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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为保障粮食安全，亟需加强撂荒地综合治理和有序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近年来，中国政府将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要求“分类推进撂荒地复垦利用”。与此同时，《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要求“用好红色资源，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这两大政策导向在川陕革命老区形成交汇：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承载地，川陕革命老区既是耕地保护薄弱区和粮食生产潜力区，也是红色资源富集区，推进其撂荒地治理具有双重战略意义。

然而，近年来耕地撂荒现象在部分地区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趋势，这不仅加剧了耕地退化的风险，也影响了我国粮食的自给自足能力，对粮食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川陕革命老区，作为我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因地理位置等因素的限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土地撂荒、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问题更为凸显，据《四川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川陕革命老区所在的川东北地区耕地面积较十年前减少8.3%，其中坡耕地撂荒占比超25%；陕西省农业农村厅2023年调研报告指出，汉中市留坝县、镇巴县等革命老区撂荒率高达15%～18%，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折射出革命老区陷入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不足、劳动力大量外流、撂荒地治理效能不足的多重困境。

川陕革命老区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承载地，承载着厚重的红色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土地革命时期，以川陕苏区为核心的革命老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土地制度探索的实践场域。这种历史实践，不仅塑造了当地农户对土地的集体责任意识，更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共同构成激发当代农户土地情感的推动力。

学界既有文献对撂荒地治理的研究多聚焦于经济因素与制度因素，而对文化资源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关注不足。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红色资源的工具性价值被低估，现有研究主要探讨红色旅游的经济效益（张科 等，2023），但较少分析其如何通过提高基层信任、强化干群联系来降低政策执行阻力；另一方面，区域特殊性研究不足，革命老区是兼具生态脆弱性、文化独特性与政策倾斜性的叠加区域，需结合区域因素和民族因素构建差异化分析框架（吕进鹏 等，2023）。

基于此，本项目将从区域红色资源和农户红色经历两个视角切入，深入剖析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其一，红色资源是否影响到农户复耕行为？其二，红色资源在何种条件下对农户复耕行为的影响更显著?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川陕革命老区为样本，基于284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离散选择模型实证检验红色资源对农户复耕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红色资源对革命老区农户土地复耕行为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并且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1）挖掘了农户复耕行为的红色文化因素；（2）从土地利用的角度，证实了红色资源对农户复耕行为的显著正向作用，延伸了红色资源的经济社会效应。

1.2 研究意义

红色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本，能够深刻影响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尤其是在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不仅蕴含丰富的历史意义，还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为促进农户积极响应土地复耕政策提供有效的精神动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凸显，如何有效利用红色资源推动土地撂荒治理已成为当前农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理论层面上，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基于红色资源视角的农户复耕行为研究框架。尽管已有研究较多关注经济因素和政策激励如何影响农户复耕意愿，但鲜有文献深入探讨红色资源这一特殊文化资本对农户行为的激励作用。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填补红色资源与农户行为决策相关研究的理论空白，提供了理解农户复耕行为的新视角。以川陕革命老区为研究区域，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农户的社会认同感可能使红色资源在复耕意愿提升中发挥独特作用，本文将为这一现象提供深入的理论解释。同时，本研究丰富了红色文化对个体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深化了革命文化时代价值的理论内涵（吴武清，洪振瀚，2024）。本研究结论亦具有较强的可推广性，可为其他类似革命老区或具有丰富红色资源地区提供推动土地利用优化与乡村振兴的经验参考，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实践启示。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农户复耕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撂荒地复耕是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农业用地日益稀缺，对粮食和生物燃料的需求迅速增长的背景下，为提高粮食安全，撂荒地复耕的行为对人们更具吸引力（Y.R.Subedi et al., 2022）。基于中国人均耕地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现实（Sang Y&Xin LFactors, 2023），维护粮食安全，复耕撂荒耕地是亟待探讨的命题。

