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赣州
2018年5月4日,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内容,即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我国的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2021年7月1日,在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两个结合”这一重大理论观点,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第二个结合”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文化领域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理论成果。[2]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可以为其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生长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突出优势,但传统文化在近代面临着转型困境。通过马克思主义去激活其精华要素,可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有助于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研究“第二个结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同时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文化支撑和理论指导,这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推动文化多样性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要求。“第二个结合”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还为其在中国大地的实践应用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性,但要使其在中国发挥实效,必须实现本土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和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滋养。通过二者的结合,可以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使其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断与时俱进,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与时俱进的品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发展,其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百年来党的历史上的三大历史决议,体现了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的连续性。[3]通过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激活其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应用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同时,这种结合也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这一结合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创新发展,还为其在中国大地的实践应用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之一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合,可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民族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总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二个结合”是必由之路。
在全球化浪潮与文化多元化并存的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是继承发展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应有之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要实现转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真理之光来甄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劣,[4]而“第二个结合”,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与理论基础。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与道德观念,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传统文化元素可能不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双创”,即在保持文化本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现代解读与创新发展,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精神和人民需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引入,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支撑,有助于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和智慧,如“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等,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将两者相结合,可以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模式,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最后,从文化创新的角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第二个结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内在要求。在“双创”过程中,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结合现代科技手段,为文化产业的繁荣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动力,从而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为其现代化转型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坚定文化自信不仅是精神层面的基石,更是实践行动中的指南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这一结合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然而,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中,中华民族曾一度面临文化自信缺失的困境。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文化自信的重塑和提升。这一结合有助于我们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相融合,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形态,从而坚定文化自信,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第二个结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其中必然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吸收。通过二者的结合,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科学真理性和民族性,从而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只有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赋予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华民族”特性,才能汇聚起亿万中华儿女投身现代化事业的磅礴力量。[5]二者的结合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得以坚定文化自信最深厚的底气。[6]通过“第二个结合”,可以让全世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增强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力量。
文化自信不仅关乎民族精神的独立与自强,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力量。为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推动“第二个结合”是必然要求。这一结合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形态,还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动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之处,不得不提及两者共有的包容品质。这种包容性不仅体现在它们对多元思想的接纳与融合上,更深刻地反映在它们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以及文化多样性的深刻理解与尊重中。两者的契合之维在于它们共通的包容品质。这种包容性不仅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也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注入了强大动力。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其基本原理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和丰富的科学体系。它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具体国情的不同而灵活调整。这种动态发展的特质,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体系进行对话与融合。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马克思主义能够从中汲取有益养分,丰富和完善自身,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蕴含着深厚的包容精神。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儒家的仁爱、道家的自然、法家的法治、墨家的兼爱非攻等思想流派,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体现了对人性、社会、自然的深刻洞察和人文关怀。这些思想流派之间既有竞争也有融合,共同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新时代背景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深度融合,共同推动社会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共同具有的包容品质在我国具体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通过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需求,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得到更好的运用和发展。[7]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积极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念,如诚信、友善、敬业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一过程中,两者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善和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此外,在文化创新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通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市场需求,可以创造出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强调人民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即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如《尚书》中所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地位。这种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强调了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旨在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这种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向往的大同社会有着内在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著作《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展现了一种人人平等、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社会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价值取向上高度一致,都体现了对人民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要求理论必须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强调知行合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强调知识与行动的统一,只有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这种知行合一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相契合,都强调了理论必须服务于人民的实践,通过实践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强调了对人民的关怀和责任。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思想,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国,关心民生,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这种对人民的关怀和责任,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二者能够在实践中相结合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道德哲学上存在着深刻的共鸣,都包含着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哲学思索。[8]这种共鸣不仅体现在对道德价值的追求上,更在道德实践的路径上展现出高度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认为道德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真正的道德是个体自律与个人自由的统一,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无所拘束,而是实现了自己为自己立法并自行遵守。这种对个体自律与自由的强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不谋而合。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来实现个人的道德提升,进而达到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和谐与稳定。这种从个体到社会的道德实践路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道德哲学上的高度共鸣。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强调社会制度对道德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认为,当旧的社会制度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时,变革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仁义、道德成为支撑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道废,有仁义”的思想相呼应。在社会动荡和制度变革时期,仁义等道德价值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和社会重建的重要支撑。这种对道德在社会变革中作用的强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道德哲学上的契合之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都强调道德的社会功能。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观念的共享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减少社会冲突和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仁者爱人”等理念,也强调了道德在维护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道德教化,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种对道德社会功能的重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又一共鸣点。
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华优秀传统哲学都十分注重道德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德观念必须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思想,也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道德修养必须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这种对道德实践性的强调,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道德哲学上的高度契合,也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传统哲学存在着深刻共鸣,这种共鸣不仅体现在对道德价值的追求上,更在道德实践的路径上展现出高度的契合性。通过这种共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南。
坚定文化自信是推动“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基础。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过程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深厚底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提供更多文化力量。
坚持守正创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键路径。新时代,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坚定辩证思维,在实践中处理好批判与继承、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9]守正创新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同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这意味着我们在实践中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又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通过极为复杂而深刻的“化学反应”,筑牢道路根基,更好地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
守正创新的具体实践要求我们在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我们要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不仅包括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形式的创新,也包括对其内涵的新的阐释和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例如,通过数字技术的助力,我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力度、研究深度和创新广度不断加大,成功推出了一系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和文化创意产品,如《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大会》《唐宫盛宴》等,这些节目和产品不仅唤起了国人内蕴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血脉,也在更加坚定文化自信自强中推动了文化强国建设。因此,坚定文化自信和坚持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实践进路。通过这一结合,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0]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道德理念和治理智慧。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理念、法家的法治精神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结合过程中,我们应深入挖掘这些思想资源的现代价值,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不仅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也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两者在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中实现共同发展。
植根于中华沃土,意味着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并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作用。这要求我们不仅要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还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要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禀赋、价值理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内蕴的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道德观念,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11]这种结合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更体现在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之中。通过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我们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更加深入人心,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彰显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结合过程中,我们要注重保持和弘扬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能够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这要求我们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又要注重体现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理论层面,我们可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在实践层面,我们可以借鉴中华文化的治理智慧和人文精神,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人民价值追求的深刻凝结,是中国精神的生动体现,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注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应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念,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不仅有助于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能够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的全面发展。通过彰显民族特色,我们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更加契合,更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加强文化交流、博采外来之长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过程,它能够打破文化隔阂,拓宽文化视野,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注入新的活力。总之,二者相结合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融通中外、引领未来、开拓创新,助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12]
加强文化交流,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我们应积极主动地与世界各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仅要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要虚心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不同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独特的智慧和经验,这些文化成果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例如,西方文化中强调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务实精神和辩证思维相互补充。通过开放包容的交流,我们能够以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视角审视自身文化,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更广阔的思路。
博采外来之长,要注重对优秀外来文化的甄别与吸收。并非所有的外来文化都适合直接引入和应用,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筛选。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辨别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对于那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方向、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优秀文化元素,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并将其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比如,在社会治理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在社区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成功经验,经过适当的调整和转化,可以为我国的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参考。同时,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避免盲目跟风和全盘西化,确保外来文化能够与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
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博采外来之长,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在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我们能够不断丰富和拓展二者结合的内涵与形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更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独有魅力和深刻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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