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都
母乳喂养一直是全球最推荐的婴儿喂养方法[1],其对母婴健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2]。研究表明母乳喂养不仅可以预防母亲产后出血,降低产后抑郁[3]、乳腺癌的发病和死亡风险[4],并且母乳喂养还可以提高新生儿免疫力[5],降低猝死率[6]。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母乳喂养对新生儿健康带来的益处可以延续到成人期。
出生后最初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是被建议的喂养婴儿方式,为了使母亲们能够实行和坚持在最初6个月进行纯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议,在婴儿出生的第一个小时里就开始母乳喂养,并持续母乳喂养至2岁或更长时间[7]。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也倡导0~6个月对婴儿进行纯母乳喂养,为6个月以上婴儿适时合理添加辅食[8]。同时我国为了强化公众的母乳喂养意识,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在1990年5月决定将每年的5月20日作为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2021年关于印发《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也提出到2025年全国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达到50%以上,母婴家庭母乳喂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70%以上,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80%以上[9]。
尽管我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在为促进母乳喂养采取行动,然而母乳喂养率仍然不理想。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母乳喂养影响因素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6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仅为29.2%[10],离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达到50%以上这个目标还相差甚远。尤其是对于面临职场与家庭双重压力的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更是一个重大难题。由此可见,我国母乳喂养状况亟待改善。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提供了一种基于态度、主观规范和控制力来解释、预测和影响人们行为的方法[11]。阿杰恩(Ajzen)认为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都是经由行为意向来间接影响行为的,而行为意向又受到三项相关因素的影响,即态度、主观规范和控制力。研究表明,负面情绪[12]、家人和社会支持不足[13]、缺乏母乳喂养知识技巧与能力[13,14]都会对母乳喂养意愿产生不利影响。这些变量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要素中的态度(负面情绪)、主观规范(支持)和控制力(知识技巧与能力)非常相似[15]。所以说母乳喂养意愿的发生实际上是受到态度、主观规范、控制力的影响的,而这些影响因素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近年有学者指出,职业女性自身抗逆力特质是坚持母乳喂养的关键因素[16],其在这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7]。个体特质和环境是影响人类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因素,环境很重要,但是个体的特质也同样重要[18],现有研究表明抗逆力特质对促进母乳喂养具有重要意义[16]。那是否抗逆力特质会对态度、主观规范、控制力这些变量产生影响呢?这些变量提高以后是否又会促进母乳喂养意愿增加呢?目前这个影响机制还不清楚。
基于此,本研究以四川省205名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基于抗逆力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试图探讨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与母乳喂养态度、母乳喂养支持和母乳喂养控制力的关系,以期丰富相关理论成果,并由此提出相应建议促进母乳喂养意愿的提高。本研究的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Figure1 Research model
抗逆力(Resilience),又称“复原力”“心理弹性”“韧性”等,是克服困难、逆境、创伤等的能力,是一种调整自身的过程[17,19,20]。根据抗逆力理论,可分为特质说、过程说和结果说三类学说。特质说认为抗逆力本身是一种个人特质,它能使个体积极应对困境[21],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抗逆力本质是指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22];过程说认为抗逆力是一个过程,是个体应对和适应逆境或其他压力的过程[23];结果说认为抗逆力是一种个体能够很好地面对、适应困境和压力的现象[24]。而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为职业女性休完产假重返工作岗位后,在危险和保护因素相互作用条件下,利用自身的情感、认知、身体等特征,实现积极的母乳喂养结果的过程[25]。态度是指个人对某一对象所持有的评价与行为倾向[26],而母乳喂养态度是指人们对婴儿母乳喂养的方法及后果的看法与信念[27]。
