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苏州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跨文化翻译作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的桥梁变得愈发重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家,致力于通过各种方式将其独特的文化元素传递给世界各地的观众。电影作为一种强大而普遍的艺术形式,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长安三万里》作为一部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影片,其汉英字幕翻译策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随着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日益崛起,中国影视作品的国际传播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023年追光动画出品的《长安三万里》以高适视角串联盛唐至晚唐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广受关注。影片走向国际市场时,汉英字幕翻译直接影响海外观众的理解与接受。
全球化背景下,电影已成为重要文化输出载体。对融合古代文学、历史与艺术的《长安三万里》而言,如何在字幕翻译中保留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便于国际观众理解,成为关键问题。
本研究以影片中文化特色表达、古汉语及历史文学片段为分析对象,探讨汉英字幕翻译策略,并结合海外成功译例进行比较,力求在保留文化特质的同时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为中国电影国际化传播与中华文化海外推广提供参考。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深入探讨《长安三万里》汉英字幕翻译策略,通过对影片中的语言、文化元素以及历史描绘的分析,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以提高该影片在国际市场的传播效果。具体而言,研究目的包括:分析影片中的文化特色语言表达,对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和艺术的语言表达进行深入解读,准确把握原文中的文化内涵;探讨古代汉语独特表达方式:研究古代汉语在影片中的使用,分析其独特表达方式,为后续的翻译工作提供理论支持;保留文化内涵的同时提高可理解度:制定汉英字幕翻译策略,目的是在保留原作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提高英语观众对影片的理解和接受度。
此项研究有助于促进中国影片国际化传播,通过深入研究《长安三万里》的汉英字幕翻译策略,可以为中国影片在国际市场的传播提供实际指导,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同时,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通过合理翻译,保留《长安三万里》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内涵,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传承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研究汉英字幕翻译策略,本研究旨在搭建一个桥梁,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融入世界,推动中外文化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研究对象是《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的汉英字幕翻译,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中文字幕。影片在中国上映时所配的中文字幕,包括对白、歌曲歌词、解说词、旁白等。
(2)英文字幕。影片在国际市场上配有的英文字幕,包括对白的翻译、歌曲歌词的翻译、解说词等。
通过对以上对象的综合研究,旨在深入剖析《长安三万里》在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特色,以及在跨文化传播中所遇到的翻译问题。通过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可以全面了解影片的特色,为研究翻译策略提供充分的数据和理论支持。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字幕翻译也不例外,它的主要目的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下,向处在特定文化背景的观众最有效地传达电影的相关信息,使其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电影作品。本文以目的论为理论支撑,从目的论的视角对《长安三万里》的字幕翻译进行深入研究。电影《长安三万里》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因此如何在翻译中传达出影片的内容和信息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基于这一背景,本文致力于探讨在目的论的指导下,如何向目标语观众有效传达电影的内容和精神。接下来,将详细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采用的研究方法。
(1)文献归纳及描述的方法。本文主要通过总结、分析和归纳与目的论相关的文献,得出相关结论。首先,运用网络资源搜集关于电影字幕翻译研究的文献,包括中国知网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本文问题的深入探讨。
