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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锐利的思想武器，打破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桎梏，开创了着眼于现实的人的新世界观。然而，无论是力主“经济决定论”的第二国际，还是推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抑或是尊历史唯物主义而贬辩证唯物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都或多或少曲解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a。在此背景下，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试图重新激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由于其结构主义的理论取向，阿尔都塞的理论深陷于“无主体”的困境之中。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被誉为“自卢克莱修以来最具唯物主义精神的哲学家”的巴迪欧试图立足于数学本体论，建构一种在“非在”与“实存”之间的新唯物主义，从而走出阿尔都塞所深陷的“无主体”困境。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偏离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巴迪欧的理论建构虽然为唯物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却并没有解决阿尔都塞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反而也深陷于同样的困境之中。

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并没有在国内外学界得到充分关注，因为“目前学界对巴迪欧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美学思想研究，共产主义观念（假设）思想研究、围绕《元政治学概述》的政治观研究，以及事件哲学、主体理论、数学本体论研究等”[1]。但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所受到的“冷遇”并不意味着它是不重要的；与之相反，正如巴迪欧所言，“唯物主义，如果还没有变成一条死狗，就会在概念中展现其力量的兴起。它是一种攻击性的哲学。由于其毁灭性的目标和单纯的勇气，它的光辉在象征秩序的裂缝中照亮到更远的地方，并指明它位于其秩序之外”[2]。这既点出了唯物主义在巴迪欧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从侧面凸显出了目前学界对巴迪欧新唯物主义关注不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国内外学者慧眼识珠，使得这一重要理论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具而言之，国内学者蓝江以“不能被知识和语言所把握的本真”为切入点，将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置于拉康所开创的思想谱系中，认为“巴迪欧从作为本真在象征界上涌现，并从撕开了象征界裂缝的事件出发，建构了主体与事件的辩证法，来辩证地构造一个基于物质性事件的唯物主义”[3]；吕清平以唯物辩证法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为切入点，通过“揭示形式化结构融合辩证法过程中经历的反黑格尔、黑格尔化到数学本体论化黑格尔的过程”，追问了“巴迪欧新辩证唯物主义形成史及其逻辑框架”[4]；范春燕通过细致梳理巴迪欧弟子梅亚苏的思辨唯物论，看到了它“和巴迪欧（也包括齐泽克）的新唯物主义之间的最大分歧：尽管双方都反对辩证综合，但巴迪欧和齐泽克的激进哲学在对辩证法进行否定性改写的基础上仍然保留了一种建立在‘最小差异’之上的辩证法”[5]。国外学者齐泽克认为巴迪欧似乎提供了一种“充分考虑到主体性那不可还原于自然过程的创伤性核心”的唯物主义，但巴迪欧新唯物主义的主体观实际上是存在纰漏的，并没有走出阿尔都塞的困境[6]；杰夫·普菲弗将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追溯到阿尔都塞那里，并认为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对阿尔都塞遗留问题的解决是不充分的，巴迪欧思想中的阿尔都塞传统使他不自觉地成了一名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曾指出结构主义的实质是唯心主义的，陷入结构主义是一种危险倾向，不利于思想的发展”[7]；艾德·普鲁斯通过对比研究齐泽克和巴迪欧的唯物主义，指出：“巴迪欧和齐泽克都声称他们的哲学是某种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对两者而言辩证唯物主义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齐泽克比巴迪欧走得更远，并且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他的这种步骤是自然化的步骤。”[8]

综上所述，就巴迪欧新唯物主义的研究而言，国内外学者更多的是将这一理论置于西方哲学的发展谱系中，使得巴迪欧与其他思想家（主要是黑格尔、拉康、阿尔都塞、齐泽克和梅亚苏）形成思想对话，从而彰显巴迪欧新唯物主义的活力与困境。这种做法固然有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要点，因为“正如巴迪欧所说，马克思一直是他整个哲学思考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同时他一直用他的著作在向马克思这位大师致敬，尽管他并没有太多地谈及马克思及其文本”[9]。换言之，虽然较之黑格尔、拉康和阿尔都塞等人，马克思及其文本在巴迪欧的著作中是更为隐性的存在，但巴迪欧却将马克思视为其哲学思考“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在此意义上，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审思与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的活力与困境就是十分必要的事情，这将有助于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纵深发展。

