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在西方文学中，沙漠通常是荒芜与死亡的代名词，在犹太历史中，沙漠经常是一个神圣的启示场所。而在犹太女作家妮可·克劳斯的笔下，沙漠意象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内涵。书中的沙漠是规训之地，又是解放之野。它表面死寂，实则充满生机。它承载着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也隐喻着女性的个体生存困境，沙漠转化为一个生态女性主义的复杂符号。妮可·克劳斯（Nicole Krauss）作为美国新生代作家代表，其创作常融合文学性与哲学思辨。长篇小说《暗黑森林》创作于她的艺术成熟期，书中主角妮可步入中年，面临婚姻危机，且新作迟迟未能完成，处于创作瓶颈期。由于一系列机缘巧合，她被困于以色列沙漠。书中独特的沙漠意象涉及女性与生态之间的联系，巧妙地构建了一个生态女性主义的阐释空间。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理论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结，批判西方现代性中“征服自然”的男性中心叙事。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薇尔·普鲁姆伍德（Val Plumwood，1939—2008）提出了去中心化认知理论，反对将人类视为自然的唯一主体，主张打破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等级制[1]。强调自然包括动植物、生态系统等具有独立于人类评价的内在价值和自主性，如沙漠中地下水系的自主循环、植物的适应性生存策略等现象皆可印证。同时她也主张认知应从“支配—被支配”模式转向互惠关系模式，解构父权制对自然和女性的客体化机制，号召对自然和女性的关爱，倡导建立新的生态自我及伦理关怀[2]。

故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理论框架，欲重构沙漠这一传统上被男性叙事主导的文学空间。首先，沙漠被呈现为一个物理隔绝之地，外部环境的荒芜与女主角内在的创作困境和婚姻危机形成共振，同时沙漠规训着女性但是存在着解放的可能。其次，通过细腻的生态观察彻底解构了男性叙事中对沙漠荒芜的单一想象，揭示了其强大的生命网络，赋予自然和女性以独立于人类评价的内在价值与主体性[3]。最后，沙漠深刻交织着犹太文化中的启示传统，以及女性的边缘生存困境，也揭示了民族叙事与女性处境的差异——犹太男性在沙漠漂泊终获神圣救赎承诺，而女性的荒漠困境却需依靠自身觉醒与主动抉择。最终，妮可在沙漠通过反思和觉醒，逐渐找到自身的力量与存在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沙漠从一个看似荒芜之地，转化为女性自我重建的场域，彰显了自然界与女性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总而言之，沙漠作为一个富有多重内涵的空间，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其生命力，也促使我们思考女性如何在社会环境中借由内在的力量与觉醒，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主体性。

1 沙漠的生态隐喻

沙漠首先被呈现为一个物理空间上的隔绝之地，构成了小说的叙事背景，是一个通过空间对比、资源缺乏、社会联结断裂，以及视觉感受等多重维度建构出来的地方。

空间维度上，沙漠广阔无垠，在它面前，房子都显得如此渺小，以至于房子的存在本身都显得滑稽可笑。这“房子很小，小得让人想笑，别忘了四面都是沙漠。[4]”这句话中的“想笑”，充满了苦涩的意味。但这可笑的一方天地，竟是妮可唯一赖以存身的地方，而它之外，便是望不到头的荒漠。生存资源上，最基本的生命之源水也被沙漠同化和侵蚀。“水龙头流出的水呈褐色，就像从管道进来的是沙漠本身，而厨房的水龙头流出的水仅仅是浑浊和苦涩的。[4]”这里的比喻暗示着水不再是纯洁的，而是“沙漠本身”的延伸，沙漠正无孔不入地突破人为屏障，渗透进日常生活中，甚至渗透进人的血液里。与此同时，现代文明赖以联结的渠道被彻底截断。“我不可能给任何人打电话，因为我的电话没有任何信号。[4]”失效的手机信号象征着与人类社会网络、信息交流的分离，妮可处在一种原始的、绝对的隔绝境地。视觉维度上，荒漠“这里依然干燥荒芜，只有几处孤独的生活地点”[4]。“依然”一词，暗示了这种荒芜并非暂时状态，而是一种持久的存在。“孤独”则进一步将物理上的隔绝感延伸至心理与存在层面，表明生存于此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孤独，更泄露了妮可的心理状态。一个内心丰盈、充满希望的人可能会用“单独”来形容生活地点，而妮可用了“孤独”，这直接暴露了她的内心体验。故这种外部环境的隔绝，并未止步于物理层面，更透露了妮可的内心感受。

