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察学院,北京
在新时代背景下,公安机关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面临着社会结构多元化、信息技术变革、社会矛盾复杂化等多重挑战。全球复杂多变的形势加速了社会风险的交织,如网络犯罪激增、虚假信息扩散、隐私安全威胁等问题凸显,传统治理模式亟需转型。同时,基层治理基础薄弱、资源分散、矛盾调解机制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治理难度。面对这些挑战,公安机关需通过科技赋能、机制创新与协同治理实现突破。本文旨在探讨公安机关如何通过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法治化与信息化融合、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等路径,应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复杂形势,为构建平安中国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传统治理理论经历了从传统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向现代协同治理范式的演进。徐勇(2015)在政治系统论视域下阐释治理本质,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调控功能,奠定了传统治理研究的制度主义基础。俞可平(2018)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框架提出“善治”模型,将治理目标锚定为公共利益帕累托最优,其“治理-善治”分析范式已成为学界主流研究路径。
国内研究呈现三大理论进路:其一为结构功能主义视角,聚焦政府职能转型与多元主体协同(张康之,2020);其二为制度创新路径,探索网格化治理、社区警务等实践机制(李德全,2021);其三为技术治理维度,研究大数据赋能下的智慧警务转型(戚思宇,2022)。研究共识表明,中国社会治理已形成党委领导下的“一核多元”治理格局,其理论创新体现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倪义福,2019)。
公安治理研究聚焦三大领域:在主体建构层面,徐承(2021)提出“双轮驱动”模型,强调专政职能与民主职能的辩证统一;在机制创新维度,李德全团队(2020)构建社区警务“三共机制”(共建共治共享);在技术赋能方面,戚思宇(2022)论证了“互联网+警务”形成的治理效能乘数效应。这些研究共同指向公安机关正经历从传统管控型向现代治理型的范式转换,其理论突破体现在《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见》提出的“四化”建设目标(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
社会治理是较传统社会管理更具时代特征的概念演进。区别于社会管理强调政府单向度的权力主导模式,社会治理本质上构建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关系,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法治框架下的政社互动实现公共价值目标。从治理主体维度考察,该模式突破单一行政管理边界,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为支撑、市场力量为补充、公民参与为基础的复合治理网络,各主体基于权责对等原则形成制度化合作机制。
公安机关社会治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公安机关在党领导下,通过法定职能履行与治理技术创新,协同社会力量构建公共安全秩序的专业化实践。其运行逻辑体现三个转变维度:主体结构从“一元管控”向“多元共治”转变,作用方式从“刚性约束”向“刚柔并济”演进,价值取向从“秩序维护”向“权利保障”延伸。这一概念革新契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战略要求,彰显了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要求。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行动单元,公安机关是具有武装属性的治安行政机关与刑事司法力量的复合体,其职能谱系涵盖政治安全保卫、刑事犯罪打击、社会风险防控、公共服务供给等维度。在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其核心使命已演进为:通过法治化治理实现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三维目标”协同发展。
该职能体系呈现双轮驱动结构:专政职能体现为对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等越轨行为的依法规制,构成社会治理的底线保障;民主职能则聚焦公民权利保护与公共服务优化,通过制度化渠道实现群众合法权益的法治化维护。二者在法律框架下形成动态平衡,共同服务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
