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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劳动范畴的演进

1.1 前劳动阶段

前劳动阶段作为人类劳动的史前形态，主要表现为类人猿以本能为驱动的生存活动。在这一阶段，古猿的行为仍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直接给予，其获取食物和防御危险的方式更多依赖身体器官与天然条件，尚未形成明确的目的意识和工具制造能力。随着森林面积缩减，古猿被迫从树栖转向地面生活，直立行走逐渐成为常态，这一过程不仅解放了双手，也为后续工具的使用提供了生理基础。尽管古猿在生存活动中偶尔会借助树枝、石块等天然物，但这些行为仍停留在本能反应的层面，缺乏稳定的目的性与创造性，因此只能被视为“准劳动”。正是在这种动物式本能活动的不断积累中，人类劳动的前提条件逐渐孕育成熟。

1.2 真正劳动阶段

关于真正劳动的起点，恩格斯给出了明确表述：“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这表明，人类从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的历史性跨越的核心特征在于工具的制造与使用成为稳定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当古猿开始有意识地打磨石器、制作工具时，劳动便从被动适应自然转向主动改造自然，这一转变构成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工具制造不仅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推动了协作的发展，而协作的需要又促进了语言的产生和大脑的进化，使人的意识、抽象思维和自我反思能力逐步形成。随着劳动实践的不断深化，人类群体内部的联系日益紧密，初步的社会关系开始出现，从而奠定了人类社会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强调“劳动创造人本身”，指出劳动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人类自身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1.3 劳动的深化与社会属性的形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不断深化并逐渐获得鲜明的社会属性，从单纯的自然劳动演变为社会劳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的劳动形态从最初的采集和狩猎，逐步过渡到农业、畜牧业，再到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工具的革新持续推动劳动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劳动分工不断细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开始分离，不同行业和职业之间的协作关系日益复杂，使得劳动不再只是个体面对自然的活动，而成为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劳动过程中，人们不仅改造自然，使其逐渐“人化”，也不断塑造和再生产自身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社会结构。劳动的社会属性由此不断强化，成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实现了自然史与社会史在劳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1.4 异化劳动阶段

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发生异化，成为支配劳动者的异己力量，这一阶段集中体现了劳动发展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表现：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作为独立的力量反过来压迫和支配劳动者；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而沦为维持生存的被迫手段；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失去了通过劳动实现自我确证和自我发展的可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异化劳动而扭曲，形成了对立和疏离。尽管异化劳动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但仍受私有制束缚的结果，但它同时也孕育着扬弃异化的历史条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异化劳动将被超越，劳动将重新回归其自由自觉的本质，成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1]。

2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劳动教育思想的六重维度

2.1 本体论维度：劳动创造人本身

恩格斯认为类人猿进化为人类要经历三个阶段，即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而劳动则是贯穿一个阶段走向下一个阶段的决定性力量。劳动并非外在于人的力量，而是与人的形成过程内在统一的历史活动。

“劳动创造人本身”[2]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相互生成、彼此成就的辩证关系。在恩格斯看来，环境的变化迫使猿群从“手干着和脚不同的活”的树栖生活转向“开始摆脱用手来帮忙”的地面直立行走生活，而直立行走则是“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正在形成中的人在集体协作中产生了新的需要，为了协调行动、传递信息，语言逐渐从劳动过程中萌发出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是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条件。语言的出现，是正在形成中的人在社会属性方面质的飞跃。除此之外，正在形成中的人区别于攀树的猿群最根本的标志，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恩格斯强调，“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

“劳动创造人本身”并非单向的劳动对人的塑造，其中蕴含着劳动与人互相创造、彼此成就的深层逻辑。通过劳动，正在形成中的人制造出获取肉类食物的工具，从而获得了新的食物来源和特殊的营养成分，肉食的摄入不仅增强了体力，“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食对于脑的影响”[2]互创造、彼此成就的历史辩证法。

2.2 认知维度：劳动推动语言、思维的发展，促进人的智力的提升

劳动不仅塑造人的身体，也促进语言的产生。“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相互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2]益增多，而仅靠单纯的肢体动作或者简单的信号无法满足复杂的沟通需求，因此，“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到达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人类的生理条件，“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

劳动促进语言的产生，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
脑”[2]借助语言进行推理，推动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脑和为它服务的器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

劳动推动智力发展，智力发展又催生新的劳动形式。“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人类最古老的工具，即用于防御的打猎工具和用于生存的捕鱼工具，正是劳动实践引发生产变革的标志性产物。这类工具的制造表明人类祖先从仅食用植物转变到摄入肉食，而肉食的摄入缩短了消化过程，“因此为真正动物的生活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物质和更多的精力”[2]动从被动适应自然升级为主动改造自然，这正是智力对劳动方式的优化和重塑。恩格斯提出“肉食引起的两个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动推动了智力的发展，智力的发展又催生了新的劳动形式。