抗逆力理论认为,人们在面对生活挫折、工作失败、与他人发生冲突等困难时,能够以理性和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和克服[28]。抗逆力理论包含很多假设,比如:(1)在不利事件或创伤事件之后,人们总是会经历压力,包括艰难的生活处境、政治与经济环境、历史性事件、环境压力等;(2)在经历不利事件之后,人们会自然地倾向于克服与其相关的风险因素;(3)抗逆力贯穿于个体生命的始终,并被视为是个体面对逆境时候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被视为是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中个体的特质[29]。
有研究表明,态度产生意向,而特质则影响态度[30],态度虽然可以靠训练来改变,但是个人特质仍是影响态度的最主要因素[31],个人特质可以通过影响态度来间接地影响个体行为[32]。特质说将抗逆力视为一种个人特质,即使个体能够面对困境、在逆境中茁壮成长的个人特质[21,33]。
库姆费尔(Kumpfer)的抗逆力框架表明压力源和挑战是抗逆力的刺激因素,当压力源和挑战等环境因素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状态时,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从而抗逆力特质在此情况下增强[34]。根据抗逆力理论,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面临着家庭与事业双重压力与挑战,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这时其自身抗逆力特质得到增强。而个人特质影响女性对母乳喂养的态度[17],抗逆力水平高的个体更善于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冷静、幽默地应对逆境[35],能够有效预防抑郁、焦虑和其他负性情绪[36]。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对母乳喂养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行为控制力即个体感知到的实施行为的能力[37],是个体感知到的实施特定行为的困难程度,反映了其对有利或阻碍实施行为因素的知觉[38]。所以母乳喂养控制力即母亲对于实施母乳喂养这种行为所感知到的困难程度。
根据抗逆力理论,具有母乳喂养抗逆力的个体积极乐观,在风险和逆境面前有较强适应的能力[39]。心理坚强且适应力强的产后返岗职业女性即使在面临众人对母乳喂养的嘲讽与不尊重等社会文化障碍时,也能保持积极的态度和采取适当的行为应对,并形成良好的内在控制感[40],从而提高自身母乳喂养控制力。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对母乳喂养控制力产生正向影响。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定是否采取某种行动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对该行为的支持或反对[41],反映了重要他人或群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38]。个体对社会压力的感知往往来自家人、朋友、同学或公众等重要他人,并且通常与他人的社会距离越近,对个人主观规范感知的影响越大[41],而母乳喂养支持与主观规范非常相似[15],属于主观规范的范畴。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们拥有许多行为信念,但在特定情况下,可利用的行为信念相对较少。这些可利用的信念,也称为“突显信念”,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行为控制力(知觉行为控制)的认知和情绪基础。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等因素会影响行为信念,行为信念又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力,最终影响行为意向和行为[38]。
支持母乳喂养是全社会的责任,配偶以及重要他人的支持可以帮助母亲树立母乳喂养信心[42],其中家庭成员对纯母乳喂养的支持是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态度的决定因素[43],特别是配偶支持对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态度具有显著影响[44]。研究显示,母亲在获得母乳喂养支持后会表现出某些特征,增强其对母乳喂养的信念[17],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行为信念影响行为态度[38],因而我们推断职业女性在受到母乳喂养支持后增强了母乳喂养的信念,从而导致职业女性具有积极的母乳喂养态度。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母乳喂养支持对母乳喂养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H3a:配偶母乳喂养支持对母乳喂养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H3b: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对母乳喂养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抗逆力是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22],但是在某些情境下,抗逆力也可能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从而不利于个体的适应与发展。