它与女主角妮可当时所陷入的创作困境和婚姻危机形成了共振。正如沙漠是贫瘠的，身为作家的她也没有灵感，外部环境的贫瘠成为她内部创造力的隐喻[5]。在创作上，她将写作比喻为“一艘沉没的船”，这种“沉没”喻示创作停滞的无尽头，与之前提到的无垠沙漠对应——两者都呈现出一种望不见尽头的状态。她无法从创作活动中获得精神突破，也无法在睡眠中得到身体与心理的恢复。“工作进展不顺，这让我经常感到焦虑”以及“我一直睡不好”[4]，失眠在这里可视作其内心焦虑的外化，表明她正承受着精神压力与生理失调的双重煎熬。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彼此交织，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灵感缺失导致写作停滞，写作停滞致使工作无法推进，停工进一步加剧焦虑情绪，而焦虑情绪又破坏睡眠质量，睡眠的紊乱又削弱其灵感生成的能力。这种恶性循环将妮可困于一种持续内耗的心理与创作困境之中，她越是焦虑于灵感枯竭，就越陷入更深的枯竭，难以挣脱。妮可坦言“如果我的写作是一艘沉没的船，更广阔的背景……就是我失败的婚姻。”[4]作为妻子，她也有着婚姻危机。结婚多年，此时两人皆“对婚姻失去了信心”“我和丈夫之间渐行渐远”，而曾经的对彼此的感觉与爱意“不是已经枯竭，就是受到了遏制”[4]。“枯竭”一词呼应了沙漠中水资源的匮乏，象征着这段婚姻丧失情感的滋养与活力。而“遏制”则暗示了封锁，如同沙漠中与其他人断开的联结，亲密关系中的表达被强行阻隔。更令人窒息的是“我们之间不允许发生冲突，更不用说愤怒了。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说出来……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无垠的孤独中”[4]。无法言说的情感或痛苦，如同书中那褐色、苦涩的水流，在婚姻的管道中暗自流淌、缓慢腐坏，表面风平浪静，内里却早已变质。这种强制性的沉默使她“回到了无垠的孤独中”，两者都指向一种隔绝且无法与外界建立有意义联结的境遇。这也解释了上面选择使用“孤独的生活地点”而非“僻静”“独立”或“单独”等中性词汇。因为“孤独”不仅描述了一种物理状态，更强烈地暗示了情感匮乏的心理真实，从而外化了妮可此刻被内外荒芜共同围困的精神困境。

此时，妮可承受着物理空间中的孤立、创作的停滞与婚姻的枯竭。它们共同作用，使沙漠呈现出一个规训的空间。规训的暴力在于它不需要高墙电网，而是在人的内心建立起挥之不去的规训场域。沙漠中狭小的房间与资源的匮乏规训着她的身体，限制其移动范围并控制其基本生存需求。创作上的枯竭与恶性循环规训着她的精神，使她陷入自我怀疑的煎熬之中。而婚姻中不允许冲突、不允许言说的常态，则规训着她的情感表达，压抑着真实感受的表达。而妮可此时也没有提过要离开沙漠、没有要放弃写作、没有想与丈夫离婚，外部沙漠的荒芜景象由此完成了向内部心理机制的转化，成为一个典型的福柯式规训场域。它并不直接施加暴力，而是通过环境、关系和自我的多重交织，使主体主动调适自身，最终自愿囚禁于这座牢笼之中，外部沙漠的荒芜，最终内化为一种精神上的囚笼。但是，沙漠同时却又蕴含着解放的可能，这片剥离了文明喧嚣的土地，意外地成了她摆脱模仿状态的契机。沙漠剥夺了复杂的社会性刺激如他人的评价，发烧又使她无力进行复杂的逻辑思考。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强行关闭了她通常依赖的、经过社会文化“翻译”的认知模式，并且之前提到的创作和婚姻问题也暂时被搁置，她开始在沙漠中内省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模仿别人的想法和行动。我做过或说过的那么多事都反映了自己周围人的一言一行。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我心中依然燃烧的生命的微光很快就会熄灭……后来我开始慢慢地学会用别人的眼光看待一切，学会模仿别人的言行，并模仿他们的言行来塑造自己的人生[4]。