国内关于农户土地复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退耕还林政策背景下，学者们倡导降低农户复耕意愿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认为退耕农户的民族、性别、年龄、劳动力数量等因素导致复耕意愿存在显著差异（陈儒 等，2016；吴乐 等，2020；周银花 等，2021）。研究对象集中在撂荒地复耕意愿及行为的文献较少。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劳动力、农资、土地、地理区位特征及产权政策等因素对农户复耕决策和复耕效益的影响（罗明忠 等，2018，杨军，吴晨，2019，谢先雄 等，2021）。

国外对于耕地撂荒复耕的研究较丰富，分别从宏微观视角，研究撂荒耕地复耕的时空演变过程和区域层面复耕的影响因素。微观视域上，农户的个人特征，如政治信任水平、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土地特征，如农场效益、撂荒地面积；以及种植结构等其他因素，对撂荒和复耕后的作物选择产生重要影响（Prishchepov et al.，2022；Subedi et al., 2022）。宏观视域上，大部分学者将区域环境条件、社会经济因素与遥感图像、数据模拟技术相结合，发现武装冲突、经济驱动、粮食安全威胁和政策导向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多功能利用和土地复耕有密切关联（He et al.，2019；Fayet et al.，2022；Long et al.，2024）。而部分学者认为，相比于社会经济因素，未来农地撂荒与复耕主要取决于气候与地形条件（Pazúr et al.，2020）。

2.2 红色资源的经济社会影响

“红色资源”的概念较早见于《红色资源与扶贫开发》一文，定义为“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神”（谭冬发，吴小斌，2002）。随着研究深入，红色资源涵盖的范围逐渐扩大、时间线逐渐延长。本文参考2021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发布的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相关条例，界定红色资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王乐，2022）。

学者围绕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旅游资源和红色档案资源为主的三类红色资源开展了大量研究，以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为主。红色资源作为一种独特的综合性资源，在社会、经济、育人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渠长根，闻洁璐，2019；何月华，何衍萍，2023）。

宏观层面，红色资源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从红色旅游、乡村振兴和经济增长三个主题展开。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量耦合水平较低，红色旅游资源分布局部集聚，部分地区资源开发不足（林明水 等，2021；孙小龙 等，2024；朱虹 等，2024）。红色资源是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内源动力，促进产业发展、助力乡风建设和人才培养（李晓园 等，2022；黄建红，2023；张晓蕾，尚航标，2024）。经济增长方面，红色旅游拉动了老区经济增长，纾解了城乡差距，但有学者认为这种经济拉动建立在红色资源存在比较优势或集聚优势的先决条件下（张科 等，2023；万伦来 等，2024；谭娜 等，2022）。

总体而言，学术界针对撂荒地复耕和红色资源已有丰富的探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已有文献存在以下不足：（1）复耕方面，国内针对耕地撂荒复耕的文献较少；国外对撂荒复耕的探讨也集中在宏观视域，两者都对撂荒复耕中农户的内在动因剖析不足；（2）红色资源方面，文献形式主要为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实证研究较缺乏。主题集中在教育、旅游和乡村振兴，研究主体主要为学生、游客和城市居民，对革命老区的农村居民的调查和红色资源在微观农户复耕行为上可能存在的驱动作用的实证探究较缺乏。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红色资源作为承载革命历史、精神与价值的重要载体，其本身可能对农户的复耕行为产生直接的驱动作用。一方面，红色资源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当地农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等精神促使农户将土地利用决策与村庄乃至国家的整体利益更紧密地联结，增强其为了集体利益克服困难、承担复耕责任的内在驱动力（尤佳，2024）。另一方面，红色资源的存在往往意味着该地区具有深厚的革命传统，这种历史沉淀可能激发农户对土地的责任感和家园情怀，激发农户对土地的深厚情感与守护责任（刘方玮，刘彪文，2022），将“守住耕地、保障粮食安全”视为对先辈奋斗精神的直接回应与历史传承。基于此，我们预期红色资源本身即可显著提升农户复耕撂荒地的意愿和行动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红色资源对农户复耕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数据来源于2024—2025年课题组在川陕革命老区的实地问卷调研。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方式，综合考量老区经济发展水平、每万人均粮食产量、地形起伏度等关键指标，选取13个县（区）作为核心研究区域，并在每个选定县（区）内依据其红色资源禀赋与分布特征选取2～3个代表性乡镇，最终在每个样本乡镇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2～6个行政村，并在村内随机访问农户进行问卷调研。问卷内容涵盖被访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对复耕政策的感知、土地利用现状等方面。调查共收回310份问卷，根据研究需要剔除26份问卷，最终选取284份有效样本，问卷有效率91.61%。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是否复耕”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该二元选择变量直接表征农户的耕地复耕行为决策。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红色资源。该变量通过农户个体与革命历史的关联性进行测度，即在操作化处理中，对“是否为军属家庭”“家庭成员有无战争经历”及“家中是否有祖辈加入红军”三个基础指标，若农户在上述三个指标的取值均为零，则将其红色资源赋值为0；若至少有一个指标取值非零，则赋值为1。