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由于面临着产后不适应的新环境以及个体内部因素的复杂干扰,自身具有的母乳喂养抗逆力反而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独立性是抗逆力的架构元素之一[45],具有高抗逆力水平的个体往往更具有独立性[46],所以母乳喂养抗逆力高的个体,她可能会过于强调自己的独立性、抗逆力,觉得自己有信心也有能力来应对母乳喂养的局面,当这时受到配偶以及重要他人过多的支持,她反而觉得别人的这种支持对她来说是一种不信任,成了阻碍,所以这时她变得难以维持积极的母乳喂养态度。相反,母乳喂养抗逆力低的个体,其自身的独立性没有那么强,在受到配偶以及重要他人的母乳喂养支持后,母乳喂养态度会变得积极。
综上,本研究推出如下假设:
H4: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在母乳喂养支持和母乳喂养态度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H4a: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在配偶母乳喂养支持和母乳喂养态度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H4b: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在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和母乳喂养态度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母乳喂养抗逆力量表采用郭亚琼(2023)的24个项目量表进行评估[25],该量表包括精神(5个条目)、情感(5个条目)、认知(7个条目)、社交(4个条目)、身体(3个条目)五个维度,比如有“我始终想要坚持母乳喂养”“我深知母乳喂养有利于我自己身心健康”等。
母乳喂养态度量表采用朱毓等(2018)[47]在简克(Janke)研制的原量表[15]基础上修订的BAPT中的态度量表。该量表共有29个条目,比如有“母乳喂养比人工喂养更方便”“母乳相对婴儿配方奶粉营养更丰富”等。
母乳喂养支持量表分别借鉴了王雪君等(2021)汉化并修订的配偶母乳喂养支持量表(the partner breastfeeding influence scale,PBIS)[48]和朱毓等(2018)[47]修订的BAPT中的母乳喂养主观规范量表。其中,配偶母乳喂养支持量表包括领悟母乳喂养知识(9个条目)、帮助(7个条目)、感激(6个条目)、陪伴(6个条目)、回应(5个条目)五个维度,共33个条目,包括有“配偶协助您完成哺乳以外其他育儿任务(如摇摇篮、哄小孩等)”“配偶愿意放下自己的爱好或喜欢的活动等来协助您哺乳”等。
母乳喂养主观规范量表中本研究为区别于配偶支持,所以剔除了前2个条目,只保留了后面8个有关重要他人支持的条目,包括有“我的母亲认为我应该母乳喂养”“医护人员认为我应该母乳喂养”等。
母乳喂养控制力量表还是采用朱毓等(2018)[47]修订的BAPT中的子量表行为控制力量表。该量表有10个条目,比如有“我的健康状况使我能够进行母乳喂养”“我知道我会有充足的乳汁喂养我的宝宝”等。
本研究针对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共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指导语,目的主要是向被调查对象保证会保密他们所填写的内容,并且仅供学术研究,希望他们能认真作答。第二部分是被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包含了文化程度、配偶文化程度、职业、配偶职业、用工形式、每周工作时长、围产期是否得过影响母乳喂养的疾病等。第三部分是问卷的主体部分,包含母乳喂养抗逆力、母乳喂养态度、母乳喂养支持、母乳喂养控制力的测量题项。问卷中,所有题项都采用的是李克特5点计分法,认可程度与分值一一对应,最低分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最高分5分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对相应条目越认可。
本研究问卷调查的对象为205名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鉴于自身能力与资源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本研究调查群体主要集中于四川省。本次调查采用了线上分发问卷方式来完成数据收集。问卷调查采用匿名形式,确保回收问卷的数量和质量。
本次数据收集发放问卷209份,回收问卷后对问卷进行处理,将在填答上存在所勾选项均为一个或选项有规律性的等不合格问卷加以剔除。剔除不合格问卷后,最终剩余有效问卷205份,有效率为98%。有效样本数量符合进行实证数据分析的要求,后文会对数据进行分析。样本的调查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样本调查统计结果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ample surveys
项目 | 类别 | 频率 | 百分比(%) |
年龄 | 25岁以下 | 29 | 14.1 |
26~35岁 | 129 | 62.9 | |
36~45岁 | 38 | 18.5 | |
46岁以上 | 9 | 4.4 | |
文化程度 | 初中及以下 | 41 | 20.0 |
高中/技校/中专 | 31 | 15.1 | |
大专 | 42 | 20.5 | |
本科 | 87 | 42.4 | |
