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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以“校长带领学生跳鬼步舞”“校长在运动会上与学生PK俯卧撑”为典型，以校长为代表的基层政策执行主体在公开场合亲自参与体育运动或活动的“网红”行为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反响，引得广大网友的纷纷点赞，吸引各大微信公众号、网络论坛、微博、头条等主流网络媒体平台争相报道，关注网友往往获得满屏正能量，同时，这一现象也逐渐引起相关学界的关注。站在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政策理论视角，研究由此引发的政策促进和政策过程分析等议题则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在此理论指导下，尝试回答以校长为典型的基层政策执行主体的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属于公民参与层级的第几层？其网络放大效应的原因符合哪些原理？通过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络爆红行为的典型案例分析，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1 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网红”行为的典型案例解析

以“校长”“鬼步舞”“体育网红”等搜索关键词在百度搜索引擎进行主题新闻搜索，发现有大约3，690，000个相关结果。始发于2018年12月的山西临猗县临晋镇西关小学校长张鹏飞带领学生跳鬼步舞的视频被人上传到网上，之后的短短几天，张校长的视频火遍全球，《参考消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环球时报、新浪微博、腾讯新闻等国内主流媒体争相采访、报道，刮起校园“鬼步舞”的网络旋风。再以“校长”“俯卧撑”等关键词搜索，也会发现近年发生了不少有关校长的“网红”事件（详见附表1），如浙江杭州安吉路实验学校的黄雄校长、昆明理工大学的王学勤校长、西湖大学施一公校长等。他们既有小学校长，也有中学校长和大学校长，统一的特征就是，他们是网友和公众“另眼相看”的网红校长。

表1 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络爆红事件

Table 1 Network popularity events of Schoolmaster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2 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网红”行为的公民参与层级明晰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领域学者近10年来持续关注的主题，公众的政策参与是国家与公民关系重构的核心环节之一。［1］根据Sherry Arnstein于1969发表的论文《市民参与的梯子》（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公众参与的层次可以归纳为8种参与类型模式，包括操纵、训导等假参与或低层次的参与，告知、咨询、展示（高层次）等表面参与和合作、授权、公众控制的深度参与三大类，从此阶梯理论成为学界认识公众参与的钥匙。[2]公民通过公共政策这个媒介与国家发生关系，借鉴经济与合作（OECD）组织成员2001年推出的《作为伙伴的公民》报告及实践经验，目前公民参与的主要形式可概括为告知、咨询和积极参与三种形式，这也是当前公民参与形式的主流区分形式。公民的积极参与是强化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最高级形式。[1]以上校长在其公开参与的体育活动中，无论是有意计划，还是无意安排，都是把新的国家体育政策信息正面传递给所在学校的师生或者关注他的“网友”的一种积极参与行为。校长作为政策执行的关键主体之一，他对于国家或者上级体育政策的积极执行态度和创新执行行为决定了学校配套体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通过新媒体和现代化信息技术助推，主动或被动成为具有正能量的“网红”校长。根据以上校长积极体育参与行为的性质，以下从两个方面分别阐述。

2.1 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身体在场

借鉴人类学关于“在场”内涵的解读[3]，以及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公众直接参与的在场机制（Present）理论，公共决策、执行、监督等是公众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4]。身体在场是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基本前提条件，是人的身体表现出亲历亲为外显特征的一种状态。校长的公开体育锻炼行为由于其身体体验的特性，一经暴露在师生面前，并经过网络放大以后，其锻炼行为的“在场”特性被指数级放大，从而导致其行为的影响力暴增，正向积极的社会效应从而显著增加。西关小学的张校长带领学生跳“鬼步舞”的网红行为就属于典型的身体在场的积极参与类型。从政策执行主体的角度，校长的行为积极回应了学校落实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及国家的体育政策的态度，而从学校体育政策制定和安排的决策者来讲，校长的积极参与行为也向全校师生率先垂范，践行校级政策的执行过程。这一类行为是以运动技术技能展示为窗口，亲身体验体育锻炼方式和方法的形式来展现学校贯彻落实国家或者上级体育政策的积极参与层级。

2.2 呼吁体育的育人价值，介入公众体育行动

所有对现实的“显示、证明、表现”都是介入[5]。介入可看作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另外一种路径，虽然没有运动技术技能的展示，但同样具有积极参与层级的典型特征。目前体育参与的内涵[6]从具体的身体锻炼行为已经拓展到广义的体育欣赏、体育报告、演讲等间接体育参与范畴，达到强身健体、娱乐身心、加强人际沟通、丰富业余生活等多元目的，是有规划的体育行为。以上南京大学吕建校长、华东师范大学钱旭红校长、首都体育学院钟秉枢校长的报告、演讲等网红行为就是此类型的典型事件，校长公开参与体育报告、演讲等活动，属于按计划主动介入听众的体育参与过程，将自己的体育理念、体育思想和态度传递给出席或关注到的听众，从而影响学校师生、听众、网友的身体锻炼、体育活动等体育社会化过程，是对执行国家学校体育政策的直接解读与呼吁行为，代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向公众宣告最新的政策信息。这一类行为是以进行体育报告、演讲等广义的体育参与行为作为抓手，通过现身说法、呼吁的形式来展现其自身及社会公众应该主动落实国家或者上级体育政策的积极参与层级。

