、古典诗歌、互文性，以及主体性等交织在一起。以诗歌翻译为中心，研究内容涉及庞德、意象、胡适、审美，也包含归化和异化中的诗歌翻译研究。

图 4 2003—2023年国内诗歌翻译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domestic poetry translation research from 2003 to 2023

中心度可测量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关键词的中心度越强，说明它控制的关键词之间的信息流越多[29]，对其他节点产生的影响更广泛。研究使用CiteSpace软件计算各节点的中心度，整理高中心度关键词词表如表2所示，发掘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关键节点，揭示国内诗歌翻译研究的重要主题。

除了“诗歌翻译”与“翻译”两个绝对高频词，关键词“外国诗歌”中心度最高，为0.13，是诗歌翻译研究网络中连接沟通其他研究主题的媒介，说明外国诗歌翻译研究是诗歌翻译研究的热点主题。文化交流的增加、语言学研究的进展、文学翻译的重视，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推崇。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人们对外国诗歌翻译的研究和实践产生浓厚的兴趣。

表 2 国内诗歌翻译研究高中心度关键词（2003—2023）

Table 2 High-centrality keywords in domestic poetry translation research（2003—2023）

3.2 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了解到近20年诗歌翻译研究领域学者们所关注的研究热点。为进一步探究该领域主要聚焦的主题，在图4的基础上，利用LLR算法，运用CiteSpace软件生成了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如图5所示。

CiteSpace基于文献间的共引关系将共引关系密切的文献构成一个聚类，并且可以根据文献的标题、关键词或摘要提取聚类名称。聚类分析可以从宏观上将20年间中国诗歌翻译研究划分为若干主要研究领域，以把握领域发展趋势，如图5所示。衡量聚类结构合理性的两个重要参数为模块值Q和平均轮廓值S；Q>0.3表征聚类结构显著，S>0.5表明聚类结果同质性较高[16]。2003—2023年间国内诗歌翻译研究关键词聚类结果显示，Q值为0.7263，S值为0.9689，聚类结构显著合理。由于前两项（#0诗歌翻译，#1翻译）范围和意义甚广，分析并没有太多意义，所以进行剔除（已筛选）。接着从图5中我们看到一共聚成了8类，分别是外国诗歌（#2）、庞德（#3）、徐志摩（#4）、文学翻译（#5）、翻译家（#6）、意识形态（#7）、归化（#8）、原则（#9）。顺序是从2到9，数字越小，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每个聚类是多个紧密相关的词组成的，具体是哪些关键词我们可以通过导出得报告得到详细信息如表3所示。

根据聚类图结果，同时结合上文高中心性和高频关键词分析，过去国内二十年诗歌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主题，具体如下。

（1）诗歌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

翻译策略是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24]。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则视翻译策略而定。龚娟（2004）认为诗歌翻译前应首先确定原文的特殊功能和目标受众，因为这些因素将直接影响译文的风格、用途和形式[7]。换句话说，译文的形式和内容应该是对原文功能和目标受众的一种适应和响应。而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以最凝练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涵。译者所翻译的只能是自己对原诗的诠释，成功与否只是程度有所差异，既没有哪种译文可以做到与原诗完全对等，也不存在最理想的或不可替代的翻译策略[19]。蔡华（2006）则认为翻译策略的选择则是一种互动，促进交际审美的生成与完美[1]。其实更多地反映了译者如何看待翻译语篇所传达的意义，以及如何塑造这些意义使目标语读者更加易懂易接受。张琦琳和霍躍红（2022）回顾体认语言学的来源与发展并将体认翻译的三层次观引入到诗歌意象的翻译中进行翻译策略的研究[28]。诚然，译者在平衡译文的忠实性与可读性时，也要注重翻译方法层面涉及的信息对等性。翻译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应该具有灵活性，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而是需要根据不同文本的风格和读者接受能力，集合运用多种译论与方法的优点，才能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正如姜光辉（2009）所说：“多元化策略和方法的选择是明智和务实的”[12]。