1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及其曲解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将自己的唯物主义界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犀利地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0]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最终指向其实就是“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但“改变世界”的革命理念其实也建基于一种对世界的特定“解释”[11]，即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而变革的基础则被马克思视为主体性的实践。

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判断可谓是一针见血。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犀利地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它主张一切都只是质料，而倒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规定，按照这种规定，一切存在者都表现为劳动的材料”[12]。在这里，海德格尔实际上揭示出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差异——相较于后者所主张的物质本体论，前者尤为强调“改变世界”的主体性实践（尤其是生产劳动），甚至赋予了“实践”较之于“物质”的“逻辑上的优先性和基始性”[13]，从而使得“一切存在者都表现为劳动的材料”。换言之，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之“新”并不在于主张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在于将客观的物质世界视为实践棱镜之中的图景。正是因为有了中介性的实践棱镜，人从来都不直面自在世界，而是认识人的周围世界（即实践所绘制的世界图景），实践是这个人化的感性世界的主体性基础。这样一来，由于我们身处人化的感性世界之中，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就是一个“实践的追问”，即“我们的主观视界所呈现的外部对象（实体）以及运动规律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客观实在，因为这些‘本质’和‘规律’都是我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通过实践而形成的对外部对象（本质与规律）的一定反映”[14]。所以，人的认知结构最终要符合的不是作为绝对真理的自在世界，而是扬弃于客观实践结构中的人化世界，客观性只能是经过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的中介而为人所理解的客观性，追求真理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是无限的。

但要警惕的是不能将实践“神化”，使之成为继“精神”与“物质”之后的又一抽象概念，如此只会落入旧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反本体论的，它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尤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实践。正是通过现代的工业实践，人类才第一次确立起了对自然的全面支配权——“物相第一次直接成为人类实践的世界图景，人们通过能动的工业（科学技术）实践，更深刻地超越感性直观，掌握周围物质世界越来越丰富的本质与规律”[15]。在《哲学笔记》中，列宁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犀利地指出：“为自己绘制客观世界图景的人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外观、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16]这就表明，“客观真实的”物质世界并不是彼岸的自在之物，而是由人类能动的实践活动绘制出的客观世界图景。当然，人的主体性实践所实现的这种“改变”建基于对物质的客观矛盾运动的催化，绝不能等同于唯意志论的肆意妄为。列宁对于实践唯物主义的深刻把握使他真正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成了与马恩并肩而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师。尤为关键的是列宁“对实践辩证法革命能动性的深刻理解”，使其“确认了十月革命的现实合法性：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决心以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世界’！”[14]正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炮火中，列宁成功地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从而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但与此同时，正如列宁所断言的，“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6]这种“理解”的问题也现身于后世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把握中。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后学（如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并没有充分地理解这种全新的唯物主义，反而只是简单地主张“先有物质，然后才会有从物质中产生出来的观念”[17]，所以有倒退至旧唯物主义的倾向。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追随者捍卫其唯物主义的方式就是“颠倒”，即用“物质”来取代“精神”的本体地位，从而将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重新颠倒过来。这种颠倒当然不是彻底否定唯心主义，反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后者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因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地方就在于强调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在尊重客观物质规律的前提下，人的意识可以指导现实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世界，即人化自然。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对唯心主义的简单“颠倒”并不能得到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唯物主义，因为这种“颠倒”并没有触及唯心主义背后的决定论，反而是在这一决定论内掀起了新的造神运动，正如阿尔都塞所言，“用头着地的人，转过来用脚走路，总是同一个人！”[18]现在处于金字塔尖的“神”不再是神秘莫测的“精神”，而是客观实在的“物质”。从这种唯物主义出发，“物质是第一性的，并且受到因果律的支配，因此，任何物质存在都是作为先前原因的结果而存在的，其本身又是其后任何事物的原因。非物质（心灵、思想或精神）本身，就像结果必然伴随原因一样，是由支撑它的物质所决定的”[17]。由此可见，对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颠倒”实际上制造出了一种更为隐秘的唯心主义——如果唯心主义是让人屈从于精神，那唯物主义就是让人屈从于物质，人的主体性始终是被压制着的。在此意义上，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其实都企图制造窒息矛盾的决定论（如经济决定论），而人的主体性则被限于其中，永远都无法催生“改变世界”的革命行动。

