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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托尔斯（Amor Towles）的历史小说《莫斯科绅士》（A Gentleman in Moscow），以20世纪20年代俄国社会变革为时代背景，讲述了罗斯托夫伯爵因贵族身份被定罪，被判在莫斯科大都会酒店（Metropol Hotel Moscow）终身软禁的故事。小说情节几乎完全在这一物理空间内展开，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从空间到地方的典型叙事，冰冷的物理容器因人的居住、记忆与情感投注，逐渐转化为有温度的地方。然而伯爵是被强制软禁于此，那么如果停留不是出于自愿，“地方感”是否还能生成？

这一追问直指段义孚地方感理论。段义孚（Yi-Fu Tuan）强调，地方是被赋予意义的空间，是人在长期居住、感知与记忆中逐步建构的情感容器[7]。但段义孚所讨论的地方，无论是童年故乡、长期生活的社区，还是主动选择的家园，都隐含着主体的自愿性与移动自由。即人可以选择停留，也可以选择离开。而《莫斯科绅士》提供的恰恰是一个无法离开的例外。伯爵的情感依附是在被剥夺了离开权的前提下生成的。这一例外使小说成为检验地方感理论适用边界的理想案例。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思考，如地方感的话语是否可能掩盖了强制空间中始终在场的权力结构。且如果酒店真的成了他的“地方”，为何小说结尾伯爵还是设计逃离了酒店。这是否意味着，强制性空间中的地方感并不是真正的地方感。

本文试图以《莫斯科绅士》为例，运用段义孚理论考察伯爵是否对酒店产生了地方感。第一，分析权力对酒店空间的编码。第二，揭示权力缝隙中伯爵生成的情感依附。第三，分析讨论地方感对权力的遮蔽。同时，结合作家背景以及与真实人物命运的对比，探讨作者的写作意图。通过分析，本文也为理解文学空间、权力、情感的关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以及为地方感理论的话语边界与适用条件进行新的思考。

1 权力对无意义场所的编码

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中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认识了一些地标以及连接它们的路线。最终，曾经陌生的区域和未知的空间变成了熟悉的地方。抽象的、除了陌生感之外别无意义的空间，变成了充满意义的、具体的地方[8]”。但是空间转化为地方的前提，是主体能够自由地感知、探索并赋予空间以个人意义[11]。即人可以停留，也可以离开。然而，《莫斯科绅士》中罗斯托夫伯爵与莫斯科大都会酒店的初始关系，恰恰建立在这一前提的反面，因为他是被软禁于此的。那么当停留不再是选择，而是强制，地方感还能否生成？本章试图分析这一权力编码的多重运作机制，揭示强制性空间的本质特征。

1922年6月21日，革命法庭判决罗斯托夫伯爵“永远不得离开酒店”。这一判决首先通过法律改写了酒店空间的属性。对伯爵而言，酒店不再是可以离开也可以留下的居住空间，而被转化为只能留下不能离开的软禁空间。这种意义的改写是强制性的。它不依赖伯爵的认同，只依赖法律所保障的客观现实。更具惩戒意味的是空间层级的强行下调。伯爵被从原先居住的豪华317号套房遣送至酒店顶层的阁楼，“只余一张铁床，一张三脚书桌，以及攒了十年的灰尘[5]”。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的伯爵，在低矮逼仄的空间中时刻面临身体的局促与不适。段义孚强调，身体是人与空间建立感知联结的媒介[8]。而权力的运作恰恰通过制造身体的不适，通过低矮逼仄的空间对身体施加持续性的压迫。同时，这种惩戒的残酷之处在于它的体面。因为伯爵从未被投入地牢，仍可在餐厅用餐，仍可享用美酒，甚至获准保留一些生活必需的物件。这种体面的软禁是权力运作的精妙设计，使惩戒在形式上被日常化、在感知上被去暴力化。这是一种比赤裸裸的暴力更难反抗的控制形式，因为它模糊了压迫的边界，让软禁者难以将所处空间指认为纯粹的牢笼。