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公安机关构建起“三位一体”实施路径:主体层面实施“专业力量+社会协同”的共建机制,过程维度建立“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的共治模式,目标导向形成“安全效益普惠共享”的保障体系。这种治理转型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推动传统治安管理向现代风险治理的范式转换。
公安机关社会治理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响应系统,其战略价值体现在三个核心维度:其一,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践载体,通过法治化治理推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其二,构建“党委领导、公安主责、社会协同”的治理共同体,实现《“十四五”平安中国建设规划》确立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其三,践行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战略部署,完善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突机制。
主体能力升级体现为双重转型:在治理理念层面,推动民警队伍从传统治安管控思维向现代系统治理思维跃迁,构建包含政治判断力、法治执行力、风险洞察力的新型能力矩阵;在实践维度,建立警政协同、警企联动、警民互动的立体化治理网络。这种转型通过《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三年规划》形成制度保障,使民警既成为法治秩序的捍卫者,又转型为治理创新的推动者。
治理格局创新遵循“双循环”逻辑:在制度供给端,通过“放管服”改革释放社会参与空间,形成《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导下的多元共治格局;在实践需求端,依托“百万警进千万家”等机制构建警民命运共同体,实现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种创新有效破解了传统管理模式中政府无限责任困境,推动治理范式从单向管理向协同共治转型。
提升公安机关的社会治理能力,是实现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这种必要性源于国家关于公安队伍建设的总体部署,即通过加强政治建设、深化改革、运用科技手段、严格队伍管理四大战略来推动发展。具体可从两方面理解:首先,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落实新时代警察队伍建设要求的必然选择。当前社会面临各类风险挑战和数字化变革,公安民警需要具备三方面核心能力:一是准确判断政治方向的敏锐性,二是依法办事的规范执行力,三是预防化解风险的处置能力。为此,公安机关正在构建包含智能分析(用大数据研判问题)、体能强化(应对突发任务的体力素质)、专业技能(规范处置警情)相结合的能力培养体系,以实现防范重大风险、控制案件事故、保障公共安全的核心目标。其次,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突破传统工作模式的关键。公安机关通过三项具体措施推进改革: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执法资格考核制度,确保每位民警都具备规范执法的基本能力;二是运用数字化手段监督执法过程,把纪律要求转化为可追溯的电子记录;三是借助智能技术升级社区警务,像“枫桥经验”中警民合作的传统做法,现在通过手机App、在线平台等新方式,让群众更方便参与治安防控。这些改变推动警务工作从简单维持秩序向系统化治理转变,最终实现精准预防风险、规范执法服务、警民协同共治的良性循环。
当前社会治安风险呈现跨领域复合态势,传统犯罪升级与新型犯罪衍生形成双重压力。在财产权益领域,电信网络诈骗呈现智能化、链条化特征,犯罪实施过程隐蔽性强且追溯困难,多数案件在发现时已造成实际损失。公共安全领域面临境外渗透风险与本土极端事件叠加的威胁,个别群体受错误思潮影响引发的治安事件呈现组织化倾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犯罪手段的技术迭代速度加快,黑灰产业链专业化程度提升,导致风险识别与防控存在明显时滞效应。
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建构面临新媒体环境下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公众权利意识提升与执法透明度需求增强,部分执法活动的程序瑕疵易引发舆论质疑;另一方面,袭警辱警案件时有发生,反映出个别群体对执法权威的认知偏差。这种困境直接导致基层执法活动面临“高负荷-低效能”的恶性循环,部分治安调解因当事人不配合而陷入僵局,既影响执法效率又削弱治理效果。
