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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史中，唐代是一个高度文明、开放的时代。唐朝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与繁荣的经济文化，是亚洲乃至世界的一流强国。唐周边的国家效仿唐代优越的制度和文化，与唐建立邦交。在这个过程中，据中日史料如《旧唐书》《新唐书》和《日本书纪》中记载，日本在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多次大规模派遣使节到唐朝进行文化学习、观摩。关于遣唐使的派遣次数，传统学界存在争议。最新研究通过文献考证与考古互证，形成了新的共识，即公元630年至894年日本共正式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因航海风险、唐朝政局等因素未能成行4次，实际抵达唐朝15次。其中，李广志在《日本遣唐使研究》中，以日本遣唐使群体为核心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渡海赴唐的历程，生动地还原了唐朝时期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深度交往的历史全貌。此外，还通过考证纠正了“第十九次遣唐使经明州航线”的传统讹传。[1]唐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涉及政治、制度、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日本模仿唐朝的制度，进行了大化改新，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唐代以后，日本人仍称呼中国人为唐人，说明唐在日本人的认知中是外国的代名词。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有选择地消化吸收。

学界关于日本遣唐使的研究，应该是近一百年的事。中日史书中记录的遣唐使，是纪实性叙述，不能称之为研究。从20世纪开始，一些学者就对遣唐使的次数、路线、人物、学习和交流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2]。日本学者对于遣唐使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早期以森克己《遣唐使》为代表[3]。此后，对日本学者遣唐使的史料整理汇编，以及运用考古资料开展新的课题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关于日本吸收唐文化的情况，学界涉及比较全面的研究如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以时间为轴，从典章制度、宗教文学、工艺技术等多个角度，详尽考述了奈良、平安时代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历程[4]。阎焰通过对吉备真备书丹《李训墓志》的考证，揭示了遣唐使在唐担任官职的具体情况，印证日本对唐官制的学习并非机械照搬，而是结合本土政治需求进行调整[5]。学界以往对唐代中日关系史总论方面的研究，侧重于论述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如陈志贵《试论唐代中日关系》论述了日本奈良时代对唐朝文化的全面吸收和平安时代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6]，贺昌群的《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聚焦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系统阐述唐文化通过遣唐使、留学僧等推动日本文明从原始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7]。但是文化并非单向流通，影响是双向的。本文在梳理中日文化交流线索的同时，论述日本学习、吸收中华文明对我国的影响和对现如今如何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

2 中日两国交往概述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地理上的毗邻为早期文明交流提供了天然条件。早在新石器时代，日本便通过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进行物质交换，绳文时代晚期出土的玉琮、青铜剑等器物，其形制与长江流域良渚文化、中原夏商文明遗存高度吻合，印证了早期文化传播的痕迹。秦汉时期，中日交往进入文献可考的阶段。《汉书·地理志》最早云：“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8]两国的正式往来，应从东汉初年开始算起。公元57年，就有使者到达东汉首都洛阳，光武帝赐予“汉倭奴国”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明确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9]当时的日本已经很注重向中国学习。如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中所说；“日本社会就如同婴儿寻求母乳般的、如饥似渴地吸收朝鲜与中国先进文明，不久，就从蒙昧阶段跨进了文明阶段。”[10]三国魏时，中日两国也有往来，《隋书·倭国传》中记载：“倭国……魏时，译通中国……汉光武时，遣使入朝，自称大夫。安帝时，又遣使朝贡，谓之倭奴国。恒、灵之间，其国大乱……自魏至于齐梁，代与中国相通。”[11]到南朝时，日本使者到中国的次数大增，公元421年，倭王“讃”向南朝宋朝贡并赐予称号，公元438年，倭王“珍”自命称号请南朝宋皇帝批准。[10]随着中日往来的增加，中国的儒家学说、佛教、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逐渐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早在五世纪前期，日本已逐渐进入文明的阶段。

隋朝统一后，日本开始派遣遣唐使进入中国，其中，在《隋书·倭国传》中，记载了双方交流情况，兹摘抄如下：

开皇二十年，侨王性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琴鸡弥，遣使诣阔。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枷跌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11］