文本揭示，妮可过去一直处于模仿周围人想法、言语和行为的状态之中，这或许是她获取安全感与认同感的方式。一直是“用别人的眼光看待一切、用他们的言行来塑造人生”的状态。模仿是社会化的结果，是逐渐被环境所规训的。模仿最终会导致自主性的缺失，此时自我被外部标准所定义，付出的代价是“心中依然燃烧的生命的微光”即将熄灭。这里的“生命微光”是自主意识、创造力和真实自我的隐喻。那么妮可作为一个作家，如果她的写作一直建立在“模仿其他作家”的基础上，那她的作品将缺乏灵魂，因为创作的本质是独特的个人表达。此时，沙漠以其原始的荒芜，剥离了社会强加于身的物欲与模仿逻辑，所有曾经充斥于她生活中的社会刺激、他人目光骤然消失，她没有可模仿的对象，也没有可参照的言行，从而获得了摆脱模仿的可能。同时发烧的她需要主动去体验世界，当大脑无法处理复杂信息时，身体的求生本能会将所有能量集中于基础的感官，她的感知体系被彻底重建。听觉上，她能听到自然的声音“风声”，建筑的“屋子的膨胀收缩”、微弱生命的频率“苍蝇的拍打”、甚至将视觉转化为听觉上的低沉声响“阳光在地板上的嬉戏声”。此时，听觉不再为社交功能服务，她倾听的是世界本身细微的声音。痛觉上，疼痛的性质改变了。它依然存在，但被她转化为一种迫使她聚焦的方式。“当疼痛难忍时……我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视力在变得敏锐……我的视力犹如锋利的剃刀，不管盯着的是什么东西，都无处遁形。[4]”这表明痛觉强行关闭了她所有的杂念，她的注意力只能被“强迫”停留在仅存的事物上，如墙上的污迹、窗上的斑点。在视觉上，“剃刀”的作用是分离。她直接看到微观、真实的物质细节，令其“无处遁形”。她分离了事物所有的文化标签与象征意义，直抵事物本身。这套感知改变的核心在于，通过剥夺复杂的社会性刺激，迫使感知回归最原始、最直接的状态，从而绕过了“他人眼光”的滤镜，让她不再是意义的被动接收者，而是以自身为主体，直接、独创地体验并确认自我与世界的真实存在。

此时妮可也越能感觉到自己的主体意识，中心转变为主角自己。就像她自己说的，“我直接观察世界上的事物，而不需要使它们服从于秩序。我只是以我自己生来就有的独创性看到了所有的事物，而不需要给它们赋予人的翻译。[4]”“人的翻译” 指的是社会文化赋予我们的那套认知滤镜，也就是前文分析的“模仿逻辑”。比如，我们看到一朵玫瑰花，会立刻想到“爱情”“美丽”等文化标签，而不是纯粹感知它的颜色、形态、质感。妮可在沙漠中，摆脱了这层“翻译”。她不再将事物“服从于”预先存在的、人类中心的“秩序”。她看到的墙上的污渍就是其本身，而不是“脏了”或“需要清洁”的符号。这个过程将她的自我从被动的意义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意义创造者和感知主体。世界的意义不再由外部社会赋予，而是由她此刻最原始的、最直接的感官体验来定义。中心彻底从“向外求”转变为了“向内求”。这里沙漠不再是单纯荒芜的风景地，它变成一个强大的、主动的、甚至具有启迪力量的能动者。它用其严酷和纯粹，强行拆解了妮可身上的社会枷锁。与此同时，妮可也不再是被动承受痛苦的弱者。发烧和不适反而成了她激活内在潜能、重塑感知的催化剂。她从一个被社会规则定义的人，变成为一个“有自己独创性”去观察世界的、充满“主动性”和“价值”的主体。

