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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市场全面的扩张、个体价值的凸显，对于个体来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空间，但随之而来的是社群破碎、归属感受损、公共参与意识逐渐衰减等问题。人际交往不断被简化为利益交换与契约约束，维系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和情感纽带不断趋于淡薄。面对分化割裂、个体原子化的现代社会现状，重构兼具人文温度与坚实基础的社会共同体，是全球共同的时代难题。当代西方社群主义正是立足于这一现实问题形成自身的理论关切，它从哲学的根基上对自由主义所预设的“无拘的自我”发起挑战，试图将孤立的个体重新放置于道德社群和集体历史的脉络之中。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标志着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团结规律的深刻把握。尽管中西方社会发展环境存在显著差异，但西方社群主义针对现代个体原子化困境形成了一套分析框架；该理论根植于资本主义改良语境，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我们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为根本遵循，批判性吸收其合理观点，将其作为辅助性理论参照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本文聚焦于社群主义的社会团结理论，梳理该理论的生成基础、主要内容与内在矛盾，并着重探讨它对以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团结实践所能够提供的现实启示。社群主义的理论抱负在于，它拒绝将社会仅仅视为原子式个体的聚合，而力图恢复亚里士多德式的“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一古典洞见，在现代语境中的说服力，这与中国重视集体伦理、家国情怀的文化传统具有潜在的对话空间。

2 社群主义社会团结观的核心维度

西方社会对于社群主义的理解并非一个整齐划一的学派，但是，在社会团结的问题上，桑德尔、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沃尔泽以及埃齐奥尼等一众理论家持有相近的基础性观点，他们认为，人从根本上说是处在关系网络与特定共同体中的存在，纯粹原子个人主义，不能培育出真正的社会团结。以下从四个方面阐释其团结观的核心要义。

2.1 超越“无拘的自我”论共同体的个体构成意义

西方社群主义社会团结观的逻辑起点，是对自由主义自我观念的深刻批判。在自由主义的经典论述中，自我被设想为一个先于并独立于其目的、价值和所属共同体的选择主体，拥有自主选择和修正善观念的能力。桑德尔将这种存在论想象精准地概括为“无拘的自我”（The Unencumbered Self）。他指出，这一自我图景彻底遗漏了人的社会构成属性，我们实际上总是“某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我们的身份、情感与道德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民族和文化传统等共同体纽带所塑造的，当个体被剥离这些构成性归属时，也就丧失了与他人建立深厚团结的存在论基础。[1]在这里桑德尔区分了“构成自我”与“意志自我”：前者承认我们的某些忠诚归属并非意志选择的结果，它们先于选择而存在，并塑造着人的选择能力；一旦将这些纽带视作可随意剥离的外在物，自我便沦为空虚的抽象，社会团结也因此失去其道德深度。这种区分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理想，它揭示了国家难以在多元善观念之间坚守绝对中立，否则势必损害部分人的构成性认同。

泰勒则从语言哲学和道德现象学的角度强调，自我认同的建构必须借助“意义的共同视域”，即由语言、文化、道德框架交织而成的对话网络。[2]在他看来，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必然指向我处在怎样的道德空间和对话关系中。正因此，健康的个人自主绝非切断所有纽带，它是扎根于能够提供意义支持与价值导向的社群当中。由于构成性社群先于个体而存在，社会团结超越了利益、情感偶然结合的范畴，成为一种存在论必需：个体与生俱来对共同体负有义务，自然期盼共同体持续繁荣。在这里，团结奠定了比功利主义计算（Utilitarianism）更为稳固的哲学基础。

2.2 共同善、成员资格与社会团结的道德根基

社群主义团结观的进一步理解，是将“共同善”（Common Good）重新拉回公共讨论的中心，定义真实的成员资格。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追求权利对善的优先性，要求国家在各种的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但社群主义者认为，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共享价值，社会就仅仅是个体为了互惠利益而结成的形式联合体，团结必将流于浅薄。麦金太尔论证，道德规则唯有嵌入特定的传统和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获得鲜活的生命力；一旦脱离其赖以生长的土壤，道德语言便会陷入无可挽救的碎片化。[3]社会团结需要人们对某些核心之善，譬如公正的合作传统、共同的历史记忆、对后代的责任，形成情感与理性的双重认同。麦金太尔进一步指出，每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无论是科学探究、艺术创作还是政治协商，都有自身的内在利益和卓越标准，这些内在利益只有通过参与该实践所属的传统才能获得。当社会成员普遍丧失对这种共同实践内在利益的追求，只以外部利益：金钱、地位、权力为行动时，公共生活就退化为了私人利益的角力场，社会团结的道德基础便不复存在。