（3）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相关文献，并根据研究需要和数据获得情况，选择农户个人特征、家庭基本特征、撂荒地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包括内容如表1所示。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县域虚拟变量。

（4）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复耕	1=是，0=否	284	0.377	0.485	0	1
核心解释变量
红色资源	1=有，0=无	284	0.518	0.501	0	1
控制变量
农户个人特征
家族信仰	1=有族谱，0=无族谱	284	0.454	0.499	0	1
政府补贴收入	元	269	959.228	1337.494	70.200	8000
性别	1=男，0=女	284	0.662	0.474	0	1
年龄	周岁	284	59.813	11.715	28	89
受教育程度	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中专/职高，5=大专/本科，6=硕士及以上	284	2.518	1.021	1	5
健康情况	1=丧失劳动能力，2=差，3=中，4=良，5=优	284	3.687	1.142	1	5
家庭基本特征
人均家庭收入	家庭总收入/总人口	281	16150.385	12924.274	83.333	75000
非农收入占比	非农总收入/总收入	281	0.736	0.315	0	1
儿童抚养比	小于14岁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	277	0.593	0.656	0	2
外出务工占比	外出务工人数/总人口	283	0.429	0.339	0	1
撂荒地特征
撂荒地类型	1=长期撂荒；0=短期撂荒	282	0.518	0.501	0	1
土壤肥力	1=很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很好	283	2.282	1.064	1	5
是否为平地	1=是，0=否	281	0.192	0.395	0	1

4.3 模型设计

在本文实证研究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复耕，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离散变量：若农户已复耕撂荒地，则取值为1，否则为0。因此，本文选择二元离散Probit模型分析红色资源对农户复耕行为的影响。

农户是否复耕的Probit模型可表示为：

P(Ai =1)=φ( Xi + βControlsi + εi ) （1）

（1）式中，i表示农户（i=1，2，……，n）；Ai表示农户是否复耕的结果变量，Ai=1表示农户已经复耕；Xi表示农户的红色资源变量，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si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α、β表示回归系数向量；εi为随机误差项。

5 实证结果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1）式中的模型，本文检验了红色资源对革命老区农户土地复耕行为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1）列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红色资源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红色资源可以显著促进农户土地复耕。在此基础上，（2）至（4）列依次加入了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撂荒地特征等类别的控制变量，并将其控制在县份层面。最终结果显示，红色资源变量依旧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在控制一系列特征后，红色资源对革命老区农户土地复耕行为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激励效应，假说H1得证。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农户个人特征层面，性别变量持续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革命老区男性农户的复耕概率显著低于女性，体现老区青壮年男性大量外出务工的特殊背景；在农户家庭层面，儿童抚养比持续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照顾子女可能在时间上挤占复耕，同时加剧家庭经济压力，从而抑制复耕行为；在撂荒地特征层面，撂荒地类型显著为负，说明长期撂荒使得土地治理和翻修成本提升进而抑制农户复耕，而撂荒地土地肥力显著为正，体现了良好的土地肥力对农户土地复耕的促进作用。