日本史料中没有这次相关的记载，而607年这次入唐，双方均有记载，因此比较多的说法将607年作为遣唐使元年。隋朝文化传入日本，影响日本的方方面面。唐代之前中日之间的频繁交流，为唐代的中日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唐代中日之间的交往

隋朝灭亡后，唐王朝建立，开始进入中日交流的黄金时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官方使团，兼具外交与文化使命。但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只有比较简略的记载，对每次派遣的具体内容如人物、线路，以及具体情况并未提及。而在日本的史书中则有更详细的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详细的史实。中国有关遣唐使的记载在官修史书，但篇幅不大，均在外国传记中，为介绍和叙述性记载。唐代的史书均成书于宋代，因此反映的为宋人的认知。而日本的史书记载得较为详细，可以补充中国史书记载的不足，使得后人的研究得以不会散失史实。而中日史书记载详细程度的不同，可以反映出当时对于与日本往来，并没有重视，因此记载相对简单。而日本详尽的记载也侧面反映出唐代时期中国文化对四周的影响力和日本对于学习吸收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视。

遣唐使的发展可分为初期探索阶段、全盛期和调整期三个阶段，具体情况如下。

初期探索阶段（630—663年）以学习政治制度为核心。630年，日本明确使节为犬上御田锹与药师惠日，为首次正式遣唐使。在《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中记载：

贞观五年，遣使献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12］

以上记载说明唐朝以册封为前提，予以免除每年朝贡的待遇。而日本的史书则把具体的时间和遣使姓名和身份记载得很详细。《日本书纪》载：“秋八月，葵已朔，丁酉，以大仁犬上御田耘、大仁药师惠日遗于大唐。遣唐使回国后，奏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13]并参与制定日本《近江令》。645年的大化改新，核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均熟知唐制，仿照改革。此次改革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土地国有制等均脱胎于唐制。日本遣唐使大部分被统治者安排在中央朝廷的重要位置，将在唐代学习的内容用于建设国家，大化改新，使日本取得了各个领域的进步并进入了封建社会。著名文学家庞朴先生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体现，具有独特的性格和历史，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附着在物质上的意识形态[14]。日本全面吸收了唐代文化，包括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典籍交流、唐诗、汉字、佛教、建筑等。然而，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具有主体性和选择性，关于唐朝尊崇的道教，日本虽也引进了道教知识和巫术，但是对道士赴日、教团道教却有很强的戒备心。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日本聘请鉴真赴日得到了许可，但当唐玄宗要求道士也同行时，便撤回了申请，最终鉴真不得不以偷渡的方式赴日。［15］

全盛期（702—777年）实现了全方位文化吸收。公元702年日本第七次派遣唐使粟田真人入唐，《新唐书·日本传》称其“能属文，进止有容”，武则天“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这一时期的留学生成为文化传播的关键载体，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便是典型代表。阿倍仲麻吕于717年入唐，“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16]，入国子监太学攻读儒家经典并一举考中进士，历任左拾遗、秘书监等职，成为首位担任大唐秘书监的外国人。吉备真备两次入唐，带回《大衍历》《唐礼》等典籍，归国后讲释经史，推动日本历法革新与礼仪建设。

调整期（804—838年）呈现选择性吸收特征。804年空海、最澄随遣唐使入唐，空海在长安青龙寺师从惠果大师学习密法，归国后创立真言宗；最澄在天台山研习佛法，将天台宗传入日本。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团中，以留学僧、学问僧为主[17]，反映出日本从“全盘照搬”到“按需学习”的转变。894年，菅原道真上奏朝廷,请求诸公卿议定遣唐使的进止，标志着这一制度的终结。

纵观遣唐使的派遣与入唐者的情况，可以发现日本真正热心于唐朝学问艺术并积极吸收是在胜宝年间以前。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755-763年）爆发后，僧侣暂且不议，长期留学生人数减少，短期请益生占据主流。

大唐对日本的深远影响，不但深藏于整个日本文化中不可割舍的中国文化底蕴之中，更是体现在当代日本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日本教科书中不乏如下一些唐诗名作：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杜甫的《春望》、张继的《枫桥夜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也有一般中国人不太熟悉的张志和的《渔歌子》等。在现代日本人的餐桌上，随处可见“唐”字。如南瓜叫“唐茄子”，胡椒叫“唐辛子”，黄瓜、芝麻等则直接用唐人的叫法“胡瓜”“胡麻”等表述。据考证，日语“料理”一词中的“料”和“理”均为唐宋时期的用语［18］。