3 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网红”行为的网络放大效应探因

随着网络社区、论坛、博客、微博、QQ、微信等网络互动新媒体技术的更新换代[7]，我国新闻报道进入官方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双轨发展的新兴时代，两个舆论场的声音互相交错和补充，为公众提供公开、完整、系统的各类网络事件细节。作为学校教育的关键人物，校长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其公开体育参与“网红”行为带着满满的正能量，一经网络“曝光”，就能吸引大批网络粉丝，引发网友纷纷点赞并发出一片“为啥我就遇不上这样的好校长”“别人家的校长”“这样的校长应该每人安排一个”的赞美声音。根据网络舆情传播规律[8]和自媒体技术发展，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网红”行为的网络放大效应成因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释。

3.1 我国网民/公众对校长身份的普遍认同

网红事件发生之前需要吸引广大网民的触发点和条件，以上校长网红事件中的触发点就是校长的特殊身份。长期以来，网民群体充斥着社会不公平感、仇官仇富心理，以及不断降低的群体社会认同感[8]，因此负面情绪居多。放进网红校长的典型事件中，诸如“鬼步舞”等一类的关键词长期以来又与跳广场舞的老年大妈和阿姨、扰民等非正能量网络热词捆绑在一起，几乎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思维模式。但将“鬼步舞”与“校长”放在一起时，其吸引力可以让网民群体暂时抛弃已有的负面情绪，纷纷点击视频一窥究竟。当观察到校长激情带领学生齐跳鬼步舞的震撼场面时，网民心中的正能量瞬间爆发，纷纷转发好友，分享身边的朋友、家人，一起点赞校长的引领性体育参与行为。校长作为公众普遍认同的“符号”式标杆或者权威，通过偶尔爆发的网红事件来传达一种正面积极的信息，往往犹如网络论坛里的知名“意见领袖”一样，对公众具有社会引领作用。

3.2 网络多媒体助推视角广

新媒体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曝光点，报道视角广，促进形成“人人都是麦克风”的传播格局。以自媒体为基础的民间舆论场以其快捷、片段式、碎片化的信息曝光特征为官方媒体提供了海量的新闻素材，亦呈多视角呈现状态。两个舆论场的互动，给诸如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事件提供了助推平台。近年来微信、抖音、快手、B站等新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新闻素材更加鲜活、及时，并且其传播效率极其高，扩散的人群、地区亦非常广泛。同样以跳鬼步舞事件为例，张校长带领学生跳鬼步舞的视频上传到网上，首先引起大量网友围观，并很快上了当日热搜榜，自媒体的快速传播引起官方媒体跟进，接下来央视、《参考消息》等主流媒体跟踪报道，同时该视频经抖音、快手、B站等新媒体发布平台，开始在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Face Book开始传播，引起全球“鬼步舞”热潮。

3.3 网红效应的叠加

“蝴蝶效应”是传播学解释网络传播的巨大影响力的理论，源于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根据“蝴蝶效应”理论，在新媒体时代，微内容经过新媒体对信息的细化和叠加，引发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线上和线下的协同作用，最终形成几何数量级倍增的网红效应。[9]从舆情扩散的角度，“蝴蝶效应”有酝酿期、爆发期和消解期的周期性规律，其中爆发期是微内容产生叠加共享、快速扩张的关键时期。诸如校长与学生PK俯卧撑等关键字眼进入网友视野，校内师生、校友等相关人员会自发通过新媒体在网上进行共享和传播，形成传播校长正能量行为的“网络共同体”[9]，并通过网上意见领袖的引导，产生积聚作用，进一步聚集爆发式传播的能量。一旦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与跟踪，并与微信、抖音、快手、B站等新媒体产生互动，加上网民/公众对校长身份的情感认同，校长与学生PK俯卧撑网上传播的“蝴蝶效应”随即形成，带着正能量的校长网红事件也就正式产生。

4 小结

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是在信息化发展背景下，时常发生的一种网络爆红现象，往往一出场就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引领国家体育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快速扩散。按照新公共政策理论，校长的这类行为属于身体在场和介入公众体育行动的积极参与层级。探索其“网红”成因，一方面是我国公众对校长身份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是网络多媒体的助推视角广，还有就是网络“蝴蝶”效应的叠加等。国家体育政策在学校的执行往往看校长对相关政策的理解程度和重视程度，以及由此牵头进行的校园体育政策顶层设计。那么校长们的这些带着正能量的公开体育参与行为到底可以带来哪些政策执行动力，产生哪些内部和外部的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则需要专门另辟视角详细解析。

参考文献

[1] 朱德米．公共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1-26．

[2] 蔡定剑．公众参与：欧洲的制度和经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2-19．

[3] 郭建斌．“在场”：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媒体人类学概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11）：37-54，127．

[4] 朱德米．从形式化参与到实质性参与 让公众意见穿过意见箱［J］．人民论坛，2018（30）：68-69．

[5] 王卓斐．从“想象”到“介入”——谈萨特自由观的演变及其美学思想［J］．理论学刊，2004（9）：117-119．

[6] 毕雪梅．体育关系：体育参与实质、传播关系与互动内涵［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12）：10-14，21．

[7] 李瑞杰．微信促进高校体育课堂良性互动的可行性分析与路径探索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6（3）：148-152．

[8] 彭辉，姚颉靖．网络舆情传播规律与治理策略——基于对2013年度24件舆情典型事件的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14，22（2）：11-17．

[9] 毛宇锋．新媒体视阈下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蝴蝶效应”机制研究［J］．江苏高教，2017（12）：82-85．