（2）文化意象的互文性

意象作为诗歌创作的外在技巧，也是诗歌独特的表达形式[15]。美国诗人、评论家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作为意象主义运动中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提出了较系统的理论和创作原则，并将意象定义为“在一刹那的时间里表现出一个理智和情绪复合物的东西”[18]。其中，诗歌不再是抒情的自我表达，而是通过具体的图像来唤起读者的情感和思维。这种方式让诗歌更加集中于瞬间的感觉，通过这种瞬间的感觉来表达更深层的意义和情感。在文学创作中，“文化意象”通过被文本吸收、消解和重构，形成了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也就是说，文化意象成为联结不同文本的纽带，是诗人形象思维的符号元素[23]，使它们在符码和主题上形成互文。基于互文性理论，胡永华（2022）则从意象群的融合和意象的移植两个方面研究诗歌中文化意象的传递，从而减小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传递缺陷[10]。关海鸥和郎晓松（2011）认为意象具有灵活性，是实现诗歌意境的有效手段。这点突出强调了意象的流动特质，意象可以被拆解、变异、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催生出崭新的意境效果[8]。余小平（2012）发现《宋诗选注》中通过旁征博引的注释很好地揭示出了原文本与其他文本在主题、结构、意象和意境方面存在的互文现象[26]。由此可见，文化意象译出时，译者要充分考虑到两种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并要跨越这种互文空间（Intertextual Space）[20]。

（3）译者意识形态研究

翻译操控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Andrew Lefevere）提出的改写理论（Rewriting Theory）引发了意识形态（Ideology）的翻译研究，但该理论并未对意识形态与翻译的互动关系、翻译中意识形态具体运作等方面提供足够充分的理论解释[2]。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是语言的转换者，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中介者。胡安江和周晓琳（2008）指出意识形态的考量会扩大译者的选择空间，赋予译者更大的权力去决定如何翻译和处理原文[9]。这从一个侧面提高了译者的地位，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拥有更多主动性，而不仅仅是原文的被动接受者和传声筒。陈习芝（2005）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提出不能忽视社会文化因素（如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作用，应把译文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解读[3]。付正发和曾旭东（2011）回顾并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并且关注在这种意识形态中人们从诗歌角度对于建筑空间的解读与感受，而且进一步从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中探讨并发掘中国古典诗歌的意义及其内涵[6]。这也侧面印证了译者作为一种文化过滤器，必须在保持原文精神的同时，将其适应到目标文化的语境中。

（4）诗学审美原则研究

黑格尔（G. W. F. Hegel）在《美学》中认为，对自然界的神话化，其实是一种审美情结，可以看作是人类最早的诗歌形式。在他看来，诗歌的本质并不是简单地描绘外在事物的感官形态，而是要在内心深处进行观照和表达[15]。这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深刻理解原诗的文化背景和情感寓意，同时在目标语言中创造出能够触动读者内心的文本。目前国内的诗歌翻译研究大都基于许渊冲先生的“三美”原则，如丰晓流（2006）探讨了闻一多对新诗格律化的贡献和影响，其对“三美”的刻意追求与实践不仅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中的散漫和非正式性，还提升了诗歌的审美价值[5]。曾祥宏（2012）将“三美论”和“功能对等”理论相结合，衍生出“三美对等”这一视角并阐释其在古诗英译实践中所体现的意义与价值[27]。丁冠郦（2023）从传播角度研究了“三美原则”指导下杜甫诗歌的英译问题[4]。所以审美原则被广泛应用于翻译实践和学术研究，尤其在理解和传达原诗的文化背景、情感寓意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而“三美”原则不仅是译者应该坚持的文风，也是保持原诗精神和风貌的尺子[21]。

图 5 2003—2023年国内诗歌翻译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5 Cluster map of keywords in domestic poetry translation research from 2003 to 2023