4 唐代中日交流的影响与互动

有关唐代中日交流带来的影响，学界多讨论的是对日本的影响，比较忽视中日交流对中国带来的影响。首先，日本在吸收唐代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体系，其中部分内容为中国本土后续变迁中较少见，因而在日本文献与实物中保存较为完整。两国文化交流并非单向传播，即唐朝文化全方位影响日本文化。在19世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学说，认为中国的唐代文化在唐宋之后逐渐南移并消失，而后传播到日本并在那里得以保存[19]。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复制和保存了唐代文化。如前文提到，遣唐使的研究在日本的史料记载得更为详细，有助于学界的进一步研究。现如今，日本的茶道文化、相扑、围棋、汉字、建筑，在日本的各个角落，依然可以找到唐文化的影子。唐文化在日本得到系统保存与延续，并融入其民族文化发展中。这种文化与创新的融合，让日本在保留唐朝文化精髓的同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首先，唐代文化的输入推动日本实现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在政治制度方面，日本以唐律为蓝本制定了《大宝律令》（701年）和《养老律令》（718年），《大宝律令》共11卷，其篇目“名例、卫禁、职制、户婚”等与《唐律疏议》基本一致，仅在“同姓不婚”“刑罚轻重”等方面根据本土情况进行了调整。在官僚体系上，日本仿照唐制设立“八省一台”，其中太政官对应唐朝的三省六部，弹正台则相当于御史台，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架构。

经济上来说，中日交流也促进了中国的商路繁荣与经济发展。且其经济往来的人员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官方政府，甚至包括了当时民间的商人。两国的官方经济往来均以“朝贡”“回访”为形式，遣唐使对唐朝进呈礼物，唐朝则照例回敬礼物，且根据不同级别使节各有不同赏赐，是一种用国际礼仪形式来进行官营的贸易。《伊吉博德书》中也有提道:“所朝诸蕃之中，倭最胜”。[13]意思就是指唐朝在对外贸易当中，把日本使置于东边第一的位置。唐朝中日使者进行政治外交和文化思想交流活动，也是当时两国之间的友谊象征。在对外交流中也是极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日本输入中国的商品有木材、硫磺、砂金刀、扇、漆器等。1970年10月，在西安南郊出土了唐玄宗时期的文物，其中有五枚日本钱币，又叫“和同开弥”，据郭沫若先生考证，银币于公元708年铸造，公元716年传入中国，说明日本钱币当时也在中国流通。［20］

中日的文化往来，也树立了唐朝的大国风范，加强了唐朝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其国家理念和政治制度对周边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促进了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大化改新，就是一场古代日本以学习和模仿中国唐朝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次改革为日本确立了一套在当时颇为先进的管理体制，使日本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为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是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与日本的交往，展现了我国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强大的国力。在唐代的中日交往中，主要是输入文化，到了宋代以后，日本文化逐渐影响到中国。例如，唐以后的日本文学作品传入中国。五代时期，纪长谷雄、橘广相。都良香等人的诗歌和小野道风的书法开始在中国流传。宋代时，日本绘画“大和绘”传入中国，日本折扇上的山水人物画，反映了日本的绘画技艺。输入中国的日本宝刀，也是精致优美。此外，日本还保留了大量中国的文献作品，如《群书治要》《文馆词林》《王勃诗序》等著作，得以流传。另外，日本留学僧人写下了大量游记，如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展示当时唐代的生活全景。释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了经济、文化、宗教、交通、地理、风俗以及中日关系的珍贵史料。

此外，日本留学生的到来，也加强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代表人物为阿倍仲麻吕，他活跃于8世纪中上期的中日外交、人员往来及汉文学等多元领域，并与中国文人学士如李白﹑王维交情深厚，留下了许多友好交往的佳话与诗歌，如李白的《哭晁衡卿》，“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一句，彰显了两人超越国籍的真挚感情。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中“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感叹别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较之同期遣唐人员,阿倍仲麻吕在唐入太学、中科举，进而久居要职、历仕三朝的官宦履历,以及漂泊安南、永居唐土、埋骨长安的传奇生涯,使其成为中日关系史及东亚人物往来史上的特殊存在。

