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1 引言

《聊斋志异》自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刊刻后便迅速传入日本，至今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在此过程中，该作品虽始终受到日本读者的关注，但不同历史阶段的接受主体、接受方式和其影响程度均有所差异。

20世纪20年代，即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日本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怪谈文学时代”。包括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江户川乱步在内的多位作家均创作了怪谈题材作品。在这一文学潮流的推动下，作为中国志怪文学代表的《聊斋志异》引起了日本作家与翻译家的广泛关注。他们通过研究、改写及介绍，使《聊斋志异》在日本文艺界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怪谈文学创作的重要参照对象。

另一方面，明治维新后，民主主义思想在日本迅速传播，社会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儿童文学也由此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其中，铃木三重吉所倡导的“赤鸟运动”尤为引人注目，该运动主张创作具有艺术价值、文字优美的儿童文学，在日本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剧作家小山内薰（1881—1928）于《赤鸟》1918年10月号上发表了《梨果》。这不仅反映出“赤鸟运动”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推动作用，也表明《聊斋志异》作为志怪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日本得到了新的解读，并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从小山内薰的《梨果》（1918）和芥川龙之介的《仙人》（1922）中，可以看出《聊斋志异》对日本儿童文学中的深远影响。《聊斋志异》在日本不断被改写与传承，成为日本儿童文学的重要灵感来源，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新的生命力。本文将选取以下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篇目，对《聊斋志异》与日本儿童文学进行比较分析。

2 《聊斋志异》与《梨果》和《仙人》

2.1 《梨果》与《偷桃》

目前公认最早针对儿童改写的《聊斋志异》故事，是剧作家小山内薰发表于儿童文学杂志《赤鸟》（1918年10月号）上的《梨果》。该作以《偷桃》为底本，保留了核心情节，但将故事背景改为日本，并在细节上做出调整，使其更符合日本儿童的阅读习惯。

《梨果》对人物形象的改写突出了其儿童文学的特点。原作《偷桃》中，主人公“从友人戏瞩”与朋友同游，而《梨果》则删除了“友人”角色，改为主角缠着“乳母”一同前往祭典。这一变化强化了主角稚嫩的形象，使儿童读者更易产生共鸣。此外，原作中的藩司及长官等权力人物被普通群众取代，削弱了阶级差距，使故事更契合当时日本追求民主的社会氛围，同时减少了因社会制度差异而造成的阅读障碍。

除人物调整外，文本也针对儿童读者进行了删改。例如，删除了原作中父亲以“百金赏”许诺儿子偷桃，并以此为其娶妻的情节（父又强呜拍之，曰：“我已失口，悔无及。烦儿一行。儿勿苦，倘窃得来，必有百金赏，当为儿娶一美妇。”）。同时，增加了对祭典场景的细腻描写，如“天神社的境内挤满了人，热闹非凡。有卖糖果的小贩，有卖烤陶器的小摊，还有卖据说能迅速治愈刀伤的青叶草的店铺。至于各种表演，更是应有尽有，比如……”（节选自《梨果》译文），以增强趣味性，更好地吸引儿童读者。

可以说，小山内薰的《梨果》虽针对儿童进行了改写，但其思想内核与《偷桃》并无实质差异，皆以奇闻逸事取悦读者，未作深层次改变。不过，《偷桃》原有的猎奇与趣味性本身已足以吸引儿童，这也是小山内薰选择改写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聊斋志异》为日本儿童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2.2 《仙人》与《崂山道士》（1922）

芥川龙之介的《仙人》发表于1922年4月的《Sunday每日》，讲述了医生之妻欺骗仆人权助，谎称无偿工作二十年即可成仙的故事。二十年后，她企图加害权助，诱骗其从松树顶松手升仙。然而，权助竟未坠地，而是凌空飞升，真正成仙。学界普遍认为，该作底本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崂山道士》。

作为芥川龙之介为数不多的童话作品，伯仲（1999年）指出，芥川儿童文学的特点在于“故事在奇异氛围和幻想境界中展开，又不失具体性”，这一点与《崂山道士》有异曲同工之妙。《崂山道士》充满奇幻描写，如“师乃翦纸如镜，黏壁间。俄顷，月明辉室”，描绘出纸剪成月的奇妙场景；再如“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翩翩作《霓裳舞》”，展现出箸化嫦娥的神奇情景。而在芥川的《仙人》中，也同样弥漫着浓厚的奇幻气息。他写道，权助从松树梢上松手之后，身体竟没有坠落，而是像被无形之力托住一般，悬停在白昼的空中，如同一个操纵人偶般稳稳地站立在半空之中；紧接着，他便脚踏青空，缓缓地向更高的云层中升去，仿佛悠然升天一般。这种描写将现实与幻想巧妙融合，展现出芥川对“超现实”意境的独到构建。