当前公安机关治理能力与复杂治理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差距:在主体层面,基层警力应对新型犯罪的专业素养不足,部分民警对智能化犯罪手段缺乏研判能力;在机制层面,部门间信息壁垒尚未完全破除,跨区域跨警种协同处置效率亟待提升;在技术应用层面,智能防控设备覆盖率与实战效能仍待提高,数据赋能治理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这些能力短板直接导致风险防控存在盲区,重复报警率居高不下,制约了整体治理效能的提升。
(1)犯罪预警机制数字化转型
构建全域联动的智能预警体系,通过整合治安管理系统、网络监管平台、社会服务数据库等多维度信息资源,建立跨领域数据融合分析机制。研发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预警模型,对重点人员活动规律、异常资金交易网络、网络空间高危行为等关键指标进行动态监测与关联分析。在通讯领域建立分层拦截系统,针对诈骗信息传播特征构建动态更新的话术识别库,实现诈骗短信、语音电话的实时筛查与智能拦截。完善虚拟空间治理技术手段,建立网络身份溯源机制,通过IP定位、设备指纹、行为特征等多重技术手段,破解匿名化犯罪难题,提升涉网案件侦破效能。
(2)重点领域精准化治理
针对高发的新型网络犯罪,构建“预防-拦截-打击”全流程防控体系。建立警银联动快速响应通道,对可疑资金交易实施分级管控,在转账验证环节嵌入风险提示功能。在反恐维稳领域推行“红橙黄”三级预警机制,对重点人员实施动态风险评估,建立涉恐线索智能筛查系统,通过社交网络语义分析、活动轨迹建模等技术及时发现异常动向。优化重点场所立体防控布局,在核心区域部署人脸识别闸机、热力图监测等智能设备,重点区域实行民警、保安、志愿者“三岗联动”巡防模式,外围区域设置智能卡口系统进行自动筛查,形成梯次响应的防护网络。
(3)技术赋能基层防控
推进社区安防系统智能化升级,在居民小区部署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监控设备,通过视频结构化分析技术,自动识别异常聚集、夜间游荡、危险物品遗留等类社区安全隐患。开发新一代移动警务终端,集成证件核验、信息比对、电子取证等核心功能,实现现场执法信息“一键查询”、处警过程“全程记录”、勤务指令“实时推送”。建立重点人员智慧管理系统,对社区矫正对象等特殊群体配备具备定位功能的智能手环,结合消费记录、社交动态等数据构建行为分析模型,当出现昼伏夜出、频繁更换联系方式等异常行为时自动触发预警。在老旧社区推广"智能门禁+视频管家"系统,实现陌生人员出入自动登记、异常停留即时提醒功能,筑牢基层治安防控末梢防线。
(1)执法制度标准化建设
构建覆盖全流程的标准化执法制度体系,制定分类分级操作指引手册。针对治安调解、刑事侦查、交通管理等主要警种业务,细化接警响应、现场处置、调查取证等执法环节的操作标准,明确执法用语、装备使用、程序衔接等具体规范。建立案件证据规格动态更新机制,根据新型犯罪特点补充电子数据提取、生物特征识别等取证技术标准,形成涵盖传统案件与涉网案件的证据指引体系。推行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模式,为每起案件建立包含音频视频、电子文书、物证扫描件的全要素电子档案,实现案件办理全生命周期可回溯管理。完善执法责任倒查机制,建立案件主办民警、法制审核人员、分管领导三级责任清单,实行执法过错责任终身追溯制度。
(2)执法监督立体化构建
构建全维度执法监督网络,在执法前端建立标准化培训考核机制,开发涵盖执法程序、法律适用、应急处置等核心能力的在线学习平台。执法过程中推行“双记录”模式,同步使用执法记录仪全程摄录与执法平台电子留痕,建立视频资料云端存储库并设置自动抽检功能。在监督后端建立“三查三改”机制:即基层单位日常自查、法制部门专项检查、上级机关随机抽查,对发现问题实行台账管理、整改销号、定期通报。拓展群众监督渠道,在政务服务平台开设执法评价专栏,当事人可通过案件编号查询办理进度并提交满意度评价。建立跨区域案卷评查人才库,每季度组织不同辖区的法制骨干开展交叉评查,重点审查强制措施适用、证据链完整性等易出纰漏环节。
(3)执法能力专业化提升
实施执法能力进阶培养计划,建立“基础技能-专业能力-领导素养”三级认证体系。基础层级重点考核法律知识、装备操作等通用技能;专业层级按警种设置侦查技术、舆情应对等专项能力标准;领导层级强化执法决策与团队管理能力评估。建设虚实结合的实训平台,在训练基地搭建模拟街区、网络攻防等实景场地,同时开发虚拟现实训练系统,可还原群体性事件处置、密闭空间抓捕等高难度执法场景。建立典型案例深度解析机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新型案件制作三维可视化教学案例,组织民警开展“情景重现-错误剖析-规范演示”三阶段研讨。推行实战导师制培养模式,选拔具有十年以上执法经验的民警担任教官,通过“现场跟学-模拟处置-独立办案”渐进式培养路径,帮助新警快速掌握执法规范要领。建立执法能力动态评估系统,定期分析民警的处警视频、案件质量、群众评价等数据,生成个性化能力提升方案。
(1)警政协同机制创新