同时，权力的编码不止于物理空间的重组，更渗透进符号秩序与意义生产的机制之中[3]。在小说所描绘的革命后苏联社会语境中，旧贵族身份被定义为腐朽、反革命的象征，而大都会酒店作为莫斯科的城市地标，其空间氛围已悄然转型。昔日的外国外交官、旧贵族同伴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苏联新的社会管理阶层与普通民众。伯爵的礼仪规范、审美趣味、语言习惯在这一语境中不再具有合法性，反而成为需要被规训与消解的文化残余。侍者刻意的冷漠、经理禁止他人称他“阁下”的疏离、公共空间里投来的异样目光，都是权力通过日常互动对个体施加的符号暴力。小说中葡萄酒标签被撕去的情节尤具意义。伯爵指导男食客点佐酒的动作，被酒店里的卧底侍应生指控为“旧式贵族的行为”，于是，一夜之间，酒店里所有葡萄酒都被撕去了标签，只剩红的和白的酒简单区分，胡乱搭配食物。这一细节揭示了权力不仅要控制人的身体，更要控制意义的生成方式。段义孚强调的地方感生成依赖于人对空间意义的主动赋予，人通过命名、分类、评价，将客观空间转化为可理解、可依恋的地方。而撕掉标签，正是这一过程的逆向操作。因为它剥夺了物的个性，也就剥夺了人与物建立情感联结的可能。红酒被撕掉标签后，伯爵再也不能辨认一瓶酒的来历、故事。这也隐喻他自己被撕掉身份。一个被抹去历史、被抽空意义的旧物，一个被贴上“旧贵族”标签的异类。

此外，权力剥夺了伯爵将记忆锚定于当下空间的可能。段义孚强调，记忆是地方感的核心要素[8]。人通过对过去的回忆，将当下的空间与生命时间联结，从而赋予空间以情感厚度。然而，伯爵的记忆，与祖母、妹妹海伦娜、好友米什卡共度的旧时光，全部承载于革命前的下艾德豪尔山庄，与大都会酒店毫无关联。酒店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充满屈辱与痛苦的空间，只有冰冷的墙壁和永无止境的监控。妹妹海伦娜去世十周年那天，痛苦达到顶峰。伯爵试图从酒店屋顶结束生命。然而，就在他准备踏出最后一步时，命运出现了转机。老修理工告诉他，离去的蜜蜂回来了，而且是从伯爵的家乡回来的。蜜蜂带来了苹果味的蜂蜜，伯爵从这蜂蜜中品尝到了故乡的味道，放弃了自杀。蜂蜜的味道之所以能阻止他自杀，正是因为它不属于酒店，它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地方。酒店本身无法提供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如果酒店已经承载了他的记忆，他就不需要借助外部的地方来获得活下去的理由。这恰恰证明了当下伯爵的情感锚点仍在别处，他的生命时间仍停滞于过去，而酒店，只是一个无地方感的空间。

总的来说，初期的酒店并非只是无意义空间，而是权力对空间进行多重编码的结果。然而，即使在被权力严密编码的空间中，人仍然有可能通过秘密的、私人的实践，重新定义空间的意义。书中伯爵的话揭示了空间意义的可塑性：“存在于他人的统治、威权和意志之下的房间看上去一定比它本身更小，而对一个秘密存在着的房间来说，无论它的面积是多少，你把它想象得有多大，它就能有多大。[5]”这句话这与《哈姆雷特》的著名台词形成呼应：“即使把我关在果壳之中，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14]”即权力可以剥夺人的自由，可以压缩人的物理空间，可以抹去人的身份标签，却无法完全控制人赋予空间意义的能力。但这种赋予意义的能力是否足以生成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感呢？如果个体的空间实践仅仅是内向的、隐秘的，始终无法在物理层面上改变空间的属性，也难以与他人共享对同一空间的诠释，那么这种由想象维系的房间更接近于精神庇护所，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地方。随着情节的推进，伯爵在酒店内的长期居留却逐渐产生情感依附，使得上述质疑变得更加复杂。

