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农业大学,广州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智能手机功能的日益强大,移动互联网已深度嵌入个体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学习之中。然而,其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诱发了一系列心理与社会适应问题,其中手机成瘾现象尤为引人关注[1]。手机成瘾是指个体无法控制对手机的使用冲动,导致出现耐受性增强、戒断反应、社会功能受损等典型成瘾行为特征[2]。研究表明,过度使用手机会显著增加个体的焦虑[3]、抑郁水平[4],损害其认知功能[5],并导致人际关系疏离[6]。鉴于手机成瘾对个体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深入探究其形成机制已成为心理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课题。
压力知觉是个体对生活中应激情境的一种主观评估和情绪反应,反映了其认为自身应对能力与环境要求之间存在失衡的心理状态[7]。根据拉扎勒斯(Lazarus)的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当个体感知到过高的压力时,会倾向于采取各种应对策略来缓解不适,其中可能包括逃避现实的非适应性策略[8]。一般紧张理论(GST)也指出,负面情绪是导致偏差行为(如成瘾)的重要中介[9]。
手机提供的虚拟世界因其匿名性、便捷性和丰富的刺激性内容,常成为个体逃避现实压力、寻求即时满足和情绪慰藉的渠道[10]。大量实证研究证实,压力知觉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11-1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压力知觉能够正向预测手机成瘾。
然而,压力知觉并非直接导致成瘾行为,其影响往往通过一系列内在心理机制发挥作用。自我控制资源模型认为,自我控制是一种有限的心理资源,高强度的压力会持续消耗该资源,导致个体自我调节能力下降,从而更易出现冲动性和成瘾性行为[13]。研究表明,高压力知觉的个体其自我控制能力往往较低[14],而低自我控制水平则是预测各类成瘾行为(包括网络成瘾、手机成瘾)的稳定风险因子[15-16]。因此,自我控制可能在压力知觉与手机成瘾之间扮演关键的中介角色。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自我控制在压力知觉与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孤独感是个体感知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数量或质量上有所欠缺时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感体验[17]。Cacioppo等人的孤独感模型认为,孤独感会增强个体对社交威胁的警觉性,并促使其寻求替代性的社交满足[18]。压力知觉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引发或加剧孤独感:一方面,慢性压力可能导致个体社交退缩,减少社会参与,从而破坏其社会联结[19];另一方面,根据情绪的社会功能理论,压力带来的负面情绪可能影响个体的社交表现和吸引力,进一步导致社交孤立[20]。同时,孤独感强的个体具有强烈的动机使用手机中的社交应用来弥补现实社交的缺失,但这种线上连接往往是浅层的,难以替代线下深度交流,反而可能因挤占线下社交时间、引发社交比较而加剧孤独感,形成“孤独-手机使用-更孤独”的恶性循环,最终发展为手机成瘾[21-22]。因此,孤独感也可能是压力知觉影响手机成瘾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本研究提出假设H3:孤独感在压力知觉与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进一步地,压力知觉、自我控制与孤独感三者之间可能存在内在的联动机制。高压力知觉损耗自我控制资源,使个体难以有效地管理情绪和维持良好的社交行为(如耐心倾听、积极回应),这可能损害其人际关系质量,从而引发或加剧孤独感[23]。即,自我控制的削弱可能是压力知觉导致孤独感的重要途径。而孤独感的体验又会进一步消耗心理能量,削弱个体应对压力和调节行为的能力。这样一个由压力启动,经由自我控制损耗和孤独感加剧,最终导致手机成瘾的链式路径可能存在。基于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发展受到环境系统(如压力源)与个人特质(如自我控制)复杂交互的影响[24],手机成瘾行为正是这种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自我控制与孤独感在压力知觉与手机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构建一个链式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综合考察压力知觉对手机成瘾的直接影响,以及自我控制和孤独感在其中的简单中介与链式中介作用,以期深入揭示压力知觉影响手机成瘾的内在心理机制,为有效预防和干预手机成瘾提供更为精准的理论指导。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图
Figure 1 Research hypothesis model diagram
采用方便抽样法,从广东省3所高校招募研究生1217人,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999份,有效回收率82.09%。其中男性423人(42.34%),女性576人(57.66%)。研一413人(41.34%),研二319人(31.93%),研三267人(26.73%)。
(1)压力知觉量表
采用由Cohen等人于1983年编制,并经中国台湾初丽娟教授修订的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25]。该量表在国际上应用广泛,用于评估个体感知到的心理压力水平。量表共14个条目,包含“紧张感”(如第1、2、3、8、11、12、14题)和“失控感”(如第4、5、6、7、9、10、13题)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从“从来没有”到“总是有”依次记为1至5分,总分范围在14至70分之间,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感知到的压力水平越高。根据常规解释标准,总分0~28分为正常范围,29~42分表示压力较大,43~56分则表示压力极大,需要寻求专业协助。该量表在本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度。
(2)自我控制量表