研究生及以上 | 4 | 2.0 | |
配偶文化程度 | 初中及以下 | 36 | 17.6 |
高中/技校/中专 | 56 | 27.3 | |
大专 | 51 | 24.9 | |
本科 | 52 | 25.4 | |
研究生及以上 | 10 | 4.9 | |
职业 | 国家公务员 | 2 | 1.0 |
军人 | 2 | 1.0 | |
大学教师 | 2 | 1.0 | |
中、小、幼教师 | 8 | 3.9 | |
妇产科医务人员 | 27 | 13.2 | |
其他医务人员 | 49 | 23.9 | |
行政人员 | 4 | 2.0 | |
专业技术人员 | 14 | 6.8 | |
管理人员 | 10 | 4.9 | |
生产/运输行业员工 | 3 | 1.5 | |
商业员工 | 4 | 2.0 | |
服务业人员 | 15 | 7.3 | |
个体商户或私营企业者 | 8 | 3.9 | |
其他 | 57 | 27.8 | |
每周工作时长 | 20小时及以下 | 29 | 14.1 |
20~30小时 | 14 | 6.8 | |
30~40小时 | 58 | 28.3 | |
40小时及以上 | 104 | 50.7 | |
用工形式 | 正式编制 | 42 | 20.5 |
人事代理 | 8 | 3.9 | |
合同制 | 155 | 75.6 | |
配偶职业 | 国家公务员 | 11 | 5.4 |
军人 | 6 | 2.9 | |
大学教师 | 2 | 1.0 | |
中、小、幼教师 | 10 | 4.9 | |
妇产科医务人员 | 0 | 0 | |
其他医务人员 | 15 | 7.3 | |
行政人员 | 11 | 5.4 | |
专业技术人员 | 19 | 9.3 | |
管理人员 | 9 | 4.4 | |
工人 | 23 | 11.2 | |
商业员工 | 7 | 3.4 | |
服务业人员 | 10 | 4.9 | |
个体商户或私营企业者 | 17 | 8.3 | |
待业 | 4 | 2.0 | |
其他 | 61 | 29.8 | |
配偶每周工作时长 | 20小时及以下 | 30 | 14.6 |
20~30小时 | 12 | 5.9 | |
30~40小时 | 57 | 27.8 | |
配偶每周工作时长 | 40小时及以上 | 106 | 51.7 |
配偶用工形式 | 正式编制 | 44 | 21.5 |
人事代理 | 15 | 7.3 | |
合同制 | 146 | 71.2 | |
生育次数 | 第一胎 | 98 | 47.8 |
第二胎 | 95 | 46.3 | |
其他 | 12 | 5.9 | |
分娩方式 | 顺产 | 96 | 46.8 |
剖宫产 | 109 | 53.2 | |
围产期是否得过影响母乳喂养的疾病 | 是 | 54 | 26.3 |
否 | 151 | 73.7 |
本研究运用SPSS 26.0软件,采取Cronbach’s α系数法来检验各量表的信度。结果显示,研究中母乳喂养抗逆力、母乳喂养态度、配偶母乳喂养支持、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母乳喂养控制力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90、0.956、0.988、0.963、0.985,均大于0.8,并且整体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88,这说明整体而言,量表的信度测量结果较好,能被接受。
本研究运用SPSS 26.0软件,采取KMO与巴特利特检验来进行量表的效度检验。结果显示,KMO检验的系数结果为0.910,介于0~1之间,且十分接近1。并且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结果显示显著性小于0.05,达到显著水平,由此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共同方法偏差指的是由于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者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环境,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本研究先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10个,且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量为48.308%,未超出临界标准50%[49]。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调研数据并不存在十分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接着,本研究再采用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χ2df=5.585,RMSEA=0.150,CFI=0.366,TLI=0.354,SRMR=0.142,单因子模型拟合结果不理想,由此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2总结了本研究涉及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从表2给出的结果来看,母乳喂养抗逆力与母乳喂养态度(r=0.442,p<0.01)、配偶母乳喂养支持(r=0.614,p<0.01)、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r=0.540,p<0.01),以及母乳喂养控制力(r=0.551,p<0.01)显著正相关;配偶母乳喂养支持与母乳喂养态度(r=0.538,p<0.01)显著正相关;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与母乳喂养态度(r=0.717,p<0.01)显著正相关。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相关系数