2 权力缝隙下的“地方感生成”

随着情节推进，伯爵与酒店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探索酒店的隐秘角落，在阁楼中搭建私密空间，与身边人建立情感联结，甚至找到了自我价值与情感依托。在权力如此严密的编码之下，伯爵却在权力的缝隙中，让情感依附悄然萌生。

首先大都会酒店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复杂性。作为莫斯科的文化地标，十月革命期间，酒店曾被苏维埃政府征用为会议场所，列宁曾在此发表多场演说。20世纪20年代恢复酒店功能后，它既接待国际名流，也容纳苏联新贵，更居住着各色普通民众。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决定了酒店无法被彻底简化为纯粹的软禁空间。酒店有着客房、餐厅、酒吧、宴会厅、走廊、楼梯间、地下室、锅炉房、配电间、邮件分拣室、鲜花修剪间等数十个功能各异的区域。这种空间的多功能性与多层次性，意味着它无法被彻底监控。权力可以封锁大门，可以在公共区域安插眼线，但无法在所有时刻覆盖所有角落。

同时，尼娜的出现，也是伯爵在权力缝隙中重新定义空间的契机。在此之前，伯爵对酒店的认知仅局限于客房、餐厅等公开区域，而尼娜带着他穿梭于酒店的深处，重塑对空间的理解。而这位九岁女孩手持的万能钥匙，能够打开酒店内几乎所有的门。这把钥匙象征着那些被官方定义为“非请勿入”的区域，实际上始终存在着物理上的可通性。尼娜带着伯爵穿梭于这些隐秘空间时，伯爵的身体得以重新进入那些被权力遮蔽的角落。

为了给伯爵上课，尼娜很明智地选择了从酒店的最底层——地下室——开始。那里有四通八达的走廊，也有哪儿都不通的过道。她首先打开一张沉重的铁门，领着他进到锅炉房里......接下来是配电间.....

在接下来的数天里，尼娜极其系统地展示了她的全部课程。她领着她的学生去了一个又一个房间。 一开始，伯爵还以为他们的课堂仅限于 酒店底层的那些用于维修和服务的楼层。可把地下室、邮件室、配电室 和底层所有的犄角旮旯都转遍之后，他们在某一天下午沿着楼梯爬到了客房所在的楼层......

伯爵每一次进入不同空间，都是一次对权力缝隙的试探。那些此前不为人知的角落、曲折的隐秘通道、被遗忘的功能区域，因伯爵的身体在场而变得具体可感。比如他们在锅炉房感受蒸汽从通气管阀门逃逸的灼热，发现能让宴会厅瞬间陷入黑暗的操控杠杆。权力试图将他困在固定区域，而他借助钥匙与尼娜的引导，一次次踏入非允许地带。伯爵对空间规训边界的突破，得以使自己暂时逃离规训的束缚。此时，酒店不再是单一的软禁空间，而成为一个充满未知角落的可探索之地。

尼娜带领的探索，激活了伯爵的主动性与生命力。他不光开始主动观察、感受、探索酒店的隐秘角落，甚至后来打通阁楼通道，积极参与酒店的各种事务。这种主动性，似乎与段义孚的主张一致，即地方并非天然存在，而是人通过主动停留、关注与情感投入，将无差别的空间转化为充满意义的地方[8]。此时，身体是人与空间建立感知联结的媒介，人对空间的探索越深入，空间就越可能转化为地方。然而，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动机。段义孚意义上的身体参与，是人因为喜欢某个空间，所以选择停留、探索、与之互动。而伯爵的探索，不是因为他可以选择去别处，而是因为他无处可去。这是一种被迫的主动。在外部自由被彻底剥夺的前提下，主体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寻求最大限度的能动性。这种被迫的主动具有复杂的心理意涵。一方面，它确实让伯爵重新获得了对空间的掌控感。通过探索，他逐渐熟悉酒店的每一处角落。另一方面，这种探索也时刻提醒着他探索的边界。他可以去锅炉房，可以去配电间，但永远无法走出酒店的大门。探索越是深入，边界就越是清晰。熟悉越是增加，软禁感就越是强烈[1]。这种悖论性的体验，是强制性空间中身体参与的特点。

