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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并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指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实行平等协商、民主管理、利益共享的经济形态，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及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经济基础。而乡村治理作为最基层的社会治理，与“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威治理不同[1]，是以基层党组织为主体，通过“四治融合”治理机制和民主协商，组建的国家-社会共治的治理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社会基础。

作为为基层社会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其与多元治理体系之间如何实现双向嵌入协同式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从现有研究看，学界从新型集体经济和多元治理方面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第一是新型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互为发展动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民富裕、农村生态创造前提条件[2]，在经济交往层面实现乡村社会的再组织[3]。通过补位治理场景降低乡村治理成本[4]，多元乡村治理能有效提升乡村社会凝聚力[5]，通过秩序重组、自治赋能、人才支撑等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第二是基层党组织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多元治理相交嵌入发挥了基础作用。基层党组织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6]，以浙江的“枫桥经验”，贵州的“塘约经验”为代表，推动从“政经合一”到“政经分离”的乡村内生发展逻辑转变[7]，形成多种“党建+”治理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第三是将村集体经济增收壮大作为基层治理有效的主要目标和衡量乡村振兴水平的尺度[8]。围绕集体经济增长和带动农民发展致富，学界提出集体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的主张，鼓励通过明晰产权边界，实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活要素市场，加速农村生产要素流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第四是通过村集体经济发展激发集体政治活力，实现基层有效治理[9]。不少研究集中讨论了集体经济对于基治理有效的作用[10]。有学者发现，集体经济发展从激发村治精英参与村政、动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促进村庄制度创新和构建立体化的公共服务等四个维度，优化和提升了村庄治理的效果［11］。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普遍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基层多元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两者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全面性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多元治理体系嵌入发展，新时代如何建立与时代相符的嵌入式发展动力机制方面，既有研究则尚未有较多涉及。因此，本文以嵌入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通过浙江省兰溪市H村进行案例分析，从国家-社会共治角度，探索H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创新做法，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多元治理体系相互嵌入的要素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为进一步理解两者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经验借鉴，走好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

2 理论分析

2.1 嵌入性理论引入

制度经济学家卡尔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书《大变革》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提出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是密不可分的，即经济行为总是嵌入于文化、习俗等非经济行为中。后来，美国学者马克· 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继续对其进行研究，将社会关系纳入经济行为分析当中，提出“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分析框架，将嵌入性研究推向新阶段[12]。沙朗·佐金 （Sharon Zukin）和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 对“嵌入”进一步细分，提出了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结构嵌入性与政治嵌入性[13]。后来也有学者提出制度嵌入、组织嵌入与利益嵌入，还有行动嵌入、工具嵌入和主体嵌入。在对嵌入性理论的研究中，部分研究者基于现实的思考与拓展提出了“半嵌入性合作”“反向嵌入”“双向嵌入”等不同嵌入模式。

近年来，嵌入性理论被引入我国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用于探讨国家治理嵌入社会并主导社会公共治理的机制路径等问题。总体来说，该理论是一种社会关系研究，包括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环境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体系相互嵌入形成国家-治理共治格局的过程，采用关系嵌入理论框架来梳理，国家治理作为外在力量通过基层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过程，是通过乡村社会内部子系统之间的有效互动实现。一方面是多元乡村治理体系把国家治理主体及客体资源嵌入集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发展生成基层社会秩序反向嵌入多元治理体系，这种有效互动培育出能与国家治理力量对接和联合的乡村社会秩序，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脱嵌”转向“互嵌”，形成“强国家-强社会”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共治格局并推动乡村社会协同发展。

2.2 嵌入性分析框架

多元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制度制定确立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并以人事任命相关的组织关联通道，将国家治理主客体嵌入并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将发展中形成的乡村精英，共同参与意识，发展成效等要素输出，不断壮大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完善民主程序，从而实现对多元治理体系的反向嵌入和能效推动。引入嵌入性理论有利于理解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并可建立起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乡村治理交互嵌入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 1 新型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体系交互嵌入机理

Figure 1 Interactive embedding mechanism of new collective economy and pluralistic governance system

3 H村案例分析

H村位于浙江省县级市兰溪市，下辖4个自然村，7个村民小组，382户，1037人。区域面积1.9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45亩，水面40亩。因全境成“市区”，村民大多以务工、从事第三产业、经商、养殖为业。该村紧紧围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调研H村时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的相关指示精神，贯彻“村美、户富、班子强”发展理念，以党建统领现代化新农村建设，通过治理村庄环境与发展集体产业“双轮驱动”，推动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被评为“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H村的发展及经验做法值得借鉴，本文主要对H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多元乡村治理相互嵌入的协同发展机制和实践成效进行分析。

3.1 搭建党建引领的高效基层组织架构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H村强化以“村集体领导为核心、村民为主体”的基层自治体系，组建了以村“两委”为核心的村集体领导队伍，注重发挥党支部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托管经营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全部由党支部领创办。坚持村民的主体地位，树立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完善人民群众参与的表达、协商、沟通长效机制。凡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决策，皆通过民意调查、社会公示、社会听证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热情，切实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局面。同时，充分发挥第一书记在乡村振兴中的攻坚力量作用，推动完善村级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基层组织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与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的紧密结合。

3.2 组建全员参与的股份合作制集体经济组织

将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进一步盘活集体和群众闲置资产，把散弱农户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紧密结合，实施村集体内部无物不股、无人不股、无事不股。在合作社入股过程中，遵循全民参与、入股自愿的原则。以产权同享为核心，所有入股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共进退、同发展，极大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个体的均衡发展。