沃尔泽在他的“复合平等”（Complex Equality）理论中进一步指出，社会物品的公平分配必须以各个社群内部共享的理解为依据，强调不同社会善在各自领域内的平等分配，反对跨领域的支配和垄断。[4]一种善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在一定社群的共享理解中被赋予了特定价值，社会团结要求成员具备一种“厚”的认同，即作为共同体完整成员所拥有的资格感。真正具有凝聚力的社会，不仅为成员提供安全保障和福利支持，更赋予他们“我们属于这里，并对这里的公共生活负责”的道德身份。失去共同善的纽带，成员资格就退化为单纯的法律身份，团结便会空心化。沃尔泽认为，一个排斥某些群体获得完整成员资格的共同体，不仅损害了被排斥者的利益，也从根本上侵蚀了自身的道德合法性，因为共同体宣称的“共同善”若以系统性排外为代价，就变成了伪善的特权保护。

2.3 叙事性自我、文化认同与归属感建构

共同善构成了社会团结的共识基础，而叙事性认同（Narrative Identity）进一步揭示，社会团结如何扎根于个体的内心生活。查尔斯·泰勒认为，人的生命并非一连串孤立事件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不断被讲述和诠释的叙事。我们总是在回答“我从哪里来”“我身处何种更大的历史进程”的过程中锚定自我，个体对民族、文化、国家这些大型共同体的忠诚感，往往依赖于一套连贯的、被公共认可的宏大叙事，这包括共同体的起源、考验、成就和对未来的承诺。[2]这种叙事并非纯粹的个人建构，它必须借助共同体提供的语言资源、历史记忆和道德框架才能获得可理解性，一个人讲述自己生命故事的方式，本身就是其所属共同体文化的深刻体现。当共同体的宏大叙事出现断裂或空洞化，个体就会遭遇“意义危机”，难以将自己的日常奋斗与更大整体的命运联系起来，归属感便随之衰退。

泰勒在《承认的政治》中指出：人类的认同部分地由他人的承认，或者更确切地说，由“重要他者”的承认所塑造。[5]如果一个群体在主流文化叙事中被贬低或视而不见，其成员便遭受实质性的尊严伤害，整体社会团结也就出现裂痕。强有力的社会团结要求共同体能够提供一种包容性的认同叙事，使不同背景的成员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积极的面相，感受到被平等的尊重。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它需要一种超越族群狭隘的共享文化叙事，既承认差异，又将差异整合进一个更宏大的、包括“我们”的故事之中。泰勒由此揭示了两种政治模式的冲突，第一个是以普遍尊严为基础的政治，它要求无差别地平等对待所有公民。第二个是以差异为基础的政治，它则要求对特定群体的独特身份给予积极承认。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团结难题，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如何同时满足这两种正当诉求，既不因为强调统一叙事而抹杀文化差异，也不因为过度强调差异而瓦解共同体的凝聚力。

2.4 互惠责任、公民德性与团结的日常实践

社会团结不能只停留在哲学思辨和宏大叙事层面，还必须转化为普通公民能够践行的日常生活伦理。社群主义者高度重视互惠责任和公民德性的培育。埃齐奥尼明确主张“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呼吁建立一种“回应性社群”（The Responsive Community），在其中，个人既享有表达自我、满足合理需求的权利，也承担着对他人和整个社群负责的义务。[6]社会团结不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而是通过无数个小规模的社群——邻里、学校、志愿团体——中的面对面互动、互助与信任累积而涓滴汇聚起来的。埃齐奥尼主张社群应在秩序与自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秩序过分则会压制个体创造性，自主过度则会导致社会离散。健康的社群生活需要一种道德对话的机制，通过家庭、学校和社区组织不断协商权利与责任的边界，使公民在亲身体验中养成互惠习惯。