因为尼娜的钥匙，伯爵得以在阁楼门后搭建私密书房，让这个空间不再是冷漠的物理载体，而是能包容他脆弱、承载他思念、安放他精神的情感容器。他用祖母的咖啡桌、妹妹海伦娜的画像、“大使”皮箱、书架上的书籍，将原本冰冷的阁楼，转化为一个承载个人记忆与情感的精神角落。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放下旧贵族的身份焦虑，不必面对公共空间的异样目光与规则束缚。表面上看，这也是段义孚所描述的人赋予空间意义的过程，即经过情感投射，冰冷的物理空间转化为有温度的地方。但是段义孚的“地方”具有几个核心特征，比如它是开放的，人可以与他人共享，而伯爵的书房则几乎是私密的，只对一些特别亲近的人开放。伯爵在书房中可以暂时躲避权力的凝视，但他永远无法忘记这个凝视的存在。书房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秘密。它只能在权力的监控之外存在，一旦被官方发现，就可能被摧毁。段义孚的“地方”是可延续的，阁楼书房空间不仅承载着伯爵的个人记忆，也开始含有他与尼娜以及尼娜女儿索菲亚的记忆，空间的意义开始在代际间传递。阁楼见证了尼娜的成长，也见证了索菲亚的成长，索菲亚在这个空间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童年记忆。让旧物与空间成为联结跨代情感的纽带[9]。就此而言，书房又符合“可延续性”的特点。因此，与其简单地将书房归入“地方”或“非地方”，不如说它是一种在权力缝隙中生成的特殊之地，因为它既有“地方”的意义承载，又因其隐秘性而与段义孚意义上的“地方”保持距离。

而且，伯爵对酒店的情感的深化，也离不开稳定、深厚的人际联结。段义孚认为，地方感的深化，离不开稳固的人际联结与社群生活[8]。个体对空间的情感通过人际互动在空间中传递，让空间从个体的地方变为社群的地方[2]。伯爵在酒店中构建的人际关系，从初期的零星互动，逐步升级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编织成一张跨越身份与阶层的情感网络。这些人际联结跨越了身份、阶层，让酒店成为充满人情味的社会场域，为情感依附的深化提供了坚实的人际基础。友情层面，伯爵与餐厅主厨埃米尔、主管安德烈从最初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发展为可以托付秘密的家人。他们共同应对政治风险，用眼神交换信息，默契地隐瞒索菲亚的存在。爱情层面，伯爵与安娜同为时代的失意者，相似的境遇让他们在烛光晚餐与深夜交谈中彼此慰藉，餐厅的角落、吧台的特定位置因安娜的在场而成为温暖的记忆节点。亲情层面，尼娜将索菲亚托付给伯爵后，这份受托的责任升华为深沉的父爱。索菲亚的笑声让原本冰冷的阁楼充满温度，转变为伯爵和索菲亚的家。最特殊的是与奥希普的关系，他从监视伯爵的官方人员，后来也逐渐被伯爵的人格魅力打动，最终在索菲亚摔伤时冒险动用关系找来医生，完成了从监视者到守护者的转变，证明即使在权力的内部也存在着情感生长的缝隙。与此同时，伯爵在餐厅担任领班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价值的重构。他凭借旧贵族的审美积淀与社交智慧，精准把控菜品与酒的搭配，巧妙安排座位化解政治对立，让餐厅成为复杂时代下的社交缓冲带。这种能创造价值的状态，让伯爵在禁锢中重获尊严[15]。他不再只是一个被软禁的旧贵族，餐厅因他的能力被赋予独特的人文价值，实现了人赋能空间，空间成就人的双向建构。