故而这里有着对沙漠和女性自主性的承认。生态女性主义强调自然与女性之间的连结，自然并非被动客体，而是具有自身价值和主动性，同样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被动地去感受一切的客体，而是同样需要有自身价值和主动性。此时妮可与沙漠形成了一种同盟关系，共同对抗着那种将生命“工具化”和“客体化”的模仿逻辑。

2 对男性叙事中荒芜想象的解构

关于沙漠这一荒漠题材，男性作家建构了一套以征服和逃避沙漠为核心的叙事范式，而女性作家则通过细腻的自然观察，发展出强调适应与共生的生态书写。19世纪美国工业化时期，工业革命在美国北部率先开展，南北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加速了西部开发[6]。面对城镇化带来的种种问题，男性作家开始怀念乡村田园和原始荒野，这种社会心理催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观照方式，即征服和逃避[7]。但在同样历史语境下，女性作家往往能发现被男性视角忽视的自然细节，在看似荒凉的环境中捕捉生命的律动，适应沙漠并与沙漠共生[8]。在书中，克劳斯对沙漠生态的细致描绘，彻底解构了男性叙事中的荒芜想象，她笔下的沙漠是有着内在自足的生态系统。

房子的一侧是一张刻满小刀划痕的野餐桌，背面是一口盖着的石井。一定有地下泉水或地下蓄水层，因为房子周围还有许多灌木丛，还有三四颗带刺的小树。也许是西番莲或金合欢。不久，雨会到达这里，沙漠也会绿茵覆盖样……我看到了许多动物，它们的饮用水源肯定就在附近。山里有长角的野山羊，还有一小群羚羊来啃食灌木丛，还见过一只沙狐，长着琥珀色的毛皮，大而尖的耳朵，小而薄的鼻子，匆匆地跑过……也有许多老鼠，它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4]

在妮可视角下，沙漠蕴含着丰富生命网络的自足生态系统，这片被男性作家视为荒芜的沙漠正悄然展现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在房屋背后那一口盖着的古井下，暗流涌动的地下水系如同沙漠跳动的脉搏，滋养着地表那些看似干枯却顽强生存的耐旱植物。文中提到的西番莲、金合欢，它们的生存既需要扎根于现有结构，又必须发展出自我保护机制。它们的存在证明，即使在最严苛的环境中，生命依然保持着自我组织、自我维持的主体性[9]。除了植物外，沙漠中还栖息着许多动物。野山羊和小羚羊群作为初级消费者，通过选择性啃食特定灌木来调控植物群落的分布与生长，它们的觅食行为不仅满足自身需求，更促进了植被的更新迭代。同时，羚羊群体的存在证明这个系统具备持续繁衍的生命力。沙狐作为捕食者匆匆穿梭在沙漠中，捕食小型动物维持着生态平衡，防止任何物种过度繁殖。老鼠群体则在地下构筑起复杂的巢穴网络，它们既是分解者参与有机质循环，又为其他捕食者提供食物来源。更为关键的是，所有生物都使用着地下水源，这个隐秘的水循环系统如同生命之网的中枢神经，维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不同营养级的生物通过捕食、竞争、共生等关系形成了精密的能量流动网络，每个物种都在主动参与并塑造着这个系统，而非被动适应。这种自我调节、自我维持的特性，以及代际延续的生命力，共同证明了这个沙漠生态系统是一个不依赖外界干预、能够自主维持平衡的自给自足的生命共同体。