表 2 红色资源影响农户复耕行为的基准回归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of red resources affecting farmers ‘ re-farming behavior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户是否复耕
	（1）	（2）	（3）	（4）	（5）
红色资源	0.398***	0.474***	0.502***	0.546***	0.421**
	（0.153）	（0.161）	（0.172）	（0.194）	（0.212）
家族信仰		-0.082	-0.067	-0.017	0.093
		（0.164）	（0.174）	（0.194）	（0.215）
政府补贴 收入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性别		-0.562***	-0.791***	-0.694***	-0.775***
		（0.177）	（0.193）	（0.212）	（0.236）
年龄		-0.019**	-0.005	0.002	0.000
		（0.008）	（0.009）	（0.010）	（0.011）
受教育程度		-0.093	-0.125	-0.105	-0.107
		（0.099）	（0.100）	（0.112）	（0.118）
健康情况		0.005	0.044	0.057	0.089
		（0.081）	（0.087）	（0.101）	（0.115）
家庭总收入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非农收入 占比			-0.838***	-0.440	-0.278
			（0.294）	（0.347）	（0.440）
儿童抚养比			-0.529***	-0.605***	-0.543***
			（0.171）	（0.179）	（0.208）
外出务工 占比			0.480*	0.288	0.244
			（0.278）	（0.323）	（0.380）
撂荒地类型				-1.331***	-1.341***
				（0.202）	（0.231）
土壤肥力				0.202**	0.432***
				（0.099）	（0.122）
是否平地				-0.201	-0.226
				（0.268）	（0.307）
常数项	-0.527***	1.124*	0.912	0.334	-3.132***
	（0.113）	（0.660）	（0.706）	（0.833）	（0.907）
观测值	284	269	261	258	240
县份固定 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伪R2	0.0181	0.0748	0.137	0.305	0.371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5.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重构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5.2.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党员精神谱系是红色文化精神内核的核心组成部分（杨明佳 等，2022），而红色文化作为非物质形态的精神财富，构成红色资源的灵魂与价值核心。在革命老区，老区精神是党员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王炳林 等，2024），党员群体是老区精神特质的直接体现，也是红色资源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因此，以党员身份作为红色资源的代理变量，可检验其对土地复耕激励作用的稳健性。

如表3所示，当将红色资源综合指数替换为农户党员身份变量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党员身份在1%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复耕行为（β=0.931，SE=0.226），且该效应随控制变量加入持续增强。尤其是在控制县份固定效应后，党员身份使农户参与复耕行为的概率显著提升34.4个百分点。尽管县份固定效应使伪R2升至0.406（基准模型为0.371），但核心结论未受影响。该结果验证了红色资源作用的稳健性。

表 3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Table 3 Replace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户是否复耕
	（1）	（2）	（3）	（4）	（5）
是否党员	0.739***	0.949***	0.892***	0.861***	0.931***
	（0.170）	（0.191）	（0.199）	（0.213）	（0.226）
常数项	-0.531***	1.314*	1.012	0.401	-2.938***
	（0.092）	（0.672）	（0.725）	（0.832）	（0.962）
观测值	284	269	261	258	240
县份固定 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伪R2	0.0513	0.126	0.175	0.331	0.406

注：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部分一致，下同。

5.2.2 重构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基于已有的指标系统，改用“红色资源强度”重新定义红色资源的赋值方式，即将“是否为军属家庭”“家庭成员有无战争经历”及“家中是否有祖辈加入红军”三个基础指标合成为0～3的连续变量以测度红色资源强度。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更改红色资源赋值方式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表 4 重构核心解释变量

Table 4 Reconstruct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户是否复耕
	（1）	（2）	（3）	（4）	（5）
红色资源 强度	0.202**	0.265***	0.261***	0.292***	0.209*
	（0.087）	（0.094）	（0.097）	（0.104）	（0.114）
常数项	-0.474***	1.257*	1.056	0.503	-3.027***
	（0.103）	（0.661）	（0.709）	（0.849）	（0.968）
观测值	284	269	261	258	240
县份固定 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伪R2	0.0143	0.0729	0.132	0.301	0.369