2.3 社会维度：劳动促进社会协作，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基础

劳动的复杂化是社会协作产生的客观需要。“由于手、说话器官和脑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发生共同作用”[2]度也不断提升，单一个体的体力与智力已无法独立应对日益精细和庞大的生产任务，这使得“相互支持和共同协作”成为生存与生产的必然选择。劳动形态的演进，客观上要求人们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相互配合，从而为社会协作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

社会协作又促成了社会关系的建立。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劳动协作的过程，本身也是人类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人们在从事农业耕作、商品交换和手工业制作等活动时，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沟通和合作，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完成计划好的动作”[2]在共同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分工、互助、合作等互动模式，这些模式正是人类最原始的社会关系雏形。同时，劳动协作中产生的语言、思维与意识，进一步强化了个体间的联结，让临时性的协作关系逐步固化为稳定的社会关系，推动人类从分散的个体集合向有机的社会共同体转变。

劳动的持续发展则推动社会关系与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成熟。恩格斯指出，劳动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物质生产的进步，更催生了艺术和科学、国家和民族、法和政治乃至宗教等一系列上层建筑。也就是说，随着劳动的不断深化，社会协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协作形式愈发多样，社会关系也随之从简单的生产协作关系，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维度的复杂关系。劳动的发展使社会结构日益分化与整合，促进了制度的形成、组织的完善以及社会共同体的成熟。可以说，劳动不仅塑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深刻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推动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2.4 价值维度：劳动具有目的性与创造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

关于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恩格斯指出：“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这里揭示了使人和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根本原因，即劳动及其两个关键特征：一方面，劳动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体现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劳动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通过改造自然满足自身需要。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通过劳动支配自然界，并不是让自然界臣服，而是“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以此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象化”“类本质”的核心思想形成呼应，深刻阐释了劳动的目的性与创造性如何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核心体现。

恩格斯强调，“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2]的行为，恰恰是人类类本质的最初显现：人在劳动前已在头脑中构建出“石刀”的观念形态，再通过有目的的实践将观念转化为现实，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突破了动物的物种尺度，彰显了人类独有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猿手永远无法完成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因为猿类不具备人的类本质，其活动无法脱离本能的桎梏，也就无法实现劳动的目的性展开。

2.5 生态维度：劳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关于劳动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在开篇就明确指出：“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2]。自然界提供了人类劳动得以展开的物质基础，没有自然的馈赠，劳动便失去了加工对象；同时，劳动又赋予自然物以社会属性，使其转化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也就是说，劳动并不是人对自然界的单向支配，而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过程。

然而，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人类往往容易忽视自然的承载限度，甚至对自然进行无节制地索取，而财富的创造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恩格斯多次警示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2]“胜利”，都可能在未来以另一种形式报复自身。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居民为了扩大耕地而毁林开荒，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粮食产量，但失去森林涵养水源后，土地逐渐荒漠化，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恩格斯通过这些事实说明，人类若忽视自然规律，违背生态平衡，必然会遭遇自然的反作用。因此，人类劳动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

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

2.6 历史维度：劳动具有历史性与发展性

关于劳动的形态，恩格斯指出：“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2]动过渡的阶段，劳动主要服务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因此劳动多是以身体器官为主从事简单的、重复性的、本能性的操作，如利用树枝或者石块这些天然物进行觅食和防御，这一时期的劳动本质上仍是生物适应环境的行为，尚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劳动。进入真正劳动阶段后，劳动不再是“动物式的本能劳动”，而是发生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质变，劳动的内容也相应地从本能操作变为主动制造和使用工具，以此扩大生存空间，只有当劳动具有了目的性和创造性，这才正式进入“人类劳动”范畴。随着劳动的进一步深化，劳动内容不断丰富，功能也从单纯维持生存扩展为创造财富、推动了社会结构变迁和文明形态演进，在这一时期，劳动不仅“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还具有明确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因此可被视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劳动”，也是人类自我确证的根本方式。然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发生了深刻的“变异”，恩格斯指出：“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这里的“他们的行为”即劳动过程本身，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下，劳动的内容被压缩为追求利润的工具，劳动退化至仅仅谋生的手段，当然，“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必然进一步发展为劳动者丧失财产，同时一切财产越来越集中在不同劳动的人的手中”，劳动的异化与社会矛盾由此不断增加。

3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劳动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劳动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劳动教育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
平”[5]。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蕴含丰富的劳动教育思想，面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新变化、新要求、新形势，回溯这一经典文本中的思想精髓，对推进新时代劳动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立足经典文本理论与时代实践的结合，新时代劳动教育要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中的民族劳动精神、以时代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为航标、主动担负起生态启蒙的使命、聚焦青年一代社会责任使命的培育，让劳动教育成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支撑。