表 3 国内诗歌翻译研究主要聚类及标签（2003—2023年）

Table 3 Main clusters and labels of domestic poetry translation research （2003—2023）

3.3 演化路径

一般认为，研究前沿是科学研究中最先进、最新、最有发展潜力的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突现（Burst）这个变量可以是施引文献所用的单词或短语的频次，也可以是施引文献本身（如文献名、作者）的频次。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调整相关参数并对关键词进行突现检测，从大量的关键词集合中析取出20个突现词，如图6所示，它们代表了诗歌翻译研究的前沿领域的转换。仔细分析图6发现，从上到下，图中的红色部分也越靠右，代表其相应的研究主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

2003—2007年的突现词是胡适、意境、文学翻译、意象、接受美学和翻译家，主要关注意象和胡适诗歌翻译研究等；2007—2011年突现的关键词是翻译诗歌、主体性、诗歌，其中强度最高的是翻译诗歌（2.91）。2011—2017年间主要研究内容有：现代性、查良铮、仓央嘉措、西诗汉译、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翻译等，其中西诗汉译强度最高（2.96），表明其研究热度最高。2018—2023年间的突现词是徐志摩、翻译诗学、王家新，其中翻译诗学的强度最高（1.77），说明翻译诗学研究的核心地位。2018年以来，翻译人员更加注重文字和意义的转换，而不再忽略原诗的艺术表现和语言特色。通过研究诗学，翻译人员可以深入探讨原诗中包含的美感、意象、抒情等方面的特色，并寻找更好的翻译方式来保持原诗的艺术表现力。从图６可以看到，翻译诗学、王家新两个关键词的红色线条一直延续到2024年，说明这两个主题的研究热度一直持续，并将延续下去。

图 6 突变度排名前20位的关键词

Figure 6 The top 20 keywords by burst strength

4 结语

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以465篇关于国内2003—2023年间诗歌翻译相关研究的期刊论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绘制近20年来国内诗歌翻译研究动态的科学知识图谱，从高频关键词、聚类和突变关键词等维度进行可视化分析，较为清晰地呈现了诗歌翻译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主要结论如下：

从研究内容来看，2003—2023年间国内诗歌翻译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意境”“异化”“主体性”“现代性”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综合而言，诗歌翻译领域研究主要围绕翻译策略、诗歌翻译研究方法和诗歌体裁这三个主题展开的。

从研究的基本特征来看，诗歌翻译研究经历了起步、稳步发展和快速发展等几个阶段，探索新的研究议题、强化当前单一的研究方法、扩展现有的狭窄研究视野成为诗歌翻译研究中亟待解决的薄弱环节。

国内诗歌翻译研究虽然整体上展现出积极的发展趋势，但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包括：（1）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其翻译迥异于散文和小说，需要采用专门的方法和策略。然而，当前理论研究的基础尚显不足，研究者往往难以获取充足而深入的诗歌样本及相关文献资源，这限制了他们构建一套完整且系统的诗歌翻译理论框架。因此，尽管诗歌翻译研究的兴起为实践者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但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深化需求；（2）诗歌翻译不仅要求翻译者具备深厚的语言知识、文化洞察力和艺术修养，还要求其通过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恰当地平衡原作的文化内涵与目标文化的接受度及艺术价值。这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需要翻译者在实践中不断思考、探索，并进行反复的琢磨与修正。

质言之，中国诗歌翻译研究的发展表明了一个宽视野、多维度、跨学科的趋势。这种全面的视角对于译者在微观实践和理论探讨方面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要求译者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同时兼顾这些多元和复杂的方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能看起来不切实际。然而，正是这种宽广视野和多元维度的考虑，为翻译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更广阔的实践空间。这种全面的翻译观念，可以被视为一种“翻译乌托邦”，它正努力接近理想中的“彼岸”，即实现文本意义在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完美转换。虽然这可能是一种理想化的目标，但它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追求的方向和历史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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