Table 2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variables
1 | 2 | 3 | 4 | 5 | |
母乳喂养抗逆力 | 1 | ||||
母乳喂养态度 | 0.442** | 1 | |||
配偶母乳喂养支持 | 0.614** | 0.538** | 1 | ||
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 | 0.540** | 0.717** | 0.589** | 1 | |
母乳喂养控制力 | 0.551** | 0.636** | 0.545** | 0.839** | 1 |
平均值(M) | 3.767 | 3.317 | 3.336 | 3.564 | 3.658 |
标准差(SD) | 3.658 | 0.770 | 0.964 | 0.934 | 0.981 |
注:N=205,**表示p<0.01。
本研究借助SPSS 26.0软件及其宏程序PROCESS,运用回归分析方法以及Bootstrap法来对假设进行检验。同时考虑到多重共线性及残差项之间的自我相关性问题,所以本研究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进行了容忍度、方差膨胀因子(VIF)和Durbin-Watscm(DW)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容忍度都大于0.1,VIF都在10以内,由此可基本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干扰。另外DW值较接近于2,表明本研究可以排除样本的自相关性。
(1)母乳喂养抗逆力对喂养态度和喂养控制力的影响
首先,关于母乳喂养抗逆力对喂养态度的影响,从表3的M2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产后返岗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对母乳喂养态度会产生正向影响(表3,M2,β=0.431,p<0.05),因此H1得到了验证。
其次,关于母乳喂养抗逆力对喂养控制力的影响,从表3的M4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产后返岗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对母乳喂养控制力会产生正向影响(表3,M4,β=0.514,p<0.05),因此H2得到了验证。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母乳喂养抗逆力对喂养态度和喂养控制力的影响
Table 3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es: effects of breastfeeding resilience on breastfeeding attitude and breastfeeding control
变量 | 母乳喂养态度 | 母乳喂养控制力 | ||
M1 | M2 | M3 | M4 | |
年龄 | 0.164* | 0.077 | 0.275*** | 0.171* |
文化程度 | 0.316* | 0.278* | 0.282* | 0.236* |
配偶文化程度 | -0.040 | -0.107 | 0.038 | -0.043 |
职业 | 0.177* | 0.118 | 0.053 | -0.016 |
每周工作时长 | 0.121 | 0.073 | 0.084 | 0.027 |
用工形式 | 0.214* | 0.161* | 0.015 | -0.048 |
配偶职业 | -0.058 | -0.024 | 0.018 | 0.058 |
配偶每周工作时长 | -0.167 | -0.146 | -0.103 | -0.077 |
配偶用工形式 | -0.027 | -0.018 | -0.001 | 0.009 |
生育次数 | -0.068 | -0.074 | -0.061 | -0.068 |
分娩方式 | 0.105 | 0.103 | 0.050 | 0.047 |
围产期是否得过影响母乳喂养的疾病 | -0.238** | -0.257*** | -0.100 | -0.123* |
母乳喂养抗逆力 | 0.431*** | 0.514*** | ||
R2 | 0.135 | 0.305 | 0.143 | 0.384 |
调整后的R2 | 0.081 | 0.258 | 0.089 | 0.342 |
△R2 | 0.135 | 0.170 | 0.143 | 0.241 |
F | 2.498** | 6.445*** | 2.664** | 9.153*** |
△F | 2.498 | 46.681 | 2.664 | 74.741 |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2)配偶、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对喂养态度的影响:抗逆力的调节作用
首先,关于配偶母乳喂养支持和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对喂养态度的影响,从表4的M6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配偶母乳喂养支持对喂养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4,M6,β=0.154,p<0.05),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对喂养态度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4,M6,β=0.669,p<0.05)。并且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对喂养态度的影响程度比配偶母乳喂养支持对喂养态度的影响程度还要强,可能原因是,在某些情况下,与配偶单方的支持相比,广泛而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可能更有助于增强个体母乳喂养信心,形成积极的母乳喂养态度。由此H3、H3a、H3b得到验证。