采用谭树华和郭永玉于2008年在Tangney等人编制的自我控制量表基础上修订的中文版[26]。该量表共19个题目,包含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御诱惑、专注工作、节制娱乐等五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其中第1、5、11、14题为正向计分,其余题目均为反向计分。所有题目得分相加为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为0.869,信度良好。
(3)孤独感量表
采用Russell等人编制的UCLA孤独量表(第三版)[27]。该量表为单维度结构,共20个条目,用于测量个体主观感知的孤独感体验。量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从“从不”到“总是”依次记为1至4分,其中第1、5、6、9、10、15、16、19、20题为反向计分。总分范围为20至80分,得分越高代表孤独感程度越严重。参考常模,总分20~34分为低孤独感,35~49分为中等程度孤独感,50~80分为高孤独感。本研究中,该量表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936。
(4)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采用熊婕、周宗奎等人编制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28]。该量表共16个条目,包含四个维度:戒断症状(第1、4、6、8、10、12题)、突显行为(第5、9、13、15题)、社交抚慰(第2、7、16题)和心境改变(第3、11、14题)。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至5分,总分越高表示手机成瘾倾向越严重。该量表在国内大学生群体中广泛应用,已被证明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采用SPSS 25.0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运用 AMOS 24.0建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自我控制、孤独感在压力知觉和手机成瘾之间中介效应检验[29]。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的严重性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有4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35.43%,小于 0%的临界标准,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30]。
对各量表总分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压力知觉、孤独感、手机成瘾均与自我控制呈显著负相关;压力知觉、孤独感分别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如表1所示,各变量之间均有相关关系,结果可以为假设提供初步支持。
表 1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for all variables
| M | SD | 1 | 2 | 3 | 4 | |
| 1.压力知觉 | 42.00 | 12.05 | 1 | |||
| 2.孤独感 | 50.01 | 15.88 | 0.24*** | 1 | ||
| 3.自我控制 | 57.00 | 16.22 | -0.55*** | -0.45*** | 1 | |
| 4.手机成瘾 | 48.00 | 13.64 | 0.30*** | 0.62*** | -0.41*** | 1 |
注:***p <0.001,**p <0.01,*p <0.05。
首先,对压力知觉与手机成瘾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R2= 0.255,△R2 = 0.255,t = 6.25,压力知觉能显著预测手机成瘾。再次,依据研究假设使用Amos24.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自我控制和孤独感在压力知觉和手机成瘾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拟合指标为 χ2 /df =4.30,TLI = 0.981,CFI =0.985,NFI =
0.981,RMSEA=0.058。模型指标达到适配标准,结构模型拟合良好。研究模型图及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压力知觉对手机成瘾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13,p<0.001),自我控制对手机成瘾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07,p=0.042),孤独感对手机成瘾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0.58,p<0.001),压力知觉对自我控制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0.56,p<0.001),自我控制对孤独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0.48,p<0.001),但压力知觉无法直接预测孤独感(β=-0.02,p=0.528)。上述结果表明,压力知觉能够通过自我控制对手机成瘾产生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自我控制和孤独感组成的链式中介对手机成瘾产生间接预测作用。
同时,通过随机抽样从原始数据集(N=999)中产生的5000个自举样本,采用Bootstrap 方法来检验模型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由表2可知,以压力知觉为自变量,以手机成瘾为因变量,以自我控制和孤独感为中介变量,在此基础上,揭示压力知觉是如何影响手机成瘾形成的,包括直接效应和以自我控制、孤独感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结果发现:压力知觉对手机成瘾的直接效应为0.055,占总效应的41.98%,95% 的置信区间为[0.030,0.082],区间不包括0,因此压力知觉对手机成瘾的直接效应显著。模型中的间接路径有三条:一是压力知觉→自我控制→手机成瘾(间接效应1),95% 的置信区间为[0.000,0.032],区间不包括0,中介效应值为0.016,中介效应显著,自我控制是压力知觉与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二是压力知觉→孤独感→手机成瘾(间接效应2),95% 的置信区间为[-0.024,0.012],区间包括0,中介效应不显著;三是压力知觉→自我控制→孤独感→手机成瘾(间接效应3),95% 的置信区间为[0.053,0.080],区间不包括0,中介效应值为0.066,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因此自我控制和孤独感在压力知觉与手机成瘾的关系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这两条显著路径的效应值占总效应的 12.21%和50.38%。