(2)理论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电影《长安三万里》字幕翻译的深入分析,本文采用理论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反复观看电影和仔细研究其中的字幕翻译,以目的论为依据,将目的论应用于电影《长安三万里》的字幕翻译实践中,得出相应的翻译策略。选取该作品中具有较强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翻译实例,对文化差异的处理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找出可取之处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具体分析中,涉及归化和异化这两大常用翻译策略,包括浓缩、替换、增减、改写等归化策略的运用,以及异化策略的选择,并通过详实的例子进行佐证。
电影字幕翻译和研究是翻译学和影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涉及电影文本和跨文化传播,旨在提高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使电影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理解和接受。
不少学者都给字幕下过定义。Jakobson认为字幕是“通过其他语言对语言符号的解释”Birgit Nedergaard-Larsen将字幕翻译定义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语言转换:对以口语为主的原文进行书面的、浓缩的翻译”。在《翻译研究词典》中,Shuttleworth 和 Cowie 将字幕描述为“为电影和电视对话提供同步字幕的过程”。Henrik Gottlieb的定义可能是最详尽的定义,字幕翻译包括:(1)书面翻译;(2)附加翻译;(3)即时翻译;(4)同步翻译;(5)多媒介翻译。
字幕按其在影片中的位置可分为三类:出现在影片开头的字幕包括片名、导演、主演或演员、主要制片成员,它们被称为“开头字幕”;出现在影片正片之后的字幕包括详细的演员、制片成员、赞助商和许多其他制片信息,它们通常被称为“结尾字幕”。 根据其具体功能,主要字幕又可分为口语字幕(对白字幕)、电影音乐字幕、图形字幕等。
字幕翻译属于文学翻译,同其他文本翻译有较大的区别,字幕翻译有即时性、通俗性、同步性、无注性、时空性等特点。其中,时空性是指字幕翻译受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因为字幕和口语以及观众的阅读速度之间需要达到同步,且呈现字幕的屏幕空间有限,因此,字幕翻译需着重考虑字幕的长短和易读性。此外,字幕翻译也受语境影响。语境是指影响言语交际者交际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客观因素大至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小至交际时间、地点、场合、对象及上下文等。因此,这些特点使得字幕翻译成为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任务,要求译者不仅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还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做出符合影片情境的翻译决策。字幕翻译的译者必须充分注意到影片中话语发起者所处的语境,使之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中国的影视翻译起步于1949年,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不断在国际上输出和引进影视产品,发挥了重要作用,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在影视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与文学翻译等主流领域相比,影视翻译相关的论文和专著数量相对较少。目前,影视翻译的研究主要包括历史、现状、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等多个方面。研究角度主要涵盖功能理论、目的论、关联理论、跨文化交际、归化异化理论、接受理论、文本分析论、语用学等。尽管影视翻译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研究深度不足、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翻译标准和策略缺乏等。尤其需要更多关注华语影片的对外英译;与文学翻译相比,影视翻译的地位相对较低,但近年来逐渐受到更多关注,尤其需要强调影视翻译的独特性和特殊要求。
字幕作为语义单位在翻译中必须自然易懂,并与原电影风格一致。为此,译者需灵活运用同义词,处理难点,适应观众。相较其他翻译形式,字幕有利于实现不同观众之间的交流,提供富含图像和声音信息的独特方式。
字幕信息与原声相互作用,观众可从原声获取补充信息。字幕以分段形式呈现,观众需等待下一段,对译者提出要求,保证信息衔接和连贯。相对于其他翻译,字幕更显精细、简洁。
字幕翻译涉及语篇简化、口语转书面语,更符合观众需求。这使得字幕翻译在保持自然易懂的同时,更好地适应了观众的阅读习惯。
将目的论应用于字幕翻译意味着关注翻译的目标和翻译过程中要达到的效果。在字幕翻译中,翻译者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有限的时间和屏幕空间向观众传达原始影片的内容和情感。
目的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学者弗米尔提出的功能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有明确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核心包括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诚原则。
