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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波普尔与哈耶克的历史决定论批判及其问题

历史是否有规律、能否预测，是历史决定论的核心问题。韩东屏（2017）指出，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被某个存在者决定并推动的过程，有自己的目的或一以贯之的走向，其发展过程具有必然性、规律性，也有一定的模式，因而其未来是可以预测的”；反历史决定论则相反，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没有什么决定者，也没有自己的目的或固定的发展方向，更无必然性、规律和任何模式可循，因而也是不可预测的”。卡尔·波普尔（1999）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2009）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哈耶克（1997）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对此做出了坚决否定的回答。波普尔认为信奉历史决定论会在思想上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封闭起来，塑造一个“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哈耶克是波普尔的老师，二人均主张自由主义，理论高度互补。

波普尔为论证自己的观点，总结了五条论纲：（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4）必须摈弃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可以作为预测历史的工具；（5）所以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和不能成立的。

何兆武（2011）发表《评波普〈历史主义的贫困〉》，总结五条论纲的中心思想是：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获得知识，然而知识的增长本身却并无规律可循，所以预言不可能。何兆武（2011）认为波普尔第一条论纲“一般地似可以接受”，但不同意第二条，认为知识的进步可以被预测或预言，并由此推断第三、四、五条失去了基础。

然而，本文认为，何兆武（2011）没有发现波普尔理论的大前提——第一条——就是错误的：人类历史的进程并非单一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甚至可以说与知识增长关系不大，远没达到决定论的程度。若按波普尔等人的理论逻辑，则会推导出人类历史发展不存在客观规律、无法进行趋势预判的结论。波普尔、哈耶克以批判极权主义为切入点否定历史决定论，其理论主张从历史哲学层面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历史决定论形成明显分歧。

2 中西学界对波普尔—哈耶克理论的批判综述

在对波普尔和哈耶克理论展开批判之前，有必要系统梳理中外学界已有的批判性研究，以明辨本文的理论立场。

西方思想界对波普尔的反驳并不鲜见。一些学者指出，波普尔以可证伪性方法否证历史规律说，但这一方法本身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适用性值得商榷。更有学者指出，波普尔的批判本质上是“以形而上学甚至神学式的方式来看待历史规律”——他恰恰犯了与反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同样的错误，即用不可检验的先验前提来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

在中国学界，反对波普尔—哈耶克路线、辩护历史决定论的学术阵营形成了以下几条重要的论证路径。

2.1 韩东屏的制度决定论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韩东屏（2017）在《历史没有规律吗——驳反历史决定论》中明确指出，历史决定论的最大短板是“给不出一条既可与历史进程吻合，又可与人有意志自由的事实相容的历史规律”。为了彻底驳倒反历史决定论，他提出了一条这样的历史规律——制度决定论。韩东屏（2017）认为，制度是正式规则，人类社会的诞生、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异化和国家的复归，都是由制度决定的。制度化社会赏罚机制将制度安排者与一般成员的活动统一起来，形成一条可观察、可检验的历史规律。韩东屏（2017）进一步论证，从制度决定论出发，“可以实现对未来的成功预言”，同时“不会否定人有意志自由”——人的自由活动在制度框架内展开，制度既规定了活动的边界，又为自由选择提供了可能空间。韩东屏（2016）在《人类社会历史的真相与逻辑》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立场，从人类历史的整体逻辑出发对反历史决定论进行了系统性驳斥。

2.2 阎孟伟对唯物史观历史决定论的辩护

南开大学阎孟伟（2022）在《历史规律与历史决定论的证成与辩护——驳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历史决定论的诘难》中，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系统回应了西方学者的诘难。阎孟伟（2022）指出，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特征是“确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马克思以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为前提，从人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发展中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客观基础和发展规律。阎孟伟（2022）强调，马克思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这正是历史规律性的经典表述。现代西方的历史非决定论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目标直指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必须从历史规律的有无问题出发阐明历史的辩证决定论的基本观念。

