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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伤”（Trauma）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肌肤的疤痕”，也就是指身体上的伤口，但在现代的医学和文学作品中，创伤一词不仅用于身体，还可以用于心灵。卡鲁斯对创伤的定义如下：“就总体定义来看，创伤被描述为对某个或某一系列始料不及或巨大暴力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发生之时未有充分理解，但是过后在闪回、梦魇和其他重复性现象中不断余烬复起。创伤经验因此超越了相关受难主体的心理维度，它意味着一个悖论：暴力事件当时所见却一无所知，而矛盾的是，它马上就变身为了迟到的形式”。[1]林庆新对创伤的界定是“由灾难性事件导致的、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造成持续和深远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失常的心理伤害”。[2]创伤事件因其突发性与毁灭性，往往无法在发生时被受创者完全理解并消化，从而产生一种滞后的体验感，只能通过闪回、噩梦等侵入性症状反复回归。在创伤理论视域下，创伤的不可言说论处于主导地位。卡鲁斯在《不被宣称的经历》中指出，“创伤的无法言说，旨在表明创伤事件作为一种压倒性突发事件，迫使人们当时心理无法正常处理它。”[3]创伤的不可言说性构成了个体与集体记忆的核心困境，这一现象在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尤为显著。

《无声告白》中，华裔混血少女莉迪亚的死亡事件，可以追溯至其因母亲离家出走产生的被遗弃创伤。她顺从父母的期望，承载父母没能实现的种族融入和性别平等的梦想，压抑内心的真实想法，最终在无法言说的压力中走向自我毁灭。《骨》则以旧金山唐人街移民家庭为背景，聚焦二女儿安娜的自杀阴影。安娜被迫承载父亲利昂的移民创伤和母亲安梅的耻感文化压抑，其跨族恋爱遭到家庭的反对，最终以身体的毁灭——骨骼的碎裂——完成对不可言说之痛的告白。

本文基于创伤理论，从创伤的不可言说性视角出发，以伍绮诗的《无声告白》和伍慧明的《骨》为例，讨论创伤如何超越语言承载的极限，“无声”地影响人物的认知和行为。

2 个体的无声创伤

《无声告白》中莉迪亚的创伤根植于被遗弃的恐惧。在她幼年时，母亲玛丽琳为了实现医生的梦想，突然离家出走，这对莉迪亚而言是一场灾难。赫尔曼认为人的安全感或基本的信任感与在婴幼儿时期照顾他的第一个人建立起来的关系有关，这种信任感会伴随人的一生。[4]玛丽琳的消失瞬间摧毁了莉迪亚赖以生存的这份信任，将她抛入无助的深渊。年幼的莉迪亚无法理性分析母亲离开的原因，只能被动承受被抛弃的痛苦。即使玛丽琳回家以后，莉迪亚仍担心母亲会随时离开，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确保母亲在家。这份没有被充分“消化”的创伤并未消失，而是以无法言说的方式深植于莉迪亚的内心，持续对她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

更关键的是，莉迪亚对创伤做出了灾难性的自我归因。她将母亲的离开完全归咎于自己——是她没听话，惹母亲生气了，母亲才会不要她。为了防止再次被抛弃，她在心底立下无声的誓言：“母亲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她要实现母亲的每一个愿望。”[5]这种源于创伤恐惧的“承诺”，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表达、也无法被他人真正理解的重负。因此，当玛丽琳将自己的医生梦想强加于莉迪亚时，莉迪亚不能也不敢说出自己的迷茫或抗拒。她只能以“是的，是的，是的”的表面顺从来回应母亲极高的学业要求和期望，在母亲面前扮演“乖巧听话、热爱物理”的形象。各种知识“在她周围盘旋萦绕，紧抓着她”，压抑着她真实的感受和意愿，让她无法诉说。对莉迪亚来说，任何对母亲的拒绝都可能重现儿时被抛弃的噩梦，因此，袒露真实的想法成了一种她不能承受的风险。

父亲的期望则叠加了另一层不可言说的创伤。詹姆斯从小遭受种族歧视，因此他迫切希望女儿莉迪亚能够“代替”他成为在白人社会里受欢迎的人。“代际间幽灵”是创伤的一个特征，家族的创伤在后代的心理空间中重复出现，使后代成为间接的创伤承受者。“它以尚未被确认的方式从父母的无意识转入孩子的无意识。”[6]作为混血儿，莉迪亚在学校同样遭遇了白人同学的排斥。然而更可怕的是，为了“安抚”受创的父亲，莉迪亚不仅不能向父亲倾诉自己遭遇的痛苦，反而要在父亲面前假装自己有很多朋友，校园生活很快乐。这使其在自身创伤的基础上，又背负起掩饰痛苦、迎合父亲期望的精神重负。在这个家庭中，莉迪亚不仅是创伤的承受者，更被迫成为无法言说自身痛苦，甚至需要牺牲自我来“修复”父母创伤的沉默者。她的沉默，是创伤不可言说性最深刻的体现。