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对公共参与和公民品质的要求。贝拉等学者批评表现型个人主义对公共承诺的侵蚀，并极力倡导复兴那些将个体与更大整体联结起来的“社会生态”，包括家庭、宗教社团、地方政治组织等。[7]在他们看来，团结需要公民具备倾听、妥协、为公共事业奉献时间的习惯。这些习惯并非天然而成，必须经由家庭教育、学校德育和社群生活的反复涵泳才能内化为品格。社群主义团结观天然地具有一种教育哲学的气质，强调美德社群的建设。贝拉等人的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美国历史上，曾有一种将个人自由与公共责任融合起来的“圣经共和主义”（Biblical Republicanism）传统，但这一传统在消费主义和治疗型文化的冲击下日益萎缩，这表明，公民德性的再生产并非自动完成，它需要持续的制度支撑和文化滋养，否则互惠精神很容易被市场逻辑和享乐主义所取代。

综上所述，社群主义描绘出了层次丰富的社会团结图景。在本体层面坚持个体的构成性属性；价值层面以共同善赋予团结内在目标；认同层面依靠公共叙事催生情感归属感；实践层面依靠互惠义务与公民德性，让团结融入日常。这四个维度相互交织，形成一套回应原子化现代困境的反思。

3 社群主义社会团结观的再思考

社群主义的社会团结观构想深具启发性，但并非无懈可击。探讨该理论的现实启示之前，需要客观审视固有的内在矛盾，避免对理论进行简单化、无反思的移植。

社群边界与排他性风险是社群主义面临的最大批评，强调共同体内部的“厚”认同和共同善，很容易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划出过于坚硬的界限。而一旦特定社群将自身的历史叙事和文化价值绝对化，就可能将内部少数群体，或外来者，排除在团结范围之外。沃尔泽为此提出了“厚与薄”的道德论述，试图在具体社群内部的“厚”道德与适用于全人类的“薄”的普遍人道关怀之间寻找弹性。[8]但如何在特定团结和普遍关怀之间达成平衡，仍是实践中的巨大挑战。沃尔泽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承认“厚”的道德总是在特定文化土壤中生成的，而“薄”的道德则是在不同文化相遇时，为减少冲突而抽象出的最低限度的共识。但是，从“厚”到“薄”的抽象过程本身就充满争议，究竟哪些价值具有普遍性？究竟哪些只是特殊偏好？往往成为政治博弈的焦点。当共同体将自身厚重道德视作普适尺度，往往会把内部多元差异归为文明发展尚不充分，进而生成新的排斥边界。

社群内部还可能产生对个体自由的压抑，如果共同善的界定权掌握在社群传统或多数人手中，少数群体的自主、偏离常规的生活方式便可能被贴上“破坏团结”的标签。查尔斯·泰勒认为：健康的共同体不应沦为压制个体本真性的铁笼，而应在本真性的理想与超越自我的意义视域之间保持持续的对话。[9]当社会团结以牺牲个体自由与创新活力作为前提，那么团结很可能转变为固守传统、缺乏弹性的同质化。

面对高度多元的现代社会，单一的社群叙事难以覆盖所有成员。特别是在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型政治共同体中，强行统合叙事有可能产生文化霸权。因此，一种适应现代的社群主义团结，必须走向多元团结，即在维系共同体基本忠诚和宪法爱国主义的框架下，允许多种文化叙事平等共存、相互对话。

4 对中国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启示

尽管社群主义的社会团结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社群主义对共同体认同、共同善、叙事认同与互惠责任的深刻论述，对于当代中国致力于增进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伟工程，仍能提供有益的启迪。当然，这种借鉴不是简单的理论搬运，而是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框架下的批判吸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格局呈现“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独特面貌，这与西方社群主义通常讨论的相对同质的地方社群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借鉴时必须从“多元一体”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将社群主义的相关理念，转化为服务于以中华文化认同为统领、各民族文化繁荣为有机组成部分的理论资源。

4.1 共享叙事与文化资源夯实团结根基

社群主义提示我们，宏大的历史叙事是共同体认同的各民族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同样离不开对“我们拥有共同过去”的深切体认。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中，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充分展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逻辑，讲清楚“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10］