2.3 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波普尔历史决定论批判的系统回应还包括：唯物史观视角下对历史规律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关系的再阐释，从逻辑学角度指出波普尔论证中存在的悖论与概念混淆，从复杂性科学角度论证社会发展规律的新形式，以及从东西方哲学比较视野分析历史决定论的合法性等。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反波普尔的学术立场。

上述文献表明，波普尔—哈耶克理论在学术上远非定论，其前提与方法论均受到中外学者的严肃挑战。

3 批判的前提重构：从还原论到开放复杂巨系统

波普尔与哈耶克的最根本错误，不在于对个别历史现象的解释失当，而在于以还原论和线性因果的方法论前提来审视人类历史。

3.1 开放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革命

钱学森提出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框架。所谓“开放”，是指系统与周围环境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复杂”指系统包含众多子系统，其行为具有不可还原的涌现性动力学规律；“巨系统”指系统包含海量子系统，且层次结构极为复杂。钱学森（1991）将人体系统、社会系统、人脑系统和地理系统归为四类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

钱学森（1991）深刻指出：“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还原论的方法是不适用的”。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他独创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这是国外没有的中国人独创的方法”。综合集成法将专家体系、数据体系与机器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发挥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钱学森（2007）明确指出：“我们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建筑在《实践论》的基础上的”，其工作过程“是以《矛盾论》为指导思想的”，在建立数学模型的曲折过程中，“要发现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要千万记住：矛盾是在发展，会转化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综合集成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持续深化。顾基发与唐锡晋（2025）指出，综合集成方法论至今已有35年，在国内的研究情况“逐渐由冷到热”，在当今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大力发展的背景下，“更应关注综合集成方法论的研究”，既能应对系统的复杂化，又能提供有效的系统方法论，使出现的新技术“不走弯路”[3]。

3.2 人类历史作为开放复杂巨系统

从本质上看，社会系统和人体系统是紧密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依靠自己的思想与智慧构建了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而社会系统的强大功能反过来又促进人体系统的进化与发展。从本质上讲，“社会系统”和“人体系统”是一个整体，即“人—社会系统”。钱学森（2007）指出：“人体科学的研究比社会科学、宇宙学还要难，大概是科学问题中最难的”。

因此，历史是在人—社会系统中展开的动态过程，而非可简单归因于知识增长的单变量线性方程。波普尔把“知识增长”抽离出来作为决定性影响因子，犯了归因错误。

3.3 波普尔论纲第一条的彻底否定

波普尔第一条论纲——“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从线性因果前提来看，该论纲将复杂巨系统中无数变量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强行简化为知识增长作为输入、历史进程作为输出的线性关系，这在方法论上毫无根据。

其次，从影响权重来看，人类知识增长与自然气候周期、地缘战略格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社会制度结构、人口结构与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相比远未达到波普尔所宣称的“强烈”程度。

最后，韩东屏（2017）的制度决定论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制度作为正式规则，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框架，其变迁与演进比单纯的知识增长更能解释历史的重大转折。把历史进程简单归结为知识增长的影响，无异于把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当作整座冰山。

4 预测的可能性：基于系统科学的历史可预测性

4.1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历史预测的方法论基础

既然人类历史是开放复杂巨系统，就必须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在具体操作上，综合集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通过人机结合、专家群体智慧与机器计算能力协同配合，实现对复杂系统的整体把握。

就历史预测而言，综合集成法的运作模式应当是：首先由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进行定性分析，判断当前历史阶段处于何种基本态势——“治—乱—兴—衰”圜道中的哪一相位；其次由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提供定量数据支撑，如人口增长率、资源消费指数、社会不平等系数等；再通过专家群体讨论，将定性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形成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最后，根据这种判断作出高概率正确的战略选择。

汪寿阳（2013）及其团队在经济预测领域成功运用了综合集成方法论，具体化为TEI@I方法论（文本挖掘—计量模型—智能建模的综合集成），他们基于这一方法成功预测了中国GDP增长、物价、房价、货币需求与供给，以及国际原油价格波动——2008年他们在高盛预测油价将达到200美元的背景下，准确预测油价将回调至80美元以下，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政府的“智库”（汪寿阳，2013）。这一成功案例充分证明：对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宏观趋势进行高概率预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