从身体的探索到书房的建构，从人际的情感网络到餐厅的自我实现，伯爵在权力的缝隙中一步步将冰冷的软禁空间转化为充满意义与温度的地方。虽然被迫滞留于此，但这里的情感并不等同于虚假。埃米尔与安德烈的战友之情、安娜的灵魂共鸣、索菲亚带来的父爱、奥希普跨越边界的守护，以及餐厅中重获的尊严，都是真实的情感体验。这种在权力缝隙中生成的情感联结，在时间的沉淀中凝结为不可替代的生命意义。正是这种复杂而真实的情感依附，让大都会酒店最终成为伯爵生命中不可替代的场所，就此而言，即使不是完全意义上段孚义的地方感，但无疑是有情感联结的。

3 “地方感”话语下的权力遮蔽

具体到小说中的权力更迭来说，故事始于1922年，终于1954年，跨越了苏联历史上最动荡的三十余年。书中提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莫斯科就像一只万花筒。大都会酒店也一样。[5]”万花筒的特点是，轻轻一转，就“构成一个新的图案”。但无论如何变化，它始终是那个万花筒，始终有它的边界，始终由那几块“玻璃片”组成。莫斯科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政治体制的演变、领导人的更替以及政策方向的调整。大都会酒店也是如此，客人来来往往，住客进进出出。但有一点不变，即伯爵始终被软禁其中。权力的本质在于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无论是新经济政策的宽松，还是斯大林时期的高压政策，无论是战争时期的危机，还是战后的重建，权力对伯爵的控制从未放松。

同时，地方感强调转化、意义，但只凭此就判定伯爵在此地产生了地方感，这样的话语会遮蔽权力结构的在场。其实小说本身也在不断提醒权力的在场。除开之前提到的撕去标签的葡萄酒，其他细节如伯爵一开始就被警告“倘若再踏出大都会酒店一步，你将被枪毙”[5]，所以伯爵只能目送朋友的离开，书中描写到与尼娜再离别时的情景。“和八年前一样，伯爵目送着她出了酒店[5]”。这些细节都在暗示伯爵从未脱离权力的隐性支配，这也正是地方感生成的阻碍之处。最后伯爵因索菲亚的安全和未来考量，计划离开酒店，离开之前他坐在大厅，十分平静。

他没有烦躁得坐立不安，没有来回走动，也没有看晚报。他甚至没往“主教”的手表上看一眼时间......伯爵一定预感自己会格外焦虑。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伯爵根本不觉得眼下这种等待有任何令人痛苦之处。相反，他惊讶地发现，等待的过程其实非常平静。他带着一种近乎超脱的耐心.....

如果酒店只是囚笼，如果他对这里毫无感情，那么在即将逃离的前夕，他应该“焦躁”“坐立不安”“来回走动”“格外焦虑”的。但他不是这样。他可以平静地坐在那里，说明酒店不再是他的对立面，而是内化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知道，即使离开，要带走的，从来不是行李，而是三十多年的生命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伯爵离开酒店，却还是选择留在祖国。他选择留在这个下令软禁他三十多年的国家。其实，刚开始革命爆发的时候，伯爵人还在巴黎，可没多久就回俄罗斯了。书中描写了关于这一原因的审问过程。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急着赶回来：帮你的祖母逃到国外去。可把她出逃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你自己为什么选择留下呢?”