2 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及其活力

为了驳斥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理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指出，“我们不能把偶然性看作是必然性的一种模态或例外，而是必须把必然性看作是诸种偶然性相遇所形成的必然性”[19]。换言之，立足于“物质的偶然性和意外”（Material Contingency and Chance），阿尔都塞认为偶然性并不是依附于必然性的，相反，必然性是“诸种偶然性相遇”的产物，即偶然的必然性。在此意义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不处于决定论的既定轨道中，反而充满着诡异与无常。阿尔都塞的这种努力无疑为突破“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人类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因为任何变革本身都被归结为在社会存在中被多元决定的物质结构”[17]。换言之，在阿尔都塞所强调的“被多元决定的物质结构”中，人实际上未曾展现其主体性，反而沦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看客和观众——阿尔都塞所看重的结构其实是排斥主体的。因此，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的理论又与马克思强调人的主体性实践的唯物主义拉开了距离，从而陷入了“无主体”的困境之中。正是从这一困境出发，阿尔都塞的弟子巴迪欧立足于数学本体论，深刻地重构了唯物主义，从而为这一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具体而言，在阿尔都塞的基础上，巴迪欧试图消解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从而寻找到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新”首先就体现在巴迪欧对“物”的界定上。在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的视域中，“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现有的“计数为一的结构”所无法涵盖的“剩余”，它能够催生变革现有结构的事件。这种“剩余”指向了对“一与多”关系的重新理解。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一与多”关系的讨论基本上都采取了先一后多的逻辑顺序，即大写的“一”统摄着五彩缤纷的“多”。巴迪欧将这种被一所统摄的“多”定义为“连贯的多元”（Multiplicité Consistante），即参照计数为一的运算法则而建立起来的“多个一”。这指向了多对一的依赖性，即“若一不存在，则无物存在”[20]。换言之，如果某个多没有经过一的运算，那么它就不可能被我们看见，就是非实存的“无物”。在巴迪欧看来，这种“无物”指向了在“一不存在”时的“不连贯的多元”（Multiplicité Inconsistante），它无法被计数为一的规则所完全把握。“由于多先于一，一不过是对多进行计数的后果，这样，我们可以判断，所有的多元原初都是不连贯的，无法简单地用某一法则、某一运算，彻底将其贯穿”[21]。换言之，正是因为这种先于一的“多元”是“不连贯”的，不存在能将其都囊括进计数为一的结构之中的规则，所以一的运算总是会导致“剩余”，即结构所无法把握的“幽灵”。“它之所以是幽灵，是因为它没有被计数为一，因此也不具有让其呈现的充分机制。它作为一个无物（Rien）而存在，无法被既定的规则和结构所消化”[21]。这意味着，这种“无物”并不是完全不存在，而是没有在原有的“一”的结构中显现出来的存在。一旦原有的“一”的结构被打破，这个“无物”就能显现出来，即“若一不存在，则无物存在”。巴迪欧将这种“无物”定义为“非在”，而“非在”变为“实存”的方式，是事件的发生。当事件发生之时，“非在”将与事件进行缝合，而缝合过程既是“非在”在结构所预留的事件位中显现出来的过程，也是忠实于事件的主体完成革命的过程。“然而，仅有事件本身是不够的。事件需要个体对其事件性地位的认可，个体在经历事件时会受到其出现的影响，并成为事件的‘主体’。这些事件的主体努力维持着事件所揭示的‘真理’”[17]。简言之，事件要真正成为事件，只有事件的偶然性发生是不够的，比其更重要的是维持事件发生的结果，而这就需要忠实于事件的身体，后者则由组织化的主体合体而成。所以，虽然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预测的，但它只有得到“事件主体”的服从，才能真正成其所是。