构建“平战结合”的联动治理体系,建立由公安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月度治安形势分析会商制度,共享重点人员管控、风险点位分布、矛盾纠纷排查等核心信息。完善“吹哨报到”响应机制,在政务平台设立跨部门协作模块,社区民警发现涉及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领域的问题时,可在线发起联合处置请求并设定响应时限。建设分类分级应急预案库,针对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事故等8类突发情形,制定包含现场封控、舆情引导、善后处置等环节的标准流程。每半年开展多部门合成演练,模拟城中村火灾、校园安全事件等复合型危机场景,检验应急指挥体系与资源调配效率。在重点商圈建立“警务联勤站”,整合公安、消防、市场监管等力量常态化驻守,实现问题联治、风险联控。
(2)警民互动平台建设
打造“指尖警务”服务体系,开发集成户籍办理、案件查询、安全宣传等功能的移动应用,设置智能客服解答常见问题。在社区推广“警民议事厅”机制,每月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公司、商户联盟召开治安恳谈会,共商停车管理、安防改造等治理难题。完善治安志愿者“星级评定”制度,根据巡逻值守时长、线索提供价值等指标授予荣誉称号,配套提供体检套餐、子女夏令营等专属福利。建立警情处置“三反馈”机制:接警时发送受理短信、处置中推送进展提醒、办结后回访满意度,形成服务闭环。推行社区民警“五个一”工作法:每日一次网格巡查、每周一次重点走访、每月一次安全培训、每季一次防范演练、每年一次述职评议,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3)警企合作模式拓展
在物流寄递行业建立“警企联防”机制,推行收寄件实名登记、开箱验视、过机安检标准化流程,研发智能识别系统自动筛查违禁品包装特征。与互联网平台共建网络生态治理联盟,建立涉诈账号快速冻结、违法信息联合清理、异常交易实时预警等协作机制。在共享经济领域推行“嵌入式管理”,指导网约车平台优化行程异常监测算法,当车辆偏离预定路线或异常停留时自动触发预警。针对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建立“风险清单告知”制度,定期向企业发送网络安全漏洞检测报告,指导完善用户隐私保护、交易风险提示等功能模块。在工业园区组建警企安防联合指挥中心,整合企业监控资源构建智能巡防网络,实现突发警情五分钟响应。
(1)队伍素质提升工程
实施“全警赋能”培养计划,构建“基础通识+专业强化+实战应用”三级课程体系。基础阶段重点培训法律知识、群众沟通、应急救护等通用技能;专业阶段按刑侦、网安等警种设置数据侦查、舆情引导等特色课程;实战阶段开展“红蓝对抗”模拟演练,在城中村、商业综合体等复杂场景检验处置能力。建立跨警种轮岗交流制度,选拔青年民警到信访调解、技术侦查等岗位实践锻炼,培育复合型人才梯队。
(2)数据治理体系构建
建设智慧警务“中枢大脑”,整合110接处警、人口管理、车辆管控等业务系统数据资源,建立全域覆盖、全量汇聚的数据资源池。开发智能研判“决策舱”,运用知识图谱技术构建“人、案、物、地”关联模型,自动生成重点人员管控建议、高发案件预警提示等分析报告。建立数据安全“三道防线”:前端采集环节实行分类分级标识,中台处理环节采用隐私计算技术,后端应用环节设置动态访问权限。在基层所队推广“数据驾驶舱”,将辖区警情热力图、重点人员动态、安防设备状态等要素可视化呈现,辅助精准决策。
(3)基础保障机制完善
构建“情指行”一体化指挥体系,建立基于治安态势感知的警力动态调配模型,在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自动生成重点巡防路线和驻守点位。推进单警装备“智能升级”,为巡逻民警配备集执法记录、生命监测、应急通讯于一体的多功能装备腰带,遇紧急情况可自动触发定位报警。建立民警职业发展“全周期”保障体系:新警入职配备成长导师,五年以上民警规划专业发展方向,业务骨干提供管理能力培训。完善“惠警暖心”工程,建立民警健康电子档案跟踪慢性病情况,开设家属就医绿色通道,组建法律顾问团队帮助解决涉法问题。在基层所队建设“活力驿站”,配置健身器材、心理放松舱等设施,营造温馨工作环境。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已成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实践。面对治安风险跨界传导、犯罪形态智能演化、治理需求迭代升级的三重挑战,公安机关亟需构建“技术赋能—制度创新—能力跃升”的治理新范式。面向未来,公安机关应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化“四化”建设目标:在法治化层面完善执法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在专业化层面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在智能化层面推进大数据深度赋能,在精细化层面创新基层治理末梢响应模式。唯有坚持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相统一、技术创新与制度优势相结合、专业力量与社会参与相协同,方能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责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平安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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