唐代中日交流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日本文化元素的传入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宗教领域，日本真言宗的回传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845年会昌法难后，中原佛教遭受重创，而空海创立的真言宗成为晚唐佛教复兴的重要力量。青龙寺遗址出土的“大日如来”石雕底座，其莲花纹饰融合了日本神道教的日月元素[21]，展现了教义传播中的双向融合。

典籍文献的回流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的空白。据日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9世纪末日本存有的汉籍达1579部、16000多卷[22]，其中部分典籍因战乱在中国大陆散佚。如《唐六典》在唐代仅存抄本，流传不广，而日本保存的“养老抄本”成为宋代以后中国校勘《唐六典》的重要依据。阿倍仲麻吕在担任秘书监期间，“协助日本遣唐使购求汉籍，促成大量典籍东传”[15]，而这些典籍在后世通过书籍回流重返中国，如清代杨守敬从日本带回的《文馆词林》残卷，为研究初唐文学提供了珍贵资料。

纵观日本吸收唐代文化实现社会进步的事迹，对于我们中国现如今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加强世界文化交流也有一些启示。唐代中日交流构建了东亚文明互鉴的典范，其核心特征在于“包容开放”与“因地制宜”的辩证统一。唐朝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日本使者，允许阿倍仲麻吕等外国人担任高官，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而日本在学习唐文化时，并非全盘照搬，而是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如在科举制上保留了贵族选官传统，未完全采纳唐制，形成了“和魂汉才”的文化融合路径。这种交流模式证明，吸收外来文化，最重要的是不能全盘照搬，而是要选择性的吸收。

日本模仿唐朝宗教制度而没有取道教，学习唐朝国家制度，而不设宦官，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在学习外来文化时的选择性。在文化上，古代日本曾是中国的学生，但是由于其辛勤努力，最后竟是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老师，正对应中国的古训：“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日本在吸收中国武术元素的基础上，发展出柔道这一体育体系。由《长恨歌》中的小故事而写成《源氏物语》这样的长篇小说，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后发扬光大的成功例子。宋代以后，我们仍然与日本保持密切交流，进行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宋朝时期，官方往来虽然不如唐朝，但是民间来往和佛教传播却更加频繁。日本僧侣曾多次觐见宋朝皇帝，起到了使节的作用，他们介绍日本的民俗风物，同时接受皇帝的赏赐与封号。太宗时，日本僧人奝然来华。《宋史》云：“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23]宋人对日本人的形象往往从日本僧侣获得。宋代文学作品中多刻画日本人一心修佛、为佛献身的精神。宋代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就赞扬了日本僧人安觉刻苦修佛的精神[24]明清时期中国对外交流趋于收缩，同时日本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近代化转型，中日国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这启示我们，文化是流动的，我们在保持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借鉴观摩、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保持中华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5 结语

从中日交往、交流的历史来看，隋唐时期是继南朝时期后，时隔120年重新恢复交流的时代，也是两国交流的黄金时代。该时期，唐代文化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涵盖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创新、文化的吸收与发展。而在其中，遣唐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遣唐使来维持两国间的交流，因此，“遣唐使”也成为中日交流的代名词。唐代中日文化交流构建了官方主导、民间参与、多维度的交流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唐朝的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科技艺术通过日本使者的学习与传播，深刻塑造了日本的社会形态，推动其完成了文明转型；而日本文化的反向输入，如典籍回流、宗教改良等，也为中国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双向互鉴、共同发展”的文明交流模式。而中日交流，不仅是对日本影响很大，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日本保存了中华文化的一些瑰宝，扩大了唐代文化的影响力乃至影响整个东亚交流圈。而唐朝时期，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心态，也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塑造了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品格，提升了唐代的国际影响力。同时，遣唐使在来唐朝学习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民间经济贸易的发展，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唐代留学生的到来，也带动了学习风气，以阿倍仲麻吕为代表，与中国诗人交情深厚，并留下了传世著作与佳话。而日本受唐代文化影响较深，到宋元明清时期，也双向流动影响了中国。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并在日本选择性吸收并消化唐代文化中得到一些启示，文化不应该是故步自封的，而是流动的，我们在保持、发扬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民族优秀的文化，维系中华文化的传承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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