图 2 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图
Figure 2 Serial mediation model
表 2 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2 Mediation analysis
| 效应类型 | 效应值 | 标准误 | 下限 | 上限 | 相对效应值 |
| 总效应 | 0.131 | 0.014 | 0.105 | 0.160 | |
| 直接效应 | 0.055 | 0.013 | 0.030 | 0.082 | 41.98% |
| 间接效应1 | 0.016 | 0.008 | 0.000 | 0.032 | 12.21% |
| 间接效应2 | -0.006 | 0.009 | -0.024 | 0.012 | 7.63% |
| 间接效应3 | 0.066 | 0.007 | 0.053 | 0.080 | 50.38% |
本研究发现,压力知觉能显著地直接影响手机成瘾,即研究生所感知到的压力水平越高,手机成瘾行为的发生风险也越高,本研究的假设1得到验证。根据拉扎勒斯(Lazarus)的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当个体评估环境要求超出自身应对资源时,会产生压力体验,并会采取各种方式来缓解这种不适[8]。对研究生而言,智能手机因其便捷性、信息高度集中与强互动性,更容易成为应对科研任务、论文撰写及未来职业发展等高阶压力时寻求及时疏解与情感代偿的首选途径[31]。在面对较为独特的学术压力与生涯规划压力时,研究生群体手机使用强度显著上升,从而更易形成成瘾倾向[32]。因此,高压力知觉的研究生更可能将手机作为应对压力的主要工具,这与其手机成瘾水平具有正向关联。
本研究的间接效应1结果发现,自我控制在压力知觉和手机成瘾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压力知觉水平愈高,研究生的自我控制能力愈差,且这种趋势能进一步预测手机成瘾行为的增加,本研究的假设2得到验证。根据研究结果可知,压力知觉对研究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这与鲍迈斯特(Baumeister)等人提出的自我损耗理论观点一致[33]。该理论认为自我控制是一种有限的心理资源,而研究生在持续面对科研任务、论文写作与学术竞争等多重压力时,会大量消耗此类资源,其自我调节能力随之下降。同时,高强度压力也与研究生的抑制控制功能受损有关,使其在需要专注阅读文献或开展实验时更难抵御手机的即时吸引[34]。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的研究生,往往难以合理安排科研进度、有效抑制非必要使用手机的冲动,从而更容易陷入手机失控使用的状态。
本研究关于间接效应2的结果显示,孤独感在压力知觉与手机成瘾之间的单独中介作用不显著,因此研究假设3未获得支持。这可能表明,压力知觉作为一种广泛的负性情绪体验,与研究生的孤独感并不存在直接的正向预测关系。在研究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中,孤独感更多与现实社交联结的弱化有关,例如与导师、同门间交流不足,或缺乏稳定的学术支持系统。压力与孤独之间的关联,可能需要以自我控制这一内在心理资源的损耗作为中介桥梁[35]。当研究生仍具备较好的自我控制能力时,即使面临较高的科研压力,仍能主动维持必要的学术交流与人际互动,从而不必然陷入孤独。这一发现进一步提示,在研究生压力与手机成瘾的关联路径中,自我控制可能发挥着比孤独感更为关键与前置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建构链式中介模型发现,压力知觉通过自我控制和孤独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对研究生手机成瘾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本研究的假设4得到验证。这一链式中介路径揭示了一个从压力知觉到手机成瘾的完整关联过程:当研究生面临较高的科研与学业压力时,用于自我调节的心理资源被持续消耗,其在专注力管理、情绪调控及学术拖延行为等方面的自我控制能力随之下降。自我控制能力不足的个体,在与导师、同门等关键学术社交互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差的沟通与情绪管理能
力[36],从而影响现实人际关系质量。同时,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是预测后期孤独感的重要因素,它与个体维持高质量社交的能力减弱有关,进而可能加剧孤独感体
验[37]。随着自我控制能力下降以及现实社交互动的减少,研究生更容易在密集的学术环境中感到孤独[38]。为弥补现实社交支持的缺失并寻求情感代偿,高孤独感的个体往往更频繁地使用手机进行社交互动与娱乐消遣。在此过程中,孤独感成为推动手机成瘾的重要预测因
素[39]。值得关注的是,基于孤独感驱动的手机使用容易陷入循环: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与便利性为研究生提供了暂时的“学术逃避”渠道,但这种补偿性使用极易形成依赖[40];个体越是感到孤独,就越倾向于通过手机获取即时性的社交满足,而过度使用手机又会进一步挤占参与现实学术社交与集体活动的时间,导致现实社交能力进一步弱化,最终在科研环境中维持或加深其孤独体验。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压力知觉、孤独感分别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而自我控制与压力知觉、孤独感及手机成瘾均呈显著负相关;二是压力知觉不仅能够直接正向预测研究生手机成瘾,也能够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手机成瘾,但孤独感的单独中介作用不显著;三是自我控制与孤独感在压力知觉与手机成瘾之间构成链式中介路径,表明压力知觉可通过先损耗自我调节资源,进而与现实社交疏离及孤独感相关联,并最终与手机成瘾风险呈正向关联。本研究从内在心理机制层面,为研究生群体手机成瘾的防控与干预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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