社群主义的叙事性认同理论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国家的宣传教育、文化产品和公共仪式，应注重挖掘和再现各民族间的团结佳话、经济互助与文化互鉴。俞可平在评析社群主义时所归纳的，共同体必须为成员提供一种“公益”意义上的精神资源，使人们在历史纵深中找到“我们是谁”的厚重答案。[11]当一位苗族青年和一位汉族青年都在教科书和博物馆中看到他们祖辈携手同行的历史影像时，“中华民族”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命运感知。这种共享历史叙事不能沦为简单的宣传口号，它应当完整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历史主线，历史上短暂的隔阂与冲突只是阶段性插曲；各民族长期共同开拓疆域、共创文明、共御外侮，在持续互动中凝聚成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一种真实而复杂的叙事，才能赢得各成员发自内心的信服，使历史记忆真正成为凝聚团结的向心力而非表面化的修辞。

4.2 立足互惠共享、激活社会团结网络

埃齐奥尼式的责任平衡观，对于理解中国各民族间的互惠互助关系具有参照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文化情感共同体，更是利益与责任相连的命运共同体。长期以来，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兴边富民行动等政策，不断推动各民族地区共同发展，这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化、大规模的共同体互惠责任实践。民族关系的核心在于各民族的利益保障和共同发展，团结只有植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福祉改善中，才能获得广泛持久的民意支持。

借鉴社群主义对公民责任和地方参与的重视，激活社会层面的横向互助网络，可以通过鼓励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联合创业、社区共建、志愿互助等微观实践，让每个成员体会到自己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共同体建设的责任人。由享受权利向担当责任的意识扩展。学者顾肃在分析社群主义公民德性观时所揭示的那样，能够有效培育一种积极的共同体精神，使团结从政策要求内化为民众的自觉习惯。[12]这种互惠责任的日常实践，将中华民族一家亲从情感祈愿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资本。

4.3 立足共同体归属感、抵御极端个人主义

社群主义对原子化个人主义的尖锐批评，在当代中国同样具有警醒意义。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和网络化的深度推进，个体取向的思维方式和消费主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人们的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一些领域的利益分化、心态疏离也对民族团结的整体氛围形成潜在侵蚀。

立足于当下现实，培育能够超越功利个体算计的价值认同，塑造共同体归属感，具有突出的现实紧迫性。这需要从社群主义所注重的“意义视域”入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国家层面“和谐”与社会层面“爱国”“友善”等理念，使之成为全民共同善观念。在教育系统中，有必要强化以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和集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品格教育，帮助青少年从中国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脉络以及革命建设的光荣传统中，汲取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精神力量。这与麦金太尔倡导的在一个鲜活传统中培育德性的思路相吻合，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鲜活实践。当个体感到自己的生命故事与民族国家的整体命运紧密交织时，一种深沉而坚定的归属感便会油然而生。

4.4 包容团结共同体、辩证统筹差异与统一

社群主义面临的排他性风险，提醒我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认同并非一个替代或遮盖各民族认同的符号，而是在其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认同整合，二者之间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13]中国的实践探索恰恰呈现了一种超越封闭式社群的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追求僵化的文化同质化，而是“多元一体”的包容性共同体。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得到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同时，更高层次的中华文化认同作为共同善被各民族团结共守。姚大志等学者在引介社群主义时便强调，现代共同体不应是压制差异的僵化结构，而应成为一个不断通过对话与协商来塑造认同的动态过程。[14]国家需要持续推进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平等承认与尊重，通过双语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节庆支持等制度化安排，避免任何文化因被忽视或轻视而产生疏离感。在这种承认中，始终贯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主线，将不同族群的符号资源融合汇入国家仪式、节日庆典和主流文化生产当中。

5 结语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从构成性自我、共同善、叙事认同与互惠德性等维度，它对社会团结的深层逻辑，展开系统性阐释，清晰展现了纯粹由个体选择和契约理性构筑的社会关系并不牢靠，呼吁人们重新关注那些使我们成为“我们”的不可选择的纽带与共同义务。尽管这些观念带有西方文化印记，并存在压抑自由的潜在危险，但对当代原子化困境的判断和共同体建设路径的探索，无疑具有跨文化的学术价值。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社群主义有关社会团结的论述构成值得重视的理论回响。它启示我们，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不仅需要物质基础的夯实和制度设计的完善，更需要在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层面持续培育引导，通过共享的宏阔历史叙事来凝聚情感，通过互惠责任来塑造公共伦理，通过意义教育来升华个人归属，以及通过包容差异来达成更高水平的统一。中国的共同体建设，正是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消化吸收包括社群主义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思想成果，走出一条既尊重个人尊严、又凝聚共同力量的现代团结之路，这既是理论的延伸，更是实践的常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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