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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历史情境下，乡风文明作为“五大振兴”的铸魂工程，被赋予形塑基层社会秩序与公共精神的重任。当前，部分地区仍存在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同时面临乡村人口外流、公共参与不足等挑战，对乡风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培育深层文化自觉，是亟待破解的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政策话语持续升级，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首次以国家规划形式提出“推进移风易俗”；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推动形成文明乡风”；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单列“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专条，明确“用好红色资源、培育文明乡风”，标志着红色文化由柔性倡导上升为制度刚性。红色文化所涵养的平等互助、艰苦奋斗等核心价值，与当前乡风文明建设的关键痛点具有高度耦合性。然而，实践层面长期存在同质化植入、碎片化陈列与单向度灌输等路径依赖，致使其难以转化为农民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鉴于我国红色资源禀赋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本文以皖南军垦旧地、珠三角革命老村与华北平原红色家园为典型样本，聚焦核心议题“差异化红色资源通过何种有效路径实现由历史记忆向文明基因的创造性转化，进而赋能乡风文明建设并重塑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2 相关研究回顾

2.1 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及其当代转化研究

国内学界对红色文化的界定已突破单一革命叙事，形成“物质—制度—精神”三维框架。物质维度强调遗址、文物与档案的史料价值；制度维度聚焦革命时期形成的组织原则与治理范式；精神维度则提炼出艰苦奋斗、集体主义与科学革新等核心价值[1]。在当代转化议题上，研究呈现两条路径，一是“教育化”问题，即将红色资源纳入学校、干部与党员教育体系，强化政治认同［2，3］；二是“产业化”问题，通过红色旅游、文创产品与数字媒介实现经济价值再生产[4]。然而，既有成果多停留在应然论证，对红色文化嵌入乡村日常治理的微观机制与可持续路径关注不足，尤其缺乏对区域资源差异如何影响转化效能的探讨。

2.2 乡风文明建设的演进脉络与当代挑战

乡风文明研究历经“道德教化—制度规制—文化治理”三次范式转换[5]。传统时期侧重儒家伦理与乡规民约的教化功能［6，7］；集体化时代依托国家权力对婚丧礼仪进行刚性约束；进入21世纪后，研究转向文化治理视角，强调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互动[8]。近期文献集中揭示三大挑战，一是村规民约等工具因缺乏内生性而流于形式；二是移风易俗政策与地方知识断裂，导致农民被动接受而非主动认同；三是人口外流弱化村庄公共性，使文明创建成为“干部干、群众看”的行政任务。

2.3 文化赋能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

“文化—治理”关系研究已形成“价值—制度—行为”分析链条，价值层面提供正当性叙事[9]；制度层面通过村规民约、仪式与符号实现规训[10]；行为层面则导向农民可感知的实践策略[11]。近年来，部分文献引入赋能视角，强调文化资源通过情感治理、记忆再生产与身份重构，激活村民主体性[12]。然而，现有成果存在显著偏向。其一，宏观论述过剩，微观机制剖析不足，缺乏对价值如何落地、制度如何内化的过程追踪；其二，单案例描述为主，缺乏跨区域、多类型的比较研究，难以回应资源禀赋差异下的路径适用性；其三，聚焦“红色文化有用”的论证，而对“如何实现”的差异化路径与条件组合关注缺失，致使政策建议同质化。

3 分析框架：赋能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

3.1 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本框架以“文化—治理”的“价值—制度—行为”整合性分析链条为核心理论支撑，融合文化契合理论、体验式学习理论与制度主义理论，构建红色文化赋能乡风文明建设的系统性解释体系。文化契合理论为“价值匹配”提供学理依据，强调红色文化蕴含的平等、节俭、集体主义等核心价值，与乡风文明建设中破解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痛点的治理需求形成天然契合。体验式学习理论支撑“载体创新”维度，突破传统红色文化单向灌输的局限，主张通过沉浸式、参与式场景设计，让抽象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实践的具体体验。制度主义理论则为“制度固化”提供支撑，认为情感认同与行为习惯的形成需依托刚性制度与柔性规范的双重保障，村规民约、党员示范等制度设计能将临时的文化体验转化为长期稳定的行为准则。