这种忠实于事件的主体指向了巴迪欧对阿尔都塞的萨特式补充。在一次采访中，巴迪欧直言，“他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都试图将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思想和萨特的主体自由思想统一起来”[17]。具体而言，立足于其新唯物主义，巴迪欧将萨特所区分出的“社会群体”与“融合集体”分别重新定义为在世界变化前后皆实存的“社会整体”与在世界变化前非实存，但在世界变化后实存的“主体”。“融合集体”的显现是“去异化”的过程，即主体从“非实存”向“实存”的显现是“去异化”的过程。这种“异化”不同于人本主义的异化（即对人的类本质的疏远），而是原本的“多”因为“一”的结构而变得不可显现的异化。因此，在事件发生之后，原本的“非实存”就摆脱了“一”的规训，在显现中实现了“去异化”的过程。与之相应，因为“去异化”而得以实存的主体，也成了具有政治变革意义的革命主体。正是这些类似于“融合集体”的主体，因为事件的发生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有组织化的“身体”，事件所造成的巨变才得以巩固。在此意义上，在阿尔都塞那里等待被“询唤”的人，就在巴迪欧这里成了为改变世界而聚集在一起的革命主体。

概而言之，在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中，不能被现有的结构所覆盖的物（即剩余），成了能够激发事件（如革命行动）的客观性前提。在此意义上，新唯物主义的活力其实就在于这个不在场的物（即非在），它虽然被当前的结构所压制，但却可以在事件性主体的助力下催生真正瓦解现有结构的事件，从而使得自身显现为实存，原有的结构也随之更新。值得一提的是，巴迪欧的这种努力并非孤例，阿甘本、齐泽克和梅亚苏等人同样“从扭曲、混沌、褶皱的，无法被语言和知识所彻底消化的实在出发重构了辩证唯物主义”[22]，从而为唯物主义的复兴注入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3 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的困境

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虽然为唯物主义的当代复兴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有其无法规避的局限性。首先，巴迪欧立足于数学本体论的“抽象物质观”使其新唯物主义偏离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从而有滑向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也属此列）的嫌疑。其次，建立在抽象物质观基础之上的事件理论其实预设了一个静止而停滞的结构化世界，并且只能忠实于事件的主体实际上毫无主体性可言。

3.1 数学本体论与抽象物质观

如果说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的活力就在于其对物质的独特理解，那其命门也在于此。“如果巴迪欧是一个围绕数学实体的实在论者，那么他的唯物主义就会被这一信念所削弱，因为这迫使他不得不接受抽象、形式或观念实体的实在性和优先性”[17]。换言之，巴迪欧立足于数学本体论的新唯物主义实际上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漩涡之中，将物质理解为一种空洞而抽象的概念物——巴迪欧是以类似于旧唯物主义的方式抽象地谈论物质。这样一种理论取向显然不同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0]。换言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从来都不诉诸直观来抽象地谈论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相反后者在马克思那里是透过实践（尤其是现代的工业实践）的棱镜所看到的客观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其实是经过人的主体性实践中介过的“人化世界”。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从来都不抽象地谈论物质，反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棱镜之中。“马克思始终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物质的种种样态或要素的，如原料、工具、设备、产品（商品）、生产的排泄物、劳动者自然力的物化等等”[23]。这表明，马克思所探讨的并不是撇开历史进程的抽象物质（如巴迪欧所强调的剩余物），而是物质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资本主义阶段）所呈现出的具体形态。