其次,关于母乳喂养抗逆力在配偶、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和喂养态度之间的调节作用,从表4的M7和M8模型可知,配偶母乳喂养支持和母乳喂养抗逆力的交互项对母乳喂养态度具有负向影响(表4,M7,β=-0.302,p<0.05),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和母乳喂养抗逆力喂养态度的交互项对母乳喂养态度也同样具有负向影响(表4,M8,β=-0.179,p<0.05)。由此H4、H4a、H4b得到验证。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配偶、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对喂养态度的影响:抗逆力的调节作用
Table 4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es: the effect of spousal, significant other breastfeeding support on breastfeeding attitud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变量 | 母乳喂养态度 | |||
M5 | M6 | M7 | M8 | |
年龄 | 0.164* | -0.123* | 0.057 | -0.118* |
文化程度 | 0.316* | 0.109 | 0.292** | 0.106 |
配偶文化程度 | -0.040 | -0.078 | -0.201* | -0.081 |
职业 | 0.177* | 0.165** | 0.14 | 0.152* |
每周工作时长 | 0.121 | 0.034 | 0.113 | 0.077 |
用工形式 | 0.214* | 0.124* | 0.136 | 0.142* |
配偶职业 | -0.058 | -0.019 | -0.036 | -0.024 |
配偶每周工作时长 | -0.167 | -0.009 | -0.094 | -0.022 |
配偶用工形式 | -0.027 | -0.045 | -0.018 | -0.068 |
生育次数 | -0.068 | -0.015 | -0.037 | -0.027 |
分娩方式 | 0.105 | 0.024 | 0.084 | 0.024 |
围产期是否得过影响母乳喂养的疾病 | -0.238** | -0.138** | -0.243*** | -0.163** |
配偶母乳喂养支持 | 0.154** | 0.433*** | ||
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 | 0.669*** | 0.682*** | ||
母乳喂养抗逆力 | 0.095 | 0.082 | ||
配偶母乳喂养支持与抗逆力交互 | -0.302*** | |||
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与抗逆力交互 | -0.179*** | |||
R2 | 0.135 | 0.611 | 0.458 | 0.630 |
调整后的R2 | 0.081 | 0.582 | 0.415 | 0.600 |
△R2 | 0.135 | 0.476 | 0.076 | 0.029 |
F | 2.498** | 21.291*** | 10.652*** | 21.432*** |
△F | 2.498 | 116.079 | 26.511 | 14.685 |
接着本研究在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母乳喂养抗逆力特质调节效应的基础上,再采用Bootstrap进一步检验母乳喂养抗逆力特质的调节效应,分析过程采用海耶斯(Hayes)的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具体做法是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通过观察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来判断调节效应的显著性,若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显著,若置信区间包括0则不显著。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母乳喂养抗逆力特质在配偶母乳喂养支持以及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对母乳喂养态度的正向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配偶母乳喂养支持×母乳喂养抗逆力特质对母乳喂养态度的估计值为-0.192,95%CI为[-0.266,-0.119];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母乳喂养抗逆力特质对母乳喂养态度的估计值为-0.117,95%CI为[-0.177, -0.057]),由此再次验证了H4、H4a、H4b。
表 5 母乳喂养抗逆力调节作用的Bootstrap检验结果
Table 5 Bootstrap test results f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breastfeeding resilience
coeff | se | t | p | LLCI | ULCI | |
配偶母乳喂养支持 | 0.346 | 0.058 | 5.918 | 0.000 | 0.231 | 0.461 |
母乳喂养抗逆力 | 0.072 | 0.056 | 1.292 | 0.198 | -0.038 | 0.182 |