3.2 三个维度的内在逻辑关系

“价值匹配—载体创新—制度固化”三者相互依存、动态耦合，具体逻辑关系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其一，价值匹配是红色文化赋能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前提。红色文化若脱离乡村治理实际需求，便会陷入“悬浮化”困境，唯有精准对接乡风文明建设的核心痛点，才能确保红色文化赋能不偏离乡村实际需求。其二，载体创新是红色文化从“价值认同”到“行为转化”的关键中介与实践桥梁。价值匹配仅解决“为什么能赋能”的问题，而载体创新则回应“如何落地”的核心诉求。通过将静态的红色遗址、抽象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劳动体验、文旅融合、文艺创演等多元沉浸形式，既破解了红色文化同质化陈列、单向灌输的弊端，又让村民在参与中产生情感认同。其三，制度固化是红色文化赋能效果长效化的根本保障与核心支撑。制度固化通过将红色文化核心价值纳入村规民约、明确党员示范责任、建立长效活动机制，把临时的体验成果、自发的情感认同转化为刚性规范与行为习惯，确保红色文化赋能效果可持续、可复制。

综上，“价值匹配—载体创新—制度固化”三者呈现动态耦合的逻辑关系，这一逻辑链条不仅适用于皖粤鲁三地的差异化实践，更为其他地区结合本地红色资源开展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迁移的分析范式。

4 实践路径的比较分析：基于皖粤鲁三地的多案例研究

4.1 资源依托型实践：安徽全椒武岗镇的劳动体验模式

武岗镇以军垦文化这一独特实体资源为核心，形成劳动体验赋能模式。该模式的核心逻辑是立足军垦文化“艰苦奋斗、集体劳动”的精神内核，通过沉浸式劳动场景构建实现价值传递，再以党员示范的制度设计固化实践成果，精准回应乡村治理痛点。

在资源基础上，武岗镇作为20世纪60年代军垦旧址集中区，留存的农具、仓库、生活遗迹等物质载体，为具象化呈现历史提供了天然条件。这种资源特性决定了其教育价值不在于理论灌输，而在于通过劳动实践让受众亲身感知。在载体创新上，武岗镇将静态资源转化为动态体验，突破传统红色教育单向灌输的局限。一方面，军垦忆站的建设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复原田间劳作、集体食堂等场景，构建起可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环境，让抽象的“艰苦奋斗”精神转化为挥锄头、晒烈日的具象劳动体验。另一方面，研学实践的常态化运作形成固定传播渠道，周边几十所学校的持续参与，让红色教育从偶然参与变为系统学习。在制度固化上，武岗镇通过鼓励党员带头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调解，每月至少2次深入田间地头与村民共同劳动，这种身教重于言传的方式，让村民直观看到党员对军垦精神的践行，形成“党员示范—群众跟随”的模仿效应，既强化了党员的责任担当，又通过激励机制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

4.2 文旅融合型实践：广东佛山小洞村的协同发展模式

小洞村依托珠三角区位优势与革命遗址群资源，构建文旅融合协同发展模式。该模式以红色资源产业化、产业发展反哺文明为核心逻辑，通过红色研学与文明实践的互嵌实现载体创新，再以村规民约修订与集体经济反哺形成制度闭环，精准匹配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提升的需求。

在资源基础上，小洞村拥有文选楼、梁氏宗祠、革命烈士纪念碑等多处红色遗址，其承载的抗日革命历史蕴含“忠诚奉献、团结抗争”的精神内核。同时，该村位于珠三角核心区域，拥有充足的研学旅游市场需求。在载体创新上，小洞村整合红色遗址群打造研学线路，线路设计并非简单的遗址串联，而是嵌入“文明祭祀体验”“环境整治实践”等文明实践环节，使红色研学从“被动参观”变为“主动参与”。同时，该村每年开展红色宣讲、简办红白事培训等活动不少于24场，将红色文化融入村民日常生活。在制度固化上，小洞村遵循村民提议—党员审议—村民代表表决的民主流程修订村规民约，确保村规民约符合村民意愿且体现红色精神。此外，红色研学产业带来的集体收益，按比例专项用于乡风文明建设，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设施、补贴文明活动开展等。这种收入反哺文明建设的良性循环，让乡风文明建设既有制度约束，又有物质保障。