5.3 异质性分析

以往研究多强调从区域资源禀赋和个体特征视角考察政策效果差异，例如张科等（2023）指出红色资源的经济效应在资源禀赋较高地区更为突出，而唐宏等（2024）则发现土地细碎化程度制约了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为进一步探讨红色资源对农户复耕意愿的区域差异性和内在机制，本研究从红色资源禀赋、家族信仰与土地细碎化程度三个视角进行分类分析。

基于县域红色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分析。红色资源作为特殊的文化与历史资源，能够通过增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责任感，从而激励农户积极响应政府的土地复耕政策（吴武清，洪振瀚，2024）。因此，在红色资源禀赋越富集的地区，红色资源对农户复耕的激励效应更明显，使农户表现出更强的复耕意愿。本文将红色资源变量按中位数分组，将样本县域划分为高红色资源县域与低红色资源县域两个子样本，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低红色资源县域，高红色资源县域农户的复耕意愿受红色资源的正向影响在10%的水平下显著，符合理论预期。

基于家族信仰的异质性分析。家族信仰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强化个体对土地和社区的情感联结，从而促进集体行动（吴武清 等，2024）。因此，相较于无家族信仰的农户群体，有家族信仰的农户更倾向于响应地方政策，复耕意愿更强烈。本文根据农户是否具有家族信仰将样本划分为有家族信仰和无家族信仰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家族信仰的农户群体红色资源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显著水平为1%，进一步说明家族信仰对个体行为决策的重要调节作用。

基于土地细碎化的异质性分析。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农户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越低，农户面临的耕作成本和困难增加，从而抑制其响应政策的意愿（唐宏 等，2024）。因此，相较于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土地细碎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农户更易表现出较高的复耕意愿。本文利用亩均地块数衡量土地细碎化程度，并以其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土地细碎化程度高和低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在土地细碎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红色资源对农户复耕意愿的促进作用极为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土地资源禀赋在政策效应中的关键作用，符合理论预期。

表 5 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变量（4）	农户是否复耕
	（1）	（2）	（3）	（4）	（5）	（6）
	高红色资源县域	低红色资源县域	有家族 信仰	无家族 信仰	撂荒地地块多	撂荒地 地块少
红色资源	0.240*	0.041	0.344***	0.074	0.004	0.355***
	（0.126）	（0.110）	（0.117）	（0.120）	（0.136）	（0.108）
常数	0.764**	0.188	0.642*	0.634**	0.721*	0.793**
	（0.318）	（0.320）	（0.346）	（0.294）	（0.370）	（0.3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36	122	119	139	97	161
伪R2	0.364	0.325	0.372	0.430	0.477	0.351

6 结论与讨论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川陕革命老区13个县区284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Probit模型与机制检验，系统考察了红色资源对农户复耕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红色资源对农户复耕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拥有红色资源的农户复耕概率平均提高14.8个百分点，这一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及控制县域固定效应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该激励效应在不同情境下存在差异：在红色资源禀赋富集的县域、家族信仰较强烈的群体以及土地细碎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红色资源对农户复耕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6.2 政策启示

为有效治理农地撂荒，提高农户复耕复种积极性，守护国家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聚焦红色资源富集区，打造示范性复耕激励模式。在川陕革命老区等红色资源禀赋富集县域，系统整合当地革命遗址、纪念馆、历史故事等载体，将红色基因传承与土地保护复耕政策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激活乡土文化纽带，强化家族治理的正面引导作用。针对家族信仰较强烈的群体，政策设计应注重与乡土文化、家族伦理相衔接。鼓励基层政府与乡贤、家族长者合作，将守护耕地、复耕撂荒的责任意识融入村规民约、族规家训。利用家族内部影响力放大红色教育的正向激励效果。

协同推进土地整合与红色文化赋能，降低政策实施门槛。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小田改大田”等降低土地细碎化的工作中，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连片区域配套实施红色文化宣传与激励计划。降低农户复耕的客观障碍与主观顾虑，提升红色资源激励政策的边际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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