4.2 宏观趋势预测与不可预测的边界

复杂系统的可预测性是有边界的。钱学森（1991）明确指出：“过一段时间，客观情况变了，巨系统成员本身也会有其变化，具体的计算参量及其相互关系都会有变化。因此，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只能作短期的预测计算，过了一段时期，要根据新的客观观察，对方法作新的调整”。这就是说，历史预测本质上是一种条件性趋势预测。

就历史而言：具体事件的精确预测是不可能的（正如无法精确预言哪一天发生一场特定的战争），但宏观趋势的高概率预测是完全可能的（正如完全可以断言未来一个月将进入夏季）。毛泽东“持久战”著名论断就是宏观趋势预测的经典案例：他准确判断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不是点预测，而是“相位预测”，历史证明完全准确。

5 易道哲学与“法天象地”：系统观的东方根基

如果说钱学森的系统科学为历史规律性提供了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证明，那么中国易道哲学则从经验观测与符号推理的维度，提供了认识历史规律的另一条深厚路径。

5.1 从天文观测到符号体系：河图洛书与《周易》的系统观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并非脱离实际的玄学空谈，而是从古代天文观测和数学中自然生发出来的科学体系。河图洛书的生成模式、卦爻体系的推演逻辑，皆是古人长期观测天象、归纳天地运行规律的智慧结晶。《周易·系辞》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这里的“仰观俯察”正是一种从系统整体出发的综合性观测方法——不是孤立地考察某一具体现象，而是将天地人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加以把握。

当代易学研究指出，易道在“象变”与“形定”的双重维度中得以敞开。“象”源于古人对日月星辰运转的观察，侧重于表征自然万物在未成形之前所展现的形态，其特征是“变”；“形”源于古人对山川草木的感知和改造，侧重于对事物之存在特性的表征，其特征是“定”。在此基础上，易学家将对“象”和“形”的认知与后天八卦相结合，“将空间纳入时间，以时间统摄空间”，建构出一套“融时空为一体的哲学体系”（佚名，2025）。这种时空融合的整体观，与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中“四统一”的思想（即四类典型开放复杂巨系统揭示的客观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形成了跨越数千年的理论呼应。

5.2 “法天象地”的系统观与社会预测

“法天象地”作为中华文明处理天人关系的基本方法论，其核心思想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建构必须以天地运行的宏观规律为参照。这一观念在《易传·系辞》中得到经典表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老子》第二十五章亦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法天象地”的系统观意味着，人道的规律隐于天道的规律之中，通过观测天道的圜道运行，可推知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正是基于“法天象地”的系统思维，中国历代易学家发展出一套从天文观测推演社会治乱的符号系统。古人通过长期的系统观测发现，天地运行的周期性节律（如日食、月食、五星会聚、二十四节气）与社会历史的宏观动荡之间，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治世常在天文秩序稳定时出现，乱世往往伴随特殊天象的发生。这不是机械的因果决定，而是复杂系统动态演化中的规律性表现。正如《易传》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与时变之间、人文与化成之间的这种系统关联性，正是古人以“法天象地”之法对社会发展态势进行宏观把握的方法论基础。

这种“法天象地”的系统观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被切实转化为制度性的预测实践。汉代董仲舒面对汉武帝的策问，明确提出“圣人法天而立道”——治理国家必须取法于天，确立王道和仁道。他认为《春秋》所著录的长时期天象资料，集中了“天人相与之际”的许多解释，后世言灾异应以《春秋》为根据。由此，他建立了“观天象→判灾异→定策问”的逻辑链条：天以四时运行昭示秩序，人君当以仁德刑杀效法之；若人君无道，天即降灾异以谴告；面对灾异而不改悔，则将导致“伤败”。董仲舒据此提出“更化”主张：朝代改换应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去秦弊政，才可实现“善治”。这种将天文观测纳入政治合法性判断和政策调整依据的思维方式，证明在汉代思想体系中，天象已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历史进程的方向标——正如本文前文所言，圜道是天道，人事必须与天道相参。