4.3 文化浸润型实践：山东宁津郭皋村的文艺创演模式

郭皋村以红色家风与地方名人资源为核心，打造文艺创演、文化浸润模式。该模式的核心逻辑是挖掘红色家风中的价值内核，通过本土化、亲民化的文艺载体实现价值传递，再以家风家训入约与榜样示范形成内生驱动，精准回应乡村陈规陋习治理痛点。

在资源基础上，郭皋村作为《大刀记》作者郭澄清的故乡，其“勤为本、德为先”的家风传承，与乡村治理中抵制高价彩礼、反对大操大办的需求高度契合。与实体红色资源不同，这种软性资源可通过口头传播、文艺创作等方式快速融入村民日常生活。在载体创新上，郭皋村挖掘地方曲艺资源，将红色家风与移风易俗内容融入哈哈腔、三句半、豫剧等村民熟悉的艺术形式，创作《移风易俗我来说》《彩礼风波》等作品。这些作品以乡村真实故事为原型，语言直白通俗、剧情贴近生活，将平等节俭等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生活场景。同时，该村培育草根名嘴队伍，选拔村里有威望、善表达的村民担任讲解员和表演者，他们用方言、俗语解读红色家风，比外来宣讲更具可信度和感染力。在制度固化上，郭皋村开展“最美家庭”“文明农户”评选活动，评选标准与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直接挂钩，由村民代表投票产生。对获评家庭授予家风牌匾，在村级公示栏展示其事迹，使红色家风从“个人传承”变为“全村共识”。

4.4 案例比较与理论启示

通过对皖粤鲁三地案例的比较，可见三地均严格遵循“价值匹配—载体创新—制度固化”的核心逻辑。在价值匹配层面，均精准对接乡村治理痛点，红色文化核心价值与乡风文明需求形成高度契合；在载体创新层面，均突破传统单向灌输模式，注重受众的参与感与情感共鸣；在制度固化层面，均将红色精神纳入村规民约，强化党员引领与群众参与，确保赋能效果长效化。三地实践表明，其他地区在开展相关工作时，可先梳理本地红色资源类型、区位条件、治理核心痛点，无论选择何种模式，都需牢牢把握“价值匹配精准化、载体创新场景化、制度固化民主化”的核心要求，确保红色文化真正融入乡村治理，转化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皖粤鲁三地多案例比较，验证了“价值匹配—载体创新— 制度固化”整合性框架对红色文化赋能乡风文明建设的解释力与实践有效性。差异化红色资源决定了赋能路径的选择，三种典型模式呈现清晰的适用边界。劳动体验模式适用于拥有实体性、可参与劳动的红色资源，且治理痛点集中于集体意识弱化、艰苦奋斗精神淡化的地区；文旅融合模式适用于具备集中红色遗址群与优越区位条件，且需兼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地区；文艺创演模式适用于缺乏实体红色资源，但拥有红色家风、地方名人等软性资源，且治理痛点聚焦于陈规陋习的地区。

5.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为各地因地制宜推进红色文化赋能乡风文明建设，提出以下针对性政策启示。第一，对于红色资源富集区，可以在保护实体资源的基础上深挖精神内核与乡村治理的契合点，打造“红色教育+便民服务+产业发展”的多功能阵地；第二，对于红色资源薄弱区，可以通过“跨区域红色资源联动”“数字红色资源共享”弥补实体资源短缺。第三，对于政策制定者，可以推行“分类施策+精准指导”的顶层设计，开展全国乡村红色资源普查，按“实体资源型、遗址集群型、软性资源型、资源匮乏型”分类，制定差异化政策工具箱，不搞“一刀切”。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案例选取聚焦于红色文化赋能的成功实践，未涵盖红色资源极度匮乏地区、偏远空心村等复杂场景，结论的外部效度有待进一步验证；其二，对青年群体的关注不足，未深入分析农村青年对红色文化的接受偏好、传播渠道选择及行为转化差异，难以充分回应红色基因代际传承的现实需求。未来研究可从两方面深化：第一，拓展研究场景，聚焦红色资源薄弱区、偏远乡村等特殊情境，探索“跨区域联动赋能”“数字技术补位”等创新路径，完善差异化赋能的理论框架；第二，聚焦青年群体开展专项研究，结合短视频、直播、元宇宙等数字化传播手段，分析其红色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与转化路径，优化代际传承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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