与此同时，女作家眼中的沙漠生态系统展现了“自然的主体性”和“拒绝被客体化”的生态哲学意涵。自然主体性即每个生命体都具有独立于人类评价的内在价值。地下水系不受人类工程干预而自主循环，耐旱植物不因无人观赏就停止生长，动物不因人类缺席就改变社群法则。它们的存在价值根植于自身生命逻辑，而非人类的效用判断。整个沙漠生态系统展现出令人敬畏的自组织能力和内在价值，远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被动等待开发的“资源”，而是一个充满能动性和自主性的生命共同体。这些生命现象也表明了对客体化的拒绝。客体化指的是将具有主体性的存在降格为被动客体的系统性暴力，它同时作用于自然与女性。当人类将自然简化为待开发的资源、将女性物化为可支配的他者时，沙漠中的每个生命都在用自身存在证明，真正的生命永远不能被降格为被动客体[10]。当观察到沙狐、野山羊等动物在严酷环境中的生存时，妮可看到的不是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而是生命网络的相互扶持。因为书中每个物种的生存行为都在无意中为其他生命创造生存条件，比如沙狐的存在稳定的老鼠数量，而鼠群的存在又确保了沙狐幼崽的存活率。生命价值不在于孤立的强大，而在于与其他生命形式的联结。这片沙漠生态系统，它证明生命价值从不依附于支配者的定义，也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物质载体。那些沙漠植物恰如在社会中挣扎着向前的女性，动物们建立的复杂生存网络，则隐喻女性在社会中发展出的互助智慧和适应伦理。当沙漠中的每个生命都在自主决定其存在方式时，它们实际上为所有被压迫者指明了一条解放路径——不是通过乞求支配者的承认，而是通过向内求，坚持自身存在的完整性与创造性。

在男性荒漠叙事传统中，疾病往往与脆弱、失败、濒临死亡挂钩。疾病意味主体失去对环境和身体控制权，征服失败，故事结束[11]。而女作家克劳斯笔下的妮可彻底颠覆了这一传统，因为女主妮可在发烧时认为自己精力充沛，觉得生病是健康的。在对感受的定义上，“相反，在生病中，有时候我感觉自己精力充沛。我想，我觉得比小时候更有活力。[4]”具体来说，发烧导致的高体温加速了新陈代谢，“唤醒”了她的身体系统。这与前一段分析的感官变得极度敏锐直接相关，比如拥有剃刀般的视力，这种强烈的存在感，让她感觉“精力充沛”“比小时候更有活力”。在对痛苦的定义上，“这种痛苦、这种自我的剥皮或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不会对我造成伤害。”发烧痛苦但不会造成伤害，是因为“剥皮”剥去的是她长期以来为融入社会而戴上的面具、模仿的言行、通过他人之眼看待世界的滤镜。因此，这种痛苦不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伤害的不是她的本质，恰恰相反，它是在清除伤害她本质的东西。她找到了被社会身份掩埋的、本真的自我[12]。在对疾病的定义上，“因为我相信我的疾病——无论它是什么——也是一种健康的形式。[4]”社会定义的“健康”，是一个能正常模仿、功能化运作的个体，但这在精神上可能是麻木的，是一种“病态”。而她当下的“疾病”，虽然生理上痛苦，但精神上是健康的，此时她能真实感受痛苦、并在此过程中找到自我，远比一个麻木地“正常运行”的社会成员更为健康。沙漠和疾病在女性视角下不再是需要击败的“敌人”，故事的冲突模式从“人与环境”转化为“旧我与新我”。因此，疾病的到来非但不是故事的终结，恰恰是新主角，即本真的妮可的新开始。疾病没有让她失去控制权，反而让她重新夺回了对自我感知和意识的主导权。正如沙漠生态系统拒绝被简化为荒芜的客体，发烧中的意识也拒绝被降格为单纯的病理现象，而是坚持其作为另类认知通道的主体性价值。在发烧最厉害的时候，妮可看到了一只在头顶盘旋的鹰。

我一定是在发烧最厉害的时候走到了距离房子有半英里远的地方，压根不知道怎么到了那里。我望着天空中的一个黑点，以为那是一只在头顶盘旋的鹰。它大声叫着，仿佛是我发出的叫声。我突然感到自己肺部后面正在紧绷的是快乐。[4]