尤为关键的是，“一切都只是质料”（即物质）的主张也只有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上才得以可能。犹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所分析的“劳动”概念一样，只有当“整个”自然界在大工业时代成为人的支配对象时，“物质”概念本身而不是这种或那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如古希腊哲学家所认为的“水”“火”等）才会被抽象出来，并被视为世界的本原。所以“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24]。换言之，因其抽象性而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物质概念本身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当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存在，而是说明我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只是具体存在于历史变动的自然和社会发展中，我们也只能在实践中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认识外部世界”[25]——客观物质世界的图景是通过实践棱镜看到的。在此意义上，如果像巴迪欧那样撇开人的客观实践活动，在数学本体论的基础上抽象地谈论“物质”乃至于据此构建出所谓的“新唯物主义”，那就只会是“见物不见人”的非法僭越，只会退回到马克思所曾批评过的“直观的”“敌视人”的唯物主义。

3.2 变化的事件、停滞的世界与“无主体”的困境

巴迪欧的抽象物质观也影响到了其事件理论，因为正是不在场的剩余物（即非在）催生了不可预测的事件，从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向前发展。换言之，在巴迪欧那里，正是“闻所未闻”的事件“将世界历史一分为二”[26]。这意味着，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前提下，世界历史才能向前推动，并且由于事件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切割，所以只有以事件的发生为分界线，我们才能谈论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此意义上，事件的发生就是一次果断的切分，虽然它在事前是不可预知的，但任何真正的创造都必须从事件开始，因为只有事件的发生才有可能使原有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使新的真理程序得以运行。因此，事件发生前后的结构就像版本更新前后的游戏一样，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彼此割裂的状态，是两个不同真理程序运行的结果。但事件的发生只是一瞬，随后便销声匿迹了，而剩下的事情则是从“非实存”显现为“实存”的主体去占据空位，从而重构出一套全新的结构。这意味着，在事件发生之前，世界其实是处于旧结构的统治之中而保持静止的，只有在事件发生之后，世界的结构才能发生突变。换言之，当事件没有发生时，世界是静止的、世俗的、守序的，而当事件发生且主体忠诚于事件时，世界就会在瞬间发生突然的运动与变化。就此而言，世界历史无非就是事件的不断发生所导致的世界结构不断更新的进程——“一”的结构化是不断进行且永无止境的。这就意味着，世界历史其实是在停滞与变化之间震荡的——每一次事件都会对世界历史进行切割，从而使得在事件发生前保持静止的世界历史产生断裂性的飞跃。因此，巴迪欧的历史观就呈现出停滞与变化的趋向。

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巴迪欧的理论一直饱受来自学界的唯心主义指责，即使巴迪欧本人一直坚称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巴迪欧成熟期的主要作品中，他展示给我们的是对世界的形式化的共时性描述，这使他走向了唯心主义的危险境地，因为，他在共时性层次上把他用于分析不同世界的数学结构固定了，这种固定化既表现在它的共时性本质中，也表现在它对潜在的历时性的遮蔽上。”[7]换言之，巴迪欧立足于数学本体论的新唯物主义实际上预设了一个静止的世界结构，再猛烈的变化也是相对于这一静止的结构而言的，所以所谓的世界历史其实是无历史的，因为自始至终都只存在静止结构中的变化。这种历史观显然有悖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预设了世界本身的“不可改变性”，因而只能止步于“解释世界”。此外，这种结构主义的历史观也指向了巴迪欧新唯物主义的主体观的不足——忠实于事件的主体势必会导致其完全被事件的发生所束缚，从而无法具有独立的主体性。具体而言，在事件发生之前，“一”的结构处于停滞和静止的状态之中，虽然整个结构为事件的发生留下空位，但主体不曾显现，无法行动，反而只能处于等待事件发生的状态之中；当事件发生的瞬间，主体显现了出来，但为了革命的成功，主体此时除了忠实于这个事件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巴迪欧意义上的主体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停留在典型的结构主义内，它是完全唯物主义地产生的主体”[7]。在此意义上，巴迪欧其实并没有走出阿尔都塞所陷入的“无主体”困境，反而是在其新唯物主义中再现了它。所以，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其实也偏离了马克思强调人的主体性实践的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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