“为了这里的美食。”

“别，我是认真的。”

“因为我不想再过离开俄国客居异乡的日子。”

从审问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伯爵对祖国的热爱，而且书中关于他对俄罗斯画作、书籍、美食、艺术品的喜爱描写细节也不少。所以他其实很早就可以逃离那个压迫他的国家，却无法逃离已经内化为生命一部分的情感。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分析《理查二世》时谈到，爱国主义与“土地”“家乡”“出生”之间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爱国主义意味着对先辈土地的热爱[7]。伯爵因为爱国才选择留下来，他在终于拥有选择权时的留下，恰恰证明对祖国的爱不是被迫的依附，国家的土地、记忆与文化，早已内化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这时候才有可能是有地方感的生成，此时的地方感是对自己祖国这片土地产生的地方感。

需要注意埃默·托尔斯是美国作家，所以这本书首先是他者书写的苏联历史。爱默出生于美国波士顿，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在斯坦福大学获得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二十年间，他一直在纽约从事金融投资工作，直至47岁才出版第一部小说。所以他是一个从未在苏联生活过的美国人，作为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金融从业者，到中年才开始全职写作的晚熟作家。这样的身份意味着《莫斯科绅士》本质上是一种他者视角的文学想象，而非亲历者的历史书写。托尔斯构思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多年前他连续八年到日内瓦饭店时，他认出前一年的某些客人，他们仿佛从未离开过一样，于是开始想象一个男人被困在饭店里的故事。他想到俄罗斯自沙皇时代就一直有软禁惩罚，于是生成了小说的基本构想这种创作路径，对于一个从未经历过苏联体制的人来说，是否能真正理解那段历史的沉重与复杂[4]，仍有待商榷。同时，这种他者视角下的文艺观，有可能忽视不同地理区域孕育的特殊文学表达，也会遮蔽不同语境下差异性的文化政治诉求[13]。这种他者视角的局限，恰恰与地方感话语的遮蔽形成同构关系。正如托尔斯的美国视角无法完全捕捉苏联历史的沉郁，地方感话语也无法完全捕捉强制性空间中的权力运作。两者都倾向于看到转化、意义、归属，而相对忽略那些无法被转化的东西比如那些权力在场的痕迹，那些永远无法被地方化的异己感。

理解伯爵的另一个重要的参照是斯蒂芬·茨威格。一个是小说人物，一个是历史人物。一个是美国作家笔下的虚构形象，一个是亲历苦难的犹太作家。乍看之下没有可比性，但罗斯托夫和茨威格一样，都是时代剧变中的见证者。在《莫斯科绅士》中，罗斯托夫无比怀念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而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深切向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10]。两人都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选择回望那个他们曾经熟悉、热爱、视为家园的世界。然而，茨威格的结局却令人唏嘘，他在流亡巴西时与妻子双双自杀。而罗斯托夫的结局却是好的，他成功逃离酒店，并在祖国大地上获得了新生。这种差异意味深长。茨威格是亲历者，也是时代悲剧的承受者。而罗斯托夫是虚构人物，是美国作家笔下的理想形象，是在困境中依然能够保持优雅的绅士。他的幸存与逃离，寄托了作家“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5]”的乐观态度。然而，茨威格的结局才是现实生活大多数遭受类似命运之人的真实结局。

所以，如果真的用“地方感”来描述伯爵与酒店的关系时，探讨冰冷的空间如何转化为有温度的地方，无意义的囚禁如何转化为有意义的生活，这种叙事本身，可能遮蔽了那些无法被转化的痛苦。伯爵是被命运眷顾的幸运儿。如果真的说他产生了地方感，那么就可能造成误解即只有那些有足够文化资本、精神力量的人，才能在囚禁中建构意义。仿佛别人的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够坚强、不够优雅、不够有文化资本。但茨威格的自杀不是软弱，而是对那个毁灭人性时代的最后抗议。他的悲剧恰恰证明有些痛苦是无法转化的，有些失去是永远无法归属的。因此，若用“地方感”来描述伯爵与酒店的关系，并不妥当。