书中鹰是自由的化身，因为它不受大地束缚，这象征着妮可渴望摆脱的日常琐碎和模仿逻辑。鹰从高空俯瞰，拥有最广阔的视野。这隐喻妮可在高烧中，获得了一种超越日常琐碎和痛苦的视角，她正在重新审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这只鹰大声叫着，她感觉那是自己的叫声。这是因为在生病状态下，她的自我意识不再局限于肉体，仿佛自己的灵魂已经出窍。鹰不再是一个“他者”，而是另一个层面的“我”，强调了她主动地代入[13]。鹰替她喊出了挣扎、痛苦以及挣脱束缚的强烈渴望。肺部是呼吸之源，紧绷通常意味着窒息、困难或病痛。在高烧中她肺部清晰的“紧绷感”反而无比强烈地提醒着她自己身体和意识的存在。这种感觉虽然不适，但却异常真实，让她清晰地感知到“我还在，我还活着，我正在强烈地感受着”，她并没有被动地忍受这种不适。相反，她主动地赋予这种感觉一个全新的、积极的意义。就像跑步时心跳加速、肌肉灼烧的感觉，那虽然是累的，但也是充满活力的，所以妮可说紧绷的是快乐。

反观男性作家笔下的鸟，以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为例，哈里男主在濒临死亡之际遇到秃鹫，死亡气息十分浓厚。开篇就提到天空中盘旋的大鸟，之后细节也暗示了是秃鹫，“‘别说傻话了，我眼看就要死了，问问那帮狗日的’他朝那些脏兮兮的鸟蹲着的地方望去，它们光秃秃的脑袋埋在耸起的羽毛里[14]”。秃鹫在男性叙事中通常是恐惧和死亡的投射对象，这种认知根植于西方父权文化对自然的二元对立想象——将猛禽妖魔化为生命的掠夺者。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人与秃鹰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秃鹫是耐心的猎食者，哈里是将死的猎物。秃鹫在天空盘旋，他们之间是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哈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被观看”“被等待”的对象，这种关系强调了他的被动性和无力感。秃鹫的出现是为了宣告哈里生命的即将终结、梦想的破灭和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它标志着叙事正向一个不可避免的、向下的终点滑落，而此时哈里对死亡临近的感受也越来越明显。“就在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这个念头伴随着一股冲击而至，但这冲击既不像流水，也不像一阵风，那是一股带有恶臭的、突如其来的空虚感。”哈里跟妮可一样，身体都到了一定的极限，但是围绕在哈里脑海里的却是“空虚”。这是因为在面对死亡时，哈里其内心世界无法提供任何替代性的精神资源，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秃鹫盘旋，等待死亡的降临。他沦为一个被环境吞噬、被动等待的客体，生命自然就只剩下虚无。而妮可并非因外部环境而坠入虚无，而是通过摒弃社会模仿，转而向内求，从强大的内在汲取力量，最终完成了从被动承受者到主动创造者的蜕变。

所以，女作家笔下的鹰，消解了将自然他者化、妖魔化的二元对立想象。疾病不再是等待被外部力量影响的被动过程，而是主动向内探索、烧却社会伪装的契机。痛苦不再是意义的终结，而是感知锐化、生命力迸发的方式。而曾经被定义为“虚无”的极限境遇，也因此被重新赋义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场域。在这里，个体得以摆脱一切外部定义，仅仅依靠本真自身，便能完成从客体到主体、从模仿到摆脱、从濒死到新生的飞跃。

3 沙漠交织的生态女性与犹太背景

除了生态与性别维度，克劳斯的犹太身份也不能视而不见，她选择以色列沙漠作为叙事空间绝非偶然的地理选择，而是蕴含着对边缘群体的深刻思考。沙漠代表着资源匮乏、被主流忽视、环境严酷，象征犹太人和女性等边缘群体的生存条件。犹太人素来也有沙漠里的仙人掌之称，沙漠暗示着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但仙人掌也强调犹太群体在艰苦环境中的顽强生命力[15]。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长期处于文化和权力的边缘，她们的声音和主体性被忽视，也是边缘群体。