在小说《骨》中，利昂作为“契纸儿子”的移民身份，是其创伤的根源。利昂通过购买梁爷爷的假身份进入美国，此后一生都被这个身份的谎言所禁锢。这种欺骗的阴影，时刻笼罩着他在美国社会的生活。利昂在生活中反复收到来自军队的“不合适”、雇主的“没有技术”、房东的“没空房”等拒绝信，这些表面上客观的官方措辞，实则是种族歧视的体现——美国社会排斥华裔移民，并剥夺他们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和位置。面对这些创伤触发物，利昂的选择是默默地将它们锁在一个箱子里，这是他收集过去的方式，也是封存创伤的方式。这种回避与沉默，一方面是避免假身份暴露的生存策略，正如小说中所说，“对于一个契纸儿子来说，纸张就是血液。”[7]另一方面也深刻体现了创伤性失语的特征——当个体所经历的苦难沉重到语言难以承载时，沉默便成为一种被迫的、最后的心理庇护所。

安娜的悲剧性结局，在于她深陷于一个双重束缚的绝境之中：无论选择顺从家庭规则还是反抗，都会导致内心的痛苦。作为最受宠爱的女儿，她深谙家庭运行的潜规则，在家里承担着“调和者”的角色。当安梅的婚外情被利昂发现后，她轻声安抚母亲：“别哭”。利昂离家出走时，安娜每天都去陪着他，“安娜有着像利昂一样的耐力，她任他像火山一样地爆发，当他骂完的时候，她就开始劝他回家。”[6]这一角色使她肩负维系家庭情感平衡的责任，但也埋下了内在分裂的种子。安娜爱上了奥斯瓦尔多，但这违背了父亲的明确禁令。对她来说，追求爱情意味着背叛家庭和让父母“丢脸”；而放弃爱情、顺从家庭则意味着背叛自己的真实情感和自我。她成长于受中国传统孝道、面子文化影响的华裔移民家庭，父母以这类观念对其进行规训；同时，她身处的美国社会则秉持强调个人自由与自主选择的主流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在她内心激烈冲突，使她感觉“像被卡住了，动弹不得”。她既渴望反抗父亲权威，追求爱情，又极度恐惧因此被家庭排斥，失去归属，这是两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因此，她选择了对家人沉默，这并不是简单的保密，而是她认识到了语言交流在解决这个矛盾上是无效的，甚至会起到反作用。长期的沉默以及无法表达痛苦严重损害了她的心理健康，使其产生了躯体化症状，她的身体感到没有缘由的疼痛和疲惫，这是心理创伤在身体上的真实表现，当说话的“口”被封住，身体只能用这种方式“诉说”痛苦。这种焦虑和痛苦的无解状态，最终耗尽了她的能量。

3 家庭的终极沉默

《无声告白》开篇以“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5]的冷静陈述奠定沉默的基调。当莉迪亚的尸体被发现后，家庭成员集体陷入了沉默和回避。他们开车去墓地参加莉迪亚葬礼的路上，经过了莉迪亚溺水的湖边，玛丽琳突然偏过头不去看湖水，应激性回避触发创伤的地点。詹姆斯紧闭车窗，用一道物理屏障隔绝自身与创伤触发物的直接接触。内斯与汉娜两个孩子则在车内压抑的氛围中保持沉默，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湖面反射着阳光，如同锡制的房顶，晃得内斯的眼睛开始流泪。”[5]白晃晃的湖泊只有些许波纹，湖水的沉寂与车内的沉默形成了空间上的互文，进一步加重了无声的重量。葬礼结束后回程的车上，玛丽琳只是盯着自己的指关节。到家后，玛丽琳说要去躺着，汉娜则一言不发地走进自己的房间。莉迪亚的突然死亡带来的巨大冲击，完全超越了家庭成员的接受和处理范围，表现之一就是他们丧失了常规的言语交流能力。因此，沉默成为他们面对无法用语言描述创伤体验时的自动反应，也是唯一反应。当痛苦超越认知框架，语言丧失表意功能，沉默就成了唯一的表达方式。莉迪亚家人的回避行为——不看、不说——并非指向情感的真空，而是从心理上难以接受甚至抵抗亲人死亡这一事件，反映出他们正处于无法有效处理创伤的困难状态。他们的沉默与回避，是一种对现实中创伤的防御性应对。

警察到家里调查完后，玛丽琳把莉迪亚的书包抱在怀里，发现书包的内衬有一条裂缝。这条裂缝是通往了解真实的莉迪亚的入口，同时也隐喻这个完美家庭表象的裂痕。当她从裂缝中掏出万宝路香烟和一盒打开过的安全套时，“她把两样东西一丢，仿佛它们是可怕的毒蛇，把书包猛地推到一边”。[5]对玛丽琳而言，这些物品击碎了她心目中的“完美女儿”的形象，她的女儿本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纯洁听话的“乖乖女”，然而书包里的东西使玛丽琳瞠目结舌，无法用以往与女儿相关的语言系统进行解释。此时的无言并不是主动的沉默，而是认知秩序崩塌后的疑惑、无措和难以接受。正如莉迪亚曾无法言说被父母强加的期望，玛丽琳此刻同样陷入了无法言说的境地。