目的原则为首要原则,主张翻译目的决定整个过程与方法,以实现预期交际目标为成功标准,而非单纯追求与原文对等。译文交际目的最为关键,受众需求直接影响翻译策略选择。连贯原则要求译文具备语内连贯性,保证可读性与可接受性,同时实现语际连贯,使译文与原文意义相关联。忠诚原则由诺德提出,用以弥补目的论不足,强调译者需兼顾译文读者与原文作者,平衡各方关系,遵循 “功能加忠诚”原则。
目的论以充分性而非等值性评判译文,聚焦译文是否达成翻译目的,指导译者灵活运用原则实现最优交际效果。
在影视字幕翻译中应用目的论,译者需先了解电影类型和内容,深入理解导演意图和观众期待。通过研究导演创作风格、发行商目的和观众特点,明确翻译目的。然后选择相应策略、方法和技巧进行字幕翻译,确保输出符合目标观众语言和文化特点的译文。由于字幕翻译具有时间和空间限制,译者需在保持连贯性和忠诚性的前提下,迅速传达文化信息,使观众能顺利理解和欣赏影片,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标。
基于目的论,《长安三万里》字幕翻译的策略可能包括归化和异化等方法。归化是使翻译更贴近目标文化,而异化则是保留源文化的独特性。在字幕翻译中,选择何种策略通常取决于传达特定信息和情感的最佳方式。
《长安三万里》是一部中国大陆追光动画制作的历史类动画电影,改编自当代作家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该电影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代大诗人高适与李白为主人公,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现了唐朝盛世的风貌。
故事以高适早年在长安的生活为起点,描绘了他在唐朝文学盛世中的成长与奋斗,以及与身边人的羁绊和情感纠葛。在剧中,高适与其他一些历史上的文学巨匠如李龟年、杜甫等人有着交往,展现了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多彩。
《长安三万里》通过生动的人物刻画、精致的场景还原,以及对唐代文学的深入挖掘,呈现了一幅唐代文学盛世的画卷。这部影片融合了历史、文学、情感等多个元素,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丰富而引人入胜的历史人物传记式影像体验。
电影《长安三万里》于2023年7月8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在上映初期即取得了良好的票房成绩,首日以19%的排映占比位列季军,随后成功逆袭登顶单日票房冠军。上映9天累计票房已超过6.8亿,最终票房为18.24亿,成为2023年内地票房榜第七位,位列当前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二位,超越多部知名作品,成为票房佳作。
贾佩琳(Linda Jaivin)是本影片的英文字幕翻译者,她在汉学文化领域有着四十余年的丰富经验。她曾负责翻译《霸王别姬》《东邪西毒》等多部中文影片的英文字幕,展现了对中国文学和影视的深厚理解。在她的翻译工作中,她曾表达过对原文的敬畏之情,称“原句太美!我总是怕折损了它的美。”她致力于通过精湛的翻译技艺,让英语观众能够感受到唐诗之美。电影中隽永优美的诗句和富有深意的地名构成了翻译的难点,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力求精益求精。这显示了在字幕翻译中,保留原汁原味、传达文学意境的追求,以及对细节的精雕细琢,都是极为重要的。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字幕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下,向特定文化背景的观众传达相关信息,实现跨文化交流。在电影字幕翻译中,译者需全局把握翻译任务,考虑译文的用途、观众、时间、地点等因素,制定最终的翻译策略。电影《长安三万里》蕴含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翻译时需要细致考虑如何展示中国文化内涵。有些元素可通过保留方式传达,有些则需采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在实践中,归化和异化并非对立,而是并行不悖的翻译方法。译者需根据文本需求、读者对象和翻译目的灵活运用不同策略,避免过度归化或异化,追求在两者之间的平衡,以产生既忠于原作又为读者所接受的译文。
所谓“归化”,即将原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用目标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传达原文内容。这种翻译方式被描述为使用目标语的表达方式,以提供易读性强的文本。奈达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直接或间接反映相应的文化。因此,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尊重目的语的特征,使用符合目的语表达规范的言语形式,使译文更贴近目的语的读者。在归化翻译中,译者需要使译文变得地道,就像本国作者在直接与读者对话一样。
归化翻译要求译者使译文与目的语的读者更为接近,使译文变得地道。观众在观看配有字幕的外国电影时,已经将自己沉浸在国外文化中,因此,字幕翻译应辅助观众的理解,向其提供与目的语文化更为相近的版本,以填补对原作在知识上的空白,使叙事更易理解。
对于电影《长安三万里》中蕴含的大量中国文化元素,采用归化翻译策略是合适的,因为国外观众可能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其真正内涵。通过使用外国观众能理解的表达方式,归化翻译有助于观众更无障碍地理解和欣赏电影,从而促进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
浓缩翻译,又称“缩译”,要求在保持原作逻辑性的基础上大幅度压缩内容和结构,不使用原话而是进行浓缩叙述。这种翻译策略以段或篇为基本单位,通过取舍和浓缩对原作的各部分进行处理。在字幕翻译中,浓缩有助于将口语转化为书面语,提高连贯性,保持原文的主要意思和文体风格。浓缩的过程涉及删除多余的信息,使译文更为简练。在具体操作中,翻译工作人员会判断哪些信息对观众更重要,保留其重要内容,同时省略不那么关键的内容,以实现对有限时间和空间内观众的高效传达。
例1:十万火急
It’s extremely urgent.