然而，芥川龙之介的兴趣并不仅止于《聊斋志异》的志怪奇事，他更能体察蒲松龄笔下深藏的隐喻，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他在《骨董羹》中写道：“聊斋志异与剪灯新话一样，在中国小说中都是谈鬼说怪的。由青灯寒光所带来的怪异达到了极点。然而作者蒲松龄不能勇敢面对朝廷，便借助牛鬼蛇神之谈讽刺朝廷的行为。”这一手法在《崂山道士》和《仙人》中均有体现。

《崂山道士》未直言王生好逸恶劳，而是通过其“故家子”身份与“少慕道”之矛盾暗示其求仙动机不纯，最终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的情节讽刺其浅薄。而《仙人》中，权助本应因医生之妻的欺骗而丧命，却因误打误撞而得道，反衬出“精明”如“老狐狸”的医生之妻终究只是凡夫俗子。芥川巧妙地运用了“提线木偶”这一比喻，暗示权助始终被谎言操控，然而最终成仙的却是他，而非精于算计的主人。芥川虽未明言对真诚者的推崇，但其对善良与天真的肯定已跃然纸上。

这种“不直接说教而教化自现”的表达方式，使《仙人》既承袭了《聊斋志异》的说教特性，又超越了其道德直白性，更契合日本儿童文学的叙述风格，展现了芥川龙之介独特的文学视角。

3 《聊斋志异》对日本儿童文学的影响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随着《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这部作品对日本儿童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从传播过程来看，《聊斋志异》与日本儿童文学的关联不乏巧合之处，《聊斋志异》兴起的时间恰逢日本儿童文学流行期。《聊斋志异》于1679年日本江户初期完稿，大概于18世纪经长崎港传入日本，此后近百年并未流行，只是在少数汉学者之间传阅。进入明治时期，才出现部分翻译文章。随着日文翻译的出现，《聊斋志异》在日本逐渐流行，读者和接受群体从少数汉学者扩展至较多的近代小说家和广大人民群众。与此同时，明治时期岩谷小波创作的《黄金丸》发表，标志着日本原创儿童文学的真正诞生，儿童首次被正视为具有独立阅读兴趣与理解能力的读者群体。《聊斋志异》的逐步流行与儿童文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交汇碰撞，才催生出许多融合幻想与教育意义的有趣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

1918年，小山内薰在《赤鸟》杂志上发表了由《聊斋志异》里面的经典篇目《偷桃》改写的《梨果》，标志着《聊斋志异》首次对日本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伊藤贵麻也改写了《聊斋志异》中的两篇故事并登载在《赤鸟》上，即《水面亭的仙人》和《虎的悔改》（底本分别为《寒月芙蕖》和《赵城虎》）。仅仅在《赤鸟》杂志上，就有如此多源于《聊斋志异》的儿童文学作品，这足以说明《聊斋志异》给日本近现代作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对日本童话文学而言，《聊斋志异》更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库。不难看出，《聊斋志异》能对日本儿童文学产生一定影响，不仅是因为日本儿童文学正好兴起，也源自其本身文本的丰富有趣。

《聊斋志异》其中蕴含的道德劝解和人文精神也是其受日本儿童文学作者欢迎的原因之一，其道德寓意也影响了日本儿童文学对于思想教化的诠释，使日本儿童文学作家不仅关注故事情节本身，更注重其中传达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