总的来说，伯爵对酒店所产生的情感依附的确是真实可感的。且当离开的契机真正降临时，他却选择留在祖国，这一抉择本质上是对祖国的深切眷恋。然而，若仅以 “地方感” 概括伯爵与酒店的关系，则极易陷入双重遮蔽。一是权力结构的遮蔽，即将强制性软禁解读为自由选择的意义建构，从而可能忽略空间背后持续在场的规训与支配。二是需注意，本书是由美国作家基于文学想象而塑造的人物，可能会被误读为历史经验的普遍写照。因为伯爵这一人物形象是美国作家以他者视角所书写苏联故事中的主人公，且其经历与情感模式仅存在于文学叙事之中，不能被等同于普遍、客观的历史经验。故而，将伯爵的个体情感直接等同于 “地方感”，不仅会简化历史的沉重与复杂，更可能遮蔽权力的在场，以及那些无法被意义化、无法被地方化的真实苦难。

4 总结

本文以埃默·托尔斯的小说《莫斯科绅士》为分析文本，借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为参照，尝试回答当停留不再出于自愿，而是源于强制，“地方感”是否还能生成。本文认为它并非段义孚意义上的“地方感”，而是在权力缝隙中生成的情感联结。它既真实可感，又始终与权力的在场相伴而生。首先，酒店不是单纯的无意义之地，权力会通过编码阻碍伯爵对此地地方感的生成。但与此同时，伯爵又在权力的缝隙中展开了空间实践，并生成了情感联结。此时的情感并非虚假，都是真实可感的生命体验。但如果用“地方感”描述伯爵与酒店的关系，可能会导致权力的遮蔽。因为，这种情感依附始终发生在权力设定的边界之内。即伯爵可以在酒店内建构丰富的意义，但这个空间始终被“果壳”的边界所框定。同时，伯爵作为美国作家他者视角下的虚构形象，暗含了作者的态度和对他国历史的有限视角解读。因此，在借用 “地方感” 解读《莫斯科绅士》时，必须保持清醒的批判立场，既要承认人物情感的真实性，又需警惕酒店中权力的遮蔽。

文学书写离不开具体的“地方”[12]。同时，地方并不只是地理学的范畴，也不限于生态批评的领域[6]。故对《莫斯科绅士》中强制空间与情感联结的分析，正是在文学语境中对 “地方” 议题的一次批判性反思。此次解读既回应了权力对地方感的塑造与限制，也揭示了理论视角在跨文化、跨历史解读中可能存在的盲区，为探讨文学空间、情感、权力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

参考文献

[1] Bloch S，Olivares-Pelayo E A．Banging them out：An affective politics of prison sound［J］．Geoforum，2010，164（000）：7．

[2] Jewkes Y，Laws B．Liminality revisited：Mapping the emotional adaptations of women in carceral space［J］．Punishment & Society，2020（20）：19．

[3] Richter M．Carceral Geography Spaces and Practices of Incarceration［J］．Kriminologisches Journal，2016，48（3）：244．

[4] Towles，Amor． Amor Towles Answers Questions on His Novel，A Gentleman in Moscow［EB/OL］．［2026-03-15］．https://www.amortowles.com/gentleman-moscow-qa-amor-towles/．

[5] 埃默·托尔斯．莫斯科绅士［M］．尚玉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588．

[6] 陈浩然．西方文论关键词：地方［J］．外国文学，2017，（5）：98-108．

[7] 段义孚．恋地情结［M］．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89-217．

[8] 段义孚． 空间与地方： 经验的视角［M］．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19-128．

[9] 方英．文学叙事中的空间［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29（4）：42-48．

[10] 胡凯．《昨日世界》与茨威格的欧洲观念［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5）：89-97．

[11] 刘苏．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J］．人文地理，2017，32（3）：44-52．

[12] 刘岩．“地方”的文学表征及其意义阐释［J］．国外文学，2022，（1）：67-75．

[13] 刘岩．文化地理视角下的文本空间［J］．社会科学研究，2021，（1）：69-73．

[14]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53．

[15] 申腾伟．空间批评视域下的埃默·托尔斯小说研究［D］．山西大学，202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