3.3 创建产业融合的村集体经济事业

围绕H村城中村的区位特征和少耕地的资源条件，不走传统“由一产向二产和三产拓展”的思路，探索出“二产促三产带一产”发展路径，深挖唤醒闲置资源，盘活固定资产，通过联合发包、租赁、合作等方式，实现效益最大化，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一是整合依托村集体土地资源，通过村民集资入股及银行贷款的形式，积极投资教育产业，相继创办了中学、幼儿园、小学。二是通过为区域内学校等企事业单位提供安保、保洁等门槛低、增收效应强的配套后勤服务，既提升了村集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又将本村的闲置劳动力再利用，解决了当地农民就业问题，实现二次价值创造。如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净资产达到7200多万元，是2003年底的10倍。同时，通过公开询价的方式，寻找存放银行，进一步盘活了集体存量的资金，提高资金效益。

3.4 构建人人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一是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投入美丽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提升、公共服务保障等美丽乡村建设体系。同时，努力争取各种渠道的政策资金，为美丽乡村的开发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二是细化村规民约，规范村民管理辖区卫生，并通过号召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及疫情期间的群防群控，进一步加强教育引导，每年全村党员群众参与志愿服务达2万余人次，群众内生动力显著迸发，极大激活了乡村生机活力。三是与全民共享乡村振兴红利。村民农保医保及燃气安装等费用均由村集体承担，并且自2013年起每月能领取生活补助费（女满45周岁、男满50周岁230元/月；女满50周岁、男满55周岁260元/月；女满55周岁、男满60周岁500元/月；满90周岁每年有额外的高龄补贴1000元，100周岁2000元），村民生活富足、幸福感强。

4 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体系嵌入发展

4.1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嵌入乡村治理提升

一是资源嵌入。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扎根于农村且得益于农村资源和农民广泛参与，能够容纳大多数农民、同时联结农民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效为乡村治理提供资源支撑，补充国家涉农财政公共供给的“最后一公里”。H村发挥党组织的资源传导作用，将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盈余按比例用于优化本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切实充盈了乡村治理的经济资源，构成了满足村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升村庄凝聚力和村“两委”号召力的有效助力。

二是人才嵌入。其一是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能、懂市场、善经营的管理型人才和能扎根农村，有技术专长、实践经验的专业型人才，不断壮大了乡村治理人才队伍，提升了干群联系的紧密度和信任度，又因其在类型上的多元性，也保证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所需人才的供给多样性。如H村村民郑云仙，在经营一家零售店的同时，坚持志愿服务十余年，把“群众事”当成了“自家事”，当好邻里口中的“热心人”、社区居民的“好管家”，后来担任H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社长，又被选为横山社区党委书记。其二是村民自组织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活动方面的长期性，隐含形成了集体经济所需潜在人才的参与式培养机制，确保了人才甄别的精准性、稳定性和长效性。

三是关系嵌入。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将村“两委”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上下管理关系演变为同一经济组织中“利益创造牵头者”和“利益分享者”的平等互动关系。这种平等互动关系有效降低了村庄治理过程中的“摩擦成本”，显著提升了村庄治理活力。H村创立“1+3”模式基层协商民主工作，“1”指村党委，负责统筹安排本村的协商民主工作；“3”指协商民主理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3个机构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互相监督。共治逻辑的完善，增加了乡村事务决策透明度，提高了乡村集体经济状况和公共服务水平。

四是认知嵌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培育深厚的共参意识，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逻辑和工作模式。乡村治理优化的本质在于良好内部秩序的形成与发展，而其根源则在于村民对自身与村庄发展关系的认知现代化。H村村民在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各类活动中，逐渐提升了主体意识和契约意识，在认知层面实现由传统农民向“经济人”和“组织人”的转变。

4.2 乡村治理嵌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一是治理诉求嵌入。随着决胜脱贫攻坚之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乡村治理的阶段性目标也转向推进农村农民现代化，这也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转变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同时村民经过参与乡村治理实践，对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会提出更多元化诉求，如进一步完善收益分配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程序，引导集体经济的发展目标从服务支撑向共治共享转变。

二是治理资源嵌入。多元治理体系通过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实现反哺资源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传导和嵌入。一是资源直接嵌入，即明确用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和支撑项目，减少项目资源的传导性耗散；二是资源间接嵌入，即用于农村公共事务的项目资源，采取一定的关联方式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三是治理组织嵌入。多元治理体系以党组织为核心，发挥政治引导和智力支撑作用。一是通过基层党组织书记与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制度设计，实现对集体经济管理主体的嵌入，确保新型集体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道路的基础信念和政治方向；二是构建基层党组织与基层各类自治组织的关联运行体系，通过人事渗透、决策集中，对新型集体经济进行必要引导和全面支持，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平衡提供参考方案和支撑主体。

5 结语

利用嵌入式理论分析框架对H村新型村集体经济和乡村治理的机理与成效协同发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一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地位。党组织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具有重要作用，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组织统领作用，优化村级基层组织的激励机制，通过党组织带动激发各类组织和集体成员的发展活力和动力，推动乡村协同发展。二是要充分发挥乡村精英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领头雁”作用。不断总结“领头雁”工作经验，特别关注乡村致富能人、返乡大学生、退休干部和退伍军人等，通过传播先进技术、知识、政策，切实带动乡村优势产业发展，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三是要不断优化增强基层治理制度体系。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交互嵌入和交互建构的过程中需要相关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引导和增效，在实践层面要优化制度体系，打造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管齐下”格局，创造农户间基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多次重复博弈关系，有意识地引导和强化农户集体理性，促进新型集体经济与社会治理共融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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