配偶母乳喂养支持×抗逆力 | -0.192 | 0.037 | -5.149 | 0.000 | -0.266 | -0.119 |
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 | 0.562 | 0.048 | 11.733 | 0.000 | 0.467 | 0.656 |
母乳喂养抗逆力 | 0.062 | 0.041 | 1.516 | 0.131 | -0.019 | 0.144 |
重要他人母乳喂养 支持×抗逆力 | -0.117 | 0.030 | -3.832 | 0.000 | -0.177 | -0.057 |
此外,为了更清楚地揭示母乳喂养抗逆力特质调节配偶以及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与母乳喂养态度的关系,本研究按照M±1SD分出高、低组,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如图2和图3所示。结果表明,随着配偶以及重要他人母乳喂支持的增加,母乳喂养态度不断积极,相比较高水平母乳喂养抗逆力调节,低水平母乳喂养抗逆力调节的调节作用更强。
具体来看,图2结果表明,母乳喂养抗逆力水平较低的职业女性,配偶母乳喂支持对母乳喂养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41,t=7.274,p<0.05,95%CI为[0.395,0.688]);而对于母乳喂养抗逆力水平较高的职业女性,配偶母乳喂支持虽然也会对母乳喂养态度产生正向影响,但其影响程度较小(β=0.150,t=2.325,p<0.05,95%CI为[0.023,0.278])。这表明,随着配偶母乳喂支持的增加,母乳喂养意愿不断增强,相比较高水平母乳喂养抗逆力调节,低水平母乳喂养抗逆力调节的调节作用更强。
图 2 母乳喂养抗逆力在配偶母乳喂养支持与母乳喂养态度之间的调节效果
Figure 2 Moderating effects of breastfeeding resilience between spousal breastfeeding support and breastfeeding attitude
图3结果表明,母乳喂养抗逆力水平较低的职业女性,重要他人母乳喂支持对母乳喂养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680,t=12.662,p<0.05,95%CI为[0.574,0.786]);而对于母乳喂养抗逆力水平较高的职业女性,重要他人母乳喂支持虽然也会对母乳喂养态度产生正向影响,但其影响程度较小(β=0.443,t=7.378,p<0.05,95%CI为[0.325,0.562])。这表明,随着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的增加,母乳喂养态度不断积极,相比较高水平母乳喂养抗逆力调节,低水平母乳喂养抗逆力调节的调节作用更强。
图 3 母乳喂养抗逆力在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与母乳喂养态度之间的调节效果
Figure 3 Moderating effects of breastfeeding resilience between significant others’ breastfeeding support and breastfeeding attitude
本研究基于抗逆力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探讨了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与母乳喂养态度、母乳喂养支持和母乳喂养控制力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1)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对母乳喂养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2)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对母乳喂养控制力具有正向影响。
(3)母乳喂养支持对母乳喂养态度具有正向影响。具体而言,配偶母乳喂养支持和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都对喂养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相较于配偶母乳喂养支持,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更能显著促进形成积极的母乳喂养态度。
(4)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在母乳喂养支持和母乳喂养态度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分别在配偶母乳喂养支持和母乳喂养态度之间、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和母乳喂养态度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随着母乳喂养抗逆力水平的提高,配偶以及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对母乳喂养态度的积极影响呈现逐渐降低趋势。
(1)本研究丰富了母乳喂养意愿、行为前因领域的理论研究。现有大量研究探讨了影响母乳喂养行为的因素,而导致母乳喂养意愿、行为发生的前置因素也同等重要,但是从现有研究来看这方面的探索还比较缺乏。而本研究从抗逆力角度出发探讨了导致母乳喂养意愿、行为发生的前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空白。