妮可在沙漠中的感知与觉醒，象征了女性在边缘地带爆发出的顽强生命力。书中妮可思考着如果抛开这两种身份，会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一个站在沙漠里完全脱离了自己、脱离了旧秩序的犹太人，那将永远是不同的东西不是吗？[4]”脱离自己指的是脱离自己的身份，不再是某某人的妻子或者母亲。“脱离了这个旧秩序”指的是挣脱了主流群体的规则体系，挣脱了他者来定义自我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是犹太人在非犹太主体民族社会中为了生存而形成的，基于流散经历，是绝大多数民族所没有的[16]。大多数主体民族的自我认知是直接的，比如是美国人、法国人、中国人。这里的旧秩序意味着作为边缘群体，他们处在永远作为“客民”、永远作为被审视的“他者”的处境中。那么，当一个女人不再通过“与男性相关的身份”来看自己时，当一个犹太人不再通过“非犹太世界的目光”来看自己时，那将是不同的东西。不同是因为当“他者”的目光消失后，身份不再是一个需要回答的抽象问题，而是一种具体的、源自生命本身的体验，此时是实现其真本性的契机。这里暗含着对于所有边缘群体困境的解放路径，即真正的出路不是依然默认并受困于“他者”制定的规则，而是脱离那套规则，回归到生命最直接的体验中去，从“我”出发，重新定义“我是谁”。

沙漠是边缘群体获得解放的契机，但是只能是在沙漠中才能获得解放吗？书中妮可就指出了这一问题。“难道只有在以色列，犹太人才能真正成为犹太人吗？[4]”在以色列，犹太人作为主体民族，个体确实能摆脱流散地的“旧秩序”，不再是“他者”。但是身份的解放并非简单地通过更改地理位置就能自动实现。以色列确实提供了外部条件，但内心的解放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即使这个人在以色列，如果内心仍未摆脱“他者目光”，依然用以前的思维模式来定义自己，那么他仍然是精神上的“流散者”。克劳斯在这里暗示着，以色列沙漠作为一个真实的物理环境，它只是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个体有机会去练习一种不依赖于他者目光的、主体性的存在方式[17]。但是真正的自由并非依赖于现实中的极端环境，而是应该要有一种“向内求”的心态，个体能凭借自身体验、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所以女性群体和犹太群体都不应该逃避社会，不作为被动的“客体”被塑造，而是拥有稳定的“主体”内核，主动去参与和创造。

结合宗教史观来看，沙漠是犹太民族获得启示的关键场域。在《出埃及记》中，犹太人在西奈荒野漂泊40年，当时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默默忍受着物质匮乏的考验，但是在没有固定社会结构的荒野中，犹太人得以摆脱埃及的奴隶身份限制，逐步形成自治的部落联盟，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塑造民族认同[18]，沙漠成了一个神圣启示的空间。男性先知以利亚、摩西等都在沙漠中获得重要启示，这种宗教记忆深深烙印在犹太文化基因中。同样，《暗黑森林》中的沙漠描写延续了这一传统。书中的沙漠对女性来说也是充满启示之所，妮可跟《出埃及记》中的犹太群体一样，只能默默忍受着物质匮乏的考验，同时又塑造着自我认同。但是《出埃及记》中犹太群体的获得启示是通过男性先知的，妮可却不是，她进行的是一场“个人的出埃及记”。即她所要脱离的“埃及”，不仅是沙漠这一地点，更具体指向了犹太文化传统中对女性构成的特定角色期待，是从民族内部性别结构中的自我放逐。因为在《圣经》故事里，从摩西到以利亚，接受神启的总是男性领袖，而女性要么如米利暗般被边缘化，要么像夏甲那样成为被动承受者。而《暗黑森林》里的妮可得到启示不是通过男性先知，而是通过普通女性的主动体验，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平民化、女性化的启示模式，故启示不再专属于男性，女性也可以通过与自然互动中获得启示，克劳斯在这里暗含着将主体性垄断于特定男性的反抗，承认女性的认知能力。