3.1 筑牢民族劳动精神传承之基，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发展要义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发展，必须以传承民族劳动精神为根基，以培育时代新人的使命为导向，实现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6]。这深刻揭示了劳动在中华文明发展和当代中国进步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为新时代劳动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劳动教育应回归教育的本源，破解当前对劳动教育的淡化弱化困境。这就要求教育者跳出原有认知误区，引导学生认识到无论是日常生活劳动中的自立自强、生产劳动中的创新创造，还是服务性劳动中的责任担当，本质上都是劳动精神的具体体现。总书记的论述恰恰厘清了劳动教育的核心要义：劳动教育绝非单纯的技能培训，而是以劳动为载体，培育正确劳动价值观、塑造健全人格、传承民族精神的综合性教育[7]。因此，劳动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教育，应自觉承担起弘扬中华民族劳动精神的传承功能，通过挖掘传统劳动文化中的育人元素，让青少年在劳动实践中触摸历史、感悟文化，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创造”的精神内核，进而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

3.2 以时代发展需求为航标，引领劳动教育创新方向

以时代发展需求为航标，引领劳动教育创新方向，是新时代劳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前提。劳动形态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不断演变。从传统农业社会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耕作方式，到工业社会以机械化、标准化为特征的工厂生产，再到数字时代以智能化、知识化、创造性为核心的新型劳动，人类劳动方式的每一次跃迁，都推动着社会结构、产业形态与人才需求的深刻调整。进入新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绿色技术等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劳动的知识含量、技术含量和创新含量显著提升，劳动的边界不断拓展，劳动的价值实现方式更加多元。在这一背景下，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手段，更是推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

劳动形态的深刻变化，对新时代劳动教育提出了全新要求。传统以技能训练为主的劳动教育模式，已难以适应智能化生产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新时代劳动教育必须主动回应时代变迁。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认识劳动形态的时代特征，理解劳动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树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劳动价值观。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数字素养、绿色理念与终身学习能力，使其能够在未来的知识劳动、创造性劳动和数字化劳动中具备核心竞争力[8]。以时代发展需求为航标，引领劳动教育创新方向，不仅是应对劳动形态变革的现实选择，更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战略要求。只有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新劳动教育理念与实践方式，劳动教育才能更好地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人才
支撑。

3.3 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之势，担当劳动教育生态启蒙使命

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将生态因素融入劳动教育，强化其生态启蒙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9]。这一论述为劳动教育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其本质是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绿色生产力，这意味着劳动作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摆脱传统发展模式中“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桎梏，转向“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绿色形态。因此，新时代劳动教育绝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技能培养，而必须主动融入生态因素，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劳动教育全过程，承担起生态启蒙的重要使命[10]。在劳动实践中应引导学生认识自然规律、尊重生态平衡，理解劳动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正如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所强调的，劳动与自然界共同构成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质材料，劳动则将材料转化为财富，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通过农业种植、垃圾分类、生态管护、绿色工艺实践等具体活动，让学生在亲手耕耘中感知土地的孕育之力，在资源循环利用中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在绿色创造中体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这种生态启蒙并非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让学生在实践中真正意识到：人类的劳动不能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脱离生态约束的劳动终将遭到自然的反噬，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劳动才能成为可持续创造财富、推动文明进步的积极
力量。

3.4 聚焦青少年社会责任使命培育，发挥劳动教育核心育人功能

劳动教育是培育青少年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重要路径，是连接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关键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引导学生在真实的劳动实践中深刻理解劳动的价值，认识到个人的劳动价值与国家的发展大局紧密相连。农民的辛勤耕耘保障粮食供给、工人的精工制造支撑产业升级、科研人员的刻苦攻关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教师的坚守奉献培育时代新人，每一份劳动都在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新时代劳动教育通过组织学生参与校内外公益劳动、社区服务、生产实践等活动，能让学生亲历劳动过程的艰辛与收获的喜悦，体会“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深刻内涵，树立“劳动无贵贱”的劳动平等观[12]。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掌握了劳动技能，更在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中形成责任意识。这种在劳动中培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将转化为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内在动力，推动青年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参考文献

[1] 赵梓婷，朱平．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对劳动教育的指导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23，27（1）：55-6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黄建宏，陈仕伟．恩格斯劳动思想的四重维度考察——兼论对新时代开展劳动教育的启示［J］．保山学院学报，43（4）：1-8．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陈美华．恩格斯论劳动及其现实意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1)：80-86+108．

[6] 习近平．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隆重举行［N］．人民日报，2015-04-29（2）．

[7] 李乾坤．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三重维度及其“两个结合”实践指向［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7（5）：54-65．

[8] 马佰莲，赵龙．恩格斯晚期的劳动观及其现实启示——基于《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文本分析［J］．学术交流，2025，（4）：26-36.

[9] 习近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10] 黄建宏，陈仕伟．恩格斯劳动思想的四重维度考察——兼论对新时代开展劳动教育的启示［J］．保山学院学报，2024，43（4）：1-8．

[11]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2] 张艳玲．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J］．理论学刊，2022，（6）：7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