“十万火急”出自《王昭君》,形容事情紧急到了极点(多用于公文、电报等)。该翻译的浓缩符合字幕翻译的时空性,也满足目标语言有口语化的需求,因此不适合选择从字面逐字驱动翻译而使得译文过长,不易阅读。
例2:高中丞、节度使
Governor Gao.
电影中高中丞即是节度使,但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官名,英语读者绝大多数对此说法没有认知。“中丞”是清朝对巡抚的尊称。巡抚(从二品)是仅次于总督的封疆大吏,同时还兼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职,这个职务相当于古代的“御史中丞”,所以被尊称为“中丞”。唐朝节度使是中央派出的行政管理人员,负责对地方政府和军事进行监督和管理,以防止地方势力的叛乱和纠缠。此处仅用“governor”这一上位词来概括两个官名,易令英语读者理解,符合字幕翻译时空性。
例3:成不世功业
Make my name.
“不世功业”指非常、非凡,稀世罕有的功业。此处利用简短翻译“make my name”意为“出名”,省去修饰。因原句简短,该英文更有利于读者顺利在短暂的字幕显示时间内抓住信息。
替换在翻译中包括替代和转换两种方法。替代指的是用译入语中现成的说法替代原文中的说法,分为语意性替代和语用性替代。在处理文化因素带来的问题时,替换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文化意象承载文化价值观念,包括实物和暗含的寓意。由于不同的生活条件和思维方式,同一个实物可能在不同文化中产生不同的理解。在面对难以解释的文化差异时,替代可以通过使用目标观众更熟悉的文化意象来解决,使翻译更为顺畅和易于理解。
例4: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Ancient sages leave no name,It’s great drinkers who enjoy great fame.
“圣贤”指品德高尚,有超凡才智的人。通常是指被认为实践了儒学生命价值观、贡献历史和社会的人物。“圣贤”的地位其实是由历代学者通过史书和官方祭祀制度确认的,而非个人的认同。根据韦氏词典,“sage”一词初用于形容中世纪西方圣人。以概念对等的方式,将中国“圣贤”融入西方体系,方便读者理解原文所指人士的地位。
例5:莫使金樽空对月
And never leave your wine-cup empty in moonlight!
“金樽”意指金色酒杯,但在中国古代,酒并非同英文“wine”所指,“wine”一词主要是指葡萄酒,但此处使用对等概念,利于读者理解。
例6:也只是大唐一个边远小郡的长史
He was but a minor official of a minor county.
长史,中国历史上职官名,其执掌事务不一,但多为幕僚性质的官员。为利于读者理解该中国文化负载词,此处译文直接使用“官员”定义进行处理,已模糊翻译的方式,方便读者理解该人士的职称和地位。
在翻译中,增减指的是词量的增减,即在同原文相比的前提下,译文词语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增译是为了替换或补充原文中存在但在目的语中表达不清或找不到对应成分而又不可缺少的部分。删减则是将部分文本全部去掉,即省略。在翻译中,要保持对原作意义的忠实,不可随意增减,但有时文本的意义对于原文读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无需额外解释,因此可能隐藏在文化语境中。在字幕翻译中,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可能逐字翻译口语化的语言,因此删减文本是难免的。译者可以删减那些次要信息,以确保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电影。
例7:我已经行囊见紧了
And my money was running out.