如果说汉代天象学说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政治合法性的宏观层面对决策的约束，那么唐五代的天文灾情预报体系，则将“法天象地”推进到可操作、可检验的制度性实践。唐五代设立专门的天文机构（太史局/司天台），配备浑仪、浑象等精密仪器，其职责并非单纯的历法推算与星象观测，更是承担了国家级的灾情预报职能。司天台官员持续监测日月星辰运行轨迹、云气形态、节气更替等自然现象，一旦发现彗星出现、行星运行失序、日月薄蚀、异常云象等变异天象，便判定为可能引发灾害的“灾异之兆”，及时整理观测报告按层级上报。会昌元年（841年）的备灾行动是典型案例：司天台观测到可能引发水旱蝗虫之灾的异常天象后迅速上报，唐武宗当即下诏“近江州县，趁农隙加筑堤防，劝百姓种植五豆以备灾患”，既明确水利修缮责任，又引导民众提前种植耐灾作物。这一案例表明，“法天象地”不仅提供了预测的逻辑前提，更为其赋予了系统的操作机制——这是一个从“观天象”到“判灾变”，从“判灾变”到“定决策”，再从“定决策”到“部署行动”的完整预测—响应闭环。

如果说唐五代的天文预报体系体现了“法天象地”在防灾备灾上的即时性应用，那么明代《大统历》的颁行与使用则体现了其在周期性农事安排中的根本性作用。历法在古代的核心功能是“授民以时”——通过观测天象推算节气，将天道的运行周期转化为月令、农时等可操作的时间框架，指导全国的农业生产。明代颁行的《大统历》由刘基依据元代《授时历》修改而来，由钦天监四科之一的大统历科统管，每年岁造民历、月令历、七政躔度历、四季天象占验历等多种历书，各自按时呈上。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阐述历法与农业的关系时指出：“历家推步……如环之循、如轮之转。农桑之节以此占之，四时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蓺则失之太晚而不成。”这意味着，农业生产必须依据历法所推算的节气来决定播种与收获的时机；错过节气的窗口期，就会导致歉收甚至绝收。因此，执政者必须依据天象观测结果来指导全国农事安排，以确保社会稳定和赋税来源——这种“顺天应时”的农政逻辑，正是“法天象地”在国计民生层面的制度延伸，也是本文圜道历史观在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5.3 “灋道本一”：中华法系中的法哲学系统观

“法天象地”不仅是一种哲学思辨，更深嵌于中华法系的制度构建之中。中国古代法学传统中，“灋”（法）与“道”本为一体。“灋”字从“廌”（獬豸，能辨曲直的神兽）从“去”，象征判断是非、去恶止争。其深层哲学基础是：人类社会的法度必须效法天道的规律，法不是人随意制定的规则，而是天道在人间的具体显现——这就是“灋道本一”的根本要义。

韩非子在《韩非子·扬权》中指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故明主之道，使民不争。”道是万物的是非准则，明主的治理之道，不过是使人民不违背道而已。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阐述法家精神时亦云：“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所谓“一断于法”并非任意的权力，而是将道在人间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灋道本一”的精髓在于认识到人类社会系统与天道运行系统之间存在深层结构的一致性。法律不是孤立的人定规则，而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调适的产物。违反天道的法律制度，即使短期内能够维持秩序，长期来看也必然因违背宏观圜道规律而走向失败。这是中华法系智慧在现代系统科学语境下的重新激活。

6 圜道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融合

6.1 圜道及其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在契合

圜道，即循环往复、周行不殆的运动规律，其“螺旋式上升”的方向性与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的发展模式在逻辑上高度同构。北京大学学报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圆道思维向度”，它“是一种以圆润通变、回归和谐、螺旋式上升为特征的思维模式”，“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基础”。