日本近世《聊斋志异》改写作品的类型以“读本”为主。“读本”是日本江户时代译介并改编自中国明清小说的一种文学形式，内容通常包含儒教提倡的劝善惩恶理念与佛教强调的因果报应思想。例如《莠句册》和《凩草纸》这两部《聊斋志异》改编作品，便深受佛教和儒学思想的影响，呈现出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聊斋志异》读本的流行，不仅证明了其在日本传播初期便具备道德教化功能，也表明其思想内核与日本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某种契合与共鸣。这种道德倾向在后来的儿童文学中也得以延续并深化。小山内薰在其童话集《梨果》的序言中写道：“我对童话的思考很简单，读起来听起来都简单易懂、妙趣横生，其中蕴含的意味还要能滋养心灵。”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将《聊斋志异》的原型故事加以简化与童趣化，使作品更贴近儿童的心理接受能力。《梨果》一文以其明快的节奏和浅显的道理，成功将传统志怪故事转化为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读物。上文中提到芥川龙之介的《仙人》更是既承袭了《聊斋志异》的说教特性，又超越了其道德直白性。此外，被誉为“屈指可数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通”的村上知行，更因欣赏《聊斋志异》蕴含的深厚人文内核，翻译了第一本专门面向儿童的《聊斋》故事集《蒲松龄先生魔法壶》。该书选篇以惩恶扬善为主，内容多讴歌孝心、友情与侠义精神，体现出他对原作精神内核的深刻理解。这种将个体品德与社会伦理结合的视角，不仅推动了日本儿童文学的成熟发展，也彰显出《聊斋志异》作为文学经典所具备的跨文化传播力与多样化改编可能性。

《教育》1977 年第 3 期《审美的还是功能的？》（Estheticor Functional，Saccharine or Shocking?）出版业编辑詹姆斯·克罗斯·吉布林（James Cross Giblin）提出评估童书价值的四大类价值标准：美学价值、社会与文化价值、功能价值和商业价值。其中，审美价值包括文字优美、结构精巧等。它一直是文学基本的价值评价标准。社会与文化价值，主要关乎设定行为标准。而道德教化价值是社会和文化价值范畴中一个主要方面。《聊斋志异》正是因其美学与教育双重价值被日本儿童文学作家重视并借鉴，从而衍生出符合日本本土儿童喜好的作品。日本作家们通过对《聊斋志异》的改写，既保留了原作的奇幻色彩与道德内核，又赋予其符合日本社会语境与儿童审美需求的新表达。这种跨文化的文学交融，不仅丰富了日本儿童文学的题材与表现形式，也为中日文学交流提供了典型案例。

4 总结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对日本儿童文学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它不仅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推动了叙事结构的多样化，更在价值观层面激发了对道德观念的重新思考。

在题材方面，《聊斋志异》的引入极大丰富了日本儿童文学的表现内容。从表达形式上来看，《聊斋志异》的短篇结构、悬念设置和因果报应式的情节安排，为日本儿童文学提供了新的写作范式。此外，《聊斋志异》在思想层面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原作中强调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诚实胜于狡诈”等观念，与日本儿童文学所倡导的道德教育目标高度契合。在现代作家的再创作中，这种道德主题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通过更具现实意义的表达形式被放大和深化。他们在保留幻想色彩的同时，也注重引导儿童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善与恶的选择，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这使得作品更具教育意义与时代价值。

这些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延伸，不仅体现在个别作品的创作中，更体现在一种整体的文学风格与审美趋向的转变中。特别是在20世纪初日本儿童文学由“教育为主”向“娱乐与教育并重”转变的过程中，《聊斋志异》的加入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新的素材，成为其重要因素。

不仅如此，《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也体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活跃与深入。这种跨文化的融合过程，不是单向的接受，而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在尊重原作精神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创作，正是文学传播中最理想的状态。这不仅使得日本儿童文学走向多元，也为《聊斋志异》这部经典赋予了新的生命，使其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而是成为连接中日文化的桥梁。

参考文献

1. 邹双双．《聊斋志异》在日本儿童书中的翻译与改写——聚焦于1978年以前的历时性变迁［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4（2）：41-51．
2. 颜丽蕊．《聊斋志异》日本翻案史评述［J］．中国图书评论，2022（12）：101-114．
3. 郭璇．从儿童文学的角度看芥川龙之介大正十一年的《仙人》［M］．高等教育，2016： 7．
4. 谷川绢．芥川龙之介的《仙人》与《聊斋志异》［J］．长沙大学学报，1999（1）：30-32．
5. 何敏怡．在传统中超越——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儿童观［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8（6）：10-16．
6. 张婷婷，刘蒙歌．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形式及其流变［J］．青年文学家，2019（30）：119-122．
7. 李故静．《聊斋志异》在日本的流变史［J］．戏剧之家，2016（22）：245-248．
8. 郭雪妮．中日古典文学关系十六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346-367．
9. 周媛媛．近五十年英美儿童文学批评研究［D］．南昌大学，2024．
10. 宮川健郎．児童文学という概念、テクストとしての児童文学（フォーラム 方法論の現在III）［J］．日本近代文学，2014（91）： 229-232．
11. 宮川健郎．日本の子どもの文学［J］．子ども社会研究，2012，（18）： 4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