犹太民族的流散经历虽然充满艰辛，但在宗教文本中却被赋予神圣目的与集体被救赎的结局，《出埃及记》中的沙漠漂泊最终导向应许之地，带有终极目标，并被叙述为通往救赎的必经之路。而妮可所代表的女性群体则缺乏这种“救赎脚本”。女性的沙漠漂泊并没有导向“应许之地”，因为书中的妮可的行动是自主的、自发的，她不依赖于任何外部许诺的“福地”，也非等待某种神圣力量的拯救。此外，虽然犹太群体和女性都是边缘群体，犹太人的边缘性通过以色列建国和国家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而对于缺乏历史性救赎脚本的女性群体而言，女性身份在职场、家庭及社会期待中，仍常是需要额外克服的障碍，而现实生活中女性与男性的不对等仍在全球范围内延续，这种不对等渗透于日常细节。克劳斯所描绘的这种不依托于宏大历史叙事、转而向内求的选择，对于缺乏“救赎脚本”的女性群体而言，显得尤为珍贵和有力。它提供了另一种破局方法，即每一个个体都需要有“向内求”的勇气，解放不再是等待被一个集体命运引领至某个许诺的终点，也不是等待神的救赎，而是依靠自身力量，在困境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克劳斯将妮可的犹太身份与女性身份交织，两者有共同之处，比如都暗示了边缘群体的困境，但解构了传统犹太叙事中沙漠作为“男性先知领受神启、通往应许之地”的集体救赎范式，转而让一位普通女性不依赖外部赐福、不寄托宏大历史。在这个意义上，选择犹太沙漠不是地域局限，恰恰相反，它是对其深厚文化意涵的运用，借此表明，真正的启示永远始于个体向内求索、并敢于亲手从自身苦难中开创意义。

4 结语

在《暗黑森林》中，沙漠是一个物理隔绝和规训的场所，但也存在解放的可能，是妮可重新发现自我主体性的关键场域。同时，作品通过解构男性叙事中的荒芜想象，赋予沙漠以丰富的生命网络和自然主体性，将自然与女性相连结。揭示了女性如何在看似荒芜的环境中寻找内在力量，在压迫性环境中发展出独特的韧性，并通过互助与适应实现自我价值。此外，基于作家的犹太身份背景，作品将民族历史与女性经验相结合，为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提供了隐喻性解读。妮可在沙漠中的觉醒过程，并非对现实的妥协，而是基于内在觉醒后的自主抉择，呼应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主张，即真正的解放不在于逃离社会，而在于打破权力结构，重塑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社群的关系。

在生态危机与性别不平等依然严峻的今天，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审视沙漠意象，有助于理解女性从自然中汲取智慧，拒绝被动客体化，同时以批判性思维重新审视文化传统与社会角色，从而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寻找平衡与解放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Plumwood，Val．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M］．London：Routledge，1993：15-18.

[2] 方堃．薇尔·普鲁姆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评析［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1.

[3] 郭晓芬．生态女性主义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0.

[4] 妮可·克劳斯．暗黑森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39-245.

[5] 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77-80.

[6]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12-115.

[7] Buell，Lawrence．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8] 方荣．女性自然文学传统下玛丽·奥斯汀的荒漠书写［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21.

[9] Glotfelty，Cheryll，Fromm，et al．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G］．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56-60.

[10] Gaard，Greta．Ecofeminism Revisited：Rejecting Essentialism and Re-Placing Species in a Material Feminist Environmentalism［J］．Feminist Formations，2011，23（2）：26-53.

[11] 袁杰．走向消失的存在：现象学与德里罗的沙漠书写［J］．外国文学，2020（2）：66-77.

[12] Warren，Karen J．Ecofeminist Philosophy：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M］．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88-92.

[13] 于文秀．超越平等与差异：重塑理性与自我——评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J］．文艺研究，2017（1）：152-160.

[14] 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M］// 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4.

[15] 徐向群．沙漠中的仙人掌——犹太素描［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33-35.

[16] 敬南菲．出路，还是幻象：从《应许之地》《店员》《美国牧歌》看犹太人的美国梦寻［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17] 敬南菲．谁的巴勒斯坦：《不速之客》的空间与记忆书写［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45（5）：36-44，160.

[18] 高天琪.《出埃及记》中的耶和华形象与犹太民族身份建构［J］．以色列研究，2021（00）：8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