圜道不同于简单的循环论——不是封闭的原地踏步，而是螺旋式上升。每个周期既重复上一周期的结构性约束，又在更高层次展开新的可能性。这正是圜道与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在契合点：否定之否定规律强调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往复过程，事物在高一级水平上回归自身。圜道揭示了过程的周期性结构，否定之否定揭示了这种周期中的质变节点，二者互为补充、相互印证。

6.2 量变到质变规律与圜道中的阈值跃迁

圜道在长期振荡中呈现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平衡被打破、系统跃迁到全新状态的现象。这正是质量互变规律在圜道结构中的具体表现。钱学森关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三个革命”理论，为理解圜道中的质变与飞跃提供了系统科学的分析框架。

就历史而言，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不是计划经济的简单否定，更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更高层次上的自我扬弃——这正是圜道式前进：不是原地回到市场经济，而是带着社会主义制度前提的新型市场经济；不是否定之否定的封闭循环，而是经过辩证法否定环节之后，在更高一级水平上的圜道回归。

6.3 天人合一：硬约束下的创造

圜道是天道，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但顺应不等于宿命。天道为历史提供了约束性边界而非确定性的脚本。钱学森（2007）将人类历史置于人—社会系统的整体框架中审视，指出社会系统和人体系统是一个整体，历史即是在这个整体框架中展开的动态演化过程。所谓“创造历史”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在认知圜道约束的前提下，在圜道所允许的概率可能性边界内选择最优行动。

7 科学观的重新奠基：系统科学视野下的名实一致

7.1 钱学森对中医科学性的论证：系统科学与整体观的契合

波普尔将“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这是典型的“科学宗教”——将科学方法当成了科学本身。波普尔（1999）本人承认，“伪科学”可能有深刻洞察力，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因此，以可证伪性否定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何在？

钱学森（2007）明确指出：“中医的理论是系统观的，这是科学的。”钱学森（2007）进一步指出，中医的阴阳说和五行说、脏腑论和经络学说、六淫七情理论，以及辨证论治，“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观”，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中医之所以科学，不在于其符合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标准，而在于它经过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反复验证有效，其名实相符性经受了时间检验。

7.2 “科学”标准的重新定义：名实一致

因此，真正的科学判据应当是“名实相符、主观与客观一致”这一贯穿东西方科学传统的公理，在系统科学场域中进一步明确为三个层次：第一，理论是否如实描述了研究对象在系统运动中的不变关系；第二，理论在实践中是否具有长期可重复的有效性；第三，理论的预测是否基于系统科学的综合集成方法，而非还原论的点预测。这一标准足以涵盖东西方科学体系，避免了波普尔标准的狭隘与不周延。

7.3 对西方精神病学的批判性审视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发明人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获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该手术使约五万美国人成为“行尸走肉”，包括肯尼迪总统的姐姐。这套手术方案是基于当时最新科学知识、具有可检验性的技术应用，属于波普尔意义上的“科学”。然而它造成了严重的人道灾难。究其根源，西方精神病学的失败恰恰在于缺乏系统思维，将人类精神视为可被逐一切割、修复的机械装置，无视生命系统和心理系统是开放复杂巨系统的事实。

8 结论

波普尔与哈耶克的根本错误在于以还原论和线性因果的眼光审视人类历史这一开放复杂巨系统。当以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为方法论框架审视历史时，情形完全不同。人类历史作为社会系统与人体系统相统一的整体，其演化既存在宏观调控规律，又保留子系统的随机行为空间。基于系统科学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宏观趋势的高概率预测是可能的。

易道哲学“法天象地”的系统观、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韩东屏（2017）制度决定论以及阎孟伟（2022）对唯物史观历史决定论的辩护，从不同角度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历史不仅是有规律的，而且这种规律是可以被认知和把握的。圜道揭示了周期性循环中螺旋式上升的运动机制，与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具有内在逻辑契合。圜道是天道，人类历史必须顺应天道，但顺应不是宿命，而是在认知约束的前提下趋利避害的能动选择。

中国这些年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适应了建国初期的积累需求，市场经济转轨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伟大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这是人类在认知圜道的前提下自觉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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