小说《骨》中安娜死后，家庭成员试图用语言去理解、解释这场悲剧，但这些努力恰恰证明了语言的无力，并延续了创伤的不可言说性。利昂不断问莱拉：“她为什么会要跳楼？你肯定没有人推她吗？有没有什么人给了她毒品？”[7]他迫切地想要为安娜自杀找一个“外部凶手”或寻找一个简单、直接的原因，巧妙地避开了探讨更复杂、更痛苦的核心问题——家庭内部施加的压力以及文化冲突对安娜的撕裂，他真正害怕面对的问题可能是：“是不是我的要求逼死了她？”“利昂想找个人来指责”[7]，后来，他将悲剧归咎于没有遵守承诺把梁爷爷的遗骨送回中国而带来的“霉运”，将安娜的死亡与历史创伤联系起来，只有这样他内心的痛苦才能减轻几分。对于妹妹的死亡，莱拉则陷入深深的自责，认为自己本应该去问问安娜：“你为什么哭？”“什么事儿让你这么伤心？”[7]与利昂相反，莱拉将悲剧的原因完全归结到自己身上，通过自我批判减轻痛苦。安梅则认为女儿的死亡是上天对她有婚外情的报应，她给家庭带来了厄运。这些解释都是家庭成员在巨大的、无法理解的痛苦面前，试图用熟悉的、哪怕是不合理的语言来强行赋予事件“原因”，以此缓解自责。但它们都是对复杂创伤根源的扭曲和简化，无法触及安娜无法言说的痛苦的核心。这恰恰证明了真正的创伤根源是无法被他们现有的语言和认知框架所清晰表达的——这就是不可言说性的延续。

无法言说的创伤内核，在安梅对安娜骨灰的安置行为中暴露无遗。“母亲把安娜的骨灰从壁炉架上拿下来放到了做衣服的桌子上，然后又放在了电视机上。我不知道她到底想做什么，好像在尽力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根本就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这种无休止的位移行为极具象征意义：壁炉架是祖先祭祀的地方，不适用于非正常死亡的晚辈，缝纫桌代表着赖以生存的劳动工具，不应该沾染死亡的气息，电视机则象征着日常娱乐，与哀悼的氛围格格不入。这种骨灰安置的困境，揭示了创伤记忆在安梅心中的无法安放性——既无法被纳入传统的家庭文化进行哀悼，也难以在现代生活中找到容身之所。值得注意的是，安梅的这种应对方式与制衣厂的女工们协助处理安娜后事的表现形成了对比。小说写道：“她们对度过这艰难时刻所需的一切仪式都很熟悉”[7]。这暗示早期的华裔移民群体可能因为经历过太多类似的创伤和死亡，逐渐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程序以及大家心照不宣的应对方式——沉默。这种在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沉默，像一条无形的通道，让个人的痛苦经历在不知不觉中从一群人传给另一群人、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最终，变成家庭内部甚至群体内部一个谁也不敢轻易触碰的禁区。

4 结语

《无声告白》和《骨》清晰地展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创伤过于沉重时，人们往往会失去用语言描述痛苦的能力，并且这种失语状态会蔓延至整个家庭。两部小说通过两位少女的悲剧，揭示了无声创伤的运作机制。在《无声告白》中，莉迪亚的创伤始于童年被母亲抛弃的经历，她无法理解也无法表达这种痛苦，错误地认为母亲离开是自己的错。这导致她发展出极端的应对方式：对母亲的所有要求都无条件答应，对父亲则假装自己很受欢迎、朋友很多，以此满足父母的期望，而她真实的感受和需求却被完全压抑。最终，当她无力再维持这种假象时，死亡成了她唯一能选择的表达方式。《骨》中的安娜同样陷入无法言说的困境。父亲利昂作为“契纸儿子”的身份耻辱，以及母亲安梅“家丑不可外扬”的家庭规矩，使其丧失了表达真实诉求的话语空间。当她与非华裔男友的恋情被父母禁止时，内心的矛盾无法通过沟通解决，最终她选择跳楼，用最极端的方式“说话”。

两人死后，家庭均陷入了更深的沉默。莉迪亚的母亲把女儿书包里的证据像扔垃圾一样丢掉，父亲詹姆斯紧紧关闭车窗不愿看到女儿溺亡的湖。他们用行为上的回避代替语言的交流。安娜的父亲利昂反复追问“是不是有人推她”，拒绝面对自己的责任；母亲安梅不断移动女儿的骨灰盒，却始终找不到安放的位置。这些行为表明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处理这种痛苦。这种集体的沉默和回避不是冷漠，而是创伤不可言说的直接表现。当创伤无法用语言表达时，沉默是面对创伤的唯一方式。

参考文献

[1] 陆扬，张祯．卡鲁斯与创伤批评［J］．学术研究，2018，（9）：171-176，178．

[2] 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J］．国外文学，2008，（4）：23-31．

[3] 赵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J］．文艺理论研究，2019，39（1）：201-211．

[4] 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5] 伍琦诗．无声告白［M］．孙璐，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6] 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4）：117-125，159-160．

[7] 伍慧明．骨［M］．陆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