(2)本研究从抗逆力角度出发来进行研究,探讨了其与母乳喂养态度、母乳喂养支持和母乳喂养控制力的关系,丰富了母乳喂养抗逆力特质的研究,同时也为后续对母乳喂养抗逆力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本研究发现,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抗逆力在母乳喂养支持和母乳喂养态度之间起调节作用。母乳喂养抗逆力特质被证实是一个边界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对母乳喂养抗逆力的理解。
(1)激发抗逆力特质,提升母乳喂养抗逆力。本研究证实母乳喂养抗逆力特质在产后返岗职业女性的母乳喂养行为发生之前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应该关注母乳喂养抗逆力特质,提升母乳喂养抗逆力。对于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本身而言,应保持良好的心态,通过饭后散步、听音乐、心理咨询等方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提升自己的适应能力,提升母乳喂养抗逆力。对于其他人而言,应尽量给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提供一个良好的职场和家庭环境,营造积极的母乳喂养氛围,为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给予支持,当其感到无助、孤独时,要安慰她、帮助其建立自信,从而激发其抗逆力特质。
(2)无论是配偶还是重要他人都应该给予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母乳喂养足够的支持。本研究证实配偶母乳喂养支持以及重要他人母乳喂养支持都会对母乳喂养态度产生正向影响,促进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形成积极的母乳喂养态度。所以无论是配偶还是重要他人,都应该给予产妇母乳喂养支持。这种支持可以是物质上的支持,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支持,在物质上,为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准备躺喂枕、哺乳椅、储奶袋等哺乳实用好物,给产妇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母乳喂养环境。在精神上,母乳喂养期间给予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足够的陪伴、鼓舞与赞扬,让其知道不止她一人,大家都陪伴她。本研究还证实了相比于配偶,重要他人的母乳喂养支持促进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形成积极母乳喂养态度的程度更深,所以重要他人,比如母亲、医护人员、好友等都应该积极关注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产后状态,给予其母乳喂养足够的支持,从而促进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形成积极的母乳喂养态度,最终产生母乳喂养行为。同时企业、社会、国家也应该给予足够的支持。企业在办公区不仅要设置专有的母乳喂养哺乳室,更是要保证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有灵活的母乳喂养时间;卫生服务机构、社区等周期性举办母乳喂养支持活动,比如参加母乳喂养知识竞答,赠送母乳喂养好物神器,也可以就母乳喂养技巧进行指导;国家完善母乳喂养相关制度,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保护哺乳期职业女性员工的合法权益。
(3)正确认识母乳喂养,提高控制力。虽然母乳喂养可能存在一定的弊端,但经理论和实践验证,母乳喂养无论是对于母亲还是婴儿都有很多的益处,所以无论是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自身还是其他人都应该正确认识母乳喂养。对于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自身来说,要正确认识母乳喂养,提前了解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学习母乳喂养的相关技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经历母乳喂养时的情绪波动,形成积极的心态,提高母乳喂养控制力。同时,不论是社区、工作单位还是国家层面,都可以为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提供一个交流分享的机会,这可以是基于强大广泛的互联网,也可以是基于熟悉、可切身实际体验的线下交流会。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交流平台,各位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可以就母乳喂养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分享各自提高母乳喂养控制力的相关技巧,同时主办方也可请专业人士为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提供相关指导。
(1)本研究选取的样本范围较为狭窄,样本量比较少,未来可以扩大样本范围,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使研究结果更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
(2)本研究从抗逆力角度探讨了母乳喂养意愿、行为的前置因素,即抗逆力、母乳喂养态度、母乳喂养支持、母乳喂养控制力。但是母乳喂养意愿的前置因素可能还有其他情况,比如抗逆力是否会间接促进母乳喂养环境改变,进而影响母乳喂养意愿,最终导致母乳喂养行为发生呢?因此,后续研究关于母乳喂养意愿、行为的前置因素还有其他情况可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