行囊一般指随身携带的物品,例如旅行中所携带的包裹、拎包,或者日常生活中所携带的背包、手提袋等。在古代,行囊还可以指装载行装、衣物的包袱、行李车等。总之,行囊是出门在外所随身携带的物品或包裹。“行囊”在此可指盘缠,“行囊见紧”是中国流行的一种含蓄说法,与“囊中羞涩”有类似用法。而英语表达更为直接,此处简短地译为“用光了钱”,利于英语读者把握信息。
例8:在下李白;在下高适
Li Bai, at your service; Gao Shi, at yours.
“在下”本是在阁下之下,也就是在你之下的意思,是一种谦虚的自称。At your service: 愿为您服务。(酒店或餐厅服务员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当你在餐厅用餐,或住酒店有事找服务员时,他们通常都会先说这句话。)另外,古代的臣子,仆人接受国王,主人的任务时,可理解成愿为您效劳(效力,效忠)剧本里常这样用。有时候,也表示对对象的尊敬,表示愿意帮忙。此处使用该翻译侧重于表达对于对方的一种尊敬和自己的一种谦卑,用文化概念对等的方式翻译,利于读者理解其文化内涵。
改写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在解释翻译三要素的同时,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无法真实地反映原语文本的本质。每种语言都有一些抽象的词语,只有根据上下文才能理解,因此,根据不同情况进行适当的改写是有必要的。” 勒菲弗尔认为,对文学原作的翻译、改写、选集编撰、批评和编辑都是改写。由于翻译是一种改写,不存在绝对的对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译者往往会接受或反对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根据自己的立场对原作进行改写,使其符合或不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改写本的受众也同样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接受或拒绝改写本。
例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My friend has left 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 for River Town green with willows and red with flowers.
“烟花三月下扬州”本意为在柳絮如烟、繁花似锦的阳春三月去扬州远游。原文前后逻辑意义为“故人因三月扬州的烟花而离去”,因此,此处利用当时扬州的实景以改写诗中意象,易于读者理解,且凸显逻辑。
例2: 有伯乐之才
Has a great eye for talent.
“伯乐”为中国历史春秋时期知名人物,有伯乐相马的相关典故,现多用伯乐形容拥有发现人才慧眼的人。此处便直接改译为其背后寓意,利于英文读者把握句意。
异化翻译通过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打破目的语文化规范。异化策略包括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规范、选择不通顺文体、保留实观材料和提供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异化策略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语言与语篇规范;(2)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3)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4)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
例1:那时正当我大唐开元盛世
It was Kai yuan, the Tang’s Golden Age.
开元盛世,又称“开元之治”,是指唐朝在唐玄宗治理下出现的盛世。唐玄宗登基以后提倡文教,任用贤能姚崇,宋璟等,改革官职,整顿吏治,励精图治。开元年间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年号是中国历史君主时代帝王纪年所立的名号,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年号,一个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此处保留“开元”这一文化特色词汇,可让读者产生一定的文化意识。
例2:没想到我在驿站上
I never imagined that the poem I wrote at Pujinyi Inn.
此处保留驿站名称,该驿站虽未在前文提及,但此处指明了具体地点名称,利于让读者形成文化意识,可根据原文给出地名追溯当地时事与相关文化。
目的论强调翻译功能决定文本形式,《长安三万里》英文字幕遵循该理论,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兼顾外国观众理解与文化传播。
本文以该片为个案探讨汉英字幕翻译策略,未涉及其他华语电影横向对比;因笔者学识与经验有限,研究可能存在个人偏好。文中提出的字幕翻译策略在实践中或有困难,期望能为字幕翻译规范提供参考。影视翻译的核心目标是让海外受众获得与原语观众同等的观影体验、理解文化内涵。国内影视翻译研究仍需拓宽视野、借鉴西方成果,构建符合国